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八一”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人民军队在战火中诞生，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从此，这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始终坚定地站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斗争的最前列。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军同全国人民一道，前赴后继，浴血奋战，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继承和发扬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逐步实现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的发展，现代化水平和防卫作战能力日益提高，胜利地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多次边境自卫防御作战，捍卫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尊严，促进了亚洲及世界和平事业。80年的光辉历史证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无坚不摧、战无不胜，永远是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的钢铁长城。
人民军队忠于党、服务于人民。从建军之日起，人民解放军就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军队的生命线始终摆在首位，坚持高举旗帜，听党指挥，服务于中国革命和解放事业，服务于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局，服务于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和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性质。八十年来，部队不仅在战争年代经受住了艰苦岁月的严峻考验，而且在和平建设时期，在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的特殊国际环境下，经受住了不良思潮的侵蚀和干扰，彻底打破了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企图，为打得赢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为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
在长期的战争年代，人民解放军坚持在内部实行民主，用民主精神贯注于军队建设的始终，创造了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等人民军队独有的军队民主的基本形式，这是我军能够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始终从事于无产阶级壮丽事业的重要保证。随着实践的发展，人民解放军形成了广泛的民主传统，建立起一整套军队内部民主制度，进一步调整和规范军人与国家、军人与社会以及军队内部的关系，形成有利于调动官兵积极性的政策和制度。坚持以人为本，严格落实旅、团级单位军人代表会议和军人委员会制度，广泛开展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充分尊重官兵主体地位，促进官兵全面发展；积极保障军人行使民主权利，广泛开展群众性活动，维护官兵合法权益，营造官爱兵、兵爱官的良好氛围，使我军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
在长期革命战争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人民解放军形成了优良的革命传统，它集中体现为革命加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这些革命精神，是我军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不仅保证了人民军队的性质、政治本色和战斗力，而且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解放军通过推进政治工作的创新发展，促进官兵素质的全面提高。全军大力开展军队历史使命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战斗精神教育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强化使命意识，坚定革命理想，培养战斗作风，分清荣辱界限，激发练兵热情，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基层单位和优秀士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改革中不断前进，自身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这支军队由当年只有大刀长矛，发展到今天拥有了导弹核武器；由小米加步枪的单一步兵，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军队。这支军队在长期的斗争中，创造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军方针和原则，丰富了马列主义的军事思思宝库。近年来，人民解放军根据现代战争形态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坚持在改革创新中谋发展、求突破。把信息化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以机械化为基础，以信息化为主导，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以机械化促进信息化，逐步实现由机械化、半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转型。立足国情和军情，坚持推动火力、机动力和信息能力的协调发展，加强以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为重点的作战力量建设，全面提高了军队的威慑和实战能力。
陆军是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军种，是陆地作战的主力，是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中历史最久、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历次作战中发挥最出色的，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各种抢险救灾中的中坚力量。陆军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和四年解放战争中，战胜了强大的国内外敌人，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随着时代的发展，陆军逐步由以步兵为主发展成包括步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等在内的合成军种，形成了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合成作战能力。现在，集团军已初步形成了地面突击、火力打击、作战保障和后勤技术保障等力量体系。这些力量相互支持，有机配套，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系统。
