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各种各样遗弃宠物犬情况的发生，造成了流浪犬数量急剧上升，它们繁殖的“流二代”“流三代”越来越多
●弃养宠物的原因多种多样，首要原因是经济状况，此外，主人遇到结婚、生孩子、出国等突发情况时，往往“一弃了之”
●减少流浪宠物数量，不能只关心末端救助，而应该注重源头控制，而杜绝宠物弃养的重中之重是对不文明养犬行为的监督
□法治日报记者赵丽
□法治日报实习生万鹏
11月1日，有媒体从华西医院参与治疗会诊的医生处获悉，遭烈犬撕咬女童的右肾已保住，病情平稳。
遗弃宠物经常发生
成为社会风险隐患
王梅（化名）是陕西西安一家服装店的售货员。几年前，她养了一只比熊犬，这只犬给她带来了很多欢乐。然而，从2021年开始，她所在服装店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她的工资也一降再降。到后来，她觉得自己都快养不活了，更别说养犬了。
更让她捉襟见肘的是给犬看病。有一次，犬拉肚子，去一趟宠物医院就花费了五六百元，“我真的没那么多钱给它看病”。
无奈之下，王梅开始给比熊犬找领养人，但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最后，她将犬遗弃在当地一家流浪宠物救助站外。
像王梅这样遗弃宠物的主人不在少数。
张楠（化名）是陕西延安流浪动物救助公益协会的负责人。“近年来，我们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遗弃宠物犬情况，有的遗弃残疾犬，有的遗弃受伤犬，有的弃养生病犬，这些流浪犬繁殖的‘流二代’‘流三代’也越来越多。”
“自己没有能力养好宠物，最后丢给我们收拾残局。”张楠称。
弃养，于宠物而言，是灭顶之灾；于社会而言，是隐藏的风险。
湖北省武汉市小动物保护协会会长杜帆介绍说，流浪在外的宠物尤其是被弃养的宠物多数活不下来。对整个社会而言，弃养宠物无形中成了风险和隐患，比如流浪犬容易咬人，甚至可能会传播一些疾病。
根据公开信息，近年来，不少地方频繁发生流浪猫、犬伤人事件。据一些流浪犬救助机构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发现的流浪犬，不少是大型犬甚至烈性犬。
在杜帆看来，遗弃宠物的恶果转嫁给了社会，由社会为弃养行为兜底，给城市管理也带来许多难题。
弃养原因五花八门
收容机构力量有限
据《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我国流浪犬数量达4000万只。
为什么有那么多宠物被弃养？
记者采访多名弃养宠物者发现，原因五花八门，有的是经济能力受限，有的是觉得宠物不省心，还有的是家人反对。
在这位工作人员看来，不少人对养宠物这件事认识不足：有些人缺乏经验，养宠物的观念还停留在只要让宠物吃饱就行的阶段，但养了以后才发现，犬会“拆家”，不让人省心。此外，主人家中有重大转折，如搬家、家人生病、生孩子等，也是影响宠物是否被弃养的一个原因。
自发组建“武汉流浪动物领养”群组的马凯（化名）说，有的人生完孩子后害怕猫、犬传播疾病或伤害孩子，也会弃养宠物。
张楠无奈地说，许多人饲养宠物没有责任感，缺少科学养宠的知识及长期规划，遇到突发情况时，往往“一弃了之”。
记者调查发现，宠物繁育市场鱼龙混杂也成为宠物弃养的源头之一。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有的繁育人在繁育宠物时，只留下售价高的品种，把普通品种或病宠“一窝一窝地往外扔”。
面对大量四处流浪的宠物，流浪宠物收容机构也爱莫能助。
“这些事情不复杂，但是非常烦琐，义工们每天都很忙碌，需要救助的流浪犬不计其数。”平安阿福协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平安阿福协会工作人员也谈到了目前机构面临的难题，即值班义工均为无偿工作，需要面对各种被救动物的伤痛、死亡，承受很大压力，还要时时面对协会出现物资困顿状况。
延安流浪动物救助公益协会也在经历同样的困境。
李倩告诉记者，从捡到一只流浪犬到送至安置中心，要经过医院隔离、检查、绝育、免疫等多个流程，大约需要3000元，再加上平时的犬粮、房租水电等一系列开销，运营压力非常大，“目前我们已经是在负债运营”。
还有动物救助站和收容机构在尝试让被弃养的宠物找到新家，但“二次弃养”甚至是“多次弃养”时有发生。
