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信贷年中总结，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同时无数的流言、悼词和怀疑也随之而起。传统媒体一定该死吗？手机阅读时代，媒体的功能是什么？媒体的本质又是什么？
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直到现在还无法说清，惊喜和幻灭一直在交替出现，甚至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但至少在写这一年的年终总结时，我们可以略微思考一下，什么是新/旧媒体，互联网到来后的媒体又变成了什么？
过去，这样的功能则是由书本化的阅读所带给我们的。至于在互联网时代，书籍的命运如何，出版业又将去向何方？那则是另外一则悲伤的故事。
今天，我特将这三个月来的所学所感，进行一次小结，并就目前情况提出自己的一点想法。
一、服务
那么，如何拉近与客户的距离，更好地服务客户，让客户满意和认可企业，是当今服务行业一直思考和亟需解决的难题。
我认为，世界上并没有标准的服务方式。那些所谓的标准术语、语气、语调只是最最一般的方式，但并不是适合每一个服务经理。就像某位伟人所说，框条是死的，人是活的。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简而言之，就是让服务更显个性。作为服务经理，应该在遵照公司服务要求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点，找寻一种最适合自己的服务态度和方式，这样更能在服务过程中拉近与客户的距离，达到更好的服务效果。
打破框架，创新服务。
二、考核
考核，是对员工工作的评价和肯定。我看了市公司下发文件对服务经理的考核指标，个人认为，有些许强人所难。比如外呼量，在我刚来的时候，外呼量为一周150个正常通话，如今提高到200个。尤其在做三无和双底等回访，更是难以达到外呼要求。
我认为，工作以人为本，以人为先。工作人员拥有动力和信心，才能做好本职工作。所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是工作顺利进行并取得成效的重要保障。
调动员工积极性贵在设置合适的考核指标。县分客服可综合考虑市公司下达文件的指标为基础，设置自己的考核标准。指标设置必须得当，指标太高，员工经常完成不了，久则生惰性，积极性便下降;太低，则会减低效率，降低服务质量。最适当的指标在于尽力尽心去做即能达到。还有，奖罚分明。在月底进行一次评比，考核达标且成绩第一的，给予奖励;考核不达标且成绩最差，加以惩罚。
总之，考核以激励促竞争，以竞争促动力，以动力提绩效。
三、团队建设
创建一个优秀的具备强劲战斗力的团队，不仅在于分工，更在于合作。团队成员多沟通、多交流、多配合，精诚合作，不分你我。
我建议，可仿效市公司在每周组织一次下午茶，召集所有成员，大家谈谈心、交流这一周的工作情况和个人心得，好的方面可学习发扬，不足的可以讨论完善。不断从日常工作中总结经验，才能不断提升个人能力。
领导亦可借此机会了解下属最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增进大家的感情。我想，一位平易近人、时常体恤和关心下属的领导，才是大家推崇和尊敬的好领导。
xx年已经过去，回顾这一年的工作经历确实令我感慨良多。4月份，我从分行借调至省行，在这个新的集体里，我学习到了许多新的知识，无论视野还是业务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这里我要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感谢领导为我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
记得当我刚加入部门时，发觉这里的工作内容、工作环境都和以前单位大不相同，我就像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无所适从。在这里我要十分感谢各位领导及同事对我的帮助，大家都十分耐心的指导我这个新人，我也从零开始，熟悉各种规章制度、业务流程。渐渐的我对公司业务有了一定了解，发现这里的工作需要我们站的更高、看得更远，我努力的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使自己能够适应这个新的平台。
xx年我主要做了以下具体的工作：票据组的基础性工作。在此期间主要负责制作每日贴现日报、核准贴现价格及贴现量、审核“保贴“承诺业务、协助投行部上报“乾图理财”及日常调节维护cbd系统。
“（2016年）货币信用的膨胀已相当厉害，以至于年中又改弦更张，出台了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政策。”2016年年底，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在2016中国网财富管理论坛上直言不讳。
于学军分析认为，自2015年以来，我国信贷投放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衡量货币信贷的投放情况主要看两项指标，即年度新增贷款或贷款增速，货币供应量尤其是广义货币M2增长情况。但2015年推出两项重大政策，即“债务置换”和“重点建设基金”。“前者是将地方政府原有的贷款负债置换为债券负债，两年合计约为8.2万亿元，再加上新增债券发行，数额自然更大；‘重点建设基金’名为股权基金投放，实际上也是一种地方性债务，即‘名股实债’，两年合计应在1.8万亿元以上。银行的这两项直接投放，都未反映在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贷款科目中，若统计进来，实际上至少应多增加10万亿元。”
对此，于学军的建议是，择机调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适度对冲由MLF（中期借贷便利）和PSL（抵押补充贷款）投放出去的基础货币，进行合理有效的切换。他的理由是：首先，中国银行业存款准备金率很高，现为17.5%，有很多的下调空间；其次，将调低存准率释放出去的基础货币仍主要投放在收购外汇储备上，可以起到所谓货币锚的作用；最后，MLF和PSL这些新型政策工具更宜在存准率降到低位之后使用，而不宜在此之前大量使用。
