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背景与筹建历程
（一）成立背景
成立的背景可以概括为四个句话：第一，亚洲在基建领域缺钱；第二，亚洲整体是有钱的，但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融资机制来满足资金的缺口；第三，中国有钱有能力有意愿有责任来充当亚洲基础设施多边合作机制的一个组织者的角色；第四，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体系架构不利于中国更好地发挥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和建设领导者的角色。
1.亚洲基础设施领域缺钱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10年至2020年，大约32个亚行成员需要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总额突破8万亿美元，十年间年均融资需求超过8000亿美元。但当前，世行和亚行每年能满足的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需求仅以百亿美元的规模进行计量，显然远远的无法满足这一巨大的市场需求。在庞大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领域里，其中68%的份额是新增基础设施的投资，32%的投资是维护或维修现有基础设施所需的资金。
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东盟国家为例，可以反映整个东亚乃至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具体情况。东盟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发展很不均衡。东盟十国中，以新加坡基础设施最为完善健全，马来西亚、文莱、泰国次之，剩下的东盟六国普遍存在基础设施落后、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第二，在三大领域东盟国家基础设施短板较为明显。一是通讯，二是交通基础设施，三是电力。
在东盟，交通网络不发达，落后国家急需改善。东盟各国的道路铺设情况、港口建设质量、航空运输和其他交通运输网络设施方面的水平，新加坡最高，马来西亚较高，缅甸和老挝最为落后，其他国家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这些交通网络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急需改善现状。
2.亚洲整体是有钱的，但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融资机制来满足资金的缺口
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领域资金需求巨大相对应的一个现象就是，亚洲各国尤其是东亚国家他的国民储蓄率比较高，支撑各国资金的存量、流动性相对较好。因此，结合一方面是落后的基础设施的现状，另一方面相对较充裕资金的存量，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一方面不差钱，有资金的支持，有国民储蓄率作为后盾；另一方面又缺乏一个较好的多边合作机制，或者说是缺乏一个较好的融资组织机制能使东亚乃至亚洲地区各经济体的资本存量优势有效转化为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的优势。
3.中国有资金有能力有意愿有担当来充当亚洲基础设施投融资以及建设领域的组织者和带头人的角色
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间一个最能反映时代特色关键词就是改革开放。改革是对内，以市场化为导向；开放是对外的，以全球化为导向。中国在对外开放伊始，是以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资源、土地等资源要素来吸引国际上的资金、先进技术，然后通过我们比较优势的要素来被动来承接国际资本方对我们的组合。但是，时过境迁，随着中国逐渐发展壮大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壮大为最大的贸易国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中国已经形成了相当的FDI的规模，相当的外汇储备的规模。2014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余额已经达到3.9万亿美元。这一系列的“家底”支撑着中国的资本“走出去”，支撑着我们在下一阶段深化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改变过去被动承接国际要素组合的局面，中国的企业、中国的资本可以主动“走出去”，以我们的资本要素、以我们的技术要素来承接、组合、调整、配置国际上其他方面的资源要素。
因此，现在中国在经济步入新常态这个现实的经济时点当中，在我们经济增速向超高速到中高速转变的过程中，由我们量的增长变为更注重质的提高，质与量并驾齐驱的发展，“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和谐发展，在这种经济态势转换、调结构转方式适当其时的时候，中国携自己的资本优势、技术优势，在基于我们部分产业产能过剩基础之上的现实经济态势之下“走出去”，然后有所为，可谓正当其时。
4.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体系架构不利于中国更好地发挥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和建设领导者的角色
当前，国际金融体系尚不利于中国更好地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更好地“走出去”，在整个亚洲乃至全球的基础设施投融资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历程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在先后出访东南亚时提出了筹建亚投行的倡议。
2014年1月24日，中国与10多个有兴趣的亚洲国家举行了筹建亚投行第一次多边工作磋商会议，就筹建亚投行的框架方案交换了意见。中方还成立了亚投行筹建工作组，加快推进筹建工作。此后，中方与有关国家举行了数次多边磋商会议，就亚投行的宗旨、治理、总部选址、股权结构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沟通。
备忘录签署以后，亚洲区域内意向创始成员国启动章程谈判和磋商。按照目前工作计划，预计各国将在今年6月底之前完成章程谈判和签署工作，使亚投行在年底前投入运作。
2014年11月28日，筹建亚投行首次谈判代表会议于中国昆明举行，22个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商定了接纳新意向创始成员国的程序和规则。
