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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罪名
第一百五十三条走私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以外的货物、物品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二）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对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走私货物、物品的偷逃应缴税额处罚。
释义阐明
《刑法修正案（八）》对本条作了修改。本条主要作了四处修改：
第二，针对实践中出现的“蚂蚁搬家”式的走私行为，无法予以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将1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两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近年来，有的部门和一些全国人大代表的议案、建议提出，在我国一些地区，小额多次走私的情况严重，由于行为人有意将每次偷逃应缴税额控制在5万元以下，海关查获后只能予以行政处罚。行为人屡罚屡犯，从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程度上看，应当以犯罪处理，才能起到惩戒作用，有效维护海关监管秩序。因此，本款进行了相应修改。
第三，根据司法实践的经验和打击犯罪的需要，将“偷逃应缴税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五万元”改为“偷逃应缴税额较大”；将“偷逃应缴税额在十五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改为“偷逃应缴税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将“偷逃应缴税额在五十万元以上”改为“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第四，调整处罚顺序，由重到轻改为由轻到重；整合处刑档次，将五档处刑改为三档处刑。
构成要件
一、概念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是指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邮寄除武器、弹药、核材料、假币、文物、贵重金属、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淫秽物品、固体废物、液态废物、气态废物、毒品、制毒物品等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以外的其他普通货物、物品进出国(边)境，偷逃应缴关税税额较大或者一年内曾因走私被两次行政处罚。
二、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构成要件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普通货物、物品进出口监管、征收关税的制度。
海关法、进出口关税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了海关对进出境普通货物、物品进行监管、征收关税的制度。违反上述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偷逃货物、物品进出境应缴税款的行为，直接侵害了国家海关对普通货物、物品进出境的监管、关税征收制度。
（二）客观要件
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邮寄普通货物、物品进出国(边)境、偷逃应缴关税税额较大或者一年内曾因走私被两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行为。
（三）主体要件
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自然人和单位均可构成本罪的主体。
（四）主观要件
主观方面由故意构成，过失不构成本罪。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国家海关监管法律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偷逃进出境货物、物品的应缴税额，或者逃避国家有关货物、物品进出境的禁止性管理，并且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应认定为具有走私的故意。如果行为人没有走私的故意，但有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的行为，则不属于走私行为，一般是由于不懂海关监管规定或者疏忽大意而该报未报或者漏报、错报关税的过失造成的，应由海关依照海关法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理。应当注意的是，本罪不以牟利为目的作为构成要件。在实践中，行为人一般都具有牟取非法利润或者其i他非法利益的犯罪目的，但1997年刑法无此规定。
认定要义
一、罪与非罪
下列情形下，虽然属于走私行为，但因“节显著轻微，可不认为是犯罪”:
（1）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未达到较大标准，即在十万元以下的；
（2）一年内虽然多次走私，但均未被行政处罚过或者仅被行政处罚过一次，且“应缴税额”未达到较大标准，即十万元以下的。
二、此罪与彼罪
（2）未经许可进出口国家限制进出口的货物、物品行为的性质认定。有意见认为，限制进出口的货物、物品不同于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未经许可走私国家限制进出口的货物、物品，如果限制进出口的货物、物品属于涉税货物、物品的，应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定罪处罚；属于非涉税货物、物品的，可不作犯罪处理。《走私解释》未纳该意见，而是在第21条明确规定，未经许可进出口国家限制进出口的货物、物品，应当依照《刑法》第51条、第152条的规定，以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物品罪等罪名定罪处罚。偷逃应缴税额，同时又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主要考虑是:禁止进出口货物、物品包括绝对禁止和相对禁止两种，刑法规定的禁止进出口不限于绝对禁止的情形。例如，针对部分驯养繁殖的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在经国务院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取得证明书的情况下可以合法进出口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在回复有关单位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的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珍稀植物及其制品的行为，是指走私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并取得相应进出口证明的珍贵动物、珍稀植物及其制品的行为。”
租用、借用或者使用购买的他人许可证，进出口国家限制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的，适用前列规定定罪处罚，即视为未经许可进出口国家限制进出口的货物、物品。
（3）取得许可，但超过许可数量进出口国家限制进出口的货物、物品，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153条的规定，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定罪处罚
三、走私主观故意中的“明知”
走私主观故意中的“明知”，是指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从事的行为是走私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可以认定为“明知”，但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骗的除外：
（1）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进出境的货物、物品的；
（2）用特制的有意逃避海关监管设备或者运输工具走私货物、物品的；
（3）未经海关同意，在非设关的码头、海（河湖）岸、陆路边境等地点，运输（驳载）、收购或者贩卖非法进出境货物、物品的；
（4）提供虚假的合同、发票、证明等商业单证委托他人办理通关手续的；
（5）以明显低于货物正常进（出）口的应缴税额委托他人代理进（出）口业务的；
（6）曾因同一种走私行为受过刑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又以相同方式进行走私的；
（7）其他有证据证明的情形。
四、《刑法》第154条规定的“销售牟利”
《刑法》第154条第（1）项、第（2）项规定的“销售牟利”，是指行为人主观上为了牟取非法利益而擅自销售海关监的保税货物、特定减免税货物。这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当根据偷逃的应缴税额是否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或者是否属于“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情形予以认定。实际获利与否或者获利多少并不影响对行为人的定罪。
五、利用购买的加工贸易登记手册、特定减免税批文等涉税单证进口货物行为的定性处理问题
加工贸易登记手册、特定减免税批文等涉税单证是海关根据国家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政策性规定，给予特定企业用于保税货物经营管理和减免税优惠待遇的凭证。利用购买的加工贸易登记手册、特定减免税批文等涉税单证进口货物，实质是将一般贸易货物伪报为加工贸易保税货物或者特定减免税货物进口，以达到偷逃应缴税款的目的，应当适用《刑法》第153条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定罪处罚。如果行为人与走私分子通谋出售上述涉税单证或者在出卖批文后又以提供印章、向海关伪报保税货物、特定减免税货物等方式帮助买方办理进口通关手续的，对卖方依照《刑法》第156条以走私罪共犯定罪处罚。买卖上述涉税单证情节严重尚未进口货物的，则应依照《刑法》第280条规定的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定罪处罚。
六、在加工贸易活动中骗取海关核销行为的认定问题
关于在加工贸易活动中骗取海关核销行为的认定问题在加工贸易经营活动中，以假出口、假结转或者利用虚假单证等方式骗取海关核销，致使保税货物、物品脱离海关监管，造成国家税款流失，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153条的规定，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有证据证明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保税货物脱离海关监管，经营人无法办理正常手续而骗取海关核销的，则不应当认定为走私犯罪。
七、关于伪报价格走私犯罪案件中实际成交价格的认定问题
八、关于出售走私货物已缴纳的增值税应否从走私偷逃应缴税额中扣除的问题
走私犯罪嫌疑人为出售走私货物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缴纳增值税是其走私行为既遂后在流通领域获取违法所得的一种手段，属于非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对走私犯罪嫌疑人因出售走私货物而实际缴纳走私货物增值税的，在核定走私货物偷逃应缴税额时，不当将其已缴纳的增值税额从其走私偷逃应缴税额中扣除。
九、关于单位走私犯罪案件自首的认定问题
单位走私犯罪案件中，对单位集体决定自首的，或者单位直接负责的主旨人员自首的，应当认定为单位自首。认定单位自首后，如实交代主要犯罪事实的单位负责的其他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任人员，可视为自首；但对拒不交代主要犯罪事实或者逃避法律追究的人员，则不以自首论。
十、对于在走私的普通货物、物品或者物中藏匿特定货物的定性
在走私的普通货物、物品或者废物中藏匿《刑法》第151条、第152条第347条、第350条规定的货物、物品，构成犯罪的，以实际走私的货物物品定罪处罚；构成数罪的，实行数罪并罚。但是，确有充分证据证明行为人对藏匿的货物、物品不知情的除外。
根据《刑法》第156条的规定，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的犯罪分子通谋为其提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或者为其提供运输、保管、邮寄或者其他方便的，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共犯论处。
量刑标准
依照《刑法》第153条第1款的规定，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1）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较大或者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
（2）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
（3）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依照本条第2款的规定，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依照本条第3款的规定，对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走私货物、物品的偷逃应缴税额处罚。具体情节与量刑的对应情况，
司法机关在适用本条规定处罚时，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1.正确把握偷逃应缴税额较大、巨大、特别巨大
根据《走私解释》第16条第1款的规定，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153条第1款规定的“偷逃应缴税额较大”；偷逃应缴税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偷逃应缴税额巨大”；偷逃应缴税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
2.正确把握走私货物、物品的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具有下列情形之，偷逃应缴税额在三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153条第1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偷逃应缴税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1）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
（2）使用特种车辆从事走私活动的；如下
（3）为实施走私犯罪，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的；
（4）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孕妇等特殊人群走私的；
（5）聚众阻挠缉私的。
3.正确认定小额多次走私
《刑法修正案（八）》将小额多次走私行为纳入了刑事打击范畴。
（1）正确理解“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
（2）正确认定“多次走私未经处理”。
4.应缴税额的计算依据
5.武装掩护走私普通货物、物品或者以暴、威胁方法抗拒缉私的处理
依照《刑法》第157条第1款的规定，武装掩护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的在《刑法》第151条第1款规定的法定刑的幅度内从重处罚。行为人所携带的武器无论是否使用，均应按照《刑法》第11条第1款的规定处罚。具依照《刑法》第157条第2款的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缉私的以走私罪和《刑法》第277条规定的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罪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6.关于单位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之前的有关司法解释规定，规定单位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按照自然人犯罪标准的5倍掌握。《走私释》第24条将之下调为自然人犯罪标准的两倍，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
（1）《刑法》第153条对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区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配置了不同的法定刑，其中单位犯罪的刑罚明显要轻于自然人犯罪，这一点在确定单位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时也应有所体现；
