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13：资本操控种业公司垄断农作物、种子农作物生物多样性遭重创：各种名目“杂交"种子、转基因_基因编辑种子泛滥，农民“可以留种”各地原生态老种子逐渐消失!
科学证据(2019年9月)：《搜狐网》报道《“我们想保护的那些老品种，75%已经消失在餐桌”--不该消失的基因》确认：相对于杂交水稻，自留种的老品种大米，大多统称为常规稻。
水稻是中国人饮食的主角，早在7000多年前，中国就有了水稻种植，伴随着中华民族的诞生和迁徙，崛起和苦难。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曾经存在着上千个水稻品种。
1972年，袁隆平院士从海南岛上的一株天然野生稻中培育出了杂交水稻。1975年杂交水稻在我国各省市始种，从此，迅速占领南方的稻田，传统水稻品种在夹缝中艰难生存，几近消失。
水稻只是一个缩影，这样的命运几乎发生在整个中国农业。从20世纪至今，已有75%的农作物品种都已经消失在我们的餐桌上。
黄豆，中国是大豆的故乡，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一度处于世界垄断地位。1996年年我国取消进口配额，放开大豆市场，我国成为转基因大豆的净进口国。如今，中国的大豆消费量的87%都来自国外转基因大豆。
玉米，在中国已经有了四百多年的种植历史，是我国仅次于水稻、小麦的第三大粮食物种，却是目前农民留种率最低的农作物，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数据显示，2014年玉米的留种率已经不到1%。
以高产、个大、抗虫、耐运输为目的培育出来的商品性蔬粮品种，大多采用杂交技术，综合具有优势的两个亲本而形成的第一代种子。然而，杂交品种的作物，往往第二代便会产生性状分离现象，所以几乎不能传代留种。
这种几千年来的育种方式，随着杂交种子迅速占领农业而丢失，如今的农民，已经没有一粒属于自己的种子了。
常规品种本身是通过自然规律生长出来的种子，通过不断的选育留种，能保持稳定的优势性状，且不断适应当地的气候与地理环境，具有一方水土特性，也早已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民俗文化中了。
这场农作物的品种之战，大多以老品种的退位收场。以商品性为主导的新品种，牺牲着口感，威胁着安全，破坏在地化的生态平衡，一次次挑战着速度与产量，登上了每个中国人的餐桌。
不是农民不愿意留种，而是现在的品种已经留不了种。
青岛农业科学院王殿纯老师曾说：为了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种业公司的种子99%以上是杂交种，无法繁殖。
当种子进入商业化后，资本化的种业公司犹如卡住了农民的喉咙，控制着整个农业的命脉。
据统计，全球80%的食物市场都被包括孟山都公司在内的5家跨国公司所控制。
每个家庭能吃到什么食物，都已经在这几家跨国种业公司的牢牢掌控之中。从生产、种植、加工、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垄断控制，形成了上下游贯通的全产业链，在农产品市场上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2012年，在中高端蔬菜领域，外资控种就已经达到了50%。
2018年6月，为了吸引外资，发改委、商务部更是取消了之前种子生产必须有中方控股的限制，彻底打开的国门，让本就岌岌可危的种子主权面临更大的挑战。
逐渐边缘化的中国小农和没有任何保护的本土种子，在这场来势汹汹的外资种业入侵下，不堪一击，危若累卵。
农民全部购买种子，给种子公司带来了巨大利润，杂交种子与转基因种子为了保证产量，往往与相应的农药、化肥配套使用，原本的农民种地只需要付出劳力，而如今化学农业下的农民有时辛苦一年种地的收成，还不能弥补种地的成本。
以玉米为例，种子便占了亩均投入的15%，而这只占了小头，再加上化肥、农药、尿素、地膜等，小农模式下越来越难承担起巨额的支出。
而这只是这场滚雪球的开始。
由于掠夺式的种植，土壤遭到严重破坏，害虫也开始形成抗体，要想保持原有的产量，我们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农药与化肥。