“2017年，央行可能还会有一次降准，没有降息。”无独有偶，对2017年中国货币政策具体操作方式的判断，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赵扬同样将焦点集中到了降准，“央行会把M2的增长速度维持在10%以上。由于目前整体上资本还处在外流的态势下，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速度是有限的，如果要把M2维持在10%，甚至更高的水平，央行需要通过一些手段来提高货币乘数，所以降准的可能性比较大。”
关键词农村金融小额信贷微型金融
农村信贷尤其是穷人信贷，既是发展经济学领域一项重要的命题，也是金融领域一个棘手的问题。过去几十年的农村信贷实践表明，无论是政府主导下的“补贴信贷”还是商业化运作的金融组织，都无法有效地将信贷资源渗透到农民尤其是穷人手中。近三十年来，微型金融的兴起和发展为解决农村金融问题和农村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在回顾过去几十年农村金融政策实践的基础上，分析了小额信贷成功的必然性及其对穷人和农村地区发展的重大意义。然而，从实现制度上的可持续性的角度来看，微型金融的发展同样面临着“风险、成本和社会目标”等农村金融基本问题的挑战。
一、传统农业信贷的失败
资本匮乏、持久负债和长期遭受高利贷剥削始终是农村和穷人的写照，因此信贷一直被视为促进穷人财富积累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二战以后，许多国家开始向农村地区启动大规模的“补贴信贷”(subsidizedcredit)，以期帮助穷人发展生产、增加财富和避免高利贷的盘剥，进而使穷人摆脱“贫困的怪圈”(viciouscircleofpoverty)。
传统农业信贷补贴的逻辑是简单明了的。一方面，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和农业信贷分散交易的高成本和高风险，很少有人愿意提供农业信贷，因此提供补贴是为了补偿农村信贷机构的损失；另一方面，农业和穷人难以承受较高的利率，提供补贴是为了降低信贷利率。然而，这种主观逻辑却直接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名义利率不反映真实的利率水平，真实利率长期为负。真实的负利率创造了过度的需求，使得农村信贷资源在“寻租”的激励下往往通过“政治市场”进行配给，而政府“锚定”的目标群体――小农和穷人，则因无力“行贿”多被排除在信贷市场之外。
正如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数据所显示，针对农村的“补贴信贷”不仅收效甚微，而且使得农村金融机构效率低下，多数信贷机构因偿还率极低而难以为继。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自由主义重新抬头并占据了经济学的主导地位，许多新自由经济学家开始对政府主导下的农村信贷进行反思。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政府的补贴信贷，农民的福利状态甚至会更好。这是因为：首先，补贴信贷“挤出”了农民长久以来所依赖的非正规金融；其次，补贴信贷不仅难以“锚定”目标群体而且还破坏了市场利率的自动“配给机制”（rationingmechanism）――将信贷资源配给那些拥有较好项目并愿意支付意愿利率的群体，然而过度需求和“政治配给”却打破了这种市场均衡；最后，补贴信贷软化了信贷纪律，信贷组织一方面懈于进行贷款控制和监督，另一方面无意进行储蓄动员，只依赖于国家的信贷资金和补贴。
正因为如此，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应摒弃传统信贷下的金融抑制，只要对农村信贷机构进行市场化改造，农村金融市场自会形成有效的金融中介功能。然而一个有力的悖论是，如果农村信贷市场并非失灵，何来政府的干预？事实上，垄断和分割性是所有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农村金融市场的常态，即便是信息约束和抵押约束便使得信贷市场难以发挥作用。正如理论所预期的那样，20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进行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的国家并未使农业和穷人的信贷问题得到丝毫的改观，而农村金融刚摆脱了政府的束缚又陷进了市场的“泥沼”。
二、小额信贷的兴起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无论是早期政府主导下的农业信贷，还是随后的市场化改革，都很难将信贷资源有效地渗透到农业和穷人中去。传统农业信贷的失败归咎于“政府失败”（governmentfailure），而市场化改革又面临着“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鉴于此，费南多（Fernando）曾有准确的洞察：“市场失灵是指市场关系的文化因素，而政府失败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干预”。因此，农业和穷人信贷问题始终是个悬而未决的难题。
冷战结束以后，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府、商业银行以及形形的内嵌于农业经济的当地组织仍然在农村信贷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这其中，起源于非政府组织(NGO)的“小额信贷”(microcredit)机构异军突起，并迅速在农业信贷和反贫困问题上居于主导地位。所谓“小额信贷”，便是向农民提供短期的小额贷款，尤其是农村地区那些无资产抵押的穷人。在孟加拉国，当.尤诺斯(MuhammadYunus)通过“小额信贷”成功地将信贷资源渗透到农村穷人手中之后，“小额信贷”试验便在世界各地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亚洲、拉美和非洲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小额信贷”已经成了农村和穷人信贷的主导模式。