（2）随着公司设立门槛不断降低，单位走私犯罪数量的急剧攀升，单位利益与个人利益更趋紧密，在预留出行政处罚必要空间的基础上，单位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与自然人罪不宜拉开过大；
（3）按照两倍标准把握，《解释》实际上将《走私解释（一）》原确定的25万元、75万元，50万元三个量刑档次起点数额调整为20万元、100万元、500万元。两相比较，人罪门槛基本相当但不同量刑档次的数额标准明显拉大，既可以避免案件总体数量的大起大落，同时也为均衡量刑预留出了更大的裁量空间。
7.关于量刑规范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对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量刑并未有作出规定，这主要是由于此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的发案率不高，最高司法机关还未能总结出一套比较完整的量刑规范化方案，有待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作出详细的规定。在此之前，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各地的社会治安状况、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制定适合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实际情况的量刑规范化标准。在有关规定出台前，司法人员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判处刑罚。
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4年9月10日施行法释﹝2014﹞10号）
【延伸阅读】《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第十六条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偷逃应缴税额较大”；偷逃应缴税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偷逃应缴税额巨大”；偷逃应缴税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偷逃应缴税额在三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偷逃应缴税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一）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
（二）使用特种车辆从事走私活动的；
（三）为实施走私犯罪，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的；
（四）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孕妇等特殊人群走私的；
（五）聚众阻挠缉私的。
第二十一条未经许可进出口国家限制进出口的货物、物品，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以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等罪名定罪处罚；偷逃应缴税额，同时又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取得许可，但超过许可数量进出口国家限制进出口的货物、物品，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定罪处罚。租用、借用或者使用购买的他人许可证，进出口国家限制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的，适用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十二条在走私的货物、物品中藏匿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三百五十条规定的货物、物品，构成犯罪的，以实际走私的货物、物品定罪处罚；构成数罪的，实行数罪并罚。
第二十三条实施走私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犯罪既遂：
（一）在海关监管现场被查获的；
（二）以虚假申报方式走私，申报行为实施完毕的；
（三）以保税货物或者特定减税、免税进口的货物、物品为对象走私，在境内销售的，或者申请核销行为实施完毕的。
第二十四条单位犯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之罪，依照本解释规定的标准定罪处罚。单位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偷逃应缴税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偷逃应缴税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偷逃应缴税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通知（2011年4月26日施行法〔2011〕16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将于2011年5月1日起施行。《刑法修正案（八）》对走私犯罪作了较大修改。为切实做好走私犯罪审判工作，现就审理走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后，新的司法解释出台前，各地人民法院在审理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犯罪案件时，可参照适用修正前的刑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0号）规定的数额标准。
二、对于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具体的定罪量刑标准可由各地人民法院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和本地实际确定。各地人民法院要依法审慎稳妥把握好案件的法律适用和政策适用，争取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
三、各地人民法院在审理走私犯罪案件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关于印发《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2002年7月8日施行）
五、关于走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观故意的认定问题
行为人明知自已的行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偷逃进出境货物、物品的应缴税额，或者逃避国家有关进出境的禁止性管理，并且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应认定为具有走私的主观故意。
走私主观故意中的“明知”是指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从事的行为是走私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明知”，但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骗的除外：
（一）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进出境的货物、物品的；
（二）用特制的设备或者运输工具走私货物、物品的；
（三）未经海关同意，在非设关的码头、海（河）岸、陆路边境等地点，运输（驳载）、收购或者贩卖非法进出境货物、物品的；
（四）提供虚假的合同、发票、证明等商业单证委托他人办理通关手续的；
（五）以明显低于货物正常进（出）口的应缴税额委托他人代理进（出）口业务的；
（六）曾因同一种走私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的；
（七）其他有证据证明的情形。
六、关于行为人对其走私的具体对象不明确的案件的处理问题
走私犯罪嫌疑人主观上具有走私犯罪故意，但对其走私的具体对象不明确的，不影响走私犯罪构成，应当根据实际的走私对象定罪处罚。但是，确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因受蒙骗而对走私对象发生认识错误的，可以从轻处罚。
八、关于走私旧汽车、切割车等货物、物品的行为的定罪问题
走私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三百五十条规定的货物、物品以外的，已被国家明令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例如旧汽车、切割车、侵犯知识产权的货物、来自疫区的动植物及其产品等，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九、关于利用购买的加工贸易登记手册、特定减免税批文等涉税单证进口货物行为的定性处理问题
加工贸易登记手册、特定减免税批文等涉税单证是海关根据国家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政策性规定，给予特定企业用于保税货物经营管理和减免税优惠待遇的凭证。利用购买的加工贸易登记手册、特定减免税批文等涉税单证进口货物，实质是将一般贸易货物伪报为加工贸易保税货物或者特定减免税货物进口，以达到偷逃应缴税款的目的，应当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定罪处罚。如果行为人与走私分子通谋出售上述涉税单证，或者在出卖批文后又以提供印章、向海关伪报保税货物、特定减免税货物等方式帮助买方办理进口通关手续的，对卖方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六条以走私罪共犯定罪处罚。买卖上述涉税单证情节严重尚未进口货物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十、关于在加工贸易活动中骗取海关核销行为的认定问题
在加工贸易经营活动中，以假出口、假结转或者利用虚假单证等方式骗取海关核销，致使保税货物、物品脱离海关监管，造成国家税款流失，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追究刑事责任。但有证据证明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保税货物脱离海关监管，经营人无法办理正常手续而骗取海关核销的，不认定为走私犯罪。
十一、关于伪报价格走私犯罪案件中实际成交价格的认定问题
走私犯罪案件中的伪报价格行为，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进出口货物、物品时，向海关申报进口或者出口的货物、物品的价格低于或者高于进出口货物的实际成交价格。
对实际成交价格的认定，在无法提取真、伪两套合同、发票等单证的情况下，可以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付汇渠道、资金流向、会计账册、境内外收发货人的真实交易方式，以及其他能够证明进出口货物实际成交价格的证据材料综合认定。
十二、关于出售走私货物已缴纳的增值税应否从走私偷逃应缴税额中扣除的问题
走私犯罪嫌疑人为出售走私货物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缴纳增值税，是其走私行为既遂后在流通领域获违法所得的一种手段，属于非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对走私犯罪嫌疑人因出售走私货物而实际缴纳走私货物增值税的，在核定走私货物偷逃应缴税额时，不应当将其已缴纳的增值税额从其走私偷逃应缴税额中扣除。
十八、关于单位走私犯罪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问题
具备下列特征的，可以认定为单位走私犯罪：
（2）为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违法所得大部分归单位所有。
根据单位人员在单位走私犯罪活动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确定为一人或者数人。对于受单位领导指派而积极参与实施走私犯罪行为的人员，如果其行为在走私犯罪的主要环节起重要作用的，可以认定为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十九、关于单位走私犯罪后发生分立、合并或者其他资产重组情形以及单位被依法注销、宣告破产等情况下，如何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
单位走私犯罪后，单位发生分立、合并或者其他资产重组等情况的，只要承受该单位权利义务的单位存在，应当追究单位走私犯罪的刑事责任。走私单位发生分立、合并或者其他资产重组后，原单位名称发生更改的，仍以原单位（名称）作为被告单位。承受原单位权利义务的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为诉讼代表人。
单位走私犯罪后，发生分立、合并或者其他资产重组情形，以及被依法注销、宣告破产等情况的，无论承受该单位权利义务的单位是否存在，均应追究原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人民法院对原走私单位判处罚金的，应当将承受原单位权利义务的单位作为被执行人。罚金超出新单位所承受的财产的，可在执行中予以减除。
二十、关于单位与个人共同走私普通货物、物品案件的处理问题
单位和个人（不包括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共同走私的，单位和个人均应对共同走私所偷逃应缴税额负责。
对单位和个人共同走私偷逃应缴税额为5万元以上不满25万元的，应当根据其在案件中所起的作用，区分不同情况做出处理。单位起主要作用的，对单位和个人均不追究刑事责任，由海关予以行政处理；个人起主要作用的，对个人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对单位由海关予以行政处理。无法认定单位或个人起主要作用的，对个人和单位分别按个人犯罪和单位犯罪的标准处理。
二十一、关于单位走私犯罪案件自首的认定问题
在办理单位走私犯罪案件中，对单位集体决定自首的，或者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首的，应当认定单位自首。认定单位自首后，如实交代主要犯罪事实的单位负责的其他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视为自首，但对拒不交代主要犯罪事实或逃避法律追究的人员，不以自首论。
二十二、关于共同走私犯罪案件如何判处罚金刑问题审理共同走私犯罪案件时，对各共同犯罪人判处罚金的总额应掌握在共同走私行为偷逃应缴税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二十三、关于走私货物、物品、走私违法所得以及走私犯罪工具的处理问题
二十四、关于走私货物、物品无法扣押或者不便扣押情况下走私违法所得的追缴问题
在办理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犯罪案件中，对于走私货物、物品因流入国内市场或者投入使用，致使走私货物、物品无法扣押或者不便扣押的，应当按照走私货物、物品的进出口完税价格认定违法所得予以追缴；走私货物、物品实际销售价格高于进出口完税价格的，应当按照实际销售价格认定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擅自销售进料加工保税货物的行为法律适用问题的解释（2000年10月16日施行高检发释字〔2000〕3号）
为依法办理走私犯罪案件，根据海关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对擅自销售进料加工保税货物的行为法律适用问题解释如下：
保税货物是指经海关批准未办理纳税手续进境，在境内储存、加工、装配后复运出境的货物。经海关批准进口的进料加工的货物属于保税货物。未经海关许可并且未补缴应缴税额，擅自将批准进口的进料加工的原材料、零件、制成品、设备等保税货物，在境内销售牟利，偷逃应缴税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关于应纳税总额是否包含海关等部门征收的其他税种问题的批复》(经征求国家税务总局和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意见，2000年8月21日答复广东省公安厅经侦总队请示公经〔2006〕1829号）
《刑法》第201条所规定的应纳税款及应纳税额不包含海关关税及海关代征增值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3条中“应纳税总额”不包含《刑法》第153条规定的“偷逃应缴税额”部分在内。
第一百五十三条证据规格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一）犯罪嫌疑人供述与辩解
1.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
3.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的数量、特征、种类、价格、存放的地点、去向、有无知情人；
4.是否故意违反海关法规，采取隐瞒、伪报、蒙混等手段，逃避海关监督、检查，擅自销售的货物、物品是否海关监管的保税、特定减免税的货物、物品；
5.共同犯罪的，应查明犯意的提起、联络、分工、实施、分赃等情况，以及每一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地位和作用。
1.侦查、海关、缉私、边卡等人员的证言；
2.知情人、会计、出纳、银行、信贷人员的证言；
3.收购、贩卖、运输、保管人员的证言；
4.单位犯罪的，收集参与人员、单位领导的证言。
（三）物证、书证
1.作案工具，如汽车、船、邮件、集装箱、包装物等实物和照片；
2.国家禁止、限制进出口普通货物、物品实物、照片；
4.被走私货物、物品的商检单证、进出口许可证、包裹单、托运单、邮寄凭证等。
（四）鉴定意见
