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火权
宋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他取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在惠州也自得其乐，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等脍炙人口的诗篇。但由于他写了《纵笔》这首诗，为自己又招来了更大的灾难。这是苏轼的一首比较洒脱的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传说当朝的政敌章惇读到苏轼这首诗时，颇感不悦，说“苏子瞻尚如此快活耳！”于是有了再贬海南儋州的命令。
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再遭贬谪，被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即儋州）安置。苏轼对被贬到儋州，深感前途渺茫，认为“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便将家属留在惠州，与全家人痛哭诀别，只身携带幼子苏过走上被贬的路途。
那么，苏轼从惠州被贬到儋州走的是哪条道呢？
根据《苏东坡年表》和旧本《东坡先生年谱》记载，苏轼去儋州走的是西线水路，即自惠州渡海到广州，溯西江而上，经梧州、藤州、容州，到达北流，然后到玉林，再南下雷州，渡海到琼州，然后再到儋州。
要研究苏轼走的这条水路，以及是否到过高州，最好是从苏轼的诗文中找证据，他自己所记所写，最有说服力。苏轼在海南写的《和陶止酒》诗中有一小序，“丁丑岁，予谪海南，子由亦贬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于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别，渡海……”写得非常简略。苏轼与弟弟苏辙在藤州相遇，一起到达雷州。那么，从藤州到容州，上北流，之后是从北流下高州、化州，再到雷州，还是从北流下玉林，到廉州再到雷州呢？这就很值得考究。
苏轼走的是这条水路，自然可以否定了从广州陆路到雷、琼的路线，不会经霞洞晏公岭下的诚敬夫人庙。然而，由于苏轼的小序只写到与苏辙“相遇于藤”，接着就写“同行至雷”，那么，自藤州至容州到北流之后的路线如何？便让一些研究者有隙可乘。张均绍就注意抓住了这一点，说苏轼和弟弟苏辙、儿子苏过，还加上刘安世（任朝廷谏官，被贬到高州）“经广西取道高州，并匆匆登上高凉山瞻仰冼夫人庙”，“为此，诗人大发感慨，当即提笔写下《题高凉冼庙诗》一首。”
这样说，虽然钻了苏轼所记的空子，似乎说得过去，但却不是事实。就有学者撰文分析此说不成立，苏轼不可能在北流调头东行，攀爬三百里瘴气袭人的崇山峻岭，到高凉山或霞洞瞻仰冼庙。
那么，要弄清苏轼从北流下海南的路径，“鬼门关”便成了一个关键的节点？或者说，是最重要的依据。
自秦始皇开凿灵渠，湘江和漓江得以贯通，同时，也跟珠江水系相连接。无论是从桂江南下梧州，还是从广州沿西江而上到梧州，要下海南、北部湾，都转藤州，溯北流河经容州至北流。再由陆路经著名的鬼门关到玉林，然后沿南流江而下，出博白、浦北，然后到达廉州（即合浦）。这是由于古代交通工具落后，舟船往往成为人们远行的首选。苏轼从惠州贬到儋州，走的正是这条水路。苏轼在梧州听说苏辙就在前面，于是抓紧追赶，“相遇于藤”，从北流江而上，到达北流，这是没有疑问的。关键是从北流经哪条路而去？我们从苏轼《到昌化军谢表》中说的“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可知苏轼下海南时，一定路过“鬼门关”。他在海南想象自己有朝一日回归中原，也写有诗句“天涯已惯逢人日，归路犹欣过鬼门”。苏轼多次提到“鬼门关”，说明他对“鬼门关”念念不忘。
从北流到玉林，分隔了北流江和南流江的山野间，有一道关卡就是“鬼门关”，中国文化史上一个令人心寒的符号。今天看来，那关口其实一点也不险峻，只是古代所有被贬海南的官员经过这里，却都会魂飞魄散、胆战心惊。唐代诗人沈佺期走过这里写诗哀叹：“昔传瘴江路，今到鬼门关。土地无人老，流移几客还？”一代名相李德裕经此（顺便说一个句题外话，李德裕被贬经这条水路到海南，并没有到过电白的放鸡岛），也同样满怀恐惧：“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苏轼被贬海南，同样路过这里，曾作诗“自过鬼门关外天，命同人酢瓷头船。北人堕泪南人笑，青峰无梯问杜鹃。”也有说不尽的惊惶失措与落寞。当地谚语云：“若度鬼门关，十去九不还。”如李德裕、苏轼等贬谪之人，路过“鬼门关”时的那份心情，既有对之前生活的那份不舍、不甘、不平和惶恐，也有源自对归期未有期的企盼和绝望，对人生际遇的怨愤和惋惜。这更加可以说明苏轼为什么会对“鬼门关”念念不忘的原因。
元符三年（1100年），苏轼遇朝廷大赦，自海南儋州返回内地，渡海之后，经徐闻、雷州，再过廉州，从廉州到玉林，过鬼门关到北流，又从北流经容州、藤州、梧州，之后到达广州。这回程因有苏轼的诗文为证，在学术上没有争论。
以上用苏轼自己的记载及他的诗，说明苏轼下海南走的是水路，是从北流经鬼门关到玉林，然后从玉林下廉州，再到雷州，再渡海到海南达儋州，回程跟去程基本一样。这样，就充分地说明，苏轼没有到过霞洞晏公岭的诚敬夫人庙，同理，也没有到过高凉山的冼夫人庙。这个历史存疑可以解开，可以还原苏轼写作这首著名的“冼庙诗”的创作地点在海南儋州的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