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眼中，焦门家风是这样的——
要艰苦朴素，不能跟别人比吃比穿，要比就比学习比进步。那个时候，焦裕禄孩子们的衣服都是大的穿了小的穿，小的穿了再小的穿，一直到它不能穿。毛主席接见的时候，焦守云穿的是一件姐姐穿小了的衣服，而且袖子上补丁摞补丁。焦裕禄平时对孩子们的要求很严，笔记本要换的话，一定要让他看，非得正面、反面都写了，才给换一本。铅笔一直用到捏不住了，焦裕禄再做一个铁皮的小圆筒，套在铅笔上，就这样一直把它用到最后，实在是不能用了再扔掉。
领导干部的家属孩子不搞特殊化。焦裕禄对妻子要求很严，不能收受任何东西，公家的东西，一分也不能占。当年就因为妻子到食堂提了一壶开水，他就说了她一顿：“人家大老远把水拉回来，你去提了用，你可是方便了。你知道嘛，你是县委书记的老婆，你不能带头破坏了办公的秩序。”因为这一壶水，他做了一个决定，所有住在县委大院的家属全部搬出去。焦家的第二代、第三代，谁也没有搞特殊化。
杨善洲：不让子女沾光，也不给亲戚开“绿灯”
杨善洲在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时，曾多次谢绝组织好意，没有将家人转为城镇户口。如今，大女儿仍在家务农，二女儿、三女儿分别是小学教师和烟草公司的普通员工。“现在，只要我想起爸爸，浮现在眼前的，就是矗立在他埋骨之地的那棵参天大树，他没有弯下腰，把妈妈和我们姐妹护卫在怀抱里，而是张开双臂，为老百姓遮风挡雨了一辈子。”女儿杨惠兰说。
老一辈革命家的家教、家风故事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它们告诫党员干部：只有廉洁公正、摒弃私心，才能把政府和人民群众的信任，变成为国家奉献、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我们要把这些优良传统继承好、发扬好，让它们成为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
钟善辅，原名钟世铭，涪陵罗云人，1900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钟相池，早年就读于成都蚕丝学校，崇拜康梁维新，向往实业救国。钟善辅自幼勤奋，聪颖好学，童年在私塾念书，1917年他在大哥钟伯良的帮助下,同大妹钟亚弦一起到成都求学，入读成都警监专门学校。
钟善辅在成都求学期间，“十月革命”的消息传来,使他受到很大震动。1919年“五四”运动蓬勃开展,传播了新文化、新思想,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席卷全国。受此影响，他开始参加革命活动。
1920年，钟善辅加入王右木创办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后来，在王右木的组织领导下，正式在成都成立了四川第一个团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四川支部，钟善辅被选为候补委员，他的妹妹钟亚弦作为成都最早的女团员，被大会安排负责妇女工作。1923年11月，钟善辅由王右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钟善辅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更加活跃在成都市工人运动的政治舞台上，他与刘亚雄受党组织委托挑起领导成都地区工人运动的重担，组织罢工斗争，组建了成都市工会，建立起了42个基层工会，会员达4万多人。在重庆“三·三一”惨案，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钟善辅面对极端险恶环境，在成都市工会印盒上镌刻下“生做坚强仕，死为精忠魂”誓言。
今天的红色家风故事是——《杨殷：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
杨殷，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是省港大罢工的重要领导者之一、1927年广州起义的组织发动者之一，也是中共早期情报和保卫工作领导人之一。早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担任孙中山卫队副官兼大元帅府参军处参谋。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组织工人运动、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9年，因白鑫出卖，杨殷与澎湃等人在上海被捕。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杨殷出生于华侨家庭，从小就受父亲“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的教导，喜欢听文天祥过零丁洋、林则徐禁烟等故事，更受邻居孙中山及堂叔杨鹤龄等的影响，对祖国、对民众具有强烈的爱心和责任感。
虽然杨殷家境殷实，但他的钱财全都用在革命需要的刀刃上，家里只是粗茶淡饭，从不多花一分钱。有一次，杨殷的妻舅从北京托人带来一只金华火腿。当晚，小民皓为等爸爸回来，不肯睡觉。因有重要会议，平姐就说：“你们乖乖睡觉，明天就有火腿吃。”
好久没闻肉腥味的姐弟俩一听有好吃的，就很听话的睡觉去了。次晨爱兰醒来，脸还没洗就吵着要吃火腿，听到已经让客人吃了，她哭道：“这是舅舅送来的，为什么一点都不留给我们”
杨殷知道此事后，便给爱兰讲了一番如何做人的道理：“叔叔伯伯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劳动者。他们辛苦做工为社会创造了很多很多的财富，但收入低微，根本吃不起那么贵的东西。‘劳动者最光荣’，既然有尊贵的客人来了，就要拿最好的东西来招待。你没吃上金华火腿，以后长大了，靠自己双手劳动所得买来吃，吃起来不是会更香的吗”
