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青少年抑郁症筛查纳入体检，确实可以帮助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及早进行干预，也能让青少年在和抑郁症孤独痛苦的对抗中，早些得到援手。
开学前一周的周末，高中生何琳（化名）对父母说：“能不能带我看一下心理医生。”
经检查，何琳确诊了抑郁症。
“我没什么感觉。爸妈有点惊讶，他们觉得我平时挺活泼的。”何琳回忆道。
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沙莎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总体来说国内儿童抑郁症时点患病率为1%—2%，青少年抑郁症时点患病率为2%—8%。为提升儿童青少年抑郁症检出率，将抑郁症筛查纳入体检，是覆盖面最广、可操作性较强的方式。
“孩子是很弱小的。”当了十几年精神科医生，沙莎接诊过太多患抑郁症的孩子，了解他们的无能为力、不由自主。“他们需要医生，需要专业人士，保护他们，为他们发声。”
小别扭还是心理问题？看孩子是否能正常上学
大儒心理创始人、临床心理学博士徐凯文做过一些对中学生的心理评估。“我们不仅做测试，还一对一做访谈。我们发现，现在青少年抑郁症发病率比例确实不低。”他说。
一个被经常报道的数字，是《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中给出的——2020年我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
不过，抑郁情绪并不等同于抑郁症。沙莎说，抑郁症的确诊，需由受过专业训练的、有精神科医生执照的专科医生做出。它不是字面意思上的“心情不好”，而是一种精神疾病。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此前发布的《2021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指出，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孩子们在心理上又额外承受了更多压力。
从接诊情况来看，沙莎也切实感到了疫情的影响。
隔离，居家学习，网络的过分使用，日夜颠倒……这些扰乱了青少年正常的生活节奏。成年人可能无法感同身受疫情对孩子心理的冲击。外部环境的剧烈冲击或隔离，可能让孩子体会到更多的担忧和恐惧。而青少年处在生理和心理双重生长发育阶段，思维以及心理发展的不均衡，可能会导致孩子无法准确表述自己的内在体验，出现不同程度的情绪或行为问题，严重的还会陷入某种偏激状态，很难自主走出。
媒体人张进曾在书中这样描述他患抑郁症时的感受——脑袋像灌了铅，昏昏沉沉；胸口火烧火燎地难受；不想做任何事情，或者做任何事情都犹豫畏缩。
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同样有类似症状。沙莎说，不过他们还有一个显著区别于成年人的症状特点——烦躁。
“如果你问抑郁症患儿为什么会自残自伤，很多人会说，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很烦。”沙莎说。
那团叫人烦躁的、捉不住摆不脱的东西，压在孩子心头，流窜在他们体内。有时划伤自己，他们才觉得能释放一些，能好受一点。
有些孩子会出现躯体上的症状，比如腹痛、头痛。抑郁症常见的表现是失眠、食欲减退，但有些青少年则表现为暴食、嗜睡等反向躯体症状。
他们的思考能力、注意力和记忆力也可能会下降。“有的孩子会感觉不到自己的情绪，感觉不到自己和环境的区别，觉得麻木和不真实。”沙莎说。
青少年在抑郁中，还可能合并焦虑症状，容易感到紧张、害怕。
“特点多而且杂乱，合并症也很多。”沙莎介绍。所以，当一切初露端倪时，很难被察觉，也可能被误读。
何琳起病是在疫情期间。她一个人待在房间里上网课，其实并没有听进去，只是发呆、神游。她不出门，不想动，父母也只是说一句，你怎么变懒了？
孩子的变化，容易被当成叛逆期到了，被误解成逃避学习的小花招。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标准——看孩子的社会功能是否遭到损害。更简单来说，就是看他们是否还能正常完成学业，坚持上学。
厌学，是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普遍出现的症状。
不过，能将孩子厌学和心理问题关联上的家长，已算是难得。对抑郁症没有认知的父母，面对不愿上学的孩子，可能会变本加厉地斥责、批评，反而雪上加霜。
有问题的孩子背后，多是有问题的家庭
何琳并不知道自己发病的诱因是什么。事实上，对于抑郁症的病因，目前科学上并无定论。只能说，生物、心理和社会环境等因素，都与之有关。
从去年三四月份的某一天起，何琳就陷入到无法快乐起来的境地。
发呆时，一些过去的画面在她脑海里重演。那已经是她上小学时的事情了。有一次，她拖拖拉拉没做完作业，爸爸气到踹东西、摔盆。乒乒乓乓，声音砸在她心上。
年幼的何琳甚至无法和脾气急躁的父亲单独相处。每次只要妈妈一出差，她就会发烧。
开始接受心理咨询后，何琳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那个时候，她就已经受到了伤害。
从业二十多年的陈清是何琳的心理咨询师。
他反复向科技日报记者强调，要解决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必须连同父母的问题一起解决。