1.国家禁止、限制出进出口货物、物品和应缴纳进出口税物品鉴定结论；
2.会计鉴定、审计鉴定等；
3.文检鉴定；
4.价值评估鉴定。
（五）勘验、检查笔录
1.现场勘查图、现场照片等；
2.作案工具等物证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和照片。
（六）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监控录像、录音、电子数据等。
（七）其他证据材料
1.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材料，包括户籍信息，有前科劣迹，应调取法院判决书、行政处罚决定书、释放证明书、犯罪嫌疑人有投案自首、立功表现的，公安机关出具的是否成立自首、立功的书面说明等有效法律文件；
2.犯罪嫌疑人（单位）的身份材料，包括企业法人的营业执照、法人工商注册登记证明、法人单位性质证明、税务登记证明、单位代码等；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它直接责任人员在单位的任职、职责、权限等证明材料；
3.抓获经过、出警经过、报案材料等。
张弛：自贸区内走私罪的认定与处理
《刑事审判参考》第1号案例北京太子纺织工业有限公司、姚志俊等走私普通货物案
【摘要】
单位走私犯罪在法律文书中如何表述？
北京太子纺织工业有限公司、姚志俊等走私普通货物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北京太子纺织工业有限公司。
诉讼代表人：赵德江，原北京太子纺织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被告人：姚志俊，男，59岁，原系北京太子纺织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因涉嫌走私罪，1997年7月28日被逮捕。
被告人：叶志明，男，34岁，原系北京太子纺织工业有限公司报关员。因涉嫌走私罪，1997年7月28日被逮捕。
被告人：洪胜利，男，36岁，福建省晋江市英林镇人，农民。因涉嫌走私罪，1997年7月28日被逮捕。
被告人：洪天命，男，32岁，福建省晋江市英林镇人，农民。因涉嫌走私罪，1997年7月28日被逮捕。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指控：
1.被告单位北京太子纺织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姚志俊、报关员叶志明与被告人洪胜利、洪天命经预谋，于1996年6月至1997年2月间，先后伪造来料加工出口合同多份。被告人姚志俊、叶志明利用被告人洪胜利提供的假出口报关单，核销了本单位应出口而在境内销售的保税货物羊毛条200吨，偷逃关税、增值税合计人民币283万余元；利用被告人洪天命提供的假出口报关单核销了本单位应出口而在境内销售的保税货物羊毛条100吨，偷逃关税、增值税合计人民币141万余元。
2.被告人姚志俊、叶志明于1996年6月至1997年6月间，分别伪造来料加工合同10余份，从北京海关骗领来料加工手册15本，卖给被告人洪胜利10本，卖给被告人洪天命5本。被告人洪胜利、洪天命将买来的来料加工手册转手倒卖。被告人姚志俊获人民币9万余元，被告人叶志明获人民币43万余元，被告人洪胜利获人民币12万余元，被告人洪天命获人民币20万余元。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1.被告单位北京太子纺织工业有限公司经国家海关许可进口保税羊毛原料300余吨，货物价值人民币1200余万元。该原料加工后，太子公司擅自在境内销售，却未补缴关税及增值税。被告人姚志俊在担任北京太子纺织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后，与该公司报关员叶志明及被告人洪胜利、洪天命预谋，于1996年6月至1997年2月间，伪造出口销售合同多份，并用洪胜利、洪天命提供的假报关单核销了北京太子纺织工业有限公司应缴纳的税额共计人民币425万余元。其中，被告人姚志俊、叶志明伙同洪胜利偷逃关税及增值税共计人民币283万余元，伙同洪天命偷逃关税及增值税共计人民币141万余元。案发后，被告单位北京太子纺织工业有限公司已补缴税款425万余元。
2.被告人姚志俊、叶志明伙同他人于1996年6月至1997年6月，伪造来料加工进口合同10余份，从海关骗领来料加工手册15本。被告人姚志俊、叶志明共出售来料加工手册15本，违法所得人民币54万余元归个人使用。其中，卖给被告人洪胜利10本，收取人民币33万余元；卖给被告人洪天命5本，收取人民币21万余元。
3.被告人洪胜利将购买的来料加工手册10本，以人民币70万余元的价格，向他人非法出售，违法所得37万余元；被告人洪天命将购买的来料加工手册5本，以人民币42万余元，向他人非法出售，违法所得21万余元。被告人姚志俊、叶志明所获赃款大部分已被起获，被告人洪胜利、洪天命所获赃款已被挥霍。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单位北京太子纺织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姚志俊、报关员叶志明，为给公司谋取利益，勾结被告人洪胜利、洪天命，违反海关法规，采用伪造合同、提供假报关单的手段，将该公司进口保税货物擅自在境内销售牟利后的应缴税额予以核销，偷逃了国家应收的巨额关税及增值税，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告单位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姚志俊、直接责任人员叶志明、被告人洪胜利、洪天命等所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均情节严重，应分别按照单位犯罪及个人犯罪予以处罚。
被告人姚志俊、叶志明、洪胜利、洪天命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买卖来料加工手册，从中获取暴利，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被告人姚志俊、叶志明、洪胜利、洪天命所犯非法经营罪，情节均特别严重，应依法惩处。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于1998年12月17日判决如下：
1.被告单位北京太子纺织工业有限公司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罚金人民币425万元。
2.被告人姚志俊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罚金人民币1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罚金人民币10万元。
3.被告人叶志明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罚金人民币44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3年，罚金人民币44万元。
4.被告人洪胜利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罚金人民币283万元；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罚金人民币37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0年，罚金人民币320万元。
5.被告人洪天命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罚金人民币141万元；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罚金21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7年，罚金人民币162万元。
6.继续追缴被告人姚志俊、叶志明、洪胜利、洪天命犯非法经营罪的违法所得。
一审宣判后，被告单位北京太子纺织工业有限公司及被告人姚志俊、叶志明、洪天命不服，分别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北京太子纺织工业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是：罚金过重；姚志俊的上诉理由是：为公司走私普通货物的犯罪行为，应按照《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量刑；其倒卖来料加工手册，只应负3本的罪责，不应负15本罪责；叶志明的上诉理由是：对走私不明知，对假报关单以及如何预谋均不知道；洪天命的上诉理由是：在犯罪中只起中间人的作用，量刑过重。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认为，本案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定罪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于1999年1月20日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主要问题
1.本案作为单位走私犯罪，在法律文书中应当如何表述？
2.刑法修订前发生的走私普通货物罪如何适用刑法第十二条？
三、裁判理由
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不断发展，贸易形式多种多样，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法律法规，鼓励对外贸易出口创汇。但是，有些犯罪分子钻政策、法律空子，以对外贸易之名，行走私犯罪之实，在境内非法倒卖保税货物，即是走私的一种特殊形式。
根据《海关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保税货物是指经海关批准不须办理纳税手续进境，在境内储存、加工、装配后必须复运出境的货物。不须缴纳关税进境和在境内储存、加工、装配后必须复运出境销售，是保税货物的两大特点。来料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是目前国际通行的对外经济合作方式，也是我国法律允许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创汇的重要方式。在来料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中，外商所提供的原材料、零件、制成品、设备等，都是经海关特许进口的不须缴纳关税的货物，即保税货物。将保税货物在境内销售，必须经过海关批准，并且补交应缴纳税额。
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第六条规定，对于“未经海关许可并且未补缴关税，擅自将批准进口的来料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的原材料、零件、制成品、设备等保税货物，在境内销售牟利”，数额较大，构成犯罪的，以走私罪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一百五十四条将上述规定纳入刑法典，明确规定对上述行为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定罪处罚。
本案被告人姚志俊、叶志明、洪胜利、洪天命经过密谋策划，采取伪造出口销售合同，利用假出口报关单等手段，核销了北京太子纺织工业有限公司进口保税货物300吨羊毛条在境内销售后应向国家缴纳的关税及增值税共计425万余元，将该应缴税额据为单位所有，该单位及各被告人的共同行为均已构成犯罪。对其销售保税货物后偷逃应缴税额的行为，应当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追究被告单位及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一）作为单位走私犯罪，在法律文书中应当如何表述的问题过去这个问题一直不明确，写法也不统一。1998年9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单位犯罪案件的审理程序作了专门规定。本案对被告单位的表述即是依照该司法解释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八条的规定，首先列明被告单位，再列明代表被告单位出庭的诉讼代表人。如被告单位委托律师的，接下来还要列明委托的律师姓名、单位。之后，才能依次列出各被告人，本案在法律文书中的表述是正确的。
（二）刑法修订前发生的走私普通货物犯罪如何适用刑法第十二条的问题1979年刑法没有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补充了对单位走私犯罪的规定。
根据《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第五条的规定，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走私该补充规定第一条至第三条规定的货物、物品（即鸦片等毒品、武器弹药、伪造的货币、国家禁止出口的文物、珍贵动物及其制品、黄金、白银或者其他贵重金属等），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该补充规定对个人犯走私罪的规定处罚。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走私上述以外的货物、物品，价额在30万元以上的，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走私，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或者以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名义进行走私，共同分取违法所得的，依照该补充规定对个人犯走私罪的规定处罚。
1997年刑法在《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的基础上，对单位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犯罪的规定作了修改。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量刑幅度、法定最高刑以及走私数额计算的标准等方面不同。对于刑法修订前发生的个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犯罪，由于刑法规定是以偷逃应缴税额作为量刑的标准，而《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是以走私货物的价额作为量刑的标准，比较而言，对同一走私犯罪案件，适用刑法规定处刑要轻。因为我国境内销售的进口物品，其价格除了该进口物品入境前的价格，还要加上进口时海关征收的税额，即“应缴税额”总会比走私物品的价额要低。所以，根据刑法第十二条规定，前面讲到的走私案件应按照刑法定罪量刑。对于单位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犯罪，是按照《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定罪量刑，还是按照刑法定罪量刑，根据刑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则应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本案中被告单位北京太子纺织工业有限公司走私普通货物，其犯罪行为发生在刑法修订以前。刑法关于单位走私普通货物犯罪的法定最高刑重于《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如果单从法定最高刑上看，似应适用《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处理此案。但是，此案走私的货物价值为1200余万元人民币，如果适用《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应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即要在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处刑。如果按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的，应当根据其走私偷逃的应缴税额，而不是走私货物、物品的价额量刑。本案走私普通货物偷逃的应缴税额为425万元，尚未达到“情节特别严重”（关于走私普通货物“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目前司法实践中一般掌握在500万元以上），只属于“情节严重”，即应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根据刑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结合本案具体情况，对被告单位和被告人而言，修订后刑法规定的刑罚较轻。故一、二审法院适用刑法对本案进行判处，符合刑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是正确的。
《刑事审判参考》第18号案例林春华等走私普通货物案
1.被告人林春华的走私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单位行为？
涉案的新泽公司、新立新公司是以虚假资料骗取工商登记的，经安公司则是无工商注册登记的虚构公司，这三个公司不属于刑法第三十条所指的“公司”，故不构成单位犯罪。
2.本案是否为集团犯罪？
林春华成立的宏威公司并非专为走私而设，在其走私犯罪前也进行过合法经营，那时姜连生、张瑞泉就在该公司工作，可见，各被告人不是基于走私的犯罪目的纠集在一起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各被告人在事先进行周密的预谋、策划，事实上姜连生、张瑞泉、李新辉均受聘于林春华的公司。因此，本案各被告人构成犯罪集团的特征并不明显，依已查明的证据，只能认定本案是一般共同犯罪，而不构成走私犯罪集团。
3.被告人林春华主动交代部分行贿犯罪，检举其行贿的对象是否构成自首、立功？
林春华等走私普通货物案
被告人林春华，又名林桂枝，男，36岁。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1999年2月7日被逮捕。