人民海军不断发展壮大，陆续组建了海军水面舰艇部队、海军潜艇部队、海军航空兵、海军岸防部队和海军陆战队五大兵种体系。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海军着眼于建设一支多兵种合成的、具有核常双重作战手段的现代化海上作战力量，把信息化作为海军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和战略重点，海上信息系统逐步发展，新一代武器装备建设不断加强。在原有海战场设施建设的基础上，突出了新型装备的各项配套设施建设和作战支援保障建设。围绕增强近海海域的整体作战能力、联合作战能力和海上综合保障能力，加强了适应信息化条件下作战需要的海上机动兵力建设。以作战为牵引，积极搞好训练内容和组训方式的改革创新，有力推进了海上一体化联合作战训练的进一步深化。目前，海军已经基本具有在水面、水下、空中、岸上实施攻防作战能力，可独立或协同其他军种作战。
驻香港部队汇聚着中国军队的精兵强将。井冈山时期的红军团、长征中的大渡河连、抗日战争中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的功臣炮连等这些具有光荣战史的连队，构成了驻港部队陆军的中坚。他们使用的各种轻武器、装甲输送车等是中国陆军最精良的装备。以木船打军舰创造了现代海战奇观的“海上英雄艇”、“八·六”海战中用小艇击沉国民党海军大舰的“海上先锋艇”，是驻港海军的骄傲。驻港的航空兵团曾经多次参加保卫祖国领空的战斗，救援唐山大地震、华南水灾、大兴安岭火灾等行动。他们装备了中国生产的现代化水准很高的直9B型直升机，飞行员大多是飞行了上千小时的“全天候”飞行员。香港回归10年来，这支部队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为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避艰险，勇挑重担，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很多部队成建制地投入到建设祖国的行列中，架桥筑路，开发矿山，治理江河，兴修水利，垦荒造田，植树造林。特别是在西北、东北等边疆地区的开发中，在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油田等项目的建设中，发挥了突击骨干作用。铁道兵、工程兵、基建工程兵等部队，承担了许多重点工程项目。陆海空军在积极参加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同时，还腾出许多机场、港口和仓库，支援国家经济建设。近两年来，陆军、海军、空军工程部队参加交通、水电、通信、能源基础设施重点工程430多项。全军各部队支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立农村扶贫联系点19000多个，援建节水灌溉、人畜饮水、道路、水电等小型公共工程48000多个，近80万人直接受益；帮助新建扩建中小学211所，使14.2万失学儿童重返校园。驻西部地区部队参加防护林带和小流域治理等生态工程建设，植树2.1亿株，种草1300多万平方米。军队医疗卫生系统与西部地区400多所县、乡医院建立帮扶协作关系，培训业务骨干，义务巡诊治病，赠送医疗设备和药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发生洪涝和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人民解放军总是奋勇当先，赴汤蹈火，全力抢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近两年，全军和武警部队参加各种抢险救灾行动2800余次，出动官兵34万余人次，动用车辆机械4万余台次，出动飞机（含直升机）2000余架次，转移疏散群众340余万人，挽回经济损失数十亿元人民币。2006年底，各部队向灾区、贫困地区一次性捐款2.3亿元人民币，捐棉衣被93万多件（套）。可以这样说，5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解放军与人民血肉相连，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在最恶劣的环境里，在最紧急、最艰难、最危险的关键时刻，用血肉之躯筑起了坚不可摧的中流砥柱，为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留下了英勇奋斗的丰碑。
1990年以来，中国已参加16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共派出维和军事人员5915人次，有8名维和军事人员在执行任务中牺牲，数十人负伤。2000年以来，中国向7个任务区派遣维和警察893人次。目前，中国有1487名维和军事人员在联合国9个任务区和联合国维和部执行任务。同时，人民解放军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国际灾难救援行动，建立应急指挥机制，派员参加专业救援队伍，提供器材和协助开展针对性训练。两年来，派员参加中国国际救援队，在印度洋海啸、巴基斯坦地震、印度尼西亚地震等国际救援行动中，担负搜救遇险人员、救治伤病员和卫生防疫等任务，并协助政府向有关受灾国提供救援物资。人民解放军同受援国军队所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飘洋过海，传遍四方。中国军人用青春、热血、生命铸塑成一座座丰碑；用忠诚、刚毅、信念谱写一篇篇壮丽诗章；用智慧、果敢、力量向世界证明：这是一支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和平之师。
中国人民解放军走过的80年历程，是一部艰苦创业的历史，一部成就辉煌的历史，一部百折不挠、积极奋进的历史，举国为之骄傲，世界为之叹服。新的历史条件下，军事变革的浪潮正袭涌全球，我军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全体官兵坚信，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解放军一定能够肩负起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本刊记者/雨声
6月20日-21日，秦邦宪同志的亲属、生前友好和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等300余人相聚无锡，隆重举行纪念秦邦宪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在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江苏省委常委、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柏苏宁，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任彦申等陪同下参加了此次纪念活动。
秦邦宪，又名博古，江苏无锡人，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团中央书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主要领导人，中共长江局组织部长、中共南方局常委兼组织部长，解放日报社、新华通讯社社长，中共七届中央委员等职。1946年4月28日，他受中央委派到重庆参加宪法草案审议工作，在返回延安时，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年仅39岁。