2015年1月15-16日，筹建亚投行第二次谈判代表会议在印度孟买举行。会议由筹建亚投行谈判代表会议常设主席、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和会议联合主席、印度财政部部长助理沙玛（DineshSharma）共同主持，26个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和亚投行临时多边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出席会议。
2015年3月12日，英国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成为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主要西方国家。随后法国、意大利、卢森堡和瑞士也表示愿意以“创始国”身份加入，澳大利亚、韩国也纷纷表态积极考虑。
根据财政部公布，截止到4月1日24时，加入到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的国家已经增加到31个。另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除了31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政部确认已提交书面确认函，预计将在4月加入的国家有15个；此外，还有6个国家或地区已表示申请。合计达52个国家或地区。
这里面有一点要加以说明，在3月31号这个时点之前，我们接受的是关于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的申请，之后将继续接受作为一般成员国加入亚投行的申请。
二、亚投行机构性质及宗旨、定位
（一）亚投行的机构性质
亚投行，全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Bank，英文简称AIIB)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作，重点支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这里面，我们可以明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即亚投行，服务的区域将是亚洲地区的主权国家，它主要服务的领域将是这些主权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领域。
另外，亚投行作为新成立的多边开发银行（MultilateralDevelopmentBank），与一般的金融机构具有显著不同，具体表现在七个方面。
第一，在经营目标上，亚投行不以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经营目标，在发展当中需要兼顾经营财务的可持续性和政策目标，并且带有战略性、全局性、宏观性的通盘考量。
第二，在业务品种上，以主权贷款为主，同时包括少量的非主权贷款。
第三，在股东结构上，亚投行的股东持有者将由不同的主权国家来构成。
第五，在收益分配上，亚投行不分配股息，其运营的收益将完全计入资本。
第六，在监管安排上，亚行不同于一般的商业银行，其资本充足率、资金流动性及业务运作不接受巴塞尔协议的监管。
第七，在偿债安排上，亚投行的主权贷款属于优先债权人，其偿还地位高于其他的债务全，比如高于一般的国家主体。
（二）资本金规模
根据筹建亚投行备忘录，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实缴资本为认缴资本的20％，由成员国分期缴纳，未来可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增资扩股。具体资本金规模和各方出资比例将由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磋商后最终确定。中方将认缴比较多的股份，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控股，而是以这种姿态，展示中国政府建设好这一新型的多边开发银行的决心。如果各国认购的积极性较高，中方也可以把认缴股份比例降低。
（三）服务宗旨
亚投行的基本宗旨是通过支持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和其他生产性领域的投资，促进亚洲地区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合作。如果将来条件具备，亚投行也将探索适当开展域外业务。
（四）业务定位及发展模式
（五）治理结构
（六）与现有多边银行的关系
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是互补和合作的关系，或者说是竞争性合作的关系。世行、亚开行等机构侧重于减贫开发，亚投行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但基础设施建设也间接有利于减贫。亚投行将与世行、亚行等其他多边及双边开发机构密切合作，促进区域合作与伙伴关系，共同解决发展领域面临的挑战。
此外，亚投行是由中国创建或提议的四家新设多边金融机构之一。也有外界认为，中国希望创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与二战后创建的由西方主导的金融体系进行区别，同时又进行业务上的互补与合作。其他三家机构包括新开发银行(NewDevelopmentBank，其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金砖银行”)和丝路基金，它们被视为世界银行(World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替代品，以及拟议中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DevelopmentBankoftheShanghaiCo-operationOrganisation)。
三、亚投行成立的意义
亚投行成立有以下几个方面意义。
第一，亚投行的成立有助于促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由我们国家领导人首倡，其构建旨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沿路各国的经济发展。当前，沿路国家面临的基础设施落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对此，亚投行的设立将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资金支持。一方面亚投行将促进东盟基础设施投资，激发区域经济活力；另一方面亚投行将助力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建设，促使基础设施由海、陆、空领域向金融和网络信息领域全面发展，丰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
第二，亚投行的成立将推动中国和东盟国家经济的增长。