事实上，“小额信贷”并非一件新鲜事。从历史上来看，便存在着许多内嵌于当地的信贷组织和模式，如形式各异的循环储蓄基金会（ROSCAs）以及各种信贷合作组织（creditcooperatives）等，它们多通过“同伴压力”（peer-pressure）、“社会名声”（socialreputation）等非正规监督和处罚，比较有效地解决了农村信贷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正如费南多（Fernando2006）所言，“交易性的（如私人放贷者）、互的（如储蓄循环基金会）和个人性的（如朋友和邻里）信贷提供者，总是能在需要的时候将穷人所需要的贷款金额提供给低收入家庭”。理论界认为，“小额信贷”正是合理地借鉴这种“内核”，并成功地利用了“小组信贷”（grouplending）等内嵌于当地市场、文化环境中的“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才得以有效地解决了农村信贷中的“市场失灵”等问题。在此，与传统经济思想观点不同的是，“文化因素”和社会环境不再是约束农村信贷市场的重要因素（市场失灵），相反，“文化因子”则成了保证信贷市场有效运行不可或缺的手段。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农村金融和穷人信贷的反复试验表明，农村落后、穷人贫困的根源并不在穷人自身，也不在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冲击，而是由于发展经济学家和政策实践者们不能正确地理解穷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故而难以制定出能够普及小农和穷人的、适当的政策。正如制度经济学家所言，“制度至关重要”。因此，如果“小额信贷”能够将“亲穷人”（pro-poor）的模式制度化，那么反贫困和农村的发展将会闪烁新的希望。
三、新自由主义、小额信贷与农村的发展
伴随着对发展思想修正的同时，一场关于如何在“新市场失灵”（thenewmarketfailure）状态下有效配置资源的技术争论也在主流经济学界激烈地进行着，而斯蒂格利茨和魏斯(Stiglitz&Weiss1981）等人则证明农村信贷市场便是典型的案例。这导致了“新信息经济学”的诞生，使得理论家们开始以失灵的眼光重新审视农村金融市场上的微观运行基础，以及在社会、文化环境制约下小农和穷人信贷行为的“非契约”性。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小额信贷”因尤诺斯和“乡村银行”的巨大成功跃入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并为理论界打磨和印证各种经济理论提供了详实的资料，也为政策实践者制定有效的发展政策提供了范本。
因此，“小额信贷”的成功决不是偶然的，它使农村金融从“政府失败”的宿命和“市场失灵”的陷阱中走出，以“亲穷人”的崭新姿态呈现在发展经济学家和政策实践者面前，并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发展论”(marketdrivenapproach)不谋而合。
如今，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们开始意识到，冷战后时期小额信贷体制的独特性源于非政府组织对“资本主义和发展”这一重大命题的再思考。例如，在回应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时，“乡村银行”(GrameenBank)的创始人尤诺斯便倡导通过“人性化的资本主义”（humanizingcapitalism）来促进农村和穷人的发展。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中，通过资本的注入也为小农和穷人释放“企业家潜能”（entrepreneurpotential）提供了新的契机，穷人不仅能够参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能从中受益。在此，在传统发展战略中被边缘化的小农和穷人的地位得到了重新的界定，他们不再是简单的信贷受赠者，而应是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微型企业主”（micro-entrepreneur）。
四、微型金融的发展、演进及问题
微型金融（Microfinance）的诞生和发展成了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深化和发展的一道靓丽风景线。通过竞争机制（竞争性地使用金融资源而非“赠与”）和筛选机制（筛选使用金融资源的群体）等制度的设计，微型金融成为一种有效渗透的手段和制度，并在加强和利用信息的基础上（例如，peergroup，joint-liability，regularmeeting等），通过借贷者的相互监督和连带责任比较有效地解决了农村金融在无抵押和担保的情况下由于道德风险而产生的信贷偿还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逆向选择风险。
五、总结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随着经济思想的发展和变迁，农村信贷政策和发展战略也几经变迁，从早期的“政府主导”（governmentled）到后期的“市场驱动”(marketdriven)，理论家和政策实践者们试图在“政府失败”和“市场失灵”的尴尬境地中寻找一条最优路径。“小额信贷”便在这一夹缝中跃入经济学家和政策实践者的视野，并因其特有的第三方优势以及与主流经济学的“市场发展观”相同，而得到了理论界和许多重要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银行等）的一直推崇，并迅速被世界各地的政策实践者们复制和尝试。“小额信贷”既“亲穷人”又“亲市场”的运作模式重构了政府、小农和资本的关系，使得穷人和农村地区的发展这一重大命题闪现新的希望。然而，世界各地的实践表明，为了自身的可持续性，“小额信贷”同样面临着“成本、风险和社会目标”这一农村金融基本问题的挑战。不难设想，当小额信贷失败时，政府仍然是最后的买单人，因此，在以“市场驱动”的主流发展观中，政府一样不能全身而退。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从“小额信贷”运动的兴起到实现制度上的可持续发展，“微型金融”在模糊“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同时，也给主流经济学提出了新的挑战。
（作者单位：河南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Theeconomicsofmicrofinance,BeatrizArmendárizdeAghionandJonathanMorduch,TheMITPress,2005;
Microfinance-PerilsandProspects,JudeL.Fernando,Taylor&FrancisGroup,2006.