6月20日晚，“先辈励我快成长——无锡名人名居诗歌朗诵演唱会”在无锡市人民大会堂举行，来自无锡市多所小学的学生们用合唱、舞蹈、二胡演奏、诗歌朗诵等形式，缅怀先烈，告慰英灵，抒发继承先烈遗志、建设美好家乡的敬仰之情。李铁映、李源潮、秦新华、杨卫泽、柏苏宁、任彦申等和大家一起观看了演出。
21日上午，秦邦宪同志百年诞辰纪念品捐赠仪式在秦邦宪故居举行。秦邦宪同志的亲友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们捐赠了具有重要价值的纪念品共70余件。捐赠仪式上，李铁映和江苏省省市领导以及秦邦宪的亲友们共同种植了纪念树，并参观了秦邦宪故居和秦邦宪生平事迹陈列展。
李铁映和江苏省省市领导以及秦邦宪的亲友们共同种植纪念树
☆文/张培高
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穿越时空，蜚声中外。中国人民解放军自诞生之日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先后完成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边疆的作战，胜利地进行了400余次战役。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深刻指出：“指挥问题关系战斗胜负。”纵观千百年来人类战争史，战役战斗的胜利，无不取决于坚定正确的作战指挥。
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迭挫强敌、屡战屡胜，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军事家以其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卓越的指挥才能，实施了正确的战争指导和战役指挥。战争是敌我双方物质力量的竞赛，同时又是在一定客观物质基础上的主观指导能力的较量。马克思曾经说过：“指挥活动是一种实践性的创造活动，是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毫无疑问，正确的战争指导和战役指挥，是赢得战争和战役胜利的重要保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实践，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凝聚着我军老一辈军事家的集体智慧，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构成了我军作战指挥理论的基本内容。
深刻领会上级意图，是正确组织指挥战役的前提和基础，是确保战役行动真正成为战略全局有机组成部分和圆满实现上级意图的关键，也是战役指挥员战略意识强弱的集中体现。我军老一辈军事家历来把深刻领会上级意图作为筹划和指挥战役的首要问题。他们在领会上级意图时，总是胸怀战略全局。这是因为，长期的战役指挥实践使他们深刻认识到，上级意图体现着战略全局的根本利益，制定和规定着战役行动的走向。战役指挥员只有战略全局在胸，才能真正懂得上级需要本部做什么、怎么做，才能紧紧围绕上级意图筹划和指挥战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经指出，要求战役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的规律，何以成为必要呢？因为只有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才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我军老一辈军事家在指挥战役时，除从战略高度深刻领会上级意图外，还十分注重结合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战场实际，对于在哪个方向打、何时何地打、怎么打、使用哪些部队等问题，作出了符合战略意图的决定。
战役任务和战役方针，是战争指导者和战役指挥员关于战役行动企图与主观指导的集中体现。正确地明确任务和制定战役方针，是多打胜仗、少犯错误的前提。这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显得尤其重要。我军老一辈军事家总是适时地、有预见地提出符合战场实际的战役任务和战役方针。包括着眼不同战略阶段的大局，紧密结合各战区实际，明确战役任务；统筹战役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制定战役方针。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对于初战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精心筹划，多案权衡，多手准备，适时定～[、战役决心，是我军老一辈军事家战役指挥的突出特点，也是毛泽东“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思想在战役筹划中的具体体现。实践证明，我军老一辈军事家在筹划战役时，为了确保打胜，使初战计划成为全战役计划的有机序幕，并很好地照顾到下一阶段作战，总是深思熟虑，精心筹划，力求确有胜利把握才打，否则宁肯持重待机。其主要做法包括：充分估计各种困难和复杂情况；多案权衡，多手准备；大胆果断地定下战役决心等。
实施坚定、及时、不间断的指挥，是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实现既定决心，保证战役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我军老一辈军事家通过自己的指挥实践，逐步形成了一套实施坚定指挥和保障指挥及时、不间断的基本方式方法。在战役指挥中，坚定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只要战场情况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就坚定不移地贯彻既定决心。战役指挥员应当不为局部情况变化所影响，不为任何有碍大部的意见和建议所左右，不为任何艰难困苦所动摇。同时，选择有利的指挥位置实施靠前指挥，并注重指挥所安全管理，以保持战役指挥的及时、稳定与不间断。
此外，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指挥经验还包括：审时度势、灵活地使用兵力和运用战法；周密组织战役协调，确保战役行动的协调一致；对敌实施军事打击的同时，积极进行政治争取瓦解敌军；抓住作战间隙和其他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组织部队休整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指挥经验，反映了战役指挥的基本规律，体现了人民战争的本质特征，贯穿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它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取得这些经验的根本原因是，我军老一辈军事家特别是毛泽东，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始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和解决战争问题，指导和指挥作战。其基本做法是：重视研究一般战争和战役规律，更重视研究特殊战争和战役规律；着眼特点和发展，研究战争和战役指导规律；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取得战争的胜利；照顾战争全局，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辩证唯物主义的战争和战役指导原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指挥经验形成的理论根基。它使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指挥经验不仅独具特色，而且以其科学性、完整性和系统性而自成体系。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作战条令部正师职研究员）
