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彭军荣编著的《红场记忆：中共早期留苏档案解密》有感
◎新华社驻莫斯科分社原副社长盛世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紧接着，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革命者纷纷奔赴苏联，求索马列理论和武装斗争知识……距今已有八九十年的这段峥嵘岁月，迄今仍令人心潮澎湃。
中国文史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彭军荣《红场记忆：中共早期留苏档案解密》一书，通过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文献，揭秘了多数中国人知之不多的这段历史。
回溯留苏生活
在20世纪20年代，留苏可不是喝牛奶吃面包睡席梦思床，留苏生也不是如今万众羡慕的“海归”，当白领、拿高薪。然而，艰苦的生活和遭受国民党政权迫害的前景，挡不住革命志士探索真理的热情。
读者从《红场记忆》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留苏难之又难，千人报名，成行的不足一成。
赴苏路途坎坷艰辛，要从上海坐7天轮船到海参崴，再坐12天火车到莫斯科。时值隆冬，车内没有暖气，没有厕所，水柜冻成冰柜，只能在停站时凑合填饱肚子。
到了梦寐以求的十月革命故乡，生活条件却是出乎意料的差：9月底气温已达冰点，依然住在单层玻璃窗的木屋里，穿着国内带去的单薄衣衫；板棚当食堂，饭菜出锅就凉。在搬出宿舍时上交的物品中，有的人仅有毛毯、床单、旧大衣和上衣各一件。半途退学的人多数是因为患了肺结核。
相当多的学员是工农大众，文化程度低，不明白现代自然科学常识，更听不懂苏联教员用俄语讲马列理论。
即使学成回国，路途依然艰险。按中共代表团领导周恩来与苏方达成的协议，回国路费和服装费为100美元，但实际上苏方仅给35美元。有的人没钱买衣服，只好上身穿一件中式布衫，下面着西装裤和皮鞋。以这样的“奇装异服”回国，难免被国民党特务一眼识破，送进大牢。
毕业后，能成为革命栋梁之才的是极少数。以1929年归国的250人为例，胜任工厂党支书的不到20人，能在地方上做党的工作的不足30人，能进省委工作的仅十余人，胜任中央机关工作的只三四人，而回国后向南京政府自首告密的竟有30人之多。
课程安排相当紧张。例如东方大学两年制军政班，一年级有战术学、地形学、军事技术、射击、条令、武器、战场准备、俄语、数学、社会学等17门课，共1876小时。除去星期日，每天平均上6小时课。重点课是社会学、俄语和战术学，分别占252、240和140小时。
当时苏联学校相当“左”。档案中搜集了许多中国学生的检讨书、申诉状。例如，有份刘志敏的申诉状，说她由于父亲是商人（已与父亲脱离关系）并与同学相处不融洽，居然在怀孕期被莫斯科中山大学宣布开除。
追寻老一辈革命家的足迹
《红场记忆》会告诉你，先后在苏联学军事的有我国杰出革命家和军事家刘伯承和叶剑英二位老帅，有人民军队首任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大将、首任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和首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等。
以培养高级军事干部为宗旨的伏龙芝军事学院，1928—1931年有7名中国学员，其中有刘伯承、刘伯坚、左权和屈武。
刘伯承（1892—1986）于1927年到1930年先后在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刚到苏联时，为攻克俄文关，他“视文法如钱串，视生字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
与刘帅同姓不同族的刘伯坚（1895—1935），先后毕业于东方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1935年在反围剿斗争中负伤被俘，坚贞不屈，慷慨赴死。左权（1905—1942）将军于1925年赴苏学习，1934年参加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和前方总部参谋长等职，协助指挥八路军取得百团大战等战役的胜利，1942年5月，在反扫荡斗争中壮烈殉国，年仅37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兼中共党组书记屈武（1898—1992）受中共北方区委派，于1926年到1930年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曾培养出朱可夫等苏联统帅。当初坐在教室里翘首聆听苏联红军总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战术课的学员中，有曾为苏共党员并在苏联生活过12年的蒋经国先生，有后被错杀但最终平反昭雪的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1902—1938），有人民海军主要创建人、开国十大将之一的肖劲光（1903—1989），有历任中央军委编译局局长、石家庄警备司令、驻波兰、民主德国和罗马尼亚大使的曾涌泉（1902—1996）。
挖掘珍贵史料
1928年在莫斯科郊区五一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是中共史上唯一在国外举行的党代会，书中搜集的有关档案资料就尤为稀缺可贵。其中一张年份不详的30余名六大中委下落的名单弥足珍贵：当时已经不在人世的有苏兆征、彭湃、瞿秋白、向忠发、蔡和森、邓中夏和恽代英等15人，叛变的有徐锡根、顾顺章、罗章龙等9人，消极无为的有2人。积极工作的仅9人，全是中国革命史上光彩夺目的人物：周恩来、毛泽东、项英、朱德、关向应、任弼时、张国焘、李立三和贺龙（名单次序）。
作者彭军荣是个有心人。她在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任一等秘书期间，接触到中国早期留苏生档案，从丰富翔实而又卷帙浩繁的素材中，耗时费心地去粗取精，悉心辨认发黄粗纸上手写的中俄文字，把一份有助于填补中国革命史空白的精品奉献给读者，精神可嘉，成绩可喜。不论是笔者这类报道并研究中俄关系和俄罗斯问题半世纪的新闻人、学者，或是初涉中国革命史、国际关系史的年轻读者，都会开卷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