最近中央有新的判断，2015年的1到2月份，“三驾马车”同时减速，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在当前经济减缓，经济发展速度由超高速步入中高速的新常态下，东盟巨大的发展潜力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将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增添动力。
二是对东盟国家而言，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交通设施的完善，将有助于区域内经济的发展，也为我国企业到东盟投资创造了机会，加快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三是随着双边贸易与投资的不断发展，将带动金融、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发展，扩大能源、原材料、技术、设备等生产性消费的双边需求。
第三，亚投行的成立将进一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的进程。
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政府的一个既定战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将成为亚投行设立的一个重要考量，它将与上合组织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一样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推动力。
首先，开设亚投行将加快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进程。目前，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已在缅甸、越南、柬埔寨、新加坡等东盟国家迈出重要的一步，亚投行将进一步促进这一过程。
其次，我国已与周边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或签署边贸本币支付结算协定、货币互换协议等，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马来西亚、韩国、日本、印尼、泰国、柬埔寨、澳大利亚等国家均有人民币的外汇储备。亚投行的设立将加快人民币在区域内的自由流通，促进人民币由“周边化”向“区域化”的转变，在东亚地区率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第四，亚投行的成立有助于提升中国在世界金融领域的话语权。
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能提供的资金有限，亚投行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对亚洲发展中国家业务的不足。由于是中国和亚洲国家参与共建，随着亚投行规模的扩大和作用的凸显，将提高中国和亚洲国家的话语权，提升这些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多边开发银行体系虽然对援助发展中国家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也暴露出越来越多问题。一是这些组织的大部分话语权仍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的要求难以体现。二是运作效率低下，缺乏发展动力。新成立的亚投行可在这两方面弥补其不足。
第五，亚投行的成立有助于加快我国融入国际市场的程度。
设立亚投行将促进中国加快融入商品、劳务、资本、技术等国际市场。一方面，作为互联互通建设的有力支撑，亚投行将为各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供资金支持，提升本区域内部及与全球经贸合作的层次和水平。另一方面，中国正在积极推动实施自贸区战略。在刚结束的APEC北京会议上开启了亚太自贸区的进程，中澳、中韩自贸区已取得实质性成果，中国—东盟自贸区已经建成，中日韩自贸区也正在进行谈判。中国主导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也正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亚投行的设立将会为自贸区建设提供更加开放的合作平台，而开放便利的投资贸易环境，尤其是亚太地区日益加速的一体化步伐将会更加有助于资源优化配置，为亚投行在区域内发挥更大的投融资的角色提供更大的空间和施展平台。
四、亚投行未来发展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一）亚投行如何获得较高的信用评级
从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来看，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北欧投资银行等在内的主要多边开发银行都得到了AAA最高信用评级。目前，包括标普、惠誉、穆迪在内的三家评级机构均开展了针对多边开发银行的超主权评级业务，三家机构在具体指标选择和比例确定上虽各不相同，但均主要包括内部财务状况和外部股东支持力度。其中，内部财务状况构成了超主权信用评级的初步评级，类似于对一般商业银行的经营和财务评级。内部财务状况加上外部的一系列评价，将最终构成亚投行未来信用评级的结果。
亚投行取得较高信用评级，应该说既有优势也有劣势。
优势包含四个方面。
第一，亚投行资本实缴比例较高。亚投行1000亿美元的注册资本不算太高（世界银行为2783.77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为1624.9亿美元，欧洲投资银行为2432.84亿美元，非洲开发银行为1002亿美元，泛美开发银行为1168.8亿美元），但由于亚投行设定资本实缴比例为20%，计算得到实缴资本为100亿美元，仅低于世界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稳定机制。较高的资本实缴比例保证了亚投行有充足的资金开展后续业务。
第二，亚投行的职能定位准确，未来具有较大市场潜力。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普遍较差，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2010至2020年亚洲各国国内基础设施合计约需8万亿美元，另需近3000亿美元用于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虽然亚洲各国储蓄率较高，大约有62万亿美元的私人资本，但考虑到基础设施投资收益水平较低和投资期限较长，投资意愿不强。因此，需要官方支持，以机构资金的投入撬动私人资本的投入。目前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能力明显不足，需要其他资金的补充。从这个角度来看，亚投行的成立意义重大，能够在减缓亚洲开发银行融资压力的同时，促进亚洲经济发展和区域间融合。
