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符三年（1100）六月，苏轼离开海南岛北归。次年五月，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东坡在金山寺自题画像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如论仕途功名，此语当然是自嘲。如论文学业绩和人生意义，则此语堪称的评。东坡平生三次被贬：四十五岁被贬到长江中游的偏僻山城黄州，一住五年；五十九岁谪惠州，在南海边上度过两年半的艰难生涯；六十二岁流放到海南的儋州，到六十五岁才得北归。然而东坡不但坚定地走完了长达十年的贬谪生涯，而且成功地把人生的逆境变成了事业的顺境。他在三个贬谪地进一步充实了自己的学养，提升了自己的人格境界。他在黄州等地写出了光辉夺目的文学作品和书法作品，并为当地的文化教育乃至民生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东坡在逆境中的所作所为，是激励后人以坚定沉着、潇洒旷达的态度对待人生坎坷的精神源泉。
一、一蓑烟雨任平生
元丰二年（1079），东坡遭受了“乌台诗案”的横祸，在御史台监狱里度过了一百三十天的铁窗生涯。次年正月初一，汴京城里的千家万户都沉浸在新年的喜庆气氛中，东坡却在御史台差役的押解下走出京城，踏上了前往黄州贬所的漫长道路。经过一个月的跋涉，东坡来到了山环水绕的黄州，从此这个僻处江边的小城就与东坡结下了不解之缘。
苏轼笠屐图
正因如此，元丰五年（1082）三月七日，东坡在几个朋友的陪同下到沙湖去相田，途中风雨骤至，众人都被淋得狼狈不堪，只有东坡从容不迫地一边吟啸，一边徐步前行。东坡的沙湖之行没有买成田，但是催生了一首《定风波》，其中有“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等名句。如果说风雨是坎坷人生的象征，晴朗是通达人生的象征，那么“也无风雨也无晴”就意味着平平淡淡的人生，而“一蓑烟雨任平生”则意味着平和、淡泊、安详、从容的君子人格。经历过玉堂金马的荣耀和锒铛入狱的耻辱，又在黄州的躬耕生涯中备尝生活艰辛的东坡居士已经炼就宠辱不惊、履险如夷的人生态度，不期而至的雨丝风片又能奈他何？
黄州、惠州、儋州，前后长达十年的贬谪生涯是东坡人生中的深重苦难，海南的瘴雨蛮风更是严重地戕害了东坡的生理健康，与东坡交好的朱服曾亲眼见到从海南北归的东坡：“余在南海，逢东坡北归。气貌不衰，笑语滑稽无穷。视面，多土色，靥耳不润泽。别去数月，仅及阳羡而卒。东坡固有以处忧患，但瘴雾之毒，非所能堪尔。”（朱彧《萍洲可谈》卷二）黄庭坚亦称晚年东坡为“儋州秃鬓翁”（《病起荆江亭即事》其七）。任渊注：“东坡归自岭海，鬓发尽脱。”然而面呈土色、鬓发尽脱的东坡老人在精神上依然健全刚强,乐观旷达,披蓑戴笠，脚蹬木屐，背负酒瓢在田间边走边歌，这是东坡留给千年青史的永远定格，这个光辉形象将永远激励后人自强不息。
二、父老相携迎此翁
自从入仕以后，东坡在朝时直言进谏、面折廷争，在地方官任上勤政爱民、兴利除弊，他的政治声望与日俱增。尽管东坡被新党视若仇敌，并受到不遗馀力的排挤和打击，从而在宦海风波里上下浮沉，甚至身陷囹圄、屡谪荒远，但这些遭遇凸现了他的凛然风节，也增进了朝中有识之士与广大民间百姓对他的爱戴。乌台诗案发生后，许多官员仗义执言为东坡说情，最后连太皇太后曹氏都亲自出面规劝神宗，从而使东坡免于死罪。可惜当时的统治者根本无视民意，否则的话，只要到密州、徐州去听听百姓对东坡政绩的颂扬，或是到杭州、湖州去看看百姓自发为东坡所作的解厄道场，就能知道东坡在百姓心中的地位了。东坡在偏僻荒凉、艰难穷困的贬谪之地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却始终保持着乐观、旷达的心态，这固然与他的坚毅性格有关，但不可否认，深明大义的地方官员以及善良敦厚的平民百姓对他的理解和同情也给他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撑。“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这是惠州官吏和百姓给东坡留下的深刻印象。
苏轼《春中帖》，故宫博物院藏
