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医学目的、服务模型调整、人类死亡
论文：人一出生，就会受到周围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的形成独自的习惯爱好。信仰观念等．这些都会影响到人们的行为，不同的行为活动对健康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在参与社会活动、生产劳动、人际交往和语言交流中，人们对环境的适应程度有很大差异。特别是在重要的转折时期。尤为明显，适应能力不同，身心内部的稳定性也不同，对健康的影响也有较大，差异。人在社会生活中有不同层次的需求，当个人的需要与社会的满足程度之间不一致时、也不同程度的涉及到个人的身心健康。心理因素在每个个体的心理素质，心理发育和心理反应表现出差异。不良的心理刺激，特别是能引起人们不愉快感、威胁感和不安全感的心理刺激，易于致病，而引起人们愉快感、进取感和舒适感的心理刺激，与健康有益。来自人体外部的（社会因素）和内部的（心理因素）刺激信息，通过感觉器官和传导通路，最终汇总于大脑，进行整理，综合并迅速作出反应，从而影响健康。以上是人们对疾病的发生由过去单纯生物医学校式向生物—一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的共同认识。
由于人们调整了对疾病产生原因的认识，继而在其对策上也作了调整。在我国，医学的目的也随之由过去的四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调整为预防为主，依靠科技进步，动员全社会参与，中西医并重，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方针。
医学目的调整后出现了服务模式的相应改变，即医院由过去的只治不防或重治轻防转变为以防为主；治疗由医院办病床、坐堂行医转变为家庭办病床、上门为患者服务。过去是病人患了绝症（癌症等）在家等死，现在是临终关怀医院接病人到医院去死等等服务．模式的根本改变。服务模式的调整必然会给人类死亡问题带来一次深刻的革命。
全社会对卫生工作的参与，健康知识的普及，人们的生活方式、职业特点及业余爱好等将会发生根本改变。据武汉同济医科大学等单位，应用社会医学方法对人群死亡原因调查分析发现：不良生活方式是影响死亡的主要原因。调查数据表明：在影响死亡的诸多因素中，生活方式因素占37．3％，环境因素占32．1%，人类生物学因素占19．2%，保健康复服务因素（包括医疗、预防、康复）占10．9%。尤其是生活方式因素的消费类型，如不懂得营养卫生、抽烟、喝酒、喜吃高脂肪、高盐饮食、偏食、纤维素类及水果等的进食量不足，与大多数死亡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关系。从调查结果分析，目前，威协我国人民生活的主要原因有心脏病、脑血管病、恶性肿瘤和意外死亡。导致这些疾病发生和死亡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社会因素，主要是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随着人们这些不良习惯的改变，人类的死亡率将会大大降低。
我国近阶段的卫生发展总目标中要求全面改善卫生服务质量和防病治病能力，有效控制健康危害因素，进一步提高全国各族人民的健康水平，到2000年主要健康指标为：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婴儿死亡率比1990年各下降30％，孕产妇死亡率降低50%，平均寿命达71岁。
随着医疗目的和服务模式的调整，人类死亡前的生活质量将大大提高。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健康报》周末版曾报道了北京第一所临终关怀医院的建立，该院通过对面临死亡威协的病人进行临终前的各种服务，使他们满意地离去，让他们充分体会到医务工作者的那份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
临终关怀，不仅是一门新兴的医疗学科，更是一项闪烁着人道主义光芒和敬老美德的崇高事业，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充分体现了病人死亡前生存质量的根本改变。
医疗目的和服务方式的调整必将会给人类死亡方式带来一次深刻的变革。目前，安乐死已在西方一些国家开始实施，一九七六年在日本东京举行了第一届安乐死国际会议并发表表宣言；一些国家政府制订了相应的安乐死法规。近几年来，我国法律和伦理学者对安乐死问题进行了研究，但目前国家没有制订出明确的法规。我个人认为，对那些患有不治之症并非常痛苦的病人，可以考虑采取安乐死，这对家庭、社会都是有利的。随着人们对死亡这一无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认识的加深，随着医学的纵深发展，与国外交流的进一步扩大，安乐死被社会所认同不再遥遥无期。
当代医患关系哲学思考论文
一、当代医患关系性质的改变与医患利益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一向是以服务于生命为宗旨的，客观地具有“善”的属性。从发生学角度看，医学起源于解救疾苦之“善”念。西方医学史上曾有：“减轻病患的痛苦的本能冲动是医学技艺起源的原因”［5］144这一观点。作为医学标志的“蛇仗”，意味着守护健康的向善志向。与此相同，中国医学史也认为由于面对“死于病”的人间苦痛，“圣人”兴发悲悯之情从而创建医药，促使医药学产生，“圣人悯之而医药兴”（《伤寒证治准绳》）。同时，医学的发展也是在“善”的力量推动下实现的。一部人类医学史，就是不断攻克疾病、维护健康、解救疾苦的历史。因此，在医学领域，维护健康、促进生命是一切价值的最终依据和标准。正是由于服务于生命的价值追求，自古以来，医学才得以享有崇高的荣誉。然而，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随着科学技术和市场机制不断深化其影响，医学的价值观念和宗旨出现了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影响着医学性质，并强烈冲击着医患关系。
市场的本性是求利，医学的本性是向“善”，两者在性质上互相冲突。如果说技术主体化使医学偏离了“善”的价值方向，那么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则使医学的发展背离了“善”的价值方向。在我国，作为医学载体的医院，被推入市场化以后，在其管理和经营过程中，十分注重“利润”，市场逻辑主导着医院的生存和发展理念，受此影响，医患关系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现在病人往往被称为医疗保健的‘购买者’或‘顾客’，医生则被称为医疗保健的‘销售者’或‘提供者’。这样医患关系就被当做商品交换关系。”［8］36置身于其中的医务人员以“销售者”、“提供者”角色自居，因此，在医疗活动中“求利”意识凸显出来，甚至出现“拜金主义”的现象。可见，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之后，医患关系被简化、扭曲为一种经济关系，当经济关系主导着医患关系，医患共同体就会受到强烈的冲击，以至于出现在看病的“消费”过程中，病人花得多、医生就挣得多，病人花得少、医生就挣得少的普遍现象。如果说技术主体化导致了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分离，那么医疗对利润的追求则使得他们由健康利益共同体变为经济利益对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