第三，中国等股东对亚投行大力支持。中国30多年快速发展使其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倡导建立亚投行，是中方愿意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促进亚洲地区团结合作、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重要举措。同时，中国在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积累了大量基础设施投融资及建设经验，这些都将有利于亚投行的成功运行。
第四，新机构成立后具有后发优势。亚投行作为后来成立的多边开发银行，可以在吸取已经成立的多边开发银行的经验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创新，如不设常驻董事会、缩短项目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等，使亚投行虽然作为后来者，但仍然能够取得较好发展。反之，如果不对新机构进行大幅度改革，使其明显不同于现有机构，新机构将无法取得较高认同，机构长期发展也将受到限制。
亚投行取得较高信用评级也面临着一定困难和挑战。一方面，机构运营能否跟上现有机构水平尚待考验。亚投行尚未正式建立同时没有运营经验，在内部评级中的运营能力、盈利能力以及风险管理水平将是弱势项目，评级机构可能担心亚投行没有持续运营多边开发机构的经验、项目、知识储备以及相应的体制机制。另一方面，现有股东同时也是未来潜在的贷款国。目前有意参与亚投行筹建的国家以新兴国家为主，相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建设状况落后，未来需要亚投行资金的大力支持。根据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现有评级方法认为，成员国同时是贷款国会降低多边开发银行的稳健性，当贷款人无力按时偿还贷款时，其对多边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也必然下降，因此将对亚投行的信用评级的持续稳定造成负面影响。
（二）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性
东盟地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是实现亚洲经济贸易一体化的关键区域。东盟国家基础设施完善与否直接影响其经济的发展速度，各国基础设施发展的不平衡体现和折射出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亚投行的资金投入会受各国的投票权影响，从而影响到区域内资源的分配。亚洲区域的领土广袤，各国国情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水平、层次参差不齐，客观上的不平衡也必定影响到亚投行最终的金融资源的配置和信贷资金在区域内的均衡配置，这对亚投行未来的业务开展造成了挑战。
（三）区域内存在摩擦和分歧
在亚投行服务的主区域——亚洲范围区域内，存在局部的政治的动荡。比如说，最近中东地区也是全球政治动荡的高发地带，也是人道主义危机的高发地带，政局长期不稳，硝烟弥漫。部分国家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比如我国与作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越南、菲律宾以及印度均存在领土和领海的主权的争议。这些摩擦和分歧的存在，将是影响未来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威胁论”，使得一些国家对亚投行的态度存在疑虑和和担忧，这多多少少将会对亚投行的业务开展造成一点的负面影响。
（四）受到原有国际金融主导国家的压力
自二战后建立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经济秩序，美国一直处于世界金融中心的位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由美国主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总是由欧洲人担任，世界银行的行长总由美国人担任。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让美国对自己的主导地位感到威胁，开始实施重返亚洲的战略。长期在亚洲占据重要地位的亚洲开发银行的影响力也将因亚投行的设立而降低，并影响日本在亚洲地区的话语权。显然，中国主导建立亚投行的举措，削弱了美国和日本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会遭到美日两国的阻挠和压力。
面对困难，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有所作为、积极向前，推动亚投行加速筹建的进程，使亚投行真正的实现其初衷的目标和服务的宗旨，为未来亚洲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亚洲各国基础设施的完善、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挥出应有的更大的作用和贡献。我个人有十一条的建议。
第一，亚投行筹建工作必须秉持高水平、高水准、高质量的原则。
亚投行是中国正在积极构建的数个多边金融合作机构之一，将为其他三个包括金砖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合作机构的建立、运营发挥示范作用。作为中国乃至首个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区域性的多边的开发金融机构，头一炮要打响，不仅要打响而且要出彩，在方方面面树立典范作用，向世界昭示中国这个不断崛起的大国在积极融入国际金融经贸体系的决心和努力，以及彰显中国的大国风范、大国的风貌、大国的气概、大国的气派以及国际战略和全球抱负。
第二，亚投行进行业务推动的过程中，应该积极调动社会资本投入亚洲区域基础设施建议。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在2008年后的十年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约4.7万亿美元资金，但当前政府的投入难以满足巨大的资金需求。因此，作为一种创新机制，亚投行的建设既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从机制上提供有力保障，还需要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使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结合起来，形成合力，从机制上提供有力的保障，激发社会资本活力，为区域内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资金支持，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近年来，关于私营部门投资基础设施领域的实践越来越活跃，“公私合营模式”或者说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逐渐在国内外基础设施建设中得到广泛推广。社会资本的投入不仅将有利于亚洲基础设施的快速建设、减轻各国财政负担，还将为私人投资者带来更多经济效益益。一旦形成公共部门、私人部门、政府性资金、国际组织资金、私人资金相互协同的格局，将有助于在基础设施投资这一高风险、长周期、稳利润、稳效益的投资领域中，使参与各方的边际收益增加，边际风险有所降低，从而形成良性有效持续投入机制。