TheMicrofinanceRevolution:SustainableFinanceforthePoor，MargueriteS.Robinson，TheWorldBank,Washington,D.C.2002.
CollusionandGroupLendingwithAdverseSelection，Jean-JacquesLaffont,2000.
Commercializationandmissiondrift:thetransformationofmicrofinanceinLatinAmerica,CGAP,OccasionalPaperNO.5,JANUARY2001.
关键词：农业信贷；农产品价格指数；协整检验；HP滤波
一、引言
其中，对于农业信贷与农产品价格指数之间关系，文献中的定量研究并不多。一般认为，农产品价格上涨，能够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能够加大农业生产规模、提高信贷资金需求，但即使能够促进生产，能否认为农业信贷与农产品价格之间即存在某种互动机制，本文对此作进一步分析。
二、模型选择
1.协整检验
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可以解决联立方程的偏移问题，该模型是包含多个方程的非结构化模型，其建模基础是将外生变量作为内生变量滞后值的函数模型。
2.HP滤波法
利用HP滤波法进行趋势分解，将农业信贷和农产品价格数据分解出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将二者趋势特点与周期特点进行对比分析。
三、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
本文对变量Ln（BAL）、Ln（GPI）的平稳性检验，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法。如果变量非平稳，则采取差分处理，使之变得平稳。对农业信贷余额和农产品价格指数的ADF检验结果如表1。
表1中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变量Ln（BAL）和Ln（GPI）均为1阶差分平稳，即两变量均为1阶单整。变量Ln（BAL）和Ln（GPI）同为1阶单整，意味着农业信贷余额和农产品价格指数二者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2.协整检验
第一步，用OLS法对Ln（BAL）和Ln（GPI）进行协整回归。
Ln（BAL）、Ln（GPI）均为一阶单整，如果残差序列仍然是一阶单整，则Ln（BAL）和Ln（GPI）不是协整的。经过检验，结果表明：二者线性组合的残差序列仍然是一阶单整，因此，认为中国农业信贷余额和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协整检验虽表明，农业信贷与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之间不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但仍需考虑在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短期关系。而且需通过误差修正模型对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的波动和农业信贷余额之间是否存在影响作出分析。
3.回归分析
由单位根检验可知，Ln（BAL）和Ln（GPI）均为一阶单整序列，采用回归模型方法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可表达Ln（BAL）和Ln（GPI）之间的短期关系。
该结果反映出原始系列Ln（GPI）和Ln（BAI）之间存在短期关系，即短期内农产品价格指数对农业贷款余额有影响。或者说，农业信贷余额和农产品价格指数之间存在短期关系。
回归结果看，该模型拟合优度高，所以Ln（GPI）对Ln（BAI）有解释能力。由Ln（GPI）和Ln（BAI）的回归系数可知，农产品价格对农业信贷有逆向作用，农产品价格指数每下降0.6632%，农业信贷余额上升1%。解释为，农业信贷对农产品价格有短期抑制作用。
4.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是利用VAR模型来进行一组系数显著性检验，来分析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办法。对于变量的当期值是否被某个变量的所有滞后项影响，可以用来格兰杰因果关系来检验。
由ADF检验和协整检验得到，Ln（BAL）和Ln（GPI）均为平稳序列，但原序列Ln（BAL）和Ln（GPI）之间并不存在协整关系。差分后的回归结果表明：农业信贷余额和农产品价格之间存在短期关系，但过去值对现在值的影响并未体现。为进一步解释农业信贷余额和农产品价格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农业信贷余额和农产品价格指数，将二者数据的对数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表2为农产品价格指数和农业信贷余额之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其中显示，SC和AIC的值在滞后1阶时最小，随着阶数增加表现出增大趋势。