被告人姜连生，男，36岁。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1998年11月27日被逮捕。
被告人张瑞泉，男，29岁。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1998年12月7日被逮捕。
被告人李新辉，男，35岁。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1999年2月12日被逮捕。广东省佛山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林春华、姜连生、张瑞泉、李新辉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佛山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
（一）走私普通货物罪
（二）行贿罪
被告人林春华为走私，其单独或指使姜连生向海关等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共计人民币91.8万元、港币177万元、美元10万元。被告人姜连生参与向3名国家工作人员行贿5次，共计63万元。
（三）被告人的辩解及辩护律师的辩护理由
被告人林春华辩解其是公司的董事长，公司经营的利润用于员工福利和公司的扩大发展，其行为是公司行为；林春华的辩护人辩称该案是单位走私，犯罪主体是宏威等公司，指控林春华个人犯罪证据不足；该案与案发地有关部门监管不力有关，被告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被告人姜连生辩解未参与行贿30万元，其律师辩称是单位犯罪，姜是从犯，行贿行为是牵连犯等。被告人张瑞泉辩解不知是走私，非主犯，其律师辩称是单位犯罪，张是从犯。被告人李新辉否认犯罪，其律师辩称指控的证据不足。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被告人林春华为顺利走私成品油，于1996年至1998年8月，亲自或指使姜连生向湛江海关、湛江市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和湛江船务代理公司的朱向成等8名国家工作人员行贿25次，共计人民币91.8万元、港币177万元、美元10万元。姜连生参与向3名国家工作人员行贿5次，共计63万元。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林春华无视国法，为牟取暴利，纠合姜连生、张瑞泉、李新辉采取不报关、伪报品名、少报多进及假核销、假复出的手段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大肆走私成品油，走私货物价值和偷逃应缴税额均特别巨大，四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犯罪情节特别严重。林春华为使走私获得成功，还伙同姜连生贿赂国家工作人员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二被告的行为又构成行贿罪，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实行数罪并罚。在走私普通货物的共同犯罪中，林春华起指挥、策划作用，犯罪所得也由其个人支配使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姜连生、张瑞泉积极实施犯罪，是主犯；李新辉是从犯，应从轻处罚。在行贿的共同犯罪中，林春华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公诉机关指控四被告人的罪名成立；公诉机关认定四被告人是犯罪集团的指控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林春华所作未指使同案人作案的辩解不予采纳。张瑞泉辩解不知是走私及其律师辩称张只对四船保税油承担责任的理由不成立。李新辉否认知道是走私的辩解不予采纳。林春华、姜连生、张瑞泉的辩护人辩称本案是单位犯罪，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一条第四款、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于1999年5月11日判决如下：
2.被告人姜连生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行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3.被告人张瑞泉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4.被告人李新辉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一审宣判后，姜连生服判，不上诉。林春华、张瑞泉、李新辉不服，林春华以是单位犯罪，且有揭发他人犯罪线索的立功表现，张瑞泉以不是主犯，李新辉以原判量刑过重为由，分别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被告人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的规定，于1999年5月25日裁定如下：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将此案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核认为：被告人林春华伙同他人共同走私成品油的行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其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在走私活动中起主要作用，是本案主犯，且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予严惩。林春华为方便走私贿赂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还构成行贿罪，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依法亦应严惩。一审判决、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
最高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一条第四款、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和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于1999年6月1日裁定如下：
核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对被告人林春华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行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裁定。
（一）本案是个人犯罪
我国1979年刑法未规定单位犯罪，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首次在立法上规定单位可以成为走私罪的主体。199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明确了单位犯走私罪的刑事责任。1997年刑法设专节规定了单位犯罪、及其处罚原则，其中第三十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该条中的“公司、企业”，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构成单位犯罪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经单位全体成员或单位决策机构集体作出的决定，而不是单位中的某个人以个人名义擅自作出的决定；二是非法所得归单位所有。不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的，不构成单位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6月25《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有关规定定罪处罚。”该解释第二条还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本案被告人用来进行走私的四个公司中，宏威公司是林春华与其妻兄共同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属于刑法第三十条所指的“公司”，但该公司实际由林春华个人出资、控制，走私的决定是林春华基于个人意志作出，违法所得亦归林个人所有，依解释规定不符合单位犯罪的条件；此外，宏威公司虽不是为走私而设，但1997年以后，该公司就是以进行走私为其主要活动，不能以单位犯罪论处。新泽公司、新立新公司是以虚假资料骗取工商登记的，经安公司则是无工商注册登记的虚构公司，这三个公司不属于刑法第三十条所指的“公司”，故不构成单位犯罪。退一步讲，即使该三公司属于刑法所指的“公司”，均是林春华为进行走私而专门设立的公司，也不能以单位犯罪论。综上，林春华等利用上述四公司进行走私成品油，且违法所得均归其个人占有、支配，应认定是林春华等个人犯罪，而非单位犯罪。
（二）本案不构成走私犯罪集团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犯罪集团是指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织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集团犯罪是共同犯罪的特殊形态，各成员是否基于共同实施某种犯罪目的而结合在一起是构成犯罪集团的重要特征。本案中，林春华成立的宏威公司并非专为走私而设，在其走私犯罪前也进行过合法经营，那时姜连生、张瑞泉就在该公司工作，可见，各被告人不是基于走私的犯罪目的纠集在一起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各被告人在事先进行周密的预谋、策划，事实上姜连生、张瑞泉、李新辉均受聘于林春华的公司。因此，本案各被告人构成犯罪集团的特征并不明显，依已查明的证据，只能认定本案是一般共同犯罪，而不构成走私犯罪集团。
（三）被告人主动交代部分行贿犯罪，检举其行贿对象是否构成自首、立功
被告人林春华为走私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行为已被检察机关起诉，一、二审法院亦以行贿罪判处其无期徒刑。期间，林春华交代了他本人的其他行贿事实及受贿人，其中一部分事实司法机关已掌握。对司法机关尚不掌握的部分，属于林春华交代自己的余罪。对于主动交代的这部分余罪，首先不构成自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但不属自首。林春华作为行贿人，毫无疑问应当交代自己的行贿对象，其检举行贿对象的情况即使经查属实，依法也只能对林春华所犯行贿罪予以从轻处罚，而不构成立功。这在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有明确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对该行贿罪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无疑不能成为对林春华所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理由。
《刑事审判参考》第873号广州顺亨汽车配件贸易有限公司等走私普通货物案
1．如何审查认定刑事案件中电子数据的证据资格？
2．如何准确认定走私共同犯罪中的主、从犯？
广州顺亨汽车配件贸易有限公司等走私普通货物案
被告单位广州顺亨汽车配件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顺亨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少伟。
被告单位深圳市创竞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创竞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詹素娟。
被告单位深圳市天芝柏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天芝柏公司），法定代表人杜毓义。
被告单位广州瀚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瀚盛公司），法定代表人苏杰。
被告单位广州鸿桂源物资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鸿桂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韶华。
被告单位广州顺泰昌汽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顺泰昌公司），法定代表人许适棠。
被告单位广州市宏璟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宏璟公司），法定代表人卢传喜。
被告人李木钦，系被告单位广州顺亨公司总经理。
被告人张树鸿，系香港鸿益贸易公司负责人。
被告人黄秋文，系广东新联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新联公司）负责人之一。
被告人苏杰，系被告单位广州瀚盛公司总经理。
被告人施伟权，系被告单位广州鸿桂源公司总经理。
被告人陈海涛，系被告单位深圳创竞达公司实际负责人。
被告人庄楚镇，系被告单位广州顺泰昌公司负责人。
被告人许德才，系被告单位广州宏璟公司总经理。
被告人黄兆祥，非本案被告单位负责人和员工。
被告人李增坚，系被告单位广州顺亨公司业务员。
被告人劳英时，系珠海市新盈基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新盈基公司）财务主管。
被告人陈两宜，系被告单位深圳创竞达公司职员。
被告人李海祥，系被告单位深圳创竞达公司职员。
被告人陈泽波，系被告单位深圳天芝柏公司职员。
被告人唐丽平，系珠海新盈基公司职员。
被告人周泽鑫，系珠海新盈基公司职员。
被告人王龙，系珠海新盈基公司职员。
被告人许适棠，系广州市广园致友汽配城分场鸿星汽配经营部（以下简称广州鸿星汽配经营部）负责人。
（上述被告人其他基本情况略）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单位广州顺亨公司、深圳创竞达公司等，被告人李木钦、张树鸿、黄秋文、苏杰、施伟权、陈海涛、庄楚镇、许德才、黄兆祥、李增坚、劳英时、陈两宜、李海祥、陈泽波、唐丽平、周泽鑫、王龙、许适棠等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单位广州顺亨公司、深圳创竞达公司等，被告人李木钦、陈海涛等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不持异议。
部分被告单位、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数额、海关计税方法提出异议，并提出本案据以认定犯罪数额的电子证据证明力弱等意见。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2007年至2009年3月间，被告单位广州顺亨公司为谋取不法利益，经总经理被告人李木钦决定，指使该公司职员被告人李增坚具体操作和联将被告单位广州顺泰昌公司、广州宏璟公司以及香港鸿益贸易公司、广州鸿星汽配经营部委托该公司包税进口的汽车配件和其自购的进口汽车配件，以明显低于正常报关进口应缴税款的价格，转委托被告单位深圳创竞达公司、深圳天芝柏公司、广州瀚盛公司及广东新联公司等公司包税进口，从中赚取包税差价。经海关关税部门核定，广州顺亨公司（李木钦、李增坚）走私进口汽车配件277个货柜，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08094245.41元。
被告单位广州瀚盛公司、广州鸿桂源公司为谋取不法利益，分别由被告人苏杰、施伟权决定和操作，以明显低于正常报关进口应缴税款的价格，将被告单位广州顺亨公司及杭州新德通公司、杭州红马公司、杭州鑫亚新公司、广州钜安公司、广州运德公司、广州市越秀区立德汽配商行、杨宇公司、黎仕能等客户委托其包税进口的汽车配件，转委托珠海新盈基公司包税进口，从中赚取包税差价。经海关关税部门核定，广州瀚盛公司（苏杰）走私进口汽车配件95个货柜，偷逃应缴税额21019877.85元；广州鸿桂源公司（施伟权）走私进口汽车配件65个货柜，偷逃应缴税额19008236.17元。
珠海新盈基公司为获得非法利益，由其负责人的黄俊铿+（另案处理）决定，指使公司财务人员被告人劳英时、业务员被告人唐丽平、周泽鑫、王龙修改进口货物的真实价格、数量和品名等，制作虚假的报关资料，收取包税费用等，委托报关公司采用低报价格、伪报品名和夹藏等手段，将被告单位广州瀚盛公司、广州鸿桂源公司、被告人黄兆祥委托其包税进口的汽车配件走私进境。经海关关税部门核定，珠海新盈基公司（劳英时、唐丽平、周泽鑫、王龙）走私进口汽车配件179个货柜，偷逃应缴税额45831362.37元；黄兆祥走私进口汽车配件18个货柜，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3296828.91元。
1．被告单位广州顺亨汽车配件贸易有限公司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一亿一千万元。
（其他被告单位判罚情况略）
2．被告人李木钦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
3．被告人张树鸿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三百万元。
（其他被告人判罚情况略）
4．查封和扣押的本案各被告单位和被告人的违法所得、作案工具，均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本案各被告单位和被告人的违法所得，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一审宣判后，被告单位广州鸿桂源公司，被告人李木钦、张树鸿、黄秋文、苏杰、施伟权、陈海涛、庄楚镇、黄兆祥、劳英时不服，均提起上诉。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遂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关于刑事案件中电子数据证据资格的认定