☆本刊记者/刘丽丽谢雨生
罗东进中将
透过会客厅的玻璃窗，老远看到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朝我们走来。他，个头不高，略微发胖，但步伐稳健、腰杆笔挺。老人家浑身散发着典型的军人气质，让我在心里默念道：一定是罗荣桓元帅之子——罗东进。
一进门，罗东进就说起了自己的名字：“我出生在1939年初，正值我的父亲罗荣桓所在的115师师部及其主力团东进山东。所以，出发之前，父亲就给我起了个名字叫东进。”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与罗东进的谈话。
父亲罗荣桓的言传身教，使罗东进渐渐明白了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为什么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生存下来，懂得了“小米加步枪”为什么能战胜“飞机加大炮”，从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战争神话。
万事开头难。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也不是生来就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井冈山时期，红军队伍参差不齐。因为生活艰苦，斗争残酷，离家太远，加上旧军队式的体罚打骂，队伍里面开小差、逃亡的士兵很多。每次下山，部队都会丢失很多士兵甚至跑掉三分之一、四分之一。
毛泽东忍不住在思考，在武器装备、粮草军饷不如人的情况下，怎样才能建立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军队呢？于是，毛泽东想到了依靠群众，军队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民群众紧紧地团结在周围，用此来凝固这支军队。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党的领导找到了治军的方向。一次，朱德带部队下井冈山，路上遇到困难。毛泽东带了三营前去接应，突然遭到敌人包围。于是，他们决定分散突围后到一个地方再集合。队伍集合清点时，发现只少了一个担架兵。当毛主席和朱德一个多月后回到井冈山时，发现这个担架兵因为找不到部队已经自己跑回井冈山了。
古田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大会八个决议草案的报告。在这一决议中，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红四军建军的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并明确了军队必须服从党的领导，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等错误观念。
“古田会议时，我军第一次用决议的形式，文字的形式，记载了我军的根本宗旨，就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党指挥枪，这是我们的军魂！”罗东进提起了电视剧《亮剑》。“《亮剑》的主人公确实在表现形式上有所突破，而且更加人性化，把军人敢打敢拚的作风表现得淋漓尽致。很多年轻人比较爱看，军队的干部、战士也比较爱看。但主人公有一句台词说：‘我军的军魂就是亮剑’，这是错误的。亮剑是什么？打得赢也敢亮，打不赢也敢亮，这是侠客。作为军人，他应该有这种精神，应当敢打敢拼，应当勇猛杀敌，但是他毕竟不是侠客，不是任何时候都要‘亮剑’的。想怎么打就怎么打，那还得了啊？”
翻阅我军历史，无数困难没有难倒人民军队。红军长征时有8万多人，最后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剩下了不足1万人，但这支部队却没有倒下。“为什么啊？最根本的就是因为主席在井冈山时确定了最基本的军事路线，那就是党的绝对领导，党指挥枪。”
毛泽东确立的群众路线，真正为这支军队找到了光明。在以后的战争中，人民群众与人民军队一次次演绎了“鱼”与“水”的亲密感情。罗荣桓对儿子罗东进说过次数最多的话是：“你一定不要忘了本，不要脱离人民群众，你就是大爷大娘们一口一口喂大的。”
战火纷飞的年代，同许多军人子女一样，出生不久的罗东进便被寄养在沂蒙老乡家里。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沂蒙山区的生活非常艰苦，几乎没有粮食可以充饥。百姓能得到最多的“谷物”只有“铲子”。
“你们都不懂，见都没见过，我现在到沂蒙山区，问当地的年轻人，他们也不知道。”虽然“铲子”这种作物的产量不高，却具有比较好的耐旱性能，能够在艰难的自然条件下生长，用罗东进的解释就是“稻田里的杂草”。所以，沂蒙老乡们吃得最多的食物，便是“铲子面”和上红薯面摊的煎饼。
“煎饼是硬的，脆的，搁到嘴里头剌嗓子。部队吃煎饼都是捧着，所以当时山东的部队把吃煎饼叫做‘读报’，开饭了就是‘读报’了。”
根据罗东进的介绍，吃煎饼的时候，咬不好，渣子就掉下来。这对小孩来说，是没办法吃的。“于是，当地的大爷大娘们便把煎饼搁到嘴里头嚼，嚼烂了，嚼碎了，我们就像小鸟一样趴在大爷大娘们的身上，嘴对嘴把软了的煎饼吃下去。我就是大爷大娘们这样一口一口喂养大的。”
“那时的军民关系是你们现在的年轻人想象不到的。他们宁可自己的孩子挨饿，也要照顾好我们这些孩子。”电影里，我军把伤员养在老乡家里，敌人来搜查的时候，老乡宁愿把自己的儿子送给敌人，也要保留住伤员的故事，感动了无数的人。“可在当时，不只是一两个人这么做，老乡把伤员当作儿子，送出自己的孩子，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军民一家亲，在当时可不一般。老百姓之所以拥护我军，正是因为日本人在我们的国土上烧杀抢掠，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才是真正抵抗日本的，真正为了百姓而打天下的。所以，百姓把他们当作亲人，甚至比亲人还亲。”
在今天，罗东进希望各方面能够继续宣传老一辈的军民感情，把军民一家亲的“鱼水情”继续发扬下去。罗东进引用了唐朝宰相魏征的话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罗荣桓元帅
1963年12月毛主席曾作诗如下：“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据后人推断，这首诗正是毛主席写给罗荣桓的悼念词。
说起自己的父亲罗荣桓，罗东进脸上总是写满了自豪。罗东进说，“父亲从来不爱在我们面前讲过去的事，但是我还是看了很多的书，从资料中，慢慢地读懂了自己的父亲”。
在青岛求学的一次经历，让罗荣桓感触颇深。有一次，罗荣桓和同学一起去中山公园赏樱花。公园里，到处是日本人。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载歌载舞，非常猖狂。从那时起，罗荣桓深刻地认识到了国家灾难的深重。
1927年，罗荣桓考入了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依然学习土木工程，但是此时的罗荣桓在学生运动中已经是极为活跃的人物。入学几个月后，罗荣桓被派到湖北通城担任农运基层干部，不久就组织通城农民秋收暴动，组建了农民自卫军，并担任党代表。
怀抱土木工程师梦想的罗荣桓终于参了军，并且在军队里一干就是一辈子。这个识字的学生，在一个庞大的部队里从事政治工作，游刃有余，得到了毛泽东和后人的充分肯定。