此时，由表2中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可知，既不拒绝“Ln（GPI）不是Ln（BAL）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也不拒^“Ln（BAL）不是Ln（GPI）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所以从1阶滞后的情况看，Ln（BAL）和Ln（GPI）皆不构成对方的格兰杰原因。该结果表明，1998年～2014年期间，我国农业贷款和农产品价格之间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因果关系或促进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与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所得结论基本一致。
四、农业信贷和农产品价格的HP滤波分解
经HP滤波后的农业信贷余额和农产品价格指数如图1、图2所示。
在图1中，我国农业贷款余额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从波动成分来看，2000年，农业信贷余额波动跌至谷底，随后恢复并且缓慢平稳下行，在2008年转折并开始上涨。2009年达到顶点，随后2010年下跌，2011年开始缓慢上行。我国信贷并不呈现明显的周期循环趋势。
在图2中，我国农产品价格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上升趋势逐渐放缓，至2009年达最高点后甚至有下降的趋势。从波动成分来看，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具有周期性的特点。
二者长期趋势皆呈现为逐步上升的走势，也可以看出在2010至2011年中，农产品生产价格在周期波动中逐渐达到波峰，而农业贷款余额在短期波动中突变至最低，可以解释回归分析中农产品价格和农业信贷是逆向作用的结果。可能是由于产品价格高位运行时，会造成金融机构谨慎放贷。不少金融机构认为，当农业信贷资金需求量急增，农产品高位运行，如果出现下跌将给金融资金带来较大风险。
五、评价与建议
随着期货市场的发展和农产品金融衍生品的开发，资本市场与农产品市场的联系和渗透进一步增强。当农产品资本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产品市场价格的不稳定性也随之增加。而农产品价格指数提高，刺激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加大了农业生产、收购的信贷资金需求。二者相互作用，促进农村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农业更趋近正规化、组织化。
由统计分析和结果表明：农业信贷余额和中国农产品价格指数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并且不构成彼此之间的格兰杰原因。从而说明农业信贷和农产品价格指数之间不存在某种内在互动机制。
但在回归模型中揭示短期情况下，在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和信贷资金需求都增大情况下，增加农业贷款投放量，可以平抑农产品价格波动。
根据数据可以看出，农业贷款整体呈稳定的上升态势，可见经过多年改革和发展、健全并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农业信贷水平正不断提高。但农村信贷仍存在服务不到位、信贷资金不足，农村农户信贷约束、资金外流等问题。影响农产品价格的原因复杂，但在一定条件下，仍受信贷约束，只是目前，农业贷款和农产品价格的之间的作用尚未完全显现出来。
针对上述分析，对于我国农业信贷市场，给出政策性建议：
第一，尊重市场选择，有序地放开农村金融市场与管控信贷发行协调进行。通过市场经济还原农业信贷支农的根本目的，逐步减少人为干预的情况下信贷管控。
第二，完善农业信贷制度和农村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促进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提高，使信贷资金的需求结构趋于多样化。
第三，科学管理农产品生产价格体系，降低不定因素对价格波动的影响，打击农业资本市场的投机炒作行为，以稳定农产品价格。
[1]周小斌.中国农业信贷市场的运行机制与绩效[D].中国农业大学.
[2]方燕，宋建元.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实证分析[J].分析预测，2013，6.
[3]许玉晓.中国农业信贷制度运行效率评价及改革策略研究[D].中国农业大学.
[4]宋洪远等.农产品价格波动：形成机理与市场调控[J].经济研究参考，2012，28.
[5]高燕.我国农业信贷对农民增收支持状祝的实证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14.
[6]房敏杨，兆廷.基于农业信贷净投入视角下我国农村经济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区域金融研究，2009，25（5）.
[7]陈龙妹.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卡尔曼滤波的动态时变系数模型[J].数据分析，2012，8.
[8]韩蓓.HP滤波法及其在地区潜在经济增长率测算中的应用[J].经济师，2009，1.