二是合法性，即电子数据的收集主体、方法和程序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电子数据的合法性审查应当包括审查电子证据的收集主体和程序是否合法。程序审查是实体审查的前提基础，而主体资格的审查又是程序审查的首要步骤。本案中，侦查机关在对案件关键场所进行搜查时，邀请了广州市网警支队协助开展现场勘查；同时，为了更科学地对电子数据进行系统提取、固定，侦查机关还专门成立了“106专案”电子数据分析小组。另外，侦查机关在提取、固定电子数据过程中严格执行公安部制发的《计算机犯罪现场勘验与电子证物检查规则》、《公安机关电子数据鉴定规则》等规章制度，制作《电子证物检查笔录》，详细说明了电子数据调取、封存、打印、鉴定等全面情况。而且，侦查机关在向第三方取证时，向第三方出示了《调取证据通知书》、《介绍信》调取证据，取证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是关联性，即电子数据与待证案件事实有关，具有证明案件待证事实的属性。以本案中数量最多的电子数据——电子邮件为例。被告人之间来往的电子邮件中包含大量的真实上货清单，这些清单在境外供应商、国内货主、揽货人、多层包税人、洗单操作员、香港拼柜公司等多个环节流转，是证明存在走私犯罪的共同故意和共同行为的重要证据，也是计算被告人参与走私犯罪数额的重要依据。事实上，合议庭正是通过反复核实电子邮件中上货清单的真实交易内容与虚假报关资料内容的不同，计算出每一被告人的犯罪数额。
综上所述，合议庭认定案件中的电子证据材料真实、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达到了证据的认定标准，可以作为定案证据使用。
（二）关于走私共同犯罪中主、从犯的认定
本案走私犯罪的环节较多，涉及7个被告单位、18名被告人，各被告单位和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各异，因此，如何准确界定共同走私犯罪中主、从犯，也是本案争议较为集中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从两个层面对本案的主、从犯认定问题予以辨析：一是被告单位之间主、从犯的认定；二是单位内部责任人员主、从犯的认定，
1．被告单位之间主、从犯的认定
本案中，被告单位广州顺亨公司、深圳创竞达公司、深圳天芝柏公司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单位广州瀚盛公司、广州鸿桂源公司、广州顺泰昌公司、广州宏璟公司，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减轻处罚。
2．单位主要负责人、单位内部一般员工主、从犯的认定
第一，单位主要负责人主、从犯的认定。本案中，作为主犯单位被告单位广州顺亨公司、深圳创竞达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李木钦、陈海涛依法应当追究主犯责任；张树鸿、黄秋文虽然所在单位不是主犯，但其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依法可以认定为主犯；苏杰、施伟权、许德才、许适棠系从犯单位负责人，且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不大，故依法可以认定为从犯。
第二，单位内部一般员工主、从犯的认定。本案中，庄楚镇、黄兆祥、李增坚、劳英时、陈两宜、李海祥、陈泽波、唐丽平、周泽鑫、王龙系走私单位的普通员工，在共同犯罪中所处地位和作用次要，应当认定为从犯，故法院依法予以减轻处罚。
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诉应志敏、陆毅走私废物、走私普通货物案（最高法公报案例2014.05）
走私犯罪主观故意的推定(2011)刑核字第57号
对未能扣押走私货物的走私案件如何定罪量刑（2008）湛中法刑三初字第13号
《刑事审判参考》第423号案例林永杰、卢志强走私普通货物案
走私仿真枪犯罪案件中的有关鉴定和计税依据问题？
如果走私的仿真枪经鉴定属于武器，达到数量标准的，则构成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的走私武器罪；反之，如果仿真枪不能认定为武器，但偷逃应缴税额达到5万元以上的，则应以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的走私普通货物罪定罪处罚。
林永杰、卢志强走私普通货物案
被告人林永杰，男，1970年4月2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原系“粤海344”船船长。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05年12月16日被逮捕。
被告人卢志强，男，1966年6月2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原系“粤海344”船业务员。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05年12月16日被逮捕。
广东省珠海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林永杰、卢志强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林永杰、卢志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不持异议。二人的辩护人均提出，林永杰、卢志强受人雇请走私，在走私过程中起次要作用，属于从犯，同时对本案走私的物品计税依据提出异议。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11月8日，“粤海344”船到达香港昂船洲海面接应“阿成”雇请的小船将55箱仿真枪械卸装到“粤海344”船上。其问，新北江（香港）船务运输公司负责人何立基将1箱“安宫牛黄丸”交给被告人卢志强等。当晚23时许，“粤海344”船返航广东省三水港，途经珠海市内伶仃海面时，被拱北海关缉私艇截查，当场从该船上查获55个纸箱包装的仿真枪械及“安宫牛黄丸”1箱，上述仿真枪械及药品没有合法证明。经中国进出口商品检验珠海公司鉴定：上述货物为仿真气长枪117支、仿真气手枪197支、仿真气枪子弹133包、仿真气枪用充气瓶3319支、仿真气枪用润滑油74支以及安宫牛黄丸300粒。经广东省公安厅鉴定，上述查获的枪形物品为仿真枪，不具备枪支性能。经拱北海关关税部门核定，上述仿真枪支、配件及药品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120134.04元，其中仿真枪支、配件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116096.32元。
1.被告人林永杰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
2.被告人卢志强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
3.查获的走私物品，予以没收。
一审宣判后，二被告人没有提出上诉，公诉机关亦未抗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1.如何进行仿真枪的枪形物品鉴定
2.如何认定走私仿真枪的偷逃应缴税额
近年来，全国海关缉私部门查获的走私仿真枪案件数量持续上升，而关于走私的仿真枪鉴定、海关归类以及偷逃应缴税额核定依据等问题，我国目前对仿真枪管理的法律、法规尚不够明确，导致办理走私仿真枪犯罪案件存在较大困难，真正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定罪判刑的极少。本案作为全国首例针对走私仿真枪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对审理走私仿真枪犯罪案件具有借鉴意义。
（一）仿真枪的鉴定应该以公安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为准仿真枪及其枪支性能等有关枪形物品定性的鉴定问题，直接关系到走私此类物品的定性。如果走私的仿真枪经鉴定属于武器，达到数量标准的，则构成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的走私武器罪；反之，如果仿真枪不能认定为武器，但偷逃应缴税额达到5万元以上的，则应以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的走私普通货物罪定罪处罚。
在本案中，所涉枪形物品仿真度极高，其技术数据及性能在一定程度上与枪支近似，普通人难以从外观上区别其究竟为枪支还是仿真枪。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以下简称枪支管理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本法所称枪支，是指以火药或者压缩气体等为动力，利用管状器具发射金属弹丸或者其他物质，足以致人死亡或者丧失知觉的各种枪支。”该批枪形物品也具有一定的杀伤力，也符合枪支管理法中对发射原理的描述。而枪支管理法对“足以致人死亡或者丧失知觉”标准没有明确规定，故非专业人员难以确定该批仿真枪的杀伤力是否达到上述标准，作为专业性问题，应当由有权部门进行专门鉴定才能作为定案依据。
对于枪支的管理机关，根据枪支管理法第一条、第四条的规定，除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装备枪支的管理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枪支管理工作由国务院公安部门主管。对于仿真枪，《公安部关于认定仿真枪有关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1}90号]作了进一步规定：凡外形、颜色与枪支管理法规定的枪支相同或近似，并且其尺寸介于枪支管理法规定的枪支尺寸的1/2和1倍之间，但不具备枪支性能的物品，可以认定为仿真枪。
（二）仿真枪核税依据的认定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走私货物、物品所偷逃的应缴税额，应当以走私行为案发时所适用的税则、税率、汇率和海关审定的完税价格计算，并以海关出具的证明为准。”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作为我国政府制定并公布的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时适用税率的法规，计算走私普通货物偷逃应缴关税时，其对应税目和税率的适用当然应根据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来确定。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中，仿真枪并无对应的税号，其在归类和计税上存在困惑。在审理过程中，对仿真枪如何归类、计税，存在分歧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本案仿真枪的发射原理是在扣动扳机时，压缩气体进入枪管把子弹弹出，符合《海关进出口税则——统计目录商品及品目注释》9304对气步枪的描述，所以应归入税号93040000（其他武器）；另一种意见认为，由于该枪适用bb弹射击，供18岁以上人员娱乐使用，考虑按带动力装置玩具归入税号9503800，而不属于品目9304所描述的“其他武器”。上述两种税号对应的税率不同，采用哪种税率，将直接影响到对本案被告人走私犯罪的定罪量刑。
经审理，法院对拱北海关将涉案仿真枪归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中93040000（“其他武器”）进行核税的依据予以确认，理由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中对税号93040000的定义是：“其他武器（例如弹簧枪、气枪、气手枪、警棍）。”海关进出口税则——统计目录商品及品目注释》中关于“气枪、气步枪、气手枪”的注释是：“这些枪类似普通步枪，但这类枪装有空气压缩筒，扣动扳机时压缩气体进入枪管把子弹射出”、利用同一原理但不用空气而使用其他气体发射子弹的气枪、气步枪及气手枪也应归入本品目”。
2.根据本案拱北海关查获的走私仿真枪“商品随附资料”，显示该批仿真枪包括MARUI、C&AMp;p、CLAssICARMY、UMAREX、WE、KsC等17个品牌的多种型号产品。以MARUI的AK47为例，金属枪身全长87CM，重量2900G，枪管长45CM，（以上数据与仿真AK47相差无几），一次性装bb弹70发，子弹射出速度为90M/s，每分钟可连续发射750--850发。该枪使用高扭矩电池驱动马达，依靠马达齿轮带动活塞运动在枪体内形成高气压将“子弹”射出，射击距离可达50—60M。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刑法中，走私武器、弹药罪中的“武器”的概念、种类和范围与我国海关确定商品归类所依据的标准中的“武器”是不同的两个范畴。走私武器、弹药罪中的武器、弹药主要是指军用武器、弹药、爆炸物，也包括一些足以致人死亡或者丧失知觉的民用枪支、公务枪支、射击运动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后者则依据的是我国海关确定商品归类所依据的标准《商品名称与编码协调制度》。《商品名称与编码协调制度》作为国际贸易商品分类的“标准语言”，是为了适应国际贸易的需要对商品进行分类以及方便海关管理而制定。具体每个商品应归入的税号是根据商品的功能、结构、用途、原理、材料、成分等进行分类的。因此《商品名称与编码协调制度》中所指的“武器”是对同一功能商品的大致分类，例如：用于握拳时套在手指上的金属套，用以进行搏击的“指节铜套”也列入93040000品目“其他武器”。因此《商品名称与编码协调制度》中对“武器”的界定与刑法对“武器”界定的法律依据和分类标准是不同的。虽然本案走私仿真枪偷逃税额的核定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93040000品目“其他武器”，但不能因此而认为本案走私的仿真枪是走私武器弹药罪中的“武器”。
综上，本案被告人林永杰、卢志强走私仿真枪的行为应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二被告人均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定罪是正确的。本案在全国首次以生效判决对走私仿真枪的行为予以定罪处罚，同时也确定了走私仿真枪案件在审理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两个基本证据：一是仿真枪的枪形物品定性鉴定应该以公安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为准，不能仅仅依据中国进出口商品检验公司的鉴定结论；二是仿真枪偷逃税额的核定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93040000品目“其他武器”。
《刑事审判参考》第1199号案例吕丽玲走私普通物品案
携带贵金属纪念币入境的行为如何定性？
贵金属纪念币具有双重属性：既有货币属性，也有商品属性，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是选择性罪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的规定，进出口“货物”与进出境“物品”的区别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质要件，即货物在进出境环节或进出境目的上属于贸易性质，物品在进出境环节或进出境目的上属于非贸性质；二是形式要件，即货物应当签有合同或协议，物品则不存在合同或协议。根据上述区别，本案所涉贵金属纪念币应属于物品。行为人如果逃避海关监管，携带纪念币入境，偷逃应缴税额较大的，其行为构成走私普通物品罪。
吕丽玲走私普通物品案
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吕丽玲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吕丽玲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其辩护人提出：（1）涉案物品系面额300元的纪念银币，为国家法定货币，海关将之计税的依据不足；（2）吕丽玲是初犯、从犯，有自首情节和悔罪表现，请求法院对其适用缓刑。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2月18日，被告人吕丽玲从香港经罗湖口岸入境，被海关抽查。海关工作人员经检查，在吕丽玲随身携带的行李内发现有10枚未向海关申报入境的纪念银币。经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深圳有限公司鉴定，该10枚银币均为2012版中国壬辰（龙）纪念币，每枚重1千克，面额300元。经深圳市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涉案银币单价人民币38000元。经深圳海关审单处计核，10枚银币共计偷逃税款人民币64600元。
案件审理过程中，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以法律规定发生变化为由，决定撤回对被告人吕丽玲的起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要求撤回对被告人吕丽玲起诉的理由符合法律规定，裁定准许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撤回对吕丽玲的起诉。
1.携带贵金属纪念币入境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2.走私关税为零的普通货物、物品的行为是否构成走私罪？
3.如何计算被告人的偷逃税款额？
（一）携带贵金属纪念币入境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司法实践中，对于走私纪念币的行为应如何定性争议较大。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认定纪念币的属性，根据每种属性认定，会出现罪与非罪的不同定性结果。