农民的劳动经验被剥夺，再也不能依靠原本的生产经验去因地制宜，只能种植着无法适应当地水土、气候的商业种子。
在地大物博的中国，杂交种子和转基因种子，并不能完全适应各个地方的局部环境，土地往往经过多年的耕种之后，反而并不如老品种的稳定和产量。
老品种维护生物多样性
越来越无常的自然气候，对于从事农业的人也越来越考验。春季的云南大旱、8月连续的西南地区暴雨、台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非洲猪瘟让偌大一个中国陷入猪慌、草地贪夜蛾半年之间危害全国……今年对于农业来说，似乎格外艰难。
生态灾难的一次次上演，与老品种的消失也脱不了干系。老品种的留种，不仅保障了农民正常生产活动的进行，也在不断选种、育种的过程中产生更加适应生态环境变化的新品种。
自然灾害来袭，单一品种下的农作物往往全军覆没;失去了品种轮作，土地也成为了病虫害的温床;杂交品种持续的化肥催产，土壤抗洪抗旱能力也越来越低……
传统农业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依靠不同作物的相互依存，可持续生长。而工业化的农业，更像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恶战，毁了一块地的生态系统的同时，也让食品安全成为整个社会的隐患。
老品种守护国家粮食安全
老种子需要保护，但更需要保护的是农民的自主选择权。
拥有自己的种子，并能够改良和交换种子，称为种子主权。它和农产品定价权一样，都是生产者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
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员、农民种子网络发起人宋一青说：“在当前的中国，农民这种独有的权利正在丧失。”
不仅农民失去了种子主权，连国家的粮食安全也被虎视眈眈。
前两天中美贸易谈崩，农业又一次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大豆短缺8660万吨，价格上涨了70%。也把中国目前的大豆行业揭开了伤疤：中国本土大豆产业已经全面沦陷。
每年我国进口超过8700万吨的大豆，占了全国大豆消费量的87%，中国市场上消费的食用豆油几乎全部来自于国外进口的转基因大豆。
而目前美国、巴西等国在孟山都等转基因技术为主的公司们入侵饱和，2017年中国的转基因种植面积为280万公顷，占耕地面积4%，对于致力于推广转基因作物的公司来说，中国几乎还可以算是一片未开发的处女地。
一旦中国政府完成对多种转基因作物的审查，中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将有可能重复美国和巴西快速增长的道路。
大豆产业，不会只是个例。
于氏父子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将“失传”的老种子找回来，在当地农民中间推广种植，在永安这个国家级田园综合体的土壤里，让老种子生根发芽结出硕果。
在于国林的记忆中，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传统品种就退出了农民的种植“舞台”，取而代之，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选择种植杂交品种。时至今日，在田多地广的浏阳市，农民种植的老品种占比不到5%，只有在边远山区和一些有老种子情结的乡村，还有零星面积的老品种种植。
虽然找回了不少老种子，但一些珍贵的好品种目前还没有找到。如有一种叫“三粒村”的古老稻种，在市场上、农民家中根本找不着。现在，于建起每到一个地方，返乡之前都要雇一个当地农民，替他继续寻找老种子。
在现代育种技术、转基因作物和大型种子公司的排挤之下，中国大量的地方品种不仅没有市场定价的权利，甚至因为缺乏市场竞争力，逐渐消失了。
从2003年开始，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宋一青和团队多次调查研究了中国西南的广西、云南和贵州三省，尤其是山区当地种子的多样性。