加上东坡性情忠厚，性格坦荡，他总是以善良的眼光去看待别人，曾说：“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他与三教九流都有交往，声称：“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的确，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头百姓，东坡都能与他们推心置腹。近在京畿都邑，远至天涯海角，东坡的交游遍布天下。从黄州到儋州，有些深明大义的地方长官不但没有对东坡落井下石，反而照顾甚周。比如东坡在黄州遇到的三任知州陈轼、徐大受、杨寀，在惠州遇到的两任知州詹范、方子容，都对东坡相当友善。即使到了海南，昌化军军使张中也不顾上峰意旨，对东坡照顾有加。当东坡被前来督察的使臣逐出驿馆，不得不在桄榔林中建屋安身时，张中甚至亲自帮着挖泥运土，还因此受到朝廷的追究。
当然，最感人的还是东坡与黄州等地的父老乡亲之间的亲密情谊。东坡未遭贬谪时，不管是在汴京街头前呼后拥的“苏学士”，还是在杭州西湖吟风弄月的“苏使君”，那些平头百姓都只能远远地观看。即使当东坡轻车简从地下乡劝农时，那些“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茜罗裙”的村姑们也绝不敢挨上前去与东坡说话。是贬谪落难使东坡来到百姓中间，从而结交了许多平民朋友。那些善良质朴的普通百姓出于对忠而被贬的忠臣的同情，也出于对才学盖世的名士的仰慕，纷纷向素昧平生的东坡伸出援助之手。百姓们虽然没有任何权力或充足的财力来帮助东坡，但即使只是一句主持公道的话语，或是一个表示同情的眼神，也使东坡深为感动，因为那都是出于至诚的心灵交流。
东坡与百姓的情感交流是双向进行的。对东坡来说，他对儒家的仁政学说不但衷心服膺，而且身体力行。即使当东坡以罪官的身份生活在贬谪之地时，百姓的疾苦依然使他不能释怀。他仍然向当地官府献计献策，甚至亲自参与地方上的事务，仿佛对当地的百姓依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东坡贬至岭南时，已经处于自顾不暇的窘境，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朝中政敌的疑忌，却依然毫不迟疑地为当地百姓的福祉尽心尽力。东坡在惠州时，主动参与筹划在两江合流处建桥，而且努力捐款资助修桥的经费。儋州的百姓不重耕种，东坡就写了六首《劝农》诗规劝他们多种树，勤耕田。南宋人费衮历数东坡在惠州参与的各项公共事务后赞扬说：“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为恩怨。而坡奋然行之不疑，其勇于为义如此！谪居尚尔，则立朝之际，其可以死生祸福动之哉！”（《梁溪漫志》卷四）
对于黄州等地的父老乡亲来说，他们同情东坡，爱护东坡，尽其所能地帮助东坡。东坡在黄州开荒种麦，毫无经验，农人就热情地传授秘诀。东坡在黄州修建雪堂，在惠州的白鹤峰建造新居，在儋州的桄榔林中搭建茅屋，都有百姓自告奋勇前来帮忙。他们成群结队，众人举杵，不但给东坡提供了遮蔽风雨的栖身之所，而且使他深切地体会到异乡风土之可亲。海南村野里的“春梦婆”，大庾岭头的白发老人，他们用朴素的语言对东坡表示了理解与同情。东坡曾在儋州的集市上遇到一个进城卖柴的黎族山民，语言不通的两人竟然攀谈起来。山民又是叹息，又是挥手，好像是说东坡本是一位贵人，如今却凤落草窠不如鸡了。临别前，山民把卖柴换来的一块木棉布赠给东坡，说今年海风寒冷，让他做件衣服御寒。东坡非常珍视这份情谊，特地写诗记载这次奇遇。这位不知名的黎族山民与东坡的动人故事便永远保存在《和陶拟古九首》之九这首诗中。
三、报道先生春睡美
东坡在贬谪地的物质生活相当艰苦，但是他很少在作品中啼饥号寒，反倒经常呈现一副乐观、愉快的面容，这主要归因于东坡对于物质生活持有一种相当独特的态度。东坡常常以一种近于审美愉悦的态度去拥抱生活，他对平凡、简朴的物质生活倾注了更多的感情。所以东坡的心态更加平和，更加真诚，也更加贴近普通人的切身感受。东坡从简朴的日常生活中获得的不仅是幸福感，而且有美感。元丰年间，东坡在黄州写信给居乡务农的表兄子安说：“此书到日，相次岁猪鸣矣。老兄嫂团坐火炉头，环列儿女，坟墓咫尺，亲眷满目，便是人间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羡！”东坡谪居海南，有时米粮匮乏，苏过就用山芋做成一道“玉糁羹”，东坡赞美说：“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他还用诗句形容此羹说：“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一味用山芋做成的羹汤，是再平常不过的物品，可是在东坡的笔下，它是多么美好！