第二种观点认为，纪念币属于贵重金属。贵重金属是指金银以及与金银同等重要的其他金属。《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规定，金银包括金银铸币。经鉴定，涉案纪念币含银99.9%，物理性质是贵重金属。但被告人系携带银币入境，而非出境，其行为不构成走私贵重金属罪。
第三种观点认为，纪念币属于商品，可以成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对象。
我们同意第三种观点。在我国，贵金属纪念币是指具有特定主题的限量发行的国家法定货币，它由金、银、铂、钯等贵金属或其合成金制作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可以根据需要发行纪念币。纪念币是具有特定主题的限量发行的人民币，包括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因此，贵金属纪念币作为国家货币具有法定性。
但是，贵金属纪念币又不同于流通人民币，可以买卖，1997年9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禁止非法买卖人民币的通知）的通知》第三条规定，“贵金属纪念币自发行之日起即可上市经营”。因此，贵金属纪念币具有双重属性：既有货币属性，也有商品属性，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其价值是设计、雕刻、铸造、发行等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使用价值是满足人们收藏、纪念、投资等需求。作为人民币的一个特殊种类，贵金属纪念币还演变成了一种艺术品、收藏品和投资品，其面额只是象征法定货币的符号，不反映其真实价值，其实际价值远高于币面价值。故可以将贵金属纪念币区别于普通的人民币，作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对象。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是选择性罪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的规定，进出口“货物”与进出境“物品”的区别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质要件，即货物在进出境环节或进出境目的上属于贸易性质，物品在进出境环节或进出境目的上属于非贸性质；二是形式要件，即货物应当签有合同或协议，物品则不存在合同或协议。根据上述区别，本案所涉贵金属纪念币应属于物品。行为人如果逃避海关监管，携带纪念币入境，偷逃应缴税额较大的，其行为构成走私普通物品罪。
（二）走私关税为零的普通货物、物品的行为能否构成走私罪
1.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应缴税额”包括进出口货物、物品应当缴纳的进出口关税和进口环节海关代征税的税额。故海关征收关税以外的代征税款也属于海关的监管职责，走私对象包括有关税的货物、物品和无关税但在进口环节由海关代征税款的货物、物品。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现在有很多货物、物品的关税均已取消，如果对于走私关税为零的货物一概不作为犯罪处理，将会对海关的监管工作和我国正常的经济秩序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
2.世界上许多国家均把在出入境环节偷逃普通税款的行为认定为走私行为，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已有很多将此类行为认定为走私罪的案例。
3.从世界对外贸易发展的趋势来看，国与国之间货物、物品进出口的关税会越来越低，很多货物的关税都有可能取消，一个国家往往会通过关税以外的方式（如在这个环节征收较高的流转税）来控制物品的进出口，在这种贸易发展的大背景下，将在进口环节偷逃税款（即使偷逃的税款中关税为零）的行为认定为走私，符合走私认定观念转变、发展的大方向。
（三）如何计算被告人的偷逃税款额
偷逃税款额的计算涉及两个变量：一是货物、物品的价格；二是货物、物品的税率，而税率又与货物、物品归入哪个税则有关，所以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本案纪念币的税则问题。经分析后我们认为，本案纪念币应归入“硬币”税则，理由如下：
1.虽然本案纪念币具有收藏价值，但海关《进出口税则商品及品目注释》品目97.05明确了收藏品的定义，即“具有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解剖学、历史学、考古学、古生物学、人种学或钱币学意义的收集品及珍藏品”。涉案银币作为近年发行的一种纪念币，如要归入上述收藏品品目，也只可能是“具有钱币学意义的收集品及珍藏品”这一类。而“具有钱币学意义的收集品及珍藏品”指的是“报验时为成套或零散的硬币、不再作为法定货币使用的钞票（品目49.07所列货品除外）及纪念币”；“对于零散的硬币或纪念币，每批货物通常只有少量几个某种硬币或纪念币的样品。这些样品只有明显作为收集成套使用才能归入本品目”。本案中，被告人吕丽玲携带的纪念币为2012年中国壬辰（龙）年金银纪念币套币（共15款）中的同一款纪念币10枚，显然不是作为收集成套使用，不符合海关《进出口税则商品及品目注释》中收藏品的定义。
2.从海关《进出口税则商品及品目注释》规定的“硬币（包括贵金属硬币）”和“贵金属或包贵金属的其他制品”两个税则的条款内容来看，纪念币似可纳入其中任何一个税则，但考虑到“硬币”税则中明确提到了贵金属硬币，按照特别优于一般的理论，将纪念币归入“硬币”税则应是更为妥当的做法。故本案侦查机关对涉案纪念币引用“硬币”的税则号列并无不妥。涉案纪念币的关税为零，但海关代征的增值税税率为17%。
（撰稿：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吴南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廖丽红郑思思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徐燕审编：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逢锦温）
《刑事审判参考》第455号案例张俊等走私普通货物案
单位责任人员在实施单位犯罪的同时，其个人又犯与单位犯罪相同之罪的，应数罪并罚。
张俊等走私普通货物案
被告人张俊，男，1969年11月7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原江苏舜天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天科发公司”）法人代表，曾任南京金亚联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亚联公司”）总经理。2002年11月22日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被逮捕。
被告人高飞，男，1969年2月6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南京元亨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亨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2002年11月22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被逮捕。
被告人汪晓平，男，1961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无业，曾任金亚联公司总经理。2002年11月24日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被逮捕。
被告人周伟明，男，1957年12月1日生，汉族，高中文化，无业。2002年11月22日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被逮捕。
被告人华晖，男，1968年10月5日生，汉族，大专文化，元亨公司副总经理。2002年11月22日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被逮捕。
被告人黄威，男，1969年11月7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澳。大利亚sAMEX公司驻中国（南京）办事处（以下简称“sAMEX”公司）代表。2002年11月24日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被逮捕。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张俊、高飞、汪晓平、周伟明、华晖、黄威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张俊及其辩护人提出，指控被告人张俊与被告人高飞、华晖构成共同犯罪，且系主犯的证据不足；张俊有重大立功，且归案后主动交代犯罪事实，积极退赃，请求对其减轻处罚。
被告人高飞及其辩护人提出，海关关税部门鉴定偷逃应缴税额的计价办法不规范；高飞有自首情节，请求对其从轻、减轻处罚。
被告人汪晓平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汪晓平为从犯；归案后有悔罪表现，请求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周伟明及其辩护人提出，指控被告人周伟明个人犯罪的事实不清。被告人华晖对起诉指控的事实无异议。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为，认定被告人华晖系个人犯罪的定性不当；华晖系从犯，请求对其减轻处罚。
被告人黄威及其辩护人提出，对偷逃税额的计算不准；黄威认罪态度好，请求对其从轻处罚。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1999年10月至2002年7月，被告人张俊、高飞、汪晓平、周伟明、华晖、黄威在进口冻品业务过程中，分别结伙，由张俊、高飞等人确定报关价格，采用制作、利用虚假外贸合同、发票等单证、低价报关的方法，偷逃应缴税额。具体事实如下：
1.2000年4月至8月，元亨公司代理进口被告人周伟明的14票货，由被告人高飞确定报关价格，周伟明制作并提供虚假报关发票，元亨公司偷逃应缴税额计人民币473607.73元。
2.2002年2月至6月，元亨公司以江苏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的名义（以下简称“苏美达公司”）代理进口被告人黄威联系的20票货。由被告人高飞确定报关价格，黄威提供虚假的sAMEX公司发票、合同，元亨公司偷逃应缴税额计人民币535012.37元，其中sAMEX公司参与偷逃应缴税额计人民币161827.16元。
3.2001年8月至2002年7月，元亨公司代理进口林镇荣的27票货，由被告高飞确定报关价格，外商提供虚假的发票、合同，元亨公司偷逃应缴税额计人民币62052.73元。
4.1999年10月至2000年1月，元亨公司代理进口胡金瑞的25票货，由被告高飞确定报关价格，上海富达公司提供虚假的发票、合同，元亨公司偷逃应缴税额计人民币589963.80元。
5.2001年12月至2002年1月，元亨公司代理进口林子强的2票货，由被告人高飞确定报关价格，香港友信发展有限公司提供虚假的发票、合同，元亨公司偷逃应缴税额计人民币16314.26元。
6.2001年1月至12月，被告人张俊、汪晓平在经营金亚联公司期间，以南京市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纺公司”）的名义分别代理进口陈尾金、林子铭的70票货，由汪晓平制作虚假的发票、合同，张俊确定报关价格，偷逃应缴税额计人民币2200980.77元。
7.2002年1月至6月，被告人张俊私自决定以舜天科发公司的名义代理被告人黄威进口sAMEX公司的11票货，代理被告人高飞、华晖进口林镇荣的27票货，进口许少华、林子铭的42票货，由张俊确定报关价格，黄威和外商提供虚假发票，张俊将其中8票货的虚假发票上的报价改低，偷逃应缴税额计人民币1435063.93元，归其个人所有。
8.2001年9月至2002年6月，被告人张俊私自决定以南纺公司的名义代理被告人高飞、华晖进口林镇荣的33票货，许少华、林子铭的30票货，由张俊、高飞确定报关价格，外商据此提供虚假的发票、合同，偷逃应缴税额计人民币1545224.22元，归其个人所有。
9.2000年11月，被告人张俊私自决定以南纺公司的名义代理进口陈尾金的3票货，张俊将外商提供的发票上的价格改低，偷逃应缴税额计人民币45380.39元。
10.2000年8月至2001年12月，被告人张俊私自决定以南纺公司名义代理进口被告人周伟明的16票货，由张俊确定报关价格，周伟明制作并提供虚假的发票，偷逃应缴税额计人民币945075.41元。
2002年7月3日至22日，被告人张俊、华晖、黄威、汪晓平、周伟明分别被南京海关抓获归案；同年7月25日，被告人高飞到南京海关自动投案。
1.被告人张俊犯（单位）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970743.95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970743.95715。
2.被告人高飞犯（单位）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19887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19887元。
3.被告人汪晓平犯（单位）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4.被告人周伟明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418683.14元。
5.被告人华晖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
6.被告人黄威犯（单位）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一审判决后，被告人张俊、高飞、周伟明不服，分别提出上诉。张俊及其辩护人提出：1.第9、10笔是单位犯罪，不是个人犯罪；2.张俊有重大立功情节，应减轻处罚。
高飞及其辩护人提出：1.对其因单位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和个人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被数罪并罚提出异议；2.有自首情节，原判未予考虑，量刑过重。
周伟明及其辩护人提出周伟明实施的走私行为应认定余鑫水产公司单位犯罪。
1.维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宁刑初字第92号刑事判决对被告人高飞、汪晓平、周伟明、华晖、黄威的判决部分。
2.撤销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宁刑初字第92号刑事判决对被告人张俊的判决部分。
3.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俊犯（单位）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二年，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980288.15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980288.15元。
在单位犯罪中应当负刑事责任的人员，又以自然人身份实施了与单位犯罪所触罪名相同的犯罪，这种情况下，对行为人是否应当进行数罪并罚
单位责任人员在实施单位犯罪的同时，其个人又犯与单位犯罪相同之罪的.应数罪并罚。
本案被告人张俊、高飞作为单位直接责任人员，对其单位所犯的（单位）走私普通货物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对其个人所犯的走私普通货物罪也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但由于两罪罪名相同，对二被告人如何定罪量刑在本案审理中曾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对二被告人应定（单位）走私普通货物罪和走私普通货物罪两个罪，再进行并罚；另一种意见认为，对二被告人只定走私普通货物罪一罪从重处罚，并将单位犯罪偷逃应缴税额和二被告人在单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与地位，作为其中的量刑情节予以从重处罚。
我们认为，产生上述意见分歧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对刑法中的“罪数”划分标准没有区分清楚；二是对“数罪并罚”的基本原则没有正确把握。
1.被告人张俊、高飞在本案中的行为分别构成两个犯罪。
数罪并罚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罪数问题，即指同一行为人所犯之罪的数量问题，也就是说同一行为人的行为是构成一个罪，还是构成数个罪。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是构成一个罪，则不存在数罪并罚问题；如果是数个罪，才可能涉及数罪并罚。罪数问题，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也是刑法理论中的基本问题。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构成一个罪还是构成数个罪，犯罪构成标准是我国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的通说标准。具体地说，行为人以一个或概括的犯罪故意或过失，实施一个行为或数个行为，符合一个犯罪构成的为一罪；以数个犯罪故意或过失，实施数个行为，符合数个犯罪构成的为数罪。
