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出生于富裕之家，却为革命放弃优渥生活；他曾在战争中与上级意见相左，却因这一建议改变了战略部署；他对职位无甚得失心，却在原则问题上绝不退让，他就是开国上将邓华。
邓华曾参加过湘南起义、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并在平津战役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后他指挥了海南岛战役、抗美援朝等重要战役。邓华曾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
近日，红船编辑部与邓华的女儿邓英进行了交谈，对邓华为革命事业、为党、为人民奉献的一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邓华
“我们这代人，注定要作出重大牺牲”
邓华的家境本来非常殷实，因为邓华参加革命，这个家庭也变得支离破碎。邓华的父亲两次被国民党抓到监牢里，为了赎回父亲，家里变卖了房产、田地。此外，国民党还三天两头到家里，逼迫邓华的姑姑交出他，被逼无奈，邓华的姑姑选择了自杀。
“当父亲听说家里的这些变故之后，对我哥哥说，我们这代人，注定要作出重大牺牲。的确是这样，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本该安享太平，但父亲又参加了两场大的战斗。”邓英感慨道。
1950年5月，邓华带领部队解放海南岛后，6月朝鲜战争就爆发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邓华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
这一年，邓华40岁，战争经验已经很丰富了。但邓华知道，这次和以往的情况不一样，他的对手是以美国为首的16国联军，无论武器装备还是后勤保障相差都很悬殊，战争的结局如何，谁都无法预料。
当时邓华的妻子李玉芝已经有了7、8个月的身孕，她非常希望邓华能留自己在身边，但邓华还是毅然奔赴战场。临走前，邓华把李玉芝的一张照片放到随身的包里，并对她说：“瓦罐难免井上碎，将军难免阵上亡。”
▲1944年，邓华和夫人李玉芝
邓英曾经问过母亲，父亲从广州到东北去，她是怎么想的，李玉芝说了两个字：光荣。
邓英对红船杂志说：“我想，父亲是把军人的职责和党的信任都浓缩在这两个字当中了。还有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将军们，以及一百多万的指战员，他们和我父亲一样，认为参加保家卫国的战斗，能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去奋斗，去流血牺牲，是一件非常光荣和自豪的事情。所以，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都是我们民族的英雄，值得尊敬和怀念。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更值得我们去思索。”
主动让出第一副司令的职位
1951年4月，抗美援朝时第五次战役期间，邓华听说陈赓要到朝鲜，主动提出把自己的职位和指挥权交出来。陈赓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资历老，能力强，功劳大。在广东战役中，邓华就跟他协同作战过。
邓华认为志愿军总部的力量应该加强，他向彭德怀提出，让陈赓任第一副司令，宋时轮任第二副司令，自己任第三副司令。没想到彭德怀说：“你胆大心细，能打仗，毛主席、军委选你来朝鲜是对的。来朝鲜后，我们一起共事，我看你干得挺好的嘛。这事不用你考虑，是组织上的事。”
▲陈赓（左）、彭德怀（中）、邓华（右）抗美援朝期间合照
邓华见彭德怀的态度坚决，就以个人的名义，直接向军委总干部部发了电报，建议军委采纳。同时彭德怀也亲自向毛主席发电报，军委回电称：同意彭德怀建议，任命陈赓为第二副司令员，宋时轮为第三副司令员，邓华仍是志愿军的第一副司令员。陈赓到职后，邓华也对他很尊重，作战等许多事情都主动与他商量、研究。
在邓华心中，职位不是他所追求的。邓英告诉红船杂志，邓华常说：“想起那些牺牲了的战友，我的肩上就像压着沉重的担子一样。”
在长征中，邓华任红一师二团政委，二团团长龙振文在过草地时，遭遇反动武装袭击，受重伤牺牲了，二团的另一任团长刘瑞龙也在战争中牺牲，邓华和这两任团长一起参加了长征中的许多重要战斗，他感到非常悲痛。邓英对红船杂志说：“我想，如果两任团长没有牺牲，开国将军的名单上也有可能多两位将军。““前后和父亲一起搭过班子的张宗逊、杨得志、宋时轮，都被授予上将军衔。许多将军都说过，他们是幸存者。面对牺牲的战友，名利、地位、权力、财富在这些幸存者看来，是那么渺小和微不足道。这也让我理解了父亲为什么不看重职务和权力地位。”邓英说。
书柜的书从军事书变成农业书
邓华从朝鲜战场回来后，担任了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和沈阳军区司令员，还被授予共和国上将军衔。后来邓华被任命为四川省副省长，分管农机工作。其实这个工作对他来说可干可不干，因为上有分管农机的书记，下有农机厅长。有人说，你现在的副省长也就是个挂名的，少管点事，养养身体吧。邓华说：“我为党为人民，我拿人民的钱，我得为人民做事。”
当了四川省副省长后，邓华开始努力学习农业机械知识。据邓英介绍，家里书柜上的书，慢慢地从军事类书籍换成了农业类书籍。邓华还经常下乡进行调研，和工人研究农业机械的改进，有时身上沾满了泥都顾不上清理。据统计，1960年7月到1965年底，邓华共去了一百多个县市，几百个厂矿、社队进行调研，并给四川省委写了许多报告。
自觉把自己放在群众监督下
邓华从1928年离开家到1980年去世，只回过家乡一次，村里的老人提出要为“当了大官”的邓华打开祠堂，杀猪宰羊庆贺一番，告慰祖宗的时候，邓华没有同意。他说：“我不过是个当兵的，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
邓英告诉红船杂志：“这么多年，我没看见父亲在外面请人吃过饭，很多战友来了，都是自己花钱在家吃顿便饭。吃饭还能让公家出钱报销，对他来说，是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每次下乡外出，父亲总是把钱和粮票包在一个手绢里，到当地让秘书按规定标准把他的伙食费给交了。”
国家给邓华配的车，他从来只在工作的时候用，即使是对风雨同舟几十年的妻子，邓华也坚持自己的原则。有一次李玉芝上班时发烧，问邓华能不能用车接她一下。邓华觉得车是公家配的工作用车，用来接妻子不合适，但是又担心妻子的病情。最后邓华想出一个办法，让亲戚帮忙雇了一辆三轮车，把李玉芝从单位接回家里。
▲1979年，邓华及其家人在北京
邓英平常进城上班也都是坐单位的班车，其实，车就在自己家里放着，也并没有人监督她。他为什么能这样呢？“我就想起父母常说的一句话：‘要注意影响。’”邓英说，“现在我明白，父亲是在用党性来进行自我约束，是自觉地把自己放在群众的监督之下。这些作风和品质可以说是那一代人很多人都具有的。他们知道手中的权利是党和人民给的，是不可以用来为自己谋利益的。”
邓英和她的几个兄弟姐妹，从小一直受到父母严格的要求和教育，邓华常常告诫他们，要夹着尾巴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不要靠父母，要学有一技之长，靠自己本事吃饭。
邓华的几个孩子中，男孩子都学工，女孩子都学医，都在普通的岗位上工作。在邓华看来，一人当官，鸡犬升天，绝不是共产党人的追求。
1968年毛泽东提出了上山下乡，这时候，邓华老部队来人说可以让他的子女当兵，邓英兄妹们都很高兴，因为当兵和到农村插队不仅身份不一样，生活条件和环境也有很大差别。邓华却谢绝了，事后他跟孩子们说，要响应号召，不能搞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