罗荣桓一生，踏踏实实跟着毛泽东打天下。毛泽东曾经回忆道：“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总是和我一起倒霉的。”1927年，罗荣桓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相识。之后的岁月里，罗荣桓一直跟在毛泽东身边。在我军的思想政治工作中，罗荣桓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罗荣桓去世后，各种画报、军事博物馆曾经来罗荣桓家找毛泽东与他的合影。但是，找遍了所有的相册都没有发现罗荣桓和主席的单独合影。原来，每次照相的时候，罗荣桓都是磨磨蹭蹭地躲到最后面，等有人喊着照大合影的时候才会出现在镜头上，所以没有一张与毛主席的单独合影。最终，来找照片的人只好在一张很多人的合影上作了裁剪，取了其中毛泽东和罗荣桓站到一起的部分。这样，罗荣桓一生才算是和主席有了第一张合影。
罗荣桓去世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说，“罗荣桓原则性很强，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当面多说，背后少说，从不背后议论人。一个人始终如一，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他能团结同志，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主席最后一次对罗荣桓做出的评价。
父亲罗荣桓临终前对孩子们说：“我这一生跟着主席是跟对了！”这句话，对罗东进影响很大。在以后工作、生活以及教育子女上，他时刻记着父亲的教诲，踏踏实实地拥护党的领导。
罗东进，罗荣桓元帅之子，生于193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原副政委，中将军衔。
采访最后，罗东进归纳说：“毛泽东之所以很看重罗荣桓，就是因为罗荣桓真正领会了毛泽东抗战初期写的《论持久战》的指导思想，就是敌后游击战，建立敌后根据地，建立最广泛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正如毛泽东所说：“山东是执行十大政策的模范。”
罗东进不无感慨，“为什么我军能够有如此大的成果？关键是我军领会了党和毛泽东的精神，并且将这些政策落到了实处。毛泽东是伟大的领袖，他能够做出伟大的决定。但是，下面的人能否真正领会毛泽东的意思，把政策落到实处，这是十分重要的。”
罗东进提起了热播电视剧《长征》的主题歌。他说，“跟着走，听着简单，含义却很深刻。关键是跟着谁走？当然是跟着党走！”今天，党中央提出了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更好、更快地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好，把我们的军队建设好。“这个方针是科学的、正确的。有了这个正确的方针，各级领导就应该不计个人得失，不计个人名利，踏踏实实地落实党的方针政策，不能为了一己之力，为了小团体利益，而迷失方向。”面对各地层出不穷的腐败现象，罗东进指出，腐败现象不是政策本身的问题。腐败现象也不是中国的专利，哪个国家都会有腐败现象的发生。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人的观念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腐败便有了生存的土壤。
罗东进坚持，老一辈的信念应当坚定不移地保留下去。“只有真正继承党的优良传统，我们的祖国才会富强，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反之，中国革命的胜利果实就会丢失。现在很多年轻人没有信仰，没有追求，一味贪图享受，经不得生活中的挫折。这样，是不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的。”
罗东进对记者说，“与腐败作斗争，比在战场上杀敌还要艰难得多。现在，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们每个人都要从自身做起，认真领会党的精神实质，踏实工作，首先保证自己不变节。大家都提高觉悟，各方面加强监督，使腐败没有可乘之机，一定能够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
☆本刊记者/刘丽丽谢雨生李强
高锐在军事科学院接见来华学习的外国军官
香山脚下，一个突然下雨的下午，我们叩响了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高锐家的大门。一进门，禁不住被墙上的字画所吸引。据高院长介绍，字是他写的，画是老伴画的。老两口的字与画成双成对挂满了客厅，让我们这些年轻的记者们羡慕不已。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高院长和老伴相濡以沫、相得益彰的惬意生活。
与高锐院长近距离接触，可以看见镜片后面的目光炯炯有神，仍然保留着当年追求梦想的锐气。于是，我们的谈话就从他当年骑自行车去延安开始。
高锐，1919年出生于山东莱阳的一个贫农家庭，16岁考入公费助学的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那个时候每个月可以发5块钱，5块钱在那个时候很多啊，除了吃饭的4块2毛5分之外，每个月剩7毛5分，还可以买双鞋穿，因此这个学校就成了贫穷学生向往的学校了。”正义、年少、进取的高锐，不仅参加了响应“一二九”运动的学生罢课斗争，还在1936年反对“华北五省自治”的斗争中担任学生抗日救国会纠察股长。
“七七事变”之后，国内局势动荡，学校的教学秩序受到了很大的破坏，高锐所在的学校也基本处在停课状态。高锐、姜林东等学生，听一个共产党员说西安一带有一个红军大学在招生。事实上，他们听说的红军大学，不是在西安，而是在延安。
“那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想法，抗日救国，坚决不当亡国奴。”高锐、姜林东等5个血气方刚的学生，不顾一切，以转学为名要回了学费，一心投靠红军大学。他们选择了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由于家境贫寒，买不起自行车，高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时，一个好心的教员，很赏识高锐的才识，于是便出资给高锐买了一辆自行车。这样，高锐等人便开始了骑车去延安的艰苦旅途。
此时，高锐年仅18岁。他们骑着自行车，直奔西安而去。他们行程的第一站是徐州。一个亲戚告诉他们，徐州城内比较混乱，到处都是国民党宪兵特务。因此，他们到了台儿庄之后，没有进徐州，打算从徐州的城外迂回绕过。沿途的一个教员告诉他们，“陇海路上都乱了，不需要买票了，赶紧去爬火车吧”。高锐一行欣然接受了建议，当天晚上，他们便在徐州附近的一个小火车站赶上了一辆货车。这辆货车装载的正是国民党军队修工事用的材料，他们毫不犹豫地爬上货车，装上自行车，躲在货物下面，直到开封附近。
下车后，车站上到处都是难民。高锐等人径直去找车站的站长，以转学为名，要求上另一辆火车。后来，他们趁车站混乱之机，再次跳上了即将出发的一辆客车。“爬上去一看，只有一个女的在看一些家具。后来我们才知道，国民党某要员在搬家，派了家里的一个人在看着。”
到了郑州，他们重新骑上了自行车。一个教员告诉他们前面有国民党的军队，到处抓壮丁当兵。他们一听到这个消息，又跑回铁路扒火车。这次他们可没有前两次那么幸运，他们趴在运煤的车上，头上顶着日本飞机的轰炸，耳边警报声四处响。火车开始飞驰，一路到了漯河边。火车停了，敌人的飞机不停地扫射，他们就下车躲在火车下面，趁飞机不轰炸的时候，赶紧把自行车拿下来。
这次，他们果真遇到国民党的军队了。在一个镇子的城西门，国民党军队两个站岗的士兵拦住了他们。站岗的人对他们盘问，不承认他们是转学的学生，指认他们是汉奸。幸运的是，站岗士兵中有一个特别好心的人，出于对流亡学生的同情，趁换岗的机会放了他们。
经过层层困难险阻，高锐一行终于到达了西安。直到这时，他们通过一个在西安女子学院教美术的老师才知道，八路军在西安有个办事处，但是红军大学不在西安，而是在延安，叫抗日军政大学。可是当时抗日军政大学不招生。高锐一行仍然没有放弃，他们通过另一个老师，给抗日军政大学写了一封介绍信，凭着这封信，高锐等人终于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学校，成为抗大第四期的学员。