经过30年实践，中国宏观调控体系和机制已到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进一步改革之时。而宏观调控体系涉及很多领域，最重要的当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就财政政策来说，改革开放30年，财政状况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上世纪20多年内，政府财政政策调控重点是努力“提高两个比重”，从而增强政府财力和调控能力，满足全社会对公共消费和公共投资的需求。进入新世纪，两个比重不断上升，而两个比重上升过快则可能是新问题。按预算内窄口径计算，我国政府收入已达GDP的21%。
政府收入过快增长已产生某些副作用，突出问题是已成为提高国内消费的先决性阻碍因素。众所周知，消费主体是居民，要增加居民消费，首先必须增加居民收入。要贯彻落实扩大内需、增加国内消费，必要前提之一就是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有很多途径，根本途径是减税让利。在这个意义上，下一步在总体上降低税负，恐怕是宏观调控的一项长期重要任务。
最近财政部门实行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对这些措施有一个概括，叫做实行“结构性减负”。解读这一政策组合有两个要点：第一是降低总体税负，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第二是对税收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这针对的是我国税收结构仍存在重大不合理的现状。这两个侧面组合在一起，是要在减少宏观税负的总要求下，对现行税制结构的税种和税率进行方向不同的调整，从而既实现改变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占比过低的目标，又满足我国税制结构优化的要求。
与财政政策等量齐观的又一套调控政策体系是货币金融政策。
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措施之多、强度之大创出历史纪录，但货币政策效力和效率却在逐渐下降，货币政策在治理通缩和通胀方面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冷静地分析显示，此次物价上涨局面的克服，与其说是货币政策产生效果，毋宁归因于刺激农产品生产的政策措施和国际输入型物价上涨因素突然消失。
如果将货币政策调控效率降低的原因归结为央行调控不力，那是有欠公平的。对于仅有14年历史的中国货币政策而言，无论从组织体系、政策目标、调控工具、操作艺术来看，还是就调控理念、从业人员素质而论，中国货币政策体系已可跻身世界前列。因此，货币政策调控效力递减，在于货币政策实施各方面条件发生变化。
一、在过去的一年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全心全意,克尽职责完成本职岗位工作，并积极配合业务部工作需要开展工作，及时完成公司和部门领导布置的各项工作。终于不辱使命，没有因为怀孕而影响到工作。
二、与各供应商及客户建立并保持良好关系，确保药品供应顺畅。面对今年来势汹汹的甲流的挑战(部份药品一周用量已经超过平时六周的用量)，也没有出现大的断货现象，深表欣慰。
三、按照gsp质量标准，及时听取与反馈质管部的意见，与各供应商沟通协调，尽最大努力保证药品质量。
四、贯彻领导的思想，做好市场部的招投标工作。
五、做好新品种的物价备案工作，及时做好调价工作。
六、做好销售内勤工作，为销售员做好后勤保障工作，解决销售员的后顾之忧。
不足：
一、对于流行性疾病预测力不足，导致对此次的甲流事件手忙脚乱一阵。
二、因为消息上的不灵通，对于药品招标及后续工作跟进不够及时。
xx年度工作计划
采购部是公司业务的龙头老大，是关系到公司整个销售利益的最重要环节，所以我很感谢公司和领导对我一如既往的信任，将我调到如此重要的岗位上，我亦将不懈努力以不辜负领导的厚爱。怀着感恩的心，将明年的工作做了以下部署：
一、在以质量为前提的情况下，货比三家，直接降低药品价格。坚持“同等质量比价格，同等价格比质量，最大限度为公司节约成本”的工作原则。
二、对于非现款供货单位发货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充分利用供方信贷期。
三、发货方式尽量以送货上门为主，尽量减少物流费用。
五、稳定现有供应商，开发培养有潜力的供应商，为公司做大做强做好积极准备。
六、以遵循gsp为标准，力争更好的做好质管部和供应商之间的桥梁。
七、做好物价工作，多方采集消息，提高市场嗅觉能力。
八、贯彻公司宗旨，做好招投标工作，为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而积极努力。
九、对于周期性及流行性的疾病做好更加充份的准备。
关键词:民间金融发展策略启示
一、国外民间金融发展策略和路径选择
民间借贷发展事关经济金融和社会稳定大局，世界各国和地区政府对民间金融的认识与定位也逐渐从排斥到认可。而各国民间金融发展政策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各国对民间金融、正规金融以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不同，导致对民间融资采取了消极、中性和较为积极三种不同的评价，由此产生了三种具有差异性的民间金融发展策略。
(一)通过正规金融信贷扩张抑制民间金融发展
另外，有些国家和地区通过实行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提高正规金融机构利率定价的自主性来抑制民间金融的发展。但实际结果往往是民间金融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仍然是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借款的重要渠道，在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方面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规范并引导民间金融向正规金融发展
从国际经验看，各国政府通常针对民间金融采取积极引导和规范措施，并区别对待合理的民间金融活动与非法的民间金融活动。积极推动合理、合法民间金融业务的发展，逐步给予其政策支持，引导其向公开、规范的方向发展。如印度尼西亚于1992年的71号总统令要求农村信贷基金机构在1997年之前须转化为农村银行。在1994－1999年间，全国共有630家农村信贷基金机构转化为农村银行，约占转轨机构的三分之二。
(三)鼓励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进行业务合作
通过挤压民间金融的活动空间来抑制民间金融的政策措施效果并不理想，而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向正规金融转化，尽管有其合理性，但并不是所有的民间金融都能转化为正规金融。因此，一些国家开始考虑鼓励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进行业务合作。1988年斯里兰卡开始实行PrajaNayaNigamak计划，即由该国两大国有商业银行向农村资信良好的专职放贷者发放年利率为18%的抵押贷款，然后非正规放贷者在30%的利率上限范围内向农村其它农户发放贷款。类似的经验也存在于1989年的印度尼西亚，该国13家银行在12个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向420个互助组织提供贷款，然后由它们向组织内成员贷款。
二、对我国民间金融发展策略的借鉴与启示