其实那么大一只金华火腿，要多少人才能一顿把它吃完在那个年代，金华火腿是十分昂贵的食品，杨殷哪舍得吃，早就把它变换成组织的活动经费了。
杨殷一直惦记儿女的成长，到上海工作以后，还曾写信再三叮嘱女儿爱兰：“你年纪已长，各事不能像从前那样。除读书外，各事不可沾染。打牌、闲游、看戏等尤万不可做。用钱要省，须知留得文钱，亦可于无钱时应用，切不可为了要面子，就可多用几块钱，这是青年人最要不得的事情。穿衣尤须朴实，与人来往要谨慎……有信可交催哥带来，以省邮费。”
“我以有这样的革命父亲为荣。因为他很慈爱但对我们要求很严格。”爱兰牢记父亲的话，清清白白做人，勤勤恳恳做事。“我一直按着爸爸的教导去做，自食其力，从没给组织增添麻烦。丈夫去世时我才44岁，带好儿女，抚育他们成人就是我的本分。9个儿女个个自食其力，是我最大的安慰。我退休时国家还很困难，自己就不领退休金，到香港打工养活自己，一直干到79岁。”
邓小平家风：无私才能无畏
邓小平的长女邓林在一次接受报社采访时总结邓小平留下的家风就是“无私才能无畏”，并描述邓小平平时在家里说话不多，但说出来就切中要害，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影响家人成长。
邓小平的一生充满了波折，他总结自己时用了“三落三起”一词。他在“三落”中能无所畏惧，并迅速实现“三起”，必定包含着一种精神的支撑，这种精神就是邓小平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也就是邓林后来总结的：“无私才能无畏”的精神品格。这种精神品格在长期潜移默化中成为邓小平的家风，正如邓林总结的：“在风浪中沉浮，在困境中磨炼，欢乐和痛苦，都已成为我心中无价的财富。”邓朴方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受父亲邓小平的牵连，也被错误批斗，并致残。“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在照顾邓朴方生活的同时，始终勉励和支持邓朴方继续学习科学技术，以便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其核心思想是“无私才能无畏”。
《邓小平年谱》也记载邓小平的家庭教育思想。在1993年1月3日这天上午，89岁的邓小平给孙辈们说：“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我十六岁时还没有你们的文化水平，没有你们那么多的现代知识，是靠自己学，在实际工作中学，自己锻炼出来的。十六七岁就上台演讲，在法国一待就是五年，那时话都不懂，还不是靠锻炼。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作贡献。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这些质朴深刻的语言背后是他要将“无私才能无畏”的思想一代代传承下去。
出生于四川荣县的吴玉章是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时期，吴玉章与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
1963年11月20日，吴本清探望自己叔祖吴玉章，离开前请吴老写几句话作留念。吴玉章就在他的日记本上题词，写了用于客厅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创业难，守业更难，须知物力维艰，事事莫存虚体面”，下联是“居家易，治家不易，欲自我身作则，行行当立好规模”。写后吴玉章还解释说：“这虽是居家格言，但包含了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事事莫存虚体面，行行当立好规模”是吴玉章家风内容的高度概括。
吴玉章家风是他革命经历和贡献的凝练，他一生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时期，可谓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并且在多领域多方面为革命作出巨大贡献。他是教育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新中国教育的开拓者、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始人。1950年至1966年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同时还曾先后兼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等职。他一生务实严谨，一专多能，践行了自己提出的“事事莫存虚体面，行行当立好规模”的家风格言。
吴玉章的家风也深深影响了家人。女儿吴春兰走上了革命道路，加入共青团，积极投身土地革命，1933年牺牲;儿子吴震寰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30年入党，1938年学成回国从事水电建设;子孙辈中间很多都是不同领域的专家。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重温川籍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能够更好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2月
12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上提出的要求，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做家风建设的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