1938年8月在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高锐被分配到八路军山东胶东军政干校任教育长。1940年之后，历任抗大一分校第三支校营长、军事主任教员、军教股长、山东军区教导员二团营长、副教育长、胶东军区第14团参谋长。1945年9月后，历任胶东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参谋主任；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
一介书生，为部队训练出大批军政干部，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记者忍不住要问，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何对来自不同阶层的士兵进行教育？高锐坦然地说：“老红军教我的，我再教给他们，上学时候学习的东西，再传授给他们。”
毛泽东曾经为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写过如下训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这三句话，对高锐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学习的过程中，高锐深刻地懂得，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思想；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就是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抗大，高锐第一次受到了正规、系统、完整的思想教育，这是他在抗大最大的收获。
回到胶东，高锐就按照在抗大学习的内容和思想，展开工作。但是印刷条件有限，教员讲课主要靠口头讲述。高锐从延安带回了两本书：《论持久战》和《列宁主义概论》。高锐给士兵们讲马克思列宁主义，讲持久战，讲运动战，讲统一战线。军事课是高锐讲授的主要内容。他告诉士兵，抗日战争是持久的，要打游击战，要看清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要做好持久打仗的准备。在抗大时，高锐已经能够将列宁主义概论倒背如流。在胶东讲课时，凭着好记忆力，高锐可以不用讲稿通讲全篇。“我把抗大的课程，都搬到胶东去了，宣传党在抗大的教育，宣传艰苦奋斗的英勇传统。”
在追求梦想的路上，高锐遇到过很多不乏正义和理想的人。从他们那里，高锐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当年一些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他们的故事，总能带给高锐心灵上的震撼。抗大，是个红军干部云集的地方，抗大也就采用了红军的管理办法，队长、区队长等，很多都是老红军。“区队长在红军里当过营长，队长在红军里当过团长，他们言传身教，不断地讲红军，让我们坚持红军时代的作风，按照红军的管理模式管理学生。”
“我不是红军，但我受到了红军的言传身教，红军的东西，我学到了很多。他们讲给我的，我又讲给我的学生，我也按照红军的这套教。我给他们讲红军过草地、翻雪山，给他们讲红军的勇敢和坚强。我们要求学生一定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这些学生，后来陆续进入部队。高锐说，他们觉悟很高，虽然他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为我军的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没有走弯路。这点，让高锐非常欣慰。这套红军式的教育模式，在时代的变迁下，经受住了各种考验。高锐所在的师部，没有一个领导因为腐败或者生活作风问题而犯错误，都保留了当年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至今，高锐以此仍引以为豪。
说起参加济南战役的经历，高锐的目光顿时严肃了起来，声音也变得颤抖。
1948年秋，豫东战役和津浦路中段战役胜利后，出现了华东野战军内外线兵团能够集中作战的有利形势。依据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为了夺取济南，华东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采取“攻济打援”的作战方法，以总兵力的44%弱、约14万人组成攻城兵团，以总兵力的56%强、约18万人组成救援、打援兵团，分别配置在兖州、邹县及金乡、巨野、嘉祥地区。
9月16日午夜，我军攻城集团向济南发起进攻，当时，高锐正是华东野战军13纵37师师长，担任了主要的突击任务。
他带领士兵，首先开始攻打济南外城，在永胜门外建立了阵地。第二天晚上，部队到达趵突泉，靠近内城，消灭了齐鲁大学的一个教导总队。“我们的一个营长，抓住了俘虏，了解了情况，就到城外打枪、喊话，轻松地俘虏了敌人的一支部队。这样，我们占领了济南城外的西南门。”
“这个仗可没有攻打外城那么简单，敌人龟缩到内城，加强了防御。”为了攻入内城，士兵们顶着敌人的子弹，一次次地架梯子，架桥。最后就直接趟着河水过去。“先用炸药炸城墙。用的炸药是美国造TNT，一块一块的。当时的工兵不懂，用了一大包炸药只插了2个雷管，结果只爆炸了两块。送炸药的小周很不简单，他连续送了10次，累得动都动不了。结果，城墙还是没有炸开。”
敌人的烟幕弹四处弥漫，他们开始架梯子。趟着河水抬梯子、架梯子，是一件伤亡很大的事情。此时，西南角的城门已被打开，但是敌人火力猛烈，无法进入。另一支进攻力量也因首长牺牲而暂时停止前进。高锐的主攻部队陷入了孤立的状态。在伤亡很大的情况下，他们硬是架了梯子，占领了突破口。经过激烈的争夺战，我军部队通过这个突破口，占领了济南城。
在这些质朴、勇敢的战士们锲而不舍的拼搏下，内城拿下了。24日，我军全歼守敌，俘获敌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解放了济南。说到这里，高锐哽咽了：“济南城是士兵们拿命拼下来的。”那些跟随他为中国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他深深地记在心底。
济南战役的重大胜利，开创了我军夺取敌坚固设防和重兵据守的大城市的先例，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从而为华东野战军南下会同中原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中共中央在1948年9月29日致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的贺电中指出：济南战役“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
济南战役中，37师的两个团表现尤为突出。战斗结束后，中央军委分别授予了“济南第一团”、“济南第二团”的称号。说到这里，高老脸上露出了会心而又凝重的微笑。
经历过革命与战争洗礼的高锐，在军事科学研究中，格外懂得军事科学和战略战术的重要作用。他曾经组织实施水网稻田地战斗试验研究，取得了技术战术成果，填补了一项学术空白。他不仅参与组织并主笔编写了我军第一部战斗条令，还指导修改了第三代条令，主编了《战役学纲要》、《游击战纲要》、《战略学》、《中国军事史略》、《血洒泉城》等书。
1959年，在叶剑英的介绍下，高锐进入军事科学院，任军事科学院战术研究部副部长。“在战术部干什么？当然是编条令了。我一来到这里，叶剑英就找我谈话了，他问我能否赶紧把战斗条令编出来，我一口就答应了，干就干！”
1964年，高锐任军事科学院战术研究部部长。他提出，如今战斗条令的编订已经结束了，我军应该调查研究，看看今后如果打仗我们该怎么办。这样，高锐开始研究战役学。两年后，《战役学》完稿。这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开始，《战役学》的出版被搁浅了10年。这期间，高锐先后被调往甘肃、宁夏。当高锐再次回到军事科学院的时候，他已经是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分管战役、战略研究工作。