苏轼《渡海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有意思的是，东坡的生活态度所传达出来的这种意义，远在汴京的权臣竟也有相当准确的领会，并十分迅速地作出反应。绍圣四年（1097）二月的一天，东坡在嘉祐寺里美美地睡了一晚，次日作诗咏之：“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此诗传到汴京，权相章惇气急败坏地把东坡再贬海南，他确实听出了东坡笑声中的含意。东坡的弟子黄庭坚说：“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他更加深刻地领会了东坡笑声的意义。
四、乘桴且恁浮于海
人生苦短，古人常把人生看作一次短暂的逆旅。虽然如此，人们的精神追求却没有止境，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要寻觅一个永久的归宿地，来寄托他们的精神，各种宗教所虚构的天堂、乐土便应运而生。当然，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由于受儒家淑世精神的影响太深，很少有人能像王维那样全心全意地皈依佛门，于是较常见的便是李白的做法：他一方面努力追求建功立业，希望以生前功业的建树来实现死后的不朽；另一方面又寄意于宗教乃至神话，幻想着“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遨游太清”的逍遥境界。与李白一样，东坡也是一位潇洒绝俗的风流之士，他同样鄙弃荣华富贵而追求理想境界，他同样爱与僧侣、道士交游并深深地浸润于各种宗教，但是东坡从不向往海外仙山或西方净土，他明确地声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他深切依恋的对象不是彼岸或仙界，而是人间。
东坡热爱故乡，虽然他的大半生都在异乡飘泊，至死未得归乡，但是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他梦魂萦绕的对象，更不用说那“明月夜、短松冈”的亲人坟茔了。然而东坡的思想自由通脱，他的情感既执着又潇洒，“蜀江水碧蜀山青”的故乡固然是其情之所系，远离故乡的其他地方也使他安之若素。从理智上说，东坡向有“四海为家”的人生态度，他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称颂韩愈说：“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在东坡看来，像韩愈这样的人物本是天下之士，虽然平生行踪限于某些地方，但其神灵却是无所不在的。东坡是当时的文坛盟主，其成就与声誉皆与韩愈不相上下，时人即以韩愈视之，东坡也不无自矜地说：“前生自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答周循州》）天下之士当然应以四海为家，东坡就是以这种襟抱对待一生中转蓬般的流宦和流徙的。
从出生地眉山到终老之地常州，从玉堂金马的汴京到棘篱柴门的儋州，从湖山秀丽的杭州到黄尘漫天的定州，东坡都留下了吟咏当地自然风光与风土人情的动人诗篇，还留下了与当地人民亲密相处的动人故事。天下之大，何处不能成为东坡的归宿之地？哪里不是东坡的精神家园？清人江逢辰有诗云：“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是啊，黄州、惠州、儋州本是偏远小城，是东坡的足迹使它们名闻天下，从而与东坡的故乡眉山一样成为令人向往的文化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