世界各国发展民间金融的政策和经验表明，对民间融资采取“堵”的办法难以奏效，宜采取“疏”的办法，对民间金融的发展策略和路径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一)民间金融在很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不必强行抑制
(二)在合理的金融体制下，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呈互补关系
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有各自的比较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互补，因此两者存在双赢的合作模式。通过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的联接，正规金融可以利用民间金融的信息优势，降低贷款的信用风险;而民间金融可以降低融资成本，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联接是金融体系发展的一个有前途的战略。
(三)民间金融的发展形式灵活多样，往往可能成为金融创新的源泉
民间金融由于形式灵活多样，往往可能成为金融创新的源泉。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界所广泛采用的金融创新工具，如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可转让支付命令账户、票据发行便利等等，都是由民间金融交易活动为了逃避金融管制而发展起来的。这些金融创新工具经过逐步规范，最终成为世界各大知名银行所接受的完善的金融产品。
(四)合理科学引导民间金融，有利于完善融资体系
国外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表明，对民间金融若政府能加以科学的引导，逐步完善针对民间金融的法律法规、执行稳定的政策，可以降低民间金融的交易费用，有利于建立完善融资体系。稳定的政策预期与法律环境降低了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交易费用。对民间金融进行法律规范与政府监管能降低民间金融的风险，防患于未然。
应正确认识到民间金融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坚持疏堵结合，疏导为主。可以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和完善金融服务逐步管理和规范民间金融市场，将民间资本引入合规发展渠道，积极与正规金融对接，最终实现民间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一)正确认识民间金融在经济发展中作用，坚持疏堵结合
对于民间金融市场和融资行为要辩证看待、客观分析。当前,应将民间融资行为置于优化全社会融资结构和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大视野中通盘考虑,继续发挥民间金融调节资金余缺的积极作用。同时要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等违法民间融资行为，维护正常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
(二)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民间金融法律法规，将民间金融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目前我国对民间金融的管理规定散见于不同的法律法规中，法规条文比较粗疏。法律制度的缺失使得民间金融的运作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借贷双方出现纠纷时也难以借助法律武器保护应有权益。因此，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民间金融法律法规，将民间金融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从立法上保障个人和企业利用合法权利是规范民间金融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三)鼓励民间资本兴办新型金融机构，推动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的对接
引导民间资本开办小额贷款公司、社区银行、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机构，不断促进民间金融规范经营，引导民间资金走规范的阳光化发展路径，推动其与正规金融对接。
(四)引导正规金融机构与民间金融开展业务合作
正规金融机构与民间金融可以进行信息沟通和业务合作。民间金融在操作简便灵活，并具有信息资源方面的优势。在某些正规金融机构无法满足企业融资需求时，可以合理引导企业通过规范的民间金融市场获取资金。
[1]张晓艳.国际社会规制农村民间金融的经验及启示[J].中国流通经济，2011（2）：119-123
[2]杨畅.民间借贷规范发展的路径选择探讨[J]．浙江金融，2011（5）：26-28
关键词:货币政策;资产价格;退出策略
一、政策取向:继续保持适度宽松的总体基调
2010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内涵包含以下要点。
2.动态微调。货币政策一定要在经济增长稳定以后,随经济形势的动态变化灵活地调整,适时实施动态的预调和微调。“动态微调”和“基调不变”并不矛盾,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总体基调。从政策目标来讲要实现适度的宽松,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受市场因素、银行行为、企业需求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需要做一些适当的动态预调和微调,把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但这种调整并不改变货币政策的基本方向,而是保持了它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3.有保有压。货币政策应真正做到“有保有压”,注重通过优化信贷结构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内生性、自主性经济增长机制的形成。从实际操作来看,要适当调节住房消费和投资贷款,防止住房价格过快上涨。同时引导银行加大对结构调整、技术创新等产业的信贷支持,从总量上控制大中型银行的信贷投放,消除对小企业、个体私营经济、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信贷歧视,促进经济自主回升。
二、信贷总量:新增信贷规模只宜做小幅度调整
2009年新增贷款预计将达到9.5万亿左右。对2010年的新增信贷规模的估计,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和预测。一方面,有四大因素决定2010年新增信贷规模应适当低于2009年,无需超过9.5万亿: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将由负转正;实际固定资产投资不需要、也不会以2009年这样高的速度增长;随着企业盈利状况的改善,经济对银行贷款的需求将会下降;虽然现在信贷的情况仍然是不良贷款总量和比例“双降”,但3-5年后这些风险可能会集中暴露。另一方面,从目前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进展及银行信贷资金的配套情况看,2010年信贷增量还必须保持一定的幅度,不能下降过快。因为随着投资增长的延续、消费的稳定增长、外需的明显改善,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强劲的回升趋势,仍然需要较大的信贷支持。尤其是新开工项目的大量增加和出口的改善可能使经济出现超预期的增长,必须保证已开工的重大项目资金链不断裂,避免出现“烂尾工程”,造成新的不良资产。综上所述,笔者建议2010年应适度调整信贷规模,控制在8万亿元左右。
