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龄化加速背景下，老有所养、老有所医的重要性愈加凸显。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29697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1.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1676万人，占全国人口15.4%。另据央视新闻报道，据测算，到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占比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新里程健康集团首席执行官、新里程（002219）董事长林杨林表示，当下需要通过“四位一体”健康产业新格局，打造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式医疗，积极探寻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方案。
“超大消费市场的人口红利正在衰减，社会转型必然需要进入一段不可控的赛道切换期，问题是如何将转型的成本和风险之间、短期和长期之间、政府和社会之间、不同阶层代际之间进行分配，将转型的代价降到最低。”林杨林指出。
医养结合带来机遇
老龄化是全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是市场发展的重要机遇。2024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中指出，银发经济涉及面广、产业链长、业态多元、潜力巨大。
林杨林分析称，老龄化催生的医疗和养老需求，在未来30年将稳步增长。纵观全球经济和各行业发展，几乎很难再找到一个行业与满足老龄化需求相媲美，在一个巨大不确定性的宏观环境下，受经济周期的影响有限，且始终保持稳健增长。
具体来看，在老龄化趋势下增加的医疗需求，即医疗和养老两者的相结合，或许正是未来重要发展趋势和市场增长点。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卫生体系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王芳曾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国内老龄化形势严峻，有质量的养老成为问题，由于慢性病和退行性病变，“养”的同时还要加强“医”，但现在养老和医疗是相对独立的体系，所以就需要引入医养结合的概念，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
据了解，目前我国存在多种医养结合模式，包括：医中有养——医疗机构转型或增设老年康复护理或养老机构；养中有医——养老机构根据老年人需求设立医务室；医养合作——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开展合作；社区辐射——依托基层医疗机构或社区护理站提供服务等。
面对这一富有潜力的增长点，该如何抓住机会并推动医养结合呢？
据林杨林分析，由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和老龄化的加速，两者会实现某种程度的叠加，必然孕育出符合老龄化刚需的康养产业。面对康养产业缺乏模式、缺乏规模、缺乏医疗能力、缺乏支付能力等硬伤，“通过五年实践和探索，我们发现老龄化在不同城市、不同人群、不同疾病谱中呈现了不同的现象与规律，那么‘防控治康养’这一全生命周期的康养体系，就能为国内康养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个产业力量视角。”
除了产业视角，从医疗视角来看，基层医疗机构似乎仍是医养结合的短板。
据王芳分析，在大多数老年人居家和社区养老的情况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正成为医养结合的主阵地，然而目前社区医养结合服务供需矛盾突出，居家老人数量较多，基层医疗机构提供的服务还不够充分，其本身也正面临资金、服务、人才等多方面挑战。
医疗体系面临挑战
除了医养结合这一机遇，还需要看到医疗体系在面临老龄化这一挑战时可能也需要做出改变。
林杨林指出，如果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生产关系改革进程迟滞，但我们却没有从社会生产关系改革的维度看待老龄化，那么社会不确定性就会被拉大，经济周期就会被拉长。
“从2000年我国正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至2021年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4%，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期间只用了21年。同样的老龄化进程，法国用了126年，英国用了46年，德国用了40年。跳出老龄化技术概念的生产关系改革，才是探寻老龄化挑战的信心源泉。”林杨林表示。
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曾指出，人口老龄化是带给医疗体系的一道大命题。
但是由于“以治病为中心”的医疗卫生体制的整体导向与老龄人口对“寿命长、能自理、心智明、无疾终”的健康长寿需要不相适应，因而“重治疗、轻预防”“重过程、轻治愈”“重治病、轻健康”的医疗、医保、医药问题仍然突出。
除了从“以疾病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的观念转变，在林杨林看来，通过建立现代法人治理体系和生产关系改革打造内生型三级诊疗体系，同样是探寻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的方法，可一定程度应对老龄化挑战，助力区域医疗供需平衡。
据林杨林介绍，这一内生型三级诊疗体系，即“一个综合医院+多个专科医院”的“1+N”模式，旨在通过学科集群推动临床技术提升，通过模式创新提升市场份额、发挥规模效应控制管理成本以及提升品牌效应等。
这种基于产权纽带和现代法人治理体系的内生型三级诊疗体系，可以最大程度解决医联体之间的人权、事权、财权不统一，以三级综合医院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以专科医院提供不同层次医疗需求，以基层医疗提供慢病管理服务，助力区域解决医疗资源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同时满足多层次多纬度的医疗需求。
对此问题，林杨林表示，快速攀升的医疗和养老需求与严格控制的医保费用，两者矛盾将成为贯穿老龄化进程的主线。“我国基本医疗保险主导了绝大多数医疗支付，保基本是社会底线，医疗机构在与商业保险合作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当前全社会正在构建橄榄型分配结构和继续推动财富分配机制。在‘医疗+保险’的体系建设中，既要考虑医疗专科专病的专业性，又要考虑医疗需求的普惠性、可及性和多层性，既要考虑商保对基本医保不足的助力和补充，又要考虑商保对增强社会保障的必要和价值。”
林杨林进一步强调，只有充分理解我国社会制度的新特色和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才能探索精准健康有效管理、医保基金有效管控、保险赔付有效控制、医生价值有效体现等方案，才能真正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结合中国国情、契合中国需要的管理式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