第三，亚投行的设立和运行应积极借鉴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经验。
在世界范内，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等其他多边开发银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有丰富的开发银行建设、运行和治理、风险的经验。作为新成立的机构，亚投行应积极借鉴具有成熟经验的既有的多边银行的成功发展经验。在姿态上我们应该放低，以一个学生的姿态潜心求教、虚心吸收既有机构成熟的经验和运行模式，取长补短，尤其要在治理、运作和人才管理等方面加以借鉴，以适应日新月异的世界经济和金融发展。
借助成熟经验、机制和团队，建立体制完善、运行顺畅、财务稳健和风控有力的亚投行。吸收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等在治理结构、决策机制、融资筹资、项目运作、风险管理、信息披露及绩效评估等方面的成熟经验和完善机制。同时，以市场化手段吸纳经验团队和专业人才，完善亚投行的整个运行机制。比如，不妨考虑聘请亚洲开发银行乃至世界银行现有的高级管理人员，甚至是作为中层管理者的局长、国别代表以及其他专业人才加盟到亚投行。
第四，应积极促进多边开发银行间的合作与互补。
多边开发银行在定位、业务方面均有不同的侧重，亚投行与世行、亚开行在亚洲地区应当发挥相互补充的作用。与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相似，亚投行的宗旨是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与经济合作。从功能上，亚投行专注于基础设施投资，致力于地区互联互通建设，这是对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积极补充。在亚投行建立初期，虽会对世行、亚开行在亚洲的业务产生一定影响，但良性竞争将促进以世界银行为首的其他多边开发银行改革，弥补现行金融体系的缺陷，促进国际金融体系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不断完善。
第五，应优化中国与亚投行参与国之间的资源配置。
目前，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业务覆盖的相当一部分是东盟新兴市场国家，这些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落后，需要借助外部资金实现快速发展。而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战略机遇期和风险凸显期，一方面我国中低端制造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出现相当程度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我国不断加快企业“走出去”步伐，也已具备资本输出能力，可借助亚投行的多边机制创新，优化域内国家间资源的配置，实现区域内不同国家的优势互补和互利互惠。
应该说，中国与东盟在内的其他众多亚洲国家，在经贸领域还是具有较大的互补性。伴随中国经济，伴随着我们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中国经济在打造升级版的过程当中，客观上也需要把我们国家高污染，高能耗、高水耗、低效益、低效率的这种“三高两低”产业结构形态进行转移，把我们过剩的产能加强转移。在这方面，中国与亚投行其他创始成员国之间，与亚洲区域内的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合作的潜力和巨大的合作空间。
第七，建议政策性扶持落后地区，加快“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
第八，积极推进金融合作，提升区域内经济发展质量。
目前，亚洲国家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开放程度不一，这在一定程度上将阻碍亚洲金融健康发展。对此，亚投行应通过债券发行、建设股份制银行以及一系列融入国际金融市场的手段和建立定期经验交流、信息沟通制度等方式，帮助亚洲地区金融市场发展较慢的国家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激发国内资金活力，开发私营部门潜力。同时，亚投行应定位为亚洲地区的区域性国际金融组织，以促进亚洲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此外，亚投行还应借鉴亚洲开发银行的模式，注重区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第九，正确处理好与美日等大国的关系，扩大地区性影响力。
除了区域内国家间存在摩擦和分歧外，在很大程度上，亚投行的构建会受到美、日等国家和组织的压力，亚投行应尽量避免出现亚洲地区金融主导权的“争夺战”。同时，面对复杂的地区形势，亚投行应当专注于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合作共赢，通过制定公平合理的股份制度和决策机制，促使成员国间形成制约力，并保证每个成员国的话语权。此外，亚投行还应正确处理好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区域内外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关系，共同促进亚洲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第十，进行机制创新。
在充分发挥资本金、流动性、融资筹资以及缴纳资本等的优势之外，亚投行应该在资本结构、流动性安排、融资机制以及外部支持等进行全面的创新，建立一个比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既有多边开发银行更为完善、更具弹性的机制。比如，可以设立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绿色产业基金、新兴产业引导母基金、海洋发展银行、传染病防控基金等，促使亚投行融资更具市场化、多元化和国际化，同时在资金的使用上更具专业化国际化的特征。
最后，建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主动构建多边机构间的联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