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月7日，年逾六旬的朱女士因“上腹痛，反酸一年余，近又发，并发现糖尿病”，来到第二军医大学附属某医院就诊，医生为其开出口服药健胃愈疡片等治疗。朱女士服药两周后出现腹泻，又去该医院就诊，医生开方耐信、健胃愈疡片治疗。又两周后，朱女士胃部不适再去该医院就诊，医生开出与上次相同的药方。
自那年的2月7日第一次就诊，至第二年3月9日的第12次复诊，医生每次都给予口服药治疗，未对朱女士的病情作进一步检查和诊断，朱女士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逐步加重，以至于出现呕吐。
朱女士已失去在该医院治疗的信心，于2007年3月12日来到上海同济大学附属某医院就诊。次日，医院给朱女士作胃镜检查，检查结果为，“胃窦小弯侧近前壁”印戒细胞癌。同月23日，朱女士在上海中医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做胃癌根治术，术后病理报告：胃低分化腺癌，部分为印戒细胞癌，癌肿浸润至浆膜外脂肪组织，并累及神经。手术后，朱女士开始定期化疗。
在长达一年多的就诊期内，医院对她的病情未作任何检查，没能及时诊断出胃癌，朱女士认为，医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医院的延误诊治，致使其病情发展到晚期及出现预后不良的情况，医院理应承担赔偿责任。朱女士一纸诉状，将该医院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律师代理费等合计人民币50万余元中的40%金额。在法庭上，被告医院辩称，医生根据朱女士门诊时的主诉和以往的诊疗情况进行诊断，符合医疗常规，她的疾病是自身原因形成的，并非医疗行为造成，与医院无因果关系，不同意朱女士的诉请。
法院判决：医院承担次要责任
医院对该结论提出异议，再次申请鉴定，法院又委托上海市医学会鉴定，市医学会鉴定分析为：患者在一年多的十几次就诊过程中，医院未对患者做必要的体格检查及胃镜或吞钡X线检查，违反诊疗常规，与患者病情进展有一定关系;患者所患的疾病症状隐蔽，临床发现较困难，进展迅速，是患者目前病情的主要原因。结果为医院构成二级丙等医疗事故。法院审理认为，市、区二级医学会的鉴定操作程序合法，认证分析充分，鉴定结论符合客观事实。朱女士要求医院承担40%的民事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法院最后判决，第二军医大学附属某医院赔偿朱女士医疗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等9.99万余元，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24万元。
律师说法：衡量医院是否承担责任应综合判断
审判中，衡量医院是否存在过错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判断。
1、是否具备准确诊断的条件，如病人是否能清楚、完整地陈述病情，诊断所依据的其他客观性资料是否完备，特别是各种检查报告是否及时产生，病情是否稳定等。
2、是考察具体的诊断、治疗过程。考察医疗机构在诊断前问诊是否全面，有无进行必要的辅助检查;在初步诊断后对病情变化是否密切观察，有无根据病情的发展、症状的表现和变化来修正自己的诊断;是不是存在过分自信的情况，对疑难、不典型的病状，不经会诊、讨论就盲目下结论。总体而言，就是以客观标准考察医生诊断时的心理状态，考察其有无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
3、是医院的等级及所处的地域间发展不平衡，医疗水平和条件差参不齐。对于诊断的辅助手段也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因此对疑难杂症的诊断难度增加，往往级别越高的医院因其整体的设施及技术力量等因素，医疗水平就越高，因而诊断能力就越强。
总言之，判断医疗机构是否存在过错，关键就是审查医患双方就医院履行义务“当”与“不当”。如果医院履行义务“不当”，即有过错，就应承担民事法律责任。医疗机构有过错的误诊导致误治，增加和延长了病人的痛若和经济负担，造成了患者暂时性机体结构破坏或延误医疗时机造成功能障碍、残疾、死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于疾病的共性、药性作用的复杂性，一些虽有过错的误诊没有导致误治，患者没有损害后果，就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