她说，有很多地方种随着商业种子的普及逐渐消失了——在云南宝山的石头城，村里以前大量种植青稞大麦，现在只有一两户人家种青稞，大麦则只剩一个品种，也是因为当地需要用它酿酒才保留下来。
农民以前吃菜籽油，在气候变暖以后，菜籽植株开始大量生虫，需要洒更多农药，不合算，农民便大多放弃种植。目前这里普遍种植的是小麦、杂交玉米和水稻。
宋一青说，种子是活的，是不断自我更新的。它们在自然中生存，和自然有交流，能够获得适应环境变化的新基因，基因库的种子无法替代那些在生产中消失的种子。而且，地方品种是适应当地气候的，商业种子则可能无法适应当地气候。
中国的国家和地方农科院都设有基因库，存贮了多种农作物的种子，以保存基因的多样性。宋一青团队在地方搜集了176个农家种，并把它们和基因库里30年前留存的、同产地同品种的种子一一进行了基因对比，发现新搜集的种子比基因库种子基因更丰富、更多样性、抗逆性(植物抵抗恶劣环境的特性)更强。而多样性，正是生态系统抵御自然灾害的重要方式。
宋一青提到，更糟糕的事情是，现在大量的商业性种子采用相同和相近的亲本(用于杂交的母本和父本)进行杂交，导致大量的杂交品种的基因基础狭窄。种质的多样性大大减小了。
她希望，中国应该出现更多像河北“一墩青”马铃薯那样的地方农业品种品牌。
“一墩青”是河北省怀安县种植了40多年的马铃薯品种，近年由于经过了品种改良，并坚持不添加任何化学药剂进行有机种植，在农产品博览会上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正是因为能够自己留种育种、掌控马铃薯的整个繁育过程，农民拥有更多自主的权利。
种子主权的申诉，并不是中国人才面临的问题。早在2011年，数千印度人曾发起“孟山都滚出印度日”，游行捍卫食物和种子主权，抵制大公司强行接管农业。孟山都是一个跨国农业生物技术公司，也是转基因(GE)种子的领先生产商，占据了多种农作物种子70%–100%的市场份额。
“食物主权”是指在享受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人权”之外，生产、分配和消费食物的人有决定自己食物系统的权利。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农业发展学院周立教授认为，食物主权有三个层面：农民有生产主权，即拥有生产资料、决定生产方式的权利;消费者有消费者主权，是决定购买意向的权利;国家主权层面，是保障粮食安全。
科学证据(2011年8月)：《华声在线》报道《湖南全省寻找老种子为濒危蔬菜种类“保种”》确认：
8月20日，由博野回龙湖有机农业示范基地首倡，湖南省蔬菜研究所监督、指导，公益组织绿色潇湘、华声在线共同倡议发起的“寻找老种子”活动在长沙正式启动，来自省内文化界、高校等近百知名人士共同签署了《寻找老种子倡议书》，倡议为即将消逝的蔬菜种类“保种”。
日复一日，很多老种子就逐步被淘汰了。博野回龙湖有机农业示范基地的负责人寻立之不无惋惜地介绍了几种濒临灭绝的老种子，“用于做正宗浏阳豆豉的‘烂泥豆’在浏阳很难找到踪迹了。”
“挽救老种子最好的方式是当地农民能够有意识地每年续种。”寻立之认为，但是老种子毕竟不同于历史文物，单靠农民的意识，难以挽救濒临灭绝的老种子。
在“寻找老种子”的启动仪式上，寻立之提供了第三种可能的方式，即“有机种植保留方式”。
何为“有机种植保留方式”寻立之告诉记者，首先通过民间的力量，如公益组织以及个人，收集各地濒危的老种子，然后给老种子建立档案，储存于简单得种子储存库，每年由有机农场开辟一块耕地，种植老种子。
寻立之说，虽然这种方式无法实现大规模、集中保留老种子，但是全国各地的有机农场如果都能加入这个行列，同样也能实现“藏种于民”，“老种子也不至于灭绝”。
“很有意义的事。”“寻找老种子”的倡议得到了很多机构、个人的支持与响应。
参与发起的公益组织绿色潇湘负责人戴晓燕表示，他们将发动志愿者寻找老种子。而湖南省蔬菜研究所也将在湖南蔬菜研究系统内部发动志愿者。
一位在《寻找老种子倡议书》上签名的资深媒体人士认为这是新时代的“保种运动”。
华声在线：湖南全省寻找老种子为濒危蔬菜种类“保种”，2011-08-21
科学证据(2010年10月)：非政府组织《GRAIN》发表GRAINandPEAC合作撰写《从绿色革命到基因革命：农民如何从现代农业丧失种子主权》确认：
