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绩社会下的倦怠：内卷和焦虑现象的社会根源
摘要
如何理解内卷和焦虑现象，成为当代社会理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阿伦特和韩炳哲认为，在当代功绩社会下，人类的多样性行动消失，变成了维持生物性生命的劳动。然而，内卷和焦虑现象更深刻的社会根源在于，功绩社会阻碍了主体之间的合作和交流，让追求绩效的个体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竞争关系。于是，害怕在内卷中被淘汰的主体不断地陷入焦虑之中。内卷和焦虑现象的社会历史原因在于，人类已经习惯了稳定性状态下的生存，当代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意味着更多人不得不面对不稳定的状态，而不稳定状态的蔓延催生了更多的内卷和焦虑。想要解决内卷和焦虑问题，就要在不稳定状态下为游牧和不稳定的生命寻找到稳定生活的可能性。
关键词：功绩社会；倦怠；内卷；焦虑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后现代主义和哲学发展路径与新进展研究”(18ZDA017)。
作者简介：蓝江(1977—)，男，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系教授，2020年度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江苏省青年社科英才。
一、从活动生命到倦怠劳动
在《人的境况》开篇，汉娜·阿伦特就用拉丁语vitaactiva来表达“活动生命”。在她看来，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具有一种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活动生命”。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在世界上留下痕迹，在自然世界中创造出了一个独特空间——人类社会。人的活动赋予世界以意义，使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可以惬意地在世界之中生存。“活动生命”可以被分为三种不同的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其中，劳动实现了个体生理性生命的自然生成，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的人的存在的第一个条件。工作被阿伦特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它所指向的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第二自然，即由人类自己生产出来的世界。人不同于动物，不仅仅是因为人会理性地思考，会使用工具，会说话和运用符号，更重要的是因为人生活在一个不同于自然世界的人化世界之中。这是以社会存在为基础的世界，也是马克思所强调的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需要人们的活动来维持。也就是说，人类不仅需要通过劳动来维持自己的生命性存在，而且也需要通过工作来维持一个人化世界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劳动和工作就被区分开来了。
汉娜·阿伦特
（1）人类社会之所以不同于动物世界和自然世界，就在于它不是一种模式的单一重复，而是在人的活动中显现出多样性的可能。
（2）复数性催生出分化和分工，分化和分工使人们之间进行互补和交换，而非纯粹的同一性的内卷和竞争。人们形成了多样化生存的可能，在行动中彼此需要、互通有无。
（3）与维系生命的劳动、维持社会再生产的工作一样，维持人类社会复数性和多元性的行动也是人的条件之一，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类社会发展由此不再是单调的线性的进化，而是多维度的延伸。人类可以在多个不同的领域和层面找到自己的独特性，从而让自己的生命活动更具有意义和价值。
韩炳哲（Byung-ChulHan）
二、功绩社会下的内卷与焦虑
韩炳哲指出，当代社会个体倦怠的原因在于人类的多样性和复数性的行动被还原为维持基础生物性生命的劳动，这就使丰富而多元的人类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统摄下的劳动社会。但这仍然只是一种现象上的归纳分析，似乎未能涉及倦怠社会的社会性根源。事实上，我们更需要知道的是，究竟是什么社会原因将人类的多元性和复数性的行动还原为阿伦特意义上的劳动，是什么缔造了韩炳哲试图描述的劳动社会。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仅需要列举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内卷和焦虑的现象，更需要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政治属性。
不过，功绩社会在根本上不同于福柯提出的规训社会，因为规训社会意味着按照千篇一律的方式去生产和生活，人们处于权力的直接监控之下，在身体性上必须按照规训的规范来安排自己的行为。在一定意义上，福柯的规训社会下的主体是消极的。他们没有个性，没有自己的选择，因而也没有自己的成就。在监控和规训的规范制度面前，主体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欲望，从而让自己的身体与制度保持一致。在规训主体那里，人格分裂成服从性的规范主体和僭越常规的欲望主体，拥有自我意识的规范主体一直压抑着欲望主体，从而将人类的内在世界变成一个扭曲的无意识世界。因此，对于规训主体来说，他们的主要的精神症候就是歇斯底里。被囚禁在受规训的身体之中的欲望声嘶力竭地呼喊着，试图在规范的缝隙中找到逃逸的可能性。福柯指出，当代的规训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监狱”，在这座“监狱”里，经过规训的人性隶属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在这种人性中，我们应该能听到隐约传来的战斗厮杀声”[4](p340)。福柯所指的战斗的厮杀声源于规训社会下的人格分裂，是被规训的主体和被囚禁的欲望之间的厮杀，最终留下的是欲望主体的哀嚎，而这种哀嚎并没有得到怜悯，反而被视为歇斯底里。