杜帆曾经救助过的一只小犬被领养过3次，又被退回来3次。第一次，领养人接受不了它在家里随处大小便予以退回；第二次和第三次，是领养者的家属认为，多了一只动物给家庭生活带来很多麻烦。
遗弃行为难被追责
地方立法效力不高
在救助流浪宠物的多位人士看来，减少流浪宠物数量，关键在于减少宠物弃养，而提高养宠人士的遗弃成本，则是一个解决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已有多地立法禁止弃养宠物。
2020年，上海处置首例遗弃宠物犬案，对弃养人罚款500元并吊销犬证。
《湖北省动物防疫条例》明确提到：“遗弃饲养的犬只的，由养犬登记机关收容犬只，并处1千元以上5千元以下罚款”。
《福建省动物防疫条例》规定，单位和个人随意弃养犬只，造成动物疫病传播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动物防疫主管部门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在地方法规中明确规定禁止弃养宠物，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目前的问题是，遗弃行为很难被追踪，而且行政处罚的力度如果过轻，可能也不足以杜绝这些行为。”山东大学动物保护研究中心主任郭鹏说。
钱叶芳认为，上述地方性法规的倡导性、宣导性意义更大，但很难有效杜绝宠物弃养的行为，因为想要真正实施处罚很难。
流浪宠物属于流浪在外的生物，它们造成他人损害后，难以找到具体的责任主体进行追责。
“越来越多的地方养犬管理条例中写入禁止虐待、遗弃犬只，但少有能够实施到位。”钱叶芳说。
在她看来，就目前而言，宠物弃养方面的立法尚不健全，各执法部门的力量也比较薄弱，“个别执法部门的执法人员基本上是被动执法，接到投诉才去处理、处罚”。
在杜帆看来，治理流浪宠物的工作需要多部门常态化联合执法，不能进行运动式管理，尤其是不能发生恶性事件后就“搞一下”。因为执法主体的不确定也导致了出现问题后所采取的方式不尽相同，一个部门单打独斗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时至今日，我国尚未有一部专门针对流浪宠物或动物福利的法律规定，也没有法律明确禁止和惩治遗弃宠物行为，加之养犬管理执法不到位，流浪宠物繁殖无人过问，导致流浪宠物处于失控和无序状态。对此，钱叶芳建议，需要在全国层面制定一部法律，处罚手段应当囊括行政拘留、罚款甚至刑事处罚，并考虑动物遗弃罪的设立。
摒弃单一末端救助
源头控制加强监督
在张楠看来，为自家宠物“上户口”并植入芯片应成为饲养者义务，“甚至可以将弃养宠物的行为纳入征信范围，提高养犬的门槛和成本”。
对此，动物电子芯片行业从业者郭林（化名）告诉记者，我国大概从2012年开始引入动物电子芯片，目前，给动物植入芯片的技术已经成熟，不仅是宠物，还有畜牧业、水产业，都在给动物应用芯片，结合物联网行业的手持阅读机、系统软件，追溯每一只动物的个体信息。举个例子，犬贩子拉一车犬，有的犬是偷来的，如果犬身上植入了芯片，用机器一扫便知。
钱叶芳认为，仅靠给宠物植入芯片而没有人的执行和监督是不够的，“有的地方从2020年开始全面推行犬只芯片，但不文明养犬和遗弃宠物现象仍然较为严重，所以关键问题还是在执行上”。
“通过芯片找到弃养人后，主人可能还会第二次遗弃自己的宠物，甚至如果他知道芯片在什么位置，还有可能直接去掉，反而对宠物造成更大的伤害。”钱叶芳呼吁，广大动物保护志愿者尽快转型，不能只关心末端救助，而应该注重源头控制，杜绝宠物弃养的重中之重是对不文明养犬行为的监督，一定要充分发挥各个社区业主的力量，提高大家善待动物的意识，从身边做起，从本社区做起，先把自己社区的宠物管好，有余力再去帮助其他社区，共同推动文明养宠。
“包括弃养在内的不文明养犬，都只能在社区里面以基层自治的方式、业主之间进行监督的方式加以解决，不能出现问题才开始管理，一定要从基层社区基础工作开始做起。”钱叶芳在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白杨街道海天社区推行了一种“海天模式”，即通过培育扶持社区社会组织、制定社区公约，探索自下而上建设生态文明和动物文明之路。
为了鼓励大家主动登记宠物信息，海天社区制作了“流浪猫咪档案馆”小程序，还为登记的业主提供一系列贴心服务，包括寻找走丢宠物、宠物临时照顾、医疗优惠和宠物粮团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