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夏商以前，由于古人意识以及物质基础薄弱，主要靠采摘自然生长的叶、茎、果等来充饥，并没有食物与药的概念，而在这些草本当中多数包含着植物性中药，经过长期进食，人们逐渐发现了其所具有的功效。“例如在腹痛胃疼时，古人将芍药当普通食物进食后发觉疼痛减轻，便对这类植物有了重新的认识，后来的中药都是在生活实践中发现其功效而从食物中分离出来的，也就有了药的最初概念。”于鸿坤说。
据记载，商初的政治家伊尹，最初为商汤的“御厨”，在为商汤王烹饪食物的过程中，其别具心裁地往其中添加了一些中药，商汤王享用完大喜，他因此备受重用，这也是考证至今最早的药膳源头。伊尹所著的《汤液经法》被后世认为是中药方剂的发端。
1100年之后，《黄帝内经》也将食物和药物进行结合，用于日常养生、调理、祛病。于鸿坤介绍，《黄帝内经》中的“半夏秫米粥”就是将药材与秫米（现在的高粱米）放在一起煮粥，来调理失眠。经过长期实践所积累的经验，使食疗药膳的知识逐渐向理论阶段过渡。而《黄帝内经》的有关章节，首次系统地提出食疗学理论，对我国的食养、食疗和药膳的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在总结《汤液经法》与《黄帝内经》的基础上，对中医食疗构建了进一步的思想体系。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中专门设立一个食治门，记载了用食物调理治疗疾病的一系列方剂。
从历来的典籍和实践来看，中医食疗经得起历史的考证。
食疗药膳有食治和食养之别
药膳是中医食疗的源头，而限于当今的医疗体制，中医食疗广义上又分食养药膳和食治药膳。“所谓食养药膳，就是非医疗机构，比如老百姓自己在家，或一些养生机构所做的一些养生保健药膳。”而医疗机构针对慢性病病人调理治病开的药膳为食治药膳，“如在中医门诊药膳科，医生为患者开的药膳处方就属于食治药膳。”于鸿坤说。
保健食品与中医食疗有别，于鸿坤告诉记者，保健食品的开发首先针对的是健康人群，还包括一部分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群，但只起到预防作用。中医食疗里的食养药膳也是针对此类人群，提高抗病能力和免疫力，两者只是在形式上有些区别；而食治药膳是医疗机构的医生为病人开方制作，是为了治疗某些慢性疾病。
国家对于保健食品的生产有着一套严格的法规，中医食疗也有统一的标准，目前食养药膳的标准已有17个，食治药膳正在通过临床试验和科研等制定行业标准。
地方政府与科研机构积极推进
2018年7月，由原甘肃省卫计委主办，甘肃省中医院、原平凉县卫计委在平凉县开展甘肃省卫计委药膳食疗与膳食营养师资培训班，原甘肃省卫计委食品处处长方剑平在当时的培训班上表示，各医疗机构要高度重视药膳培训，积极参与临床营养业务，主动加强培训的沟通协作工作。结合本地区实际提出实施方案，同时带头做好药膳食疗推广、教育、宣传工作。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做到辩证施膳，更好地为老百姓健康服务。并组成了权威的9人专家团队，对学员进行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药膳食疗技能培训。
2018年8月，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过一年的筹备，其药学门诊正式开诊，由药学部资深药师出诊，专业解答各种用药疑惑，提供个性化中药药膳食疗方案、慢性病生活方式指导等特色服务，将中医食疗纳入门诊。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管的中国药膳研究会专门批准设立了药膳创新研发中心，专家组已审定通过部分慢性病的中医食治药膳。
产业发展亟待政策法规引导
“2016年10月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今年7月15日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都提出，要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治未病服务，推进中医药的继承创新发展。”于鸿坤表示，国民健康与中医产业发展已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但要有序发展，国家必须出台严格的法律法规，严格建立中医食疗的行业标准。
J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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