本案被告人张俊、高飞的行为是构成一个罪还是数个罪，应根据犯罪构成标准来分析（因被告人高飞与张俊的犯罪行为雷同，以下仅以被告人张俊的行为为例分析，同理可推论高飞的行为）。首先，从犯罪行为个数看，被告人张俊在本案中实施了多个走私普通货物的行为。其次，从张俊实施这些犯罪行为的故意种类来看，基于为其所在的金亚联公司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犯罪故意，张俊实施了第6起事实；基于为本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犯罪故意，张俊实施了第7—10起事实。很显然，其实施的第6起事实与第7—10起事实中的犯罪故意明显不同。最后，从符合犯罪构成的个数来说，张俊作为单位直接责任人员，为给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走私普通货物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符合单位走私普通货物的犯罪构成要件，构成（单位）走私普通货物罪；其为给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单独或伙同他人走私普通货物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符合自然人走私普通货物的犯罪构成要件，构成的是（个人）走私普通货物罪。因此，张俊、高飞在本案中的行为构成两个犯罪。
2.被告人承担的单位犯罪罪名与其自然人犯罪罪名虽然相同，但不是同种犯罪，应当对其数罪并罚。
数罪并罚是指人民法院对一人所犯的数罪分别定罪量刑以后，依照法定的原则决定应执行的刑罚。数罪并罚一般是针对异种数罪而言的，对于同种数罪实行并罚则是例外。也就是对于异种数罪，必须实行并罚；对于同种数罪，一般不并罚，特殊情况下也可能并罚，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判决宣告后又发现被判刑的犯罪分子的同种漏罪是否实行数罪并罚问题的批复》中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的判决宣告并已发生法律效力以后，刑罚还没有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不论新发现的罪与原判决的罪是否属于同种罪，都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
由于本案被告人张俊、高飞的行为触犯了两个相同的罪名，对二被告人是否应当数罪并罚，需要区分这两个犯罪是属于同种数罪，还是异种数罪。
由此可见，本案被告人张俊、高飞分别作为各自所在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员实施了（单位）走私普通货物罪，此外还以自然人身份独立实施了走私普通货物罪，虽然这两种犯罪罪名相同，但二者的犯罪构成具有本质的不同，显然属于两种犯罪，因此，这种情况应属于异种数罪，应当适用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进行数罪并罚。
《刑事审判参考》第267号案例宋世璋被控走私普通货物案
在代理转口贸易中未如实报关的行为不构成走私罪
宋世璋被控走私普通货物案
被告单位中海贸经济贸易开发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北里35号楼。
被告人宋世璋，男，42岁，中海贸经济贸易开发公司进出口部经理。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1998年5月23日被逮捕，2000年8月2日被取保候审。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被告单位中海贸经济贸易开发公司、被告人宋世璋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宋世璋在为中油管道物资装备总公司代理转口业务过程中，虽擅自采用低报货物价值的违法手段，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单位中海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其他主要领导参与预谋、指使或允许宋世璋使用违法手段为单位谋取利益，认定被告单位具有走私普通货物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均证据不足，公诉机关指控被告单位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不能成立。宋世璋不如实报关的行为属违法行为，但依海关有关规定，货物转口并不产生税赋，且宋世璋垫缴的24万元税款在货物出口后不产生退税，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材料亦不能证实宋世璋不如实报关的违法行为可获取非法利益，故指控宋世璋具有走私犯罪的主观故意并造成偷逃税款77万余元的危害结果均证据不足。被告单位诉讼代表人及辩护人的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宋世璋的部分辩解及辩护人的部分辩护意见，本院酌予采纳；被告人宋世璋的辩护人所提宋世璋的行为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单位中海贸经济贸易开发公司无罪；
2.被告人宋世璋无罪。
宣判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中海贸公司及宋世璋在代理进口货物时，采取虚假手段偷逃应缴税额数额巨大，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被告单位中海贸公司及其辩护人在二审中提出，中海贸公司没有参与组织、策划、指挥以谋取不法利益为目的的走私活动，不具备犯罪的主观故意和刑法规定的法人犯罪的要件及特征，中海贸公司无罪。
被告人宋世璋及其辩护人在二审中提出，宋世璋没有走私的主观故意，其代表中海贸公司实施的行为是由认识上的错误造成的；且中海贸经济贸易开发公司及宋世璋均未非法获利，没有造成危害结果。原审法院判决宋世璋无罪是正确的。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出庭意见认为：被告单位中海贸公司及被告人宋世璋在代理进口货物时，采取虚假手段偷逃应缴税额数额巨大，依法应当判决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原审判决采信矛盾的证据以及片面采信证据认定原审被告人及被告单位无罪，是错误的。被告单位中海贸公司、被告人宋世璋犯走私普通货物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抗诉成立，应予支持。建议二审法院依法认定宋世璋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并处以刑罚。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宋世璋在为中油管道物资装备总公司代理转口业务过程中，擅自采取低报货物价值的违法手段，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单位中海贸经济贸易开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其他主要领导参与预谋，指使或允许宋世璋使用违法手段为单位谋取利益。被告人宋世璋在为他人代理转口业务过程中，低报货物价值，不如实报关的行为属违法行为，依海关有关规定，货物转口对国家不产生税赋，宋世璋缴纳的税款按有关规定不产生退税，抗诉机关提供的证据亦不能证实宋世璋不如实报关的违法行为可获取非法利益。原审法院根据本案具体情节，对被告单位中海贸经济贸易开发公司和被告人宋世璋所作的无罪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抗诉，维持原判。
在代理转口贸易中不如实报关的行为是否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
走私普通货物罪在客观上表现为逃避海关监管，偷逃税款，造成国家税收损失的行为。走私普通货物行为不同于走私国家禁止出口的文物、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植物及其制品及淫秽物品等其他违禁品的走私行为，其社会危害性不仅表现在违反国家海关监管制度方面，更主要是表现在偷逃关税，给国家税收造成损失。因此，行为人为进行转口贸易，将普通货物暂时转运进境，其行为在表面上虽采用了不如实报关的手段逃避海关监管，但由于在客观上没有偷逃税款，亦不会给国家造成关税损失，因此，不应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论处。
《刑事审判参考》第268号案例上海华源伊龙实业发展公司等走私普通货物案
擅自将“进料加工”的保税货物在境内销售牟利行为的定性
上海华源伊龙实业发展公司等走私普通货物案
被告单位上海华源伊龙实业发展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上川路451号。
被告人濮仪清，男，1957年9月出生，大学文化，原系上海华源伊龙实业发展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1998年12月29日被逮捕。
被告人施靖，男，1968年8月出生，大学文化，原系香港三富企业有限公司上海办事处业务员。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1998年12月8日被逮捕。
被告人冯学军，男，1956年12月出生，高中文化，原系上海华源伊龙实业发展公司内贸部经理，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1998年9月3日被取保候审。
2000年10月31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被告单位上海华源伊龙实业发展公司、被告人濮仪清、施靖、冯学军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单位上海华源伊龙实业发展公司（以下称伊龙公司）以及被告人濮仪清、施靖、冯学军违反海关规定，逃避海关监管，未经海关许可并且未补缴应缴税款，擅自将1000余吨批准进口加工的涤纶短纤在境内非法销售，偷逃应缴税额共计338万余元。其中，经被告人濮仪清同意，被告单位伊龙公司工作人员冯学军等非法销售涤纶短纤292.9吨；被告人施靖非法销售涤纶短纤743.4吨，其中被告人冯学军参与介绍走私683.2吨。上述被告单位及三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提请法院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予以惩处。
被告单位伊龙公司的诉讼代表人及其辩护人提出：销售进料加工保税货物的行为在司法解释以前不予处罚，现在以此处罚有悖于刑罚平等原则。
被告人濮仪清否认指使下属擅自销售保税货物。其辩护人提出，指控濮仪清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证据不足；濮仪清无走私的故意，不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无溯及力，不能适用本案。
被告人施靖否认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认为其是受人之托与伊龙公司签订代理协议的，事后该协议未履行；伊龙公司销售上述原料均是冯学军联系的，并未征得香港三富企业有限公司同意，亦未要求香港三富企业有限公司确认；没有与冯或他人洽谈买卖伊龙公司自行进口原料等。辩护人提出：本案事实不清，香港三富企业有限公司收到的是施以前给伊龙公司的垫付款；施不是本案进口货物收货人，亦非补缴税款主体，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被告人冯学军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定性不持异议，但提出从轻处罚要求。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1996年底至1997年初，被告人濮仪清担任伊龙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期间，通过该公司内贸部经理被告人冯学军介绍，认识了香港三富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称三富公司）上海办事处的被告人施靖。双方经洽谈，均有进口涤纶短纤加工复出口的合作意向，并决定签订《进出口代理协议》，三富公司委托伊龙公司代理涤纶短纤“进料加工复出口”业务。伊龙公司没有外贸进出口权，其征得上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华源集团公司）同意，以华源集团公司进出口六部的名义对外签订进出口协议。而三富公司施靖以已于1997年1月1日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销的民兴公司名义，在同年1月6日与伊龙公司签订了《进出口代理协议》，并在协议书上加盖了一枚非民兴公司的印鉴。该协议约定，华源集团公司（即伊龙公司）负责代理民兴公司（实为三富公司）对外商签订进口合同和出口信用证的审证及交单，但不承担任何责任，而其他均由三富公司负责；伊龙公司按比率收取代理费。至1997年底，伊龙公司与三富公司先后签订数份与上述内容相同的《进出口代理协议》，从而形成代理关系。
嗣后，伊龙公司以华源集团公司的名义向上海浦东海关申领了《进料加工登记手册》，经海关审查批准，免税进口涤纶短纤3100余吨。伊龙公司总经理濮仪清及公司职员冯学军与三富公司施靖未经海关许可，并且未补缴应缴税额，擅自将其中1000余吨涤纶短纤在境内销售牟利，具体如下：
（一）1997年1月，伊龙公司为摆脱库存量高，来不及加工的困境，经总经理濮仪清同意，由伊龙公司冯学军与上海广联纺织品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称广联公司）业务员贾某协商后，伊龙公司以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每吨L万余元的价格销售给广联公司免税进口的涤纶短纤95.5吨，偷逃应缴税额31.2万余元。
（二）同年1月，广联公司贾某经冯学军介绍，与三富公司施靖洽谈后，三富公司以每吨1万余元的价格销售给广联公司免税进口的涤纶短纤119吨，偷逃应缴税额38.9万余元，广联公司之后转售给上海天皓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称天皓公司）。
（三）同年1月，经冯学军与施靖联系，三富公司以每吨9900元的价格销售给天皓公司免税进口的涤纶短纤38.7吨，偷逃应缴税额12.6万余元。
（四）同年4—11月，上海鑫豪物质有限公司（以下称鑫豪公司）经理李某经冯学军介绍，以每吨8950元至9800元不等的价格，从三富公司施靖处先后购得免税进口的涤纶短纤525.7吨，偷逃应缴税额172.1万余元。
（五）同年6月，上海华晶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称华晶公司）王某在与三富公司洽谈坯布买卖过程中，得知三富公司有进口涤纶短纤，即要求购买，后经施靖决定以每吨9300元的价格销售给华晶公司免税进口的涤纶短纤60.2吨，偷逃应缴税额19.7万余元。
（六）1998年4月间，濮仪清为摆脱伊龙公司库存量高、来不及加工的困境，要求公司员工将在保税仓库的涤纶短纤尽快销售掉。该公司员工安某、王某通过汪某等人联系，使用陕西宝鸡阳光非织造物有限公司（以下称宝鸡阳光公司）的《进料加工手册》，将300吨涤纶短纤报关进口。同年6、7月间，濮又安排公司员工周某联系购货单位。后周与上海田水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称田水公司）沈某联系，并经濮同意，以每吨6700元的价格，销售给田水公司免税进口的涤纶短纤197.4吨，偷逃应缴税额64.1万余元。
1.被告单位上海华源伊龙实业发展公司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
2.被告人濮仪清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3.被告人施靖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4.被告人冯学军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5.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一审宣判后，被告单位伊龙公司和被告人濮仪靖、施靖、冯学军均未上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1.未经海关许可且未补缴应缴税额，擅自将进料加工的保税货物在境内销售牟利的行为，能否认定为走私普通货物罪？
2.能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走私解释》）对本案进行定罪处罚？
首先，根据海关法等规定，擅自在境内销售进料加工的保税货物同样属于走私行为。我国《海关法》第八十二条第（二）项（修订前1987年《海关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未经海关许可并且未缴纳应纳税款、交验有关许可证件，擅自将保税货物、特定减免税货物以及其他海关监管货物、物品、进境的境外运输工具，在境内销售的行为，属于走私行为的具体表现之一，并于第一百条（修订前《海关法》第五十七条）对保税货物作出了专门解释，保税货物是指经海关批准未办理纳税手续进境，在境内储存、加工、装配后复运出境的货物。结合原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于1995年发布的《关于对加工贸易进口料件试行银行保证金台帐制度期间外经贸部门审批管理实施细则》第二条关于加工贸易是指在国内注册的各类企业的进料加工、来料加工的规定，作为加工贸易的形式之一的进料加工，将其保税货物在境内擅自销售的行为属于走私行为，应无疑问。
其次，擅自在境内销售进料加工保税货物具有与销售来料加工保税货物同样的社会危害性。进料加工是指我国有关经营单位用外汇购买进口部分或全部原料、材料、辅料、元器件、零部件、配套件和包装物料，加工成品或半成品再销往国外的贸易方式；来料加工是由国外厂商提供原材料、辅助材料及包装材料等，委托我方企业加工成品，国外厂商负责销售，我方按合同收取加工费的贸易方式。可见，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是有区别的，不能简单地将进料加工等同为来料加工，其中，进料的所有权属于境内单位，而来料则属于境（国）外单位。同时，作为加工贸易的两种具体形式，我们应当注意到两者实质上的共同之处，“两头在外”，实行保税；未经许可并补缴税额，不得将进料、来料加工的保税货物在境内销售。擅自在境内销售进料加工的保税货物，不仅侵害国家的海关监管制度，给国家关税造成损失，而且还将因为竞争的不公平，严重扰乱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这一点，与擅自在境内销售来料加工保税货物的行为是完全相同的。