种子是农业的基础。以前存在乃至今天仍然存在的种子多样性是农民不断保存、使用、改良及充分利用其多样性来丰富物种的结晶。经过约万年的农耕历史，上百万的农民通过他们的耐心和认真的劳作，创造了一笔不可估量的财富——丰富的作物品种。这些作物品种有着五花八门的颜色、气味、需求、用途、适应特征、衍生物种、生长特性等。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农民之间自由互换种子，这同时也是一个知识、习俗、传统和文化在农民之间相互传播的过程，并且祖祖辈辈延续和传承了下来。
现代农业的出现改变了所有的事情。在重新定位之后，农业开始了农业研究的正规化。科学家认为农民是无知的，他们研究出了新的育种方法，在作物育种上认为应该单一种植。有人告诉农民说他们是无知的，他们的种子也没有任何价值，而只有科学家培育出来的种子(其实与农民培育的种子是一样的)才适合种植。当然，这些人告诉农民的远不止这些，而且农民不得不承担起喂养整个国家的责任，而不仅仅是他们自己或者社区，因此他们需要时时刻刻注意“高效生产”，这是以生产量为标准的生产(用于同一种作物上)，而不是产物的多样化。传统的农业知识没有科学依据，老乡们在农业上的技术指导只能依赖于农业科技。为了达到所谓的“高效”，这些农民也只能使用农业机械达到所谓的“高效”生产。
这种对农民的深刻影响已逐渐显露出来。数以千计的农作物品种逐渐消失了。农业也开始依赖于灌溉、机械以及农用化肥。全球的农民数量也在分秒之间急剧减少。饥饿人口继续增长，而我们的食物不仅越来越没有味道，品种也变得越来越单一。过去，在不同的季节，市场上会供应着大量的、品种繁多的食品，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对于作物种植的选择，在全球形成了丰富多样的饮食文化。现在，农民为了保证足量的市场供给，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单一。与其说是通过选择，还不如说是因为缺少种类而种植了单一的作物。如果我们审视一下今天的食品体系，会发现它其实是被少数跨国公司操纵着，种植几种依赖于工业化生产的作物，或是饲养的家禽牲畜品种也越来越单一。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中国的杂交水稻
......很多年之后，在杂交水稻的支持下，很多中国水稻品种也逐渐消失。与绿色革命的HYVs品种相比，杂交水稻的种子是第一代种子，不能够保存下来继续用作种子，这使得农民在每次耕种时必须购买新的种子。很多种子公司因为杂交水稻的这个性质获得不少利润。失去了种子的控制权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农民开始依赖于外界的种子供应商。现在，一半以上的中国稻田种植杂交水稻，品种一般是由政府或者私营种子公司提供。
最初，所有的公共部门和国有种子公司都参与进来了，但是近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农民对此却一无所知。中国政府在推动可以与跨国公司相抗衡的大型企业时有特殊的政策。
例如，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由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创立，它的发展主要是通过一些公共研究以及杂交水稻品种的商业化给公司创惠。甚至是很难看到中国的公司和外国公司的区别。法国利马格兰公司现在持有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6.5%的股份。
中国公司正在和政府联合开拓海外市场。但是杂交水稻已经走出亚洲，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重要部分。在中国农业科学院(CAAS)和袁隆平的农业科技公司的推动下，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地区以及欧洲部分地区借以“技术合作”推动杂交水稻的种植。在非洲，很多种植的杂交水稻用于出口，对农民的生活和粮食安全有长远的影响。在亚洲，杂交水稻的种植可能会加重农民的债务，而不是提高产量。
企业的控制
