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湛，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教授、副院长，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老年学与老年医学学会教学研究分会副主任，民盟上海市委社会发展委员会副主任、民盟中央社会委员会委员，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主要从事人口老龄化、家庭变迁、社会治理等领域的跨学科研究。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国家和省部级课题20余项，成果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人口研究》《社会学研究》等期刊，获《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23篇次，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3项、中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奖2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4项以及中宣部、国家卫健委、全国老龄办等部门授予的多项科研奖励。多部专著入选“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钱学森城市学金奖、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多项咨政建议成果获得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
摘要
当前，我国已趋于步入人口负增长的发展阶段。人口负增长治理的核心是对少子老龄化的有效应对，其实践关键之一即解决家庭中“一老一小”的问题，这个过程涉及全人口生命周期的家庭建设。中国家庭具有独特治理价值，它使中国人口与社会治理结构呈现为“国家—社会—家庭”相均衡的三元模式，在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发挥中介和缓冲的作用。重视和支持家庭应成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和少子老龄化的重点和突出特点之一，当前家庭政策发展应规避个体主义家庭观。在人口发展格局中，识别并落实好“一老一小”的问题，应以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为家庭赋能，来统筹婚育提振和老龄化应对等议题，进而形成新时代家庭发展的中国路径。
〔关键词〕家庭政策；人口负增长；少子老龄化；一老一小；新时代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正文
《新时代家庭政策发展的中国路径——基于人口负增长的视角》
一、人口负增长与中国家庭变迁
作为人口大国，中国经历的是人口与家庭的共时性变迁。中国的家庭变迁与快速人口转变同步，几乎所有的人口事件都发生在家庭中，而几乎所有的家庭变迁也都会最终反映到人口格局上。
不难看出，随着我国人口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转变，近期出现的人口负增长主要表现为“生育主导型负增长”，而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速将使未来可能呈现出生减少和死亡增加并行的“双驱加速型负增长”。从本质上讲，人口负增长与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发展的一体两面，其起因皆为家庭少子化，它们都是人口转变完成后低生育率长期持续的结果，并随人口寿命普遍延长而加剧，其趋势在任何国家和地区概莫能外，区别只在早晚之别。在人口负增长惯性不断累积的条件下，中国当前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已转为少子老龄化，这将渲染未来几十年人口发展战略之底色。尽管未来的年度出生人数受多因素影响会有所波动，但年度出生人数低于死亡人数将趋于表现为一种长期趋势。
人口流变中的中国家庭经历了解构与重构，人口变动在家庭变迁中有所映射，而家庭模式的延续与拓展亦反衬出中国家庭在应对外部结构性冲击时的自我调适与积极求存。尽管家庭功能在“少子老龄化”加深的过程中屡有削弱，但中国传统家庭价值和家庭关系纽带依然保持强韧，人口转型下的家庭变迁及其政策应对正在经历着立题与破题。
二、中国家庭的治理机能及特定政策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家庭—社会”相博弈均衡的三元治理结构模式，是传统“家国同构”模式在当代人口与社会治理领域中的解构、重构以及拓展。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个体以及人口的关系愈来愈多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之上，然而中国的家庭并没有因此而缺位。中国家庭具有本体性地位，不仅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它还消解了西方现代治理结构中政府与社会的分立。尽管当代西方治理概念也在不断演化，但其主导发展方向是日益聚焦治理中的非国家行为者所实施的活动，在新自由主义下弱化国家权威并强调社会主导性和个体自由。与西方体制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格局高度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国家责任，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虽然中国政府正在不断调整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以实现本土化的善治，但国家治理没有改变其主导地位，只是赋予了社会治理更多的权限和空间，二者的互动更多的是由国家力量所推进，并经常以家庭为中介或缓冲。这一治理结构植根于中华文明土壤，可形成源源不断的治理优势输出，并为新时代家庭发展构筑了广阔的政策空间。
三、对人口现代化进程中家庭政策研究实践的展望
（一）建立全人口生命周期的家庭发展观
通过家庭政策推动家庭发展不仅要从个体入手，更要从整体性视角重视和调动家庭内生作用。尤其对于已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当代中国社会而言，家庭不再给个体带来过多的负担和羁绊，家人之间情感性互动所提供的精神动力从古至今贯穿始终，不仅是个体奋斗的动力，而且可以输送资源和提供缓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速高质发展的背后蕴藏着大量中国家庭代际的长期相互扶持，父母在帮助子女分担抚育养育责任、子女购房等重要事项上提供支持，子女在父母面临健康问题时提供经济支持和承担照护责任等。家庭政策体系要对不同年龄群体的特征和需求进行统筹，并形成贯穿家庭生命周期的应对方案。多数家庭往往包含不同代际成员，要优化某一群体的生存发展状况可以通过对其他人群的政策投入来实现，例如老人的健康保健和儿童的抚育监管可以通过转变年轻人的健康观和养育观来改善。只有有效识别并有机整合不同个体的家庭角色，才能真正发挥家庭对于个体的保护作用，更有效助力“一老一小”问题的全面应对。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已开始实施，应在其基础上开展覆盖从“幼”到“长”和从“生”到“死”有效衔接的家庭教育活动。将家庭教育的对象从家中的未成年人延展至父母和祖辈，将家庭教育的目标区间从孩子的童年、少年时期和成人的育儿期扩展到人的整个生命周期，将家庭教育的范畴拓宽至思想品德、行为习惯、亲子关系、价值观念等领域，尤其注重年轻一代婚育观、性别观、老龄和生死观的培养。
（二）强化家庭赋能以有效提升其治理可持续性
（三）构建家庭友好型的婚育配套支持体系
近期，三孩生育政策落地的真正痛点在于“能生≠想生/敢生”。中国社会竞争激烈以及婚育成本的大幅攀升是导致育龄人群生育意愿低迷的主要症结之一，晚婚晚育乃至不结婚、不生育等情况的增多对育龄人群生育潜力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而随着年轻一代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一趋势将越来越不可逆。应当注意的是，与之前放开“单独二孩”“普遍二孩”政策时不同，此次“三孩生育政策”与“配套支持措施”在政策表述中并立，并尤其强调对“婚姻—生育—养育”的一体化支持，为家庭政策发展预留了大量空间。但也要清醒认识到，这些后续支持措施对于“想生而不敢生”的群体可能会相对有效，但对于“根本不想生”甚至“根本不想结婚”的群体则可能收效甚微。提升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并兑现其生育行为是应对人口负增长和“少子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一个全球性难题，各国的政策效果均不尽如人意。从北欧等国家出现生育率回升的情况来看，相比之下，以家庭为单位推行公共服务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和着力推进性别平等以优化女性发展环境是相对有效的路径之一。
（四）在强化家庭建设基础上探究老龄社会治理的中国方案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决定“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中共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推进。国家战略是最高层级的国家意志，体现了国家重大战略部署，亟须加快实现对其中重点议题和重点领域的研究实践的突破，而如何尽快形成老龄社会治理模式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方案”无疑是重中之重。
在人口负增长惯性累积的背景下，家庭能否健康持续发展将直接关系中国家庭及中国社会能否在“少子老龄化”的前提下顺利完成历史转型，它不仅直接回应了国家治理要求和家庭发展诉求，更有可能为全球应对“少子老龄化”提供中国经验与中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