第三，对擅自在境内销售进料加工保税货物的行为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处理，具有司法解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发布的《走私解释》第七条关于保税货物解释中，采取了与《海关法》规定完全一致的意见：刑法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的“保税货物”是指经海关批准，未办理纳税手续进境，在境内储存、加工、装配后应予复运出境的货物。保税货物包括通过加工贸易、补偿贸易等方式进口的货物以及在保税仓库、保税工厂、保税区或者免税商店内等储存、加工、寄售的货物。最高人民检察院于同年发布的《关于擅自销售进料加工保税货物的行为法律适用问题的解释》，则规定得更为明确：经海关批准进口的进料加工的货物属于保税货物。未经海关许可并且未补缴应缴税额，擅自将批准进口的进料加工的原材料、零件、制成品、设备等保税货物，在境内销售牟利，偷逃应缴税额在5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本案行为虽实施于《走私解释》施行之前，但因本案的审理活动发生于《走私解释》施行期间，故应适用《走私解释》对本案进行定罪处罚
《刑事审判参考》第1119号案例舟山市某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李某某走私普通货物案
冒用远洋渔业项目确认的船舶名义，将自捕水产品作为不征税货物报关入境的行为如何定性？
本案被告单位明知“烟渔608”船的远洋渔业项目确认已过期，仍违反海关法规，冒用其他船舶的远洋自捕水产品免税资格，逃避海关监管，走私进口货物，被告单位和被告人均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具体理由如下：
无证捕捞的行政违法属性不对后续走私普通货物犯罪行为的定性产生影响；被告单位违反海关法规，冒用远洋自捕水产品免税资格，逃避海关监管，侵害了海关监管秩序；被告单位偷逃应缴税额已达走私普通货物罪的定罪标准。
舟山市某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李某某走私普通货物案
被告单位舟山市某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舟山某公司）。
被告人李某某，男，1963年7月4日出生，系被告单位舟山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2002年1月28日因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2012年7月11日因本案被取保候审。
浙江省舟山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单位舟山某公司、被告人李某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向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李某某及其辩护人主要提出：（1）对本案定性为走私有异议，被告单位取得农业部远洋渔业捕捞资格，合法从事远洋捕捞，属于合法的免税主体，公司下属的“烟渔608”船在2009年4月1日以后因证件失效而未及时补办，属于行政违规行为，该船捕捞的水产品属于可享受免税的自捕水产品，故被告单位的行为不构成走私罪。（2）价格认证中心的价格鉴定结论不能作为本案涉税计价依据，应按向海关免税申报时的价格作为涉税计价依据。
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5月，被告单位从中国水产烟台海洋渔业公司购买报废鱿钓船“烟渔608”，当时该船获得农业部远洋渔业项目确认的免税指标，有效期至2009年3月31日。2009年4月至2010年2月，时任舟山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的被告人李某某在“烟渔608”船未能继续取得农业部远洋渔业项目确认的情况下，仍决定让“烟渔608”船在秘鲁外的公海进行远洋鱿钓作业，并冒用舟山某公司所属的已获得农业部远洋渔业项目确认的“舟东远822”船、“新世纪五十三号”船的名义，将“烟渔608”船在秘鲁外的公海先后10次钓得的鱿鱼共计509.617吨向舟山海关申报并免税进口。经鉴定，509.617吨鱿鱼计税价格为3231659.87元，海关核定偷逃税款合计858328.8元。
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经依法批准的国内远洋渔业企业运回在公海捕捞的水产品，属于海关监管的进口货物。被告单位舟山某公司违反海关法规，冒用远洋自捕水产品免税资格，逃避海关监管，走私进口货物，偷逃税款计人民币85万余元，被告人李某某作为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单位及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根据本案走私犯罪的具体事实、社会危害程度以及李某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等情节，可予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单位舟山某公司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九十万元。
2．被告人李某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一审宣判后，被告单位和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检察院亦未提出抗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远洋渔业企业在农业部审批的远洋渔业项目期满后，继续捕捞并将自捕水产品运回，冒用已获得农业部远洋渔业项目确认的船舶名义申报免税入境，是否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
我们赞同前一种意见，本案被告单位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告人作为被告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亦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具体理由如下：
根据《农业部关于确认2008年度第三批远洋渔业项目的通知》，中国水产烟台海洋渔业公司的“烟渔601~608”船在该次确认的项目之内，截止日期为2009年3月31日。2009年4月至2010年2月，时任被告单位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的被告人李某某在“烟渔608”船未能继续取得农业部远洋渔业确认的情况下，仍决定让“烟渔608”船在秘鲁外的公海进行远洋鱿钓作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和《远洋渔业管理规定》的规定，行政部门可依法对其作出相应处罚。可见，不具有农业部远洋渔业项目审批确认的船舶在公海作业系非法的捕捞行为，属于行政法规规制的范畴，尚不被刑事法律所调整。
（二）被告单位违反海关法规，冒用远洋自捕水产品免税资格，逃避海关监管，侵害了海关监管秩序
（三）被告单位偷逃应缴税额已达走私普通货物罪的定罪标准
根据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单位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偷逃应缴税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规定，本案达到了单位犯走私普通货物罪的入罪标准，被告人李某某作为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亦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
（撰稿：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董凯友高光辉审编：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马岩）
《刑事审判参考》第336号案例王红梅、王宏斌、陈一平走私普通货物、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以单位名义实施走私犯罪，现有证据只能证实少量违法所得用于单位的经营活动，绝大部分违法所得的去向无法查清的，是单位犯罪还是个人犯罪？
以单位名义实施走私犯罪，没有证据证实违法所得被实施犯罪的个人占有或者私分的，应当根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认定为单位走私犯罪。
王红梅、王宏斌、陈一平走私普通货物、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被告人王红梅，女，36岁，原系湖南通华电子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1998年4月30日被监视居住，同年11月10日被取保候审，1999年10月13日被逮捕。
被告人王宏斌，男，32岁，原系湖南通华电子实业有限公司职员。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00年7月3日被逮捕。
被告人陈一平，男，43岁，原系湖南长沙凯源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00年8月8日被逮捕，2003年11月20日由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王红梅、王宏斌、陈一平犯走私普通货物、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贿罪，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王红梅、王宏斌、陈一平对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犯罪事实未提出异议。王红梅、王宏斌的辩护人认为，本案系通华公司犯罪，而非个人犯罪；走私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是牵连犯罪，只能定一罪。王红梅的辩护人还提出通华公司依协议付给三力公司的325万元系正常业务往来，不构成对单位行贿罪。陈一平的辩护人认为，陈一平与王红梅等无共同故意，应宣告无罪。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湖南省银发公司和香港威润科技有限公司于1993年5月10日共同成立了湖南通华电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华公司）。同月15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发给通华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1994年10月31日，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为通华公司办理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唐孝葵任董事长，被告人王红梅任总经理，经营期限自1993年5月19日至2008年5月18日，注册资本60万美元。此后，该公司主要从事电视机、显示器的生产和经营富丽华保龄球馆等活动。
（一）走私普通货物
1995年7月至1998年1月，被告人王红梅先后安排通华公司与长沙市烟草专卖局、湖南省移动通信局（以下简称湖南移动局）、重庆市电信局等单位签订代理进口合同6份，自己或通过他人采用伪报、瞒报等手段，将上述单位购买的设备走私进口，共计偷逃国家税款人民币1.6639923369亿元。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综上，通华公司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730份，虚开税款计人民币1.1818820616亿元。在通华公司将上述发票提交到湖南省国税局涉外分局用以抵扣税款的过程中，经湖南省国税局调查核实，上述73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均系虚开，未予抵扣。
1.被告人王红梅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被告人王宏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财产一百万元；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财产一百万元。
3.被告人陈一平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没收财产六十万元。
4.对追缴的赃款赃物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宣判后，王红梅、王宏斌不服，提出上诉。
王红梅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本案走私、行贿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均是单位犯罪，且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未给国家造成损失，请求改判。其辩护人还提出行贿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目的均是为了走私，是牵连犯罪，不应实行数罪并罚。
王宏斌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本案属单位犯罪。其辩护人还提出，王宏斌的行贿行为是为了掩盖走私行为，是牵连犯罪，对之只能认定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一罪。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所列举的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均在一审开庭审理时当庭举证并认证，对一审判决认定的证据予以确认。一审判决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1.驳回王红梅、王宏斌的部分上诉，维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第1、2项对被告人王红梅、王红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和被告人王红梅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定罪部分及第3项对被告人陈一平犯走私普通货物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和第4项。
2.撤销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第1、2项对被告人王红梅、王宏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的量刑部分和犯行贿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及被告人王红梅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量刑部分。
3.上诉人王红梅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4.上诉人王宏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1.以单位名义实施走私犯罪，现有证据只能证实少量违法所得用于单位的经营活动，绝大部分违法所得的去向无法查清的，是单位犯罪还是个人犯罪
2.走私犯罪行为完成后，为抵扣税款，以所走私的货物为内容，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是否需要数罪并罚
（一）以单位名义实施走私犯罪，没有证据证实违法所得被实施犯罪的个人占有或者私分的，应当根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认定为单位走私犯罪。
根据通华公司设立、日常经营晴况的有关证据证实，通华公司于1993年5月由湖南银发公司与香港威润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出资，并依法经过有关部门批准、进行工商登记后成立，具有法人资格。其经营范围为机电、电子、医疗器械等。自成立之初一直到1997年7月，通华公司租赁了湖南电视机厂的一条生产线包括200多工人从事显示器的生产、经营，并出资与富丽华合作经营了一个保龄球馆。由此可见，通华公司属于合法成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其设立目的并非个人为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其从事长达4年多的合法经营，亦没有以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其主要活动。因此，认定本案属于单位犯罪还是个人犯罪的关键在于走私犯罪所得是否为被告人王红梅、王宏斌占有或者私分。
（二）走私犯罪行为完成后，行为人再以该走私货物让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抵扣税款的行为，由于不具有同一犯罪目的，因而不构成牵连犯罪。
（三）基于将移动电信设备等货物走私入境的犯罪目的，而向海关人员行贿的行为，与该走私普通货物的行为，构成牵连犯罪。不实行数罪并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