离休后，高锐没有闲着，他一直在考虑，打算写一本书。早在军事科学院管学术工作的时候，高锐就打算编写一部中国军事史。离休后，高锐依然想完成这个心愿。为此，高锐查阅了很多资料，翻阅了从古至今的有关历史书籍。后来，500多万字的《中国上古军事史》终于出版了，该书记录了中国军事史的基本发展脉络，涉及从黄帝时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军事大事，还获得了1996年全国第十届图书奖。
如今，高锐依然身兼数职，没有闲暇时分。采访过程中，不时有高锐的朋友前来与他探讨书画的事情。他头上，有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顾问、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红叶诗社社长、军事科学院老年书画研究会会长、老年大学校长等头衔，让他仍旧天天忙忙碌碌。
高锐一生，从骑车去延安，到做教育工作，到带兵打仗，到科学研究，经历丰富。今天，年近90岁的高锐，虽然过着与世无争的离休生活，然而，他依然不忘我军一步一步走过的路程。他诙谐地说道：“以前的事情记得特别清晰，反而现在的事情总是忘记。”
他说，我军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战争是残酷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艰苦奋斗精神却传下来了。80年了，仍然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真正的人民军队。她经历了战争的硝烟，经历了和平时期的考验，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采访结束，走出高院长的家门，我心里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也许这种激动里，饱含着对像高锐院长这样的中国军人的崇敬，以及对如今幸福生活的感恩，而更多的是对伟大的人民军队的真诚祝愿。
高锐离休后在书法上有很高的造诣
☆本刊记者/游艳玲李强
范景新（左）姐妹俩合影
她，范景新，开国上将王平的妻子，17岁参加革命，现年88岁；
她，范景明，开国中将王宗槐的妻子，15岁参加革命，现年86岁；
她和她，是姐妹、是战友，又同是开国将军的妻子。
战争年代，她们互相帮扶、并肩作战；和平年代，他们共享阳光、不忘进取。
和我们采访的其他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前辈一样，在范氏姐妹家的像册里，各个时期头戴军帽、身着军服的军人唱着主角。看着像册，老人也因自己的“军人之家”的身份而自豪——两位老人的丈夫分别是开国上将王平和中将王宗槐，他们自己也都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军人，其子女也全都入伍参军，其中景新老人的儿子范小光现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
因为景新老人身体不适，长期卧床，于是我们和景明老人一起来到姐姐景新家中进行采访。
刚进门厅，就看到景新老人已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并热情地招呼我们入座。可坐下后，我们都发现景新老人的座儿比我们坐的沙发要高出一大截。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她已经很少坐起了，特殊的椅子，是为了减轻身体的疼痛。但是，妹妹景明还是故意抗议说，姐姐的座儿怎么比我们的都要高呢？这样不平等嘛！逗得我们大笑。我们的采访在这样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
范景明接受记者采访
范氏姐妹出生于河北阜平县。1937年，姐妹俩还在阜平师范就读。因为抗战的爆发，学校停课，他俩没有回家，而是留在县城中参加当地的抗联宣传工作，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老人说，他们一家姐弟三人，都是在那年先后入伍的，年龄最大的姐姐范景新那时17岁，范景明15岁，而最小的弟弟范景阳才13岁。他们那时的工作主要是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动员武装、动员参军。
由于姐姐范景明接受的文化教育略多些，很快被调到专区工作；妹妹景明聪明好学，很快成为当地人武会（人民武装委员会）的笔杆子。
对于参加革命的初衷，老人回答得特干脆：“鬼子来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对我们来说，横竖是个死，不如拿起武器参加革命。”老人说，那时候的革命青年没有什么苦恼，虽然每天和日本人周旋，天天跑、天天打，但是大家整天都是快快乐乐的，笑声不断、歌声不断，就是那种革命乐观主义。就这样过了几年，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革命工作充满欢歌笑语，但是反“扫荡”的险情也时有发生。在姐妹俩的共同记忆中，就有这么一段难忘的经历。
1941年9月，在专区工作的姐姐来到妹妹工作的分区河北完县（现在的顺平县）传达上级精神、指导工作。由于那天正值农历八月十五，姐姐决定留下，和妹妹一起过完中秋团圆节，第二天再走。可是没想到，还未睡到拂晓，就从远处传来敌人的枪声。凭经验，大家知道，敌人的秋季大“扫荡”开始了。包括姐妹俩在内的七八个女兵赶紧起身，简单收拾了一下随身物什，招集附近村民一起向后山没人的地方转移。
当时，姐姐景新生完孩子刚三个月，红肿的双腿完全支撑不住瘦弱的身体，可还要背上沉重的行囊，就决定扔掉随身的毛巾、口杯等物，以减轻负担。可是，这些生活必需品是转移中不可缺少的，于是，妹妹就将姐姐的东西抢过来背到自己身上继续跑。
从拂晓时分到中午，姐妹俩带着村民转移到附近的甲各庄时，已和敌人拉开一段距离，决定原地休息。这时，姐姐告诉大家，她身上带有重要文件，现在必须烧毁，不然这些文件落到敌人手上，就会给党组织造成极大危害。可是，这样做，无异于向敌人暴露他们的行踪。虽然这项决定遭到在场多数人的强烈反对，但姐姐还是坚持让同伴们和乡亲们手背相连，身首合围了个圈以遮挡火光，自己把身上的文件拿出来全部烧掉了。
烧掉文件的她们如释重负，带着众人继续向后山转移。当来到八大岭时，有人说往山顶跑，有人说往山沟跑，可是姐姐景新决定跑到半山腰后蹲下，躲在深草丛里。当他们刚跑到山腰蹲下，后面紧追的敌人便跟了过来，有一队人马向下面的山沟跑去，还有一队往山顶上跑去，并时不时从山顶往下打枪，子弹从姐妹俩的头顶飞啸而过。就这样，机警的姐姐带着众人躲过了一场劫难。
范氏姐妹感情深厚，从他们交谈时的默契和眼神交流中就可窥见一斑。同胞姐妹加亲密战友，姐姐景新给妹妹做媒，并成就了一对军中爱侣也是圈中佳话。这段故事，在《王宗槐回忆录》中也有记载：
“1941年冬，我在晋察冀第三军分区任政治部主任，分区政委王平同志见我26岁了，尚未婚配，就对我说：“给你介绍个对象吧，我爱人范景新有个妹妹，叫范景明，是个党员，19岁，人聪明，长得也好，原是分区冲锋剧社演员，后来调到白求恩医科学校学医去了，你们抽空认识认识吧！”后来，学校放假，范景明来到她姐姐家，我们俩就见了面。她，中等个儿，举止端庄，面目俊俏，身段匀称，加上那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一见面就给我留下了好印象。后经几次接触和交谈，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1942年夏，我离开了三分区，调到四分区任副政委。白求恩医科学校也从唐县葛公村迁到了树沟大台村。两地隔山隔水，相距远了，见面很不容易，我们只有靠书信往来交流思想感情。