三、信贷投放:优化信贷结构
为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信贷政策应更加注重优化信贷结构,[2]由保“量”转向保“质”,[3]积极满足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贷款需求,严格限制对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投放。
1.新增信贷投放应重点支持扩大城乡居民消费。一是引进消费金融公司等服务主体,更好地满足居民对消费信贷的需求;二是加大对农民增产增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支持,完善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政策,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提高农民消费能力;三是支持消费品生产企业加大产品研发投入,调整产品结构引导消费升级,开发居民需求增势强劲的通讯、信息、教育、旅游、医疗、体育、娱乐、家政等消费品;四是积极培育消费热点,做好汽车金融、旅游金融服务,加大对旅游开发的信贷支持,支持文化产业发展。
2.新增信贷投放应适当调节政府投资尤其是地方政府投资的节奏和结构。当前政府投资项目90%以上是地方项目,而且地方项目可能成为下一步中小型银行贷款投放的重点。因此,需要适当调节政府投资尤其是地方政府投资的节奏和结构,以釜底抽薪的方式从总量上控制大中型银行的信贷投放。
3.新增信贷投放应引导商业银行改善对小企业、个体私营经济、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信贷服务。商业银行应积极为小企业、个体私营经济、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加大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小企业以及创业行为的信贷支持,培育更多的经济发展主体,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
4.新增信贷投放应逐步加大对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等结构调整和产能调整项目贷款的支持力度。要通过窗口指导、担保贴息等政策引导银行结合产能调整和结构升级,逐步加大对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贷款支持力度,并逐步将现行的贷款重点从基础设施投资向设备投资转移。
5.新增信贷投放应鼓励通过加大金融创新力度促进信贷结构优化。包括“绿色信贷”、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等都可成为优化信贷结构的手段;积极推动土地经营权质押、动产抵押等抵押担保领域的创新活动。
当前中国经济正呈现出资产价格膨胀与物价通缩并存的复杂形势。为此,货币政策有必要兼顾物价稳定和资产价格稳定,提高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并将资产价格变动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因素之一。具体来讲,当前可供选择的政策措施包括以下几方面。
2.充分汲取经验教训,根据市场变化灵活调整股市有效供给。超常规发展直接融资,让企业有更多直接参与各种金融交易的机会;加强对创业板市场的监管,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加快完善股票市场的基础制度建设,尽快推出股指期货,平抑股票市场频繁发生的系统性波动。
3.充分总结上一轮经济周期中房地产调控的得失经验,尽早采取措施防止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一是合理调控土地供应节奏,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改进土地价格形成机制,完善“招拍挂”制度;二是加强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与管理,处理好保障性住房与市场的关系;三是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增强地方有效监管能力;四是灵活运用税收和信贷政策,调整首套及二套住房贷款政策,推动消费信贷稳定规范发展,抑制投机。
4.推动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引导充裕的流动性从单一的资产市场回流到有真正融资需求的实体经济中或向境外输出。一是加大企业债券的发行力度,开发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债券品种或其它金融产品;二是放松管制,破除垄断,不断激活和扩大民间投资;三是加快金融市场开放,建立多种渠道将国内充裕流动性输出,缓解资产价格膨胀的压力。
五、退出策略:分步实施政策调整与转向
3.建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协调的中国式退出机制具有现实紧迫性。政策的退出需要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消费政策、产业政策等各种政策协调配合,同时还要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变动统一协调。笔者预计,2010年的政策主基调将以“保增长、调结构与管理通胀预期”为目标。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渐收紧的过程中,产业政策、消费政策、收入政策和区域政策等将会积极出台,以实现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4.充分考虑全球经济体的退出时序及其对我国的影响。此次应对危机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在全球经济体间是统一推进,政策的退出也应协调进行。但各经济体经济复苏状况又有所不同,就目前情况看,受危机冲击比较小的经济体已启动退出程序,预计资源型国家以及韩国、德国等经济复苏较快的国家将接着启动退出程序,欧盟、美国等将会稍晚启动,英国将是更晚退出的国家。虽然刺激政策的退出在全球范围内的启动并不同步,但考虑我国外贸对我国GDP的影响以及人民币升值和热钱流入的压力,我国启动加息等货币退出机制不会早于美国。■
参考文献:
[1]马涛.寻找经济复苏与通胀预期管理平衡点[N].证券时报,2009-10-31.
[2]王福重.货币政策别匆忙从紧但需结构性调整[N].上海证券报,2009-10-29.
[3]牛娟娟.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增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N].金融时报,2009-10-28.
[4]时伟翔.2010年的货币政策前景[N].证券时报,2009-10-31.
OntheOrientationofChina'sMonetaryPolicyin2010aNumberofRecommendations
SUxing1,WANGjun2
(ChinaCenterforInternationalEconomicExchanges,Beijing100017,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