“难点在于，很多父母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陈清说。求助他的很多家庭，亲子关系已经处于崩溃边缘。孩子和父母的沟通几乎中断，甚至互为仇敌。
陈清见过太多焦虑的父母。情绪是会传染的，孩子会承接来自父母的情绪并放大它。对成年人来说尚可忍受的焦虑，到了孩子这里，可能会压垮他。
陈清把心理比作一棵大树。如果它根基良好，枝繁叶茂，就算哪天遭到狂风暴雨，可能被打落几片树叶，但等风停雨歇，它照样能茁壮成长。但如果这棵树本来就根基不稳，病病殃殃，一场雨，一阵风，就可能刮倒它。
根基，是从小打下的。孩子的心理健康状态，与幼年成长阶段家庭的照顾和关爱有较大关系。
“孩子对父母的情绪其实是很敏感的，他们能很清晰地感知到父母究竟爱不爱他。如果家长对孩子常常是强制管教，施以暴力，冷嘲热讽，长此以往，孩子在家庭中会丧失安全感。”陈清说，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出来的心理之树，更有可能被挫折压垮。
徐凯文同样表示，孩子抑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亲子冲突。
亲子冲突，其实源于两代人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家长和孩子成长在不同年代，如果一味以自己的经验来安排孩子，以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孩子，无异于“刻舟求剑”。
徐凯文讲了一个让他唏嘘的案例。
孩子自杀未遂，父母求助于徐凯文。一开始，徐凯文没找到什么明显问题。父母看起来非常关心孩子，为了照顾他，还提前退休，专心陪伴。
但这孩子总觉得绝望，觉得一切都“没有意思”。
进一步了解后，孩子终于跟徐凯文提起一个细节——我这么大了，爸妈进我的房间前，都不会先敲门。
在徐凯文的鼓励下，孩子尝试跟父母提出了“敲门”的要求，结果断然遭到拒绝。大家一起当面沟通时，父母依然无法理解这一诉求：“这是我的家，我的孩子，我进自家房间怎么还要敲门？在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爸妈进我房间，也从来不敲门啊。”
徐凯文明白了，这么小的事情，孩子都无法掌控，所以他觉得人生不是自己的，干脆就不想要了。“父母对孩子已经是过度控制了。”徐凯文说。
除了父母不恰当的教养方式，抑郁症阳性家族史、个人先天性格气质、学业压力、朋辈竞争、暴露在不适合自己年龄段的负面信息下或是长期患有慢性病，在生理上遭受痛苦等，都是抑郁症发病的影响因素。
徐凯文特别解释了学业压力。
“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我们一直把成绩当成评价一个孩子的唯一标准。仿佛一个学生自尊的全部支撑，就是成绩。”徐凯文说，当成绩成为唯一标准，孩子就会不断遭遇挫败。“他们会觉得，一旦我成绩不好，我就没有价值了，我就什么都不行，就躺平了、瘫倒了，当垃圾了。”
从筛查到治疗，家校医携手，难熬的日子总会过去
家校沟通也很重要。沙莎建议，做青少年抑郁症筛查，尽量让家长“知情同意”。学校告知家长筛查的内容和意义，如果家长有质疑和顾虑，学校可以联合专业机构答疑解惑，在告知阶段消除一些误解。
“对筛查结果的应用，要注意保护青少年隐私。”徐凯文提醒，心理健康状态测评结果的知情范围，应该控制在必要限度；教师也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心理学和精神卫生学知识，给孩子恰当程度的关心。“特别要明确的是，不要因为筛查结果对孩子产生歧视和偏见。否则，以后大家不会如实填写量表了，筛查的作用也就削弱了。”徐凯文强调。
筛查，是筛查孩子患有抑郁症的可能性，提醒父母带孩子就诊。
别把抑郁症看成绝症。它需要被重视，但也不要被它吓倒。根据整体的数据，一半以上的抑郁症患者是可以被治愈的。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与心理健康需求相比，我国的精神科医生和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数量都不足。
家长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帮孩子配合治疗。
如果孩子需要用药，要尽量做到足量足疗程治疗。
这是一场漫长的战役。药物的作用并非立竿见影，有时副作用会先于治疗作用来到。家庭要成为孩子的后盾和支撑，帮孩子理解自己的处境和治疗的必要性，提高孩子用药的依从性。
“家长还要对自己的教养方式进行评估，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沙莎说，如果是过度控制，那就放松一点；如果是过度忽视，那就更关心一些。“不是不管孩子，而是带着爱去支持，也带着爱去限制。要让爱在家庭中流动起来。”
此前在做心理治疗时，陈清为何琳做了家庭关系修复。全家人一块儿接受了心理咨询，父亲为曾经的暴脾气向何琳道了歉。
“我给生病后爸爸妈妈的表现打9.9分。”何琳说，爸爸的改变尤为明显，他脾气收敛了许多，给了自己更多关心。1年多来，何琳能感到，父母在尽量让她开心，也在尽力了解她。
现在，何琳身上的抑郁症症状已经消失，她重新拥有了快乐的能力。
“我们不要把抑郁症看得那么重。”何琳想对跟曾经的她一样处境的同龄人说，“用平常心对待，这些难熬的日子总会过去的。”
何琳喜欢跳舞，喜欢书法和画画，还想抽空学一门乐器。在最近的朋友圈里，她为闺蜜送上生日祝福，吐槽作业，讨论番剧，也发自己的照片和短视频。她展示着属于她这个年纪的鲜活的青春，还有无限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