由杂交水稻开始的“种子垄断”只是多种控制种子方式的一个开始，不久又会通过“基因革命”(越来越多的人称之为“遗传工程”)得到实现。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该技术发展更为迅速。基因在农业上的应用为植物培育方面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道路，因为它为“创造”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不仅仅可以控制种子和农业，还可以控制整个生命系统，为种子和农业产业带来了数亿美元的利润。
很多早期的“革命”是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即由政府控制)，但是基因革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项私营行为。有了基因革命，许多私有企业竭力控制种子，从中获取利润。通过所有权法，很多企业会采用专利保护法要求保护抗虫(如转基因作物上的Bt毒素)种子的所有权，而且还可以将农民与某种农药联系在一起(如抗农达除草剂)。
例如，美国孟山都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种子公司、农用化学品公司，在玉米和大豆等植物上拥有抗除草剂基因的专利(抗农达产品)。一些其他的种子公司(如日本先锋企业)正在使用这种基因商业化种植玉米和大豆种子，他们首先必须付款给这项专利的“合法”的所有者——孟山都公司。
这个额外的所有制形式使整个种子生产变得昂贵，很多像孟山都之类的公司都可以凭借他们的技术，以“技术免费”的形式迫使农民支付特许权使用费，从中获取利润。这就是转基因种子比其它种子价格昂贵的原因。这也是很多农用化学品公司能够飞速发展并收购其它小种子公司的原因，也是很多公共育种项目被私有化的原因所在。
目前，一些大公司控制着全球种子市场。这些公司主要是一些农用化学品公司，他们的主要议程就是阻止农民自己保存种子，转而依靠他们的化学品和专利技术来培育种子。北美洲在培育种子技术上最有经验，一些公司靠提高产量掠夺农民所创造出来的额外利润。
Fromgreentogenerevolution:Howfarmerslostcontroloftheseeds
fromagriculturalmodernisation,GRAIN,9Oct2010
从绿色革命到基因革命：农民如何从现代农业丧失种子主权
中译文：
科学证据(2010年3月)：《大众日报》报道《多数农民不留种爱买“洋种子”中国种业临危机》确认：
蔬菜之乡的菜种
“在蔬菜之乡寿光，红皮西红柿、彩椒等部分蔬果的国外品种已占据90%左右的市场份额，形势非常严峻。”在今年1月底召开的全省种子工作会议上，省农业部门负责人在谈及我省种业现状时难掩忧虑。
走在寿光洛城街道办的大街上，瑞士先正达、以色列海泽拉、荷兰瑞克斯旺等世界种业巨头的招牌不时映入眼帘。跨国种业企业的展示基地、示范站、销售点林立，各大代理商已基本上不经营国产品种。寿光孙集村47岁的村民孙玉爱告诉记者，外国种子虽说贵点，但产量高、抗病虫，还是划算。自己家差不多有10年不留种了，以前是买种子，现在是直接买育好的苗子。
山东农科院蔬菜研究所何启伟研究员及其团队近期对我省境外蔬菜品种应用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寿光80万亩15种主要蔬菜中，温室大棚栽培的甜椒、无刺黄瓜、西红柿及露天栽培的胡萝卜等境外品种的占有率分别达到95%、80%、65%和80%以上，整体上境外品种占总播种面积的一半左右。
省农业厅副厅长王培泉介绍，美国先锋公司铁铃育种站选育的先玉335玉米杂交种在东北的市场份额迅速扩大，推广面积已达2000万亩，居全国前3位，在我省也有150万亩左右的种植面积。现在先锋公司又在郑州建立了育种站，专门针对黄淮地区进行新品种选育。
据了解，目前已有近80家国外种子公司在我国注册，10家左右在我省设立合资公司，市场份额增加很快。
大众日报：多数农民不留种爱买“洋种子”中国种业临危机，2010-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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