1944年2月，她从学校毕业了，婚事摆到眼前。巧遇邓华同志领导的晋察冀军区教导二旅西调，王平同志就托教二旅的同志让范景明一同西行。这天上午，当教二旅旅部进入河谷时，敌人的两辆铁甲车向正在渡河的部队拼命扫射。范景明刚走进河谷的泥沼地段，一粒子弹打飞了戴在头上的那顶肥大的帽子。她周围的几个战士倒下去了，鲜血洒在河滩上。凭着多次反“扫荡”的经验，她没有直接涉水过河，而是招呼护送她的那名警卫战士同她一块向右前方的小桥奔跑。从桥下过了河，到了对岸。
景明这次西行延安，历时3个多月，真可谓千里迢迢来完婚。尽管我们穷得叮当响，还是狠狠心，花钱在延安照相馆拍了一张结婚照。这是我俩首次合影。
俗话说，患难夫妻情真挚。这一点不错。我和范景明结婚50余年了，虽然难免口角，但她没让我“背板凳”，我也没对她红过脸，一直和睦相处。”
☆文/杜杰才让李建锋
他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员，先后荣立3次三等功，曾被总参通信部表彰为“装备管理先进个人”、被集团军表彰为“优等指挥员”、“优秀机关干部”和“优秀机关科长”。他，就是兰州军区某通信团团长韩建稳。
韩建稳多次带部队圆满完成“砺剑-05”、“砺剑-06”、“西部-06”等军事演习的通信保障任务。任职3年来，所在单位连续2年被军区和集团军表彰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连续2年被总参通信部表彰为教练网实习“红旗台”，并被军区表彰为“基层文化工作先进单位”、“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安全管理先进单位”。
“基层至上，士兵第一”是韩建稳为官的第一准则。上任伊始，他就打起背包深入基层一线，实地调查基层建设情况。当他看到团士官家属院破旧、房屋昏暗、暖气冰凉的现状时，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涌上心头：士官是部队建设的中坚力量，要让他们成为团队军事训练的尖子和骨干，就要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为此，他不辞辛劳四处奔波，多方呼吁，终于筹措到122万元士官家属楼修建款。为确保工程质量，开挖地基时，他亲自检查各部位是否符合技术规范。工程竣工后，又筹措9万元给家属楼配备了电视机、液化气灶、床、沙发等生活设施。韩团长求真务实、深入一线的工作作风，深深地感动了官兵。士官家属楼入住的当天，8名士官家属满心欢喜地拿出从家乡带来的水果和土特产向韩团长道谢，韩团长婉言谢拒，但脸上却洋溢着欣慰的笑容。2005年底，士官家属楼被集团军评为“优质工程”。今年4月份，上级工作组来团队检查工作，被安排居住在士官家属楼。3天中，检查组人员普遍反映，通信团士官家属楼是他们连日来检查5个单位居住条件最舒服的地方。
在上级机关的支持下，为切实提高官兵生活质量，韩建稳带领“一班人”在全团实行了营办食堂，推行自助餐，投资推广“无烟”环保工程，配备了不锈钢灶台、自助餐具、高温电子消毒柜、空调等设备。同时，先后安排35名炊事人员参加烹饪技术培训，有22名同志获得厨师等级证书，确保了官兵吃得营养，用得卫生，住得舒心。
2006年5月，机关和基层恳谈会上，有战士反映澡堂陈旧，锅炉太小，夏天不能正常保障官兵每天都能洗上热水澡。韩团长经过调查后确认战士讲的是事实。团党委常委会上通过了韩团长的建议：修建新澡堂，让官兵天天洗上热水澡。经过二个月奋战，一座集水暖与太阳能供热于一体，一次可容纳上百人同时洗澡的新澡堂建成了。现在，官兵每天训练后都能及时洗上热水澡。
此外，韩建稳和党委“一班人”还一起想方设法先后筹资给基层官兵新建了俱乐部、阅览室、篮球场修建了团史室、汽修工间、弹药库、四百米障碍场、有线兵综合作业训练场等场所，配全了各类设施。这不仅丰富了官兵的文体生活，而且为官兵大抓军事训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一项项“暖心工程”，一件件爱兵事迹，使官兵看到了一个心系基层、情注官兵的领导形象。
古人所讲的枕戈待旦，是指军人要随时准备打仗。作为团队担负的作战任务，韩建稳对“随时”二字的独到理解就是：部队要随时能拉得上、用得上，随时能打仗、打胜仗。
“改！”团党委“一班人”很快形成了共识。
“通信分队时时刻刻都处在战备状态，”这是韩建稳经常说的一句话。事实也正是如此。一方面，按照部队战备值班的要求，通信分队要常年担负值班值勤任务。另一方面，部队要始终保持上通下达，时刻处于临战状态。韩建稳每周都要对各台站检查两次以上，发现不符合战备要求的现象及时指出，责令改正。每次演练，他都坚持在现场检查督导。有人劝他，在指挥车上实施指挥就可以了，没必要每次都到现场。但他说，每次演练都是对通信战备方（预）案的一次检验，只有自己真正做到了身入心入，才能发现问题，完善起来才有针对性。有时，不到各点位现场看一看、查一查，心里总觉得缺点儿什么。
在韩建稳的影响和带动下，全团官兵的战备意识迅速增强，战备水平快速提高。现在，团机关装备器材物资、后勤消耗物资摆放有序，记录完备，要素齐全；分队各类库室资料完善配套，各种制度健全，既利于战备，又方便生活。部队每次担负上级的作战通信保障任务，都是第一个到达、时机最准、携带装具最全、完成科目最快的单位。
硝烟满峡谷，炮声震山峦。
2006年，在某复杂地域，随着三颗红色信号弹升空，通信团检验性对抗演练开始了。指挥中心的通信枢纽接连遭“敌”猛烈攻击，团长韩建稳胸有成竹、沉着应对、处变不惊，迅速启用各种处置预案，始终保持联络畅通……这是韩建稳两年来带领官兵以未来信息化战争需求为牵引，以提高部队整体作战能力为目标，调整工作思路，创新训练模式取得的可喜成效。
（作者单位：兰州军区68241部队）
☆文/姜云燕
我叫姜云燕，1993年12月入伍，现任新疆军区某医院三十里营房医疗站内科护士长。14年来，我始终把维护高原官兵身心健康作为神圣职责，与高寒缺氧抗争，挑战生理极限，倾心服务官兵，在平凡的护理岗位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荣获第三十九届“南丁格尔奖”，是目前该奖项最年轻的获得者，被表彰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兰州军区授予我“雪域高原模范护士长”荣誉称号，荣立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当选为第十届全国青联委员、第十七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曾三次受到胡锦涛主席亲切接见。
刚上山时，我被严重的高山反应折磨得头痛、恶心、呕吐，眼圈红肿、嘴唇发紫，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但看到哨卡上那些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战友，每天身负重荷，在缺氧、陡峭的山地跋涉，在风雪中巡逻，这些都给我平添了许多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当我第一次到海拔5300多米的天文点哨卡接一名病号时，昏迷中的战友还在噫语不断，“我不下山，我要回天文点，我要回天文点……”刹那间，我的热泪止不住往下流，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心想：战友们在生命垂危的时候，还念念不忘他守卫的边防哨卡，世上还有谁比这些高原官兵更可敬可爱呢？我一定要用满腔热血和真情挚爱，精心呵护他们的身体健康。为了使战友的头部减轻震动，避免碰伤，我顾不得男女之嫌，紧紧将战友的头搂在怀里，一抱就是9个多小时，到医疗站时，我的双腿已麻木得不能动弹。
在喀喇昆仑这片人迹罕至、寸草不生的荒凉之地，战士们非常期盼能看到花草树木。我和姐妹们每次下山，都要采集一些鲜花和绿叶，拼接成各式各样的图案，配上我们编写的一首首小诗，制作成《绿色畅想》标本集，送到哨卡官兵手中，增添了高原官兵对生活的热爱和戍边守防的激情。大家感激地说：你们不仅维护了我们的身体健康，还为雪域高原送来了“春天”，真是我们的“知心天使”。
曾经有人问我，你在喀喇昆仑山上干了10多年，后悔吗？我说：“在昆仑山上当一名护士，的确很苦、很累，付出的很多。但值得，是昆仑山这片热土养育了我，没有昆仑山就没有我的今天。选择喀喇昆仑山我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