米歇尔·福柯
事实上，在韩炳哲之前，德勒兹已经意识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生的变化，已经不是福柯的规训社会所能概括的了。因此，德勒兹提出了控制社会的概念。德勒兹看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场所已经不再是马克思时代的工厂，而是变成了企业；劳动的主体也不再以工人为主，而是办公室的白领职员。德勒兹发现，工厂与企业的根本不同在于“工厂使个人形成一体，这对劳资双方都有好处，资方易于监视整体的每一成分，工会便于整体的抵抗。但是企业则不断地将不可调和的竞争作为有益的竞赛引进来，竞争这一绝妙的激励手段使个人之间对立，使个人本身分裂”[5](p243)。这样，原先在工厂中还能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在企业管理之下，变成了竞争性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内卷的关系。“而由于公司变成了绩效模式和竞争模式，这样公司变成了内卷的场所，在公司之中，只有那个最能够蔓延和流动的蛇，才能在竞争中获胜，而他的获胜势必是以淘汰其他的蛇为代价的。”[6](p8)
三、在不稳定性中寻找稳定生活
布德意识到，企业之中员工的普遍焦虑实际上是中产阶级的焦虑，因为中产阶级“对可能出现的社会地位下降、利益损失或是生存危机的预感，使人心生恐惧，忐忑不安”[7](p155)。问题在于，中产阶级在焦虑什么，焦虑活不下去吗？不是，他们所焦虑的是地位下降或利益损失。那么，在中产阶级之下的地位是什么样的地位？
电影《无依之地》剧照
这就是美国社会学家史坦丁所说的“不稳定无产阶级”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正是功绩社会的后果。史坦丁说：“这个社会把话说得很好听，逼人们在竞争、功绩主义、弹性中求生存，而这就是它的真实样貌。过去几百年中，人类社会都不是在持续不断的变动中建立的，而是在稳定的认同以及‘死板’的稳定环境中缓慢积累的。但某些人却把弹性当成某种福音，宣称只有死板不变的环境才会反对弹性……他们这么做的结果就是让越来越多大众（其实除了仰赖大笔财产，与社会脱节的精英阶级之外，我们所有人都可能陷入这种状态）陷入异化、失序、焦虑的状态中，并且容易愤怒。人们变得对政治漠不关心，就是危险的征兆。”[9](p72-73)
盖伊·史坦丁(GuyStanding)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功绩社会下内卷的根本原因在于稳定性的生产方式逐渐趋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不稳定的生产关系。长期在稳定性环境下生活的人们，在面对不稳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时，变得越来越焦虑。随着社会节奏的加速，处在稳定性之中的人们越来越内卷，试图谋求稳定性关系中的最后份额。然而，稳定性神庙的地砖仍然在一片一片地掉落，人们重又跌入不稳定状态之中，如此周而复始，直至力竭。由此可见，内卷的解决之道并不是消灭不稳定的社会状态，因为这种消灭仍然是以巨大的不稳定为代价的。唯有在不稳定之中找到了可以安歇的角落，在稳定性和不稳定性之间的空隙处徘徊着的人才能避免内卷和焦虑。所谓的躺平便意味着人们已经放弃了对自身的消耗，自愿堕入不稳定性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将当代功绩社会下的个体视为懒惰的个体。
四、结语
阿甘本曾谈到人的潜能问题，实际上，无论是韩炳哲的“功绩社会”，还是布德的“焦虑社会”，都意味着人的潜能或者阿伦特意义上的活动生命的枯竭。人的存在变成了巨大的功绩社会装置下的西西弗斯式的生命，这不仅是一种异化，也意味着人的生命意义的耗竭。在越来越不稳定的社会状态下，人的使命不是去躺平，去将生命的意义交付给不稳定性，而是要在不稳定的社会状态下，使自己重新觉醒为社会的主体，从而找到在不稳定的风浪中依然能够前行的稳定性的小舟。换言之，人们不应在无意义之中消耗自己的生命，而是要在新的主体性的塑造中，去探索通向未来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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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5][法]德勒兹.在哲学和艺术之间[M].刘汉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6]蓝江.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再到算法社会[J].文化艺术研究，2021（4）.
[7][德]海因茨·布德.焦虑的社会[M].吴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8][比]大卫·德克莱默.算法同事：人工智能时代的领导学[M].赵倩，译.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
[9][美]盖伊·史坦丁.不稳定无产阶级[M].刘维人，译.台北：脸谱出版有限公司，2019.
[10]蓝江.数字劳动、数字生产方式与流众无产阶级[J].理论与改革，2022（2）.
[11]Slovajiek.AbsoluteRecoil[M].London:VersoPress，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