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看病难”、“看病贵”再次成为广大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随着“医改”进入深水区，各地患者涌入大城市就医的现状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实行医药分开、管办分开，破除以药补医机制”，明确了公立医院改革的任务。但如何厘清各方利益关系，均衡公共医疗资源分配，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医疗卫生支出仅占ＧＤＰ的1.35%财政投入不足问题依然存在
本月初，来自河北的患者王华琳来到北京某三甲医院骨科看关节病，为了看上专家号，她从来之前的两个星期就开始预约。从挂号、做核磁检查、开药，整个过程下来，医药费共用了近4000元钱。
“现在看病太贵了，医生给开的两种药都不属于医保范围报销的品种，只能自己承担了。”王华琳说。
随着“医改”的深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较大成效。财政部新闻发言人戴柏华指出，政府公共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例从2003年16.96%提高到2010年的28.56%。
然而，财政投入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管理处副处长李蓉指出，根据财政部《中国财政基本情况（2008）》和《中国财政基本情况（2010）》的统计，1978年-2009年，全国医疗卫生总费用从0.011万亿元增长到1.754万亿元，人均从11.45元增长到1349.23元;而2009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为3994.19亿元，人均为307.24元，财政人均支出占人均卫生费用的22.77%。“因此，除去社会支出，居民个人支出比例依然较大，是全球看病个人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李蓉说。
而在2011年，全国医疗卫生支出6367亿元，比上年增加1563亿元，增长32.5%。虽然增长比例惊人，但是却仅占47.16万亿GDP总额的1.35%，低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发达国家的政府卫生支出占GDP比例一般为6%—8%，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是2%—6%。
以沿海某家附属三甲医院为例，2008-2010年，国家财政补助占医院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39%、2.66%和4.44%，而某市的一家三乙医院，近三年的财政补助，仅占医院总收入的1.5%、0.36%和0.45%。
由于国家财政补偿不足和物价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公立医院运营成本逐年增加，使公立医院依靠业务收入维持收支平衡，医院这种收支结构导致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加剧了老百姓“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也严重制约了公立医院的生存和发展。
抗菌药使用率是英美的2到3倍过度医疗状况如何改变
“最近看病的经历让我非常生气。”前不久，北京居民申女士向记者讲述了她就医的过程：“我颈椎不舒服，就去一家二级甲等医院做检查。医生什么也没说，就先做了B超、血液检查，之后又开上数百元的消炎药。”
“医生会问我有没有医疗保险，我老实地说有，于是她就开了好几行字的中西药，一算有六百多元，”申女士深感不满。
申女士的经历是我国医疗卫生行业存在的过度医疗问题的典型案例。调查发现，抗生素使用、植入性医疗器械、大型设备检查及重症监护已成为过度医疗的重要领域。
在北京某医院的一张清单上，记者看到，“髋关节置换手术”入院8天治疗费用总共为50045元，而“心脏支架手术”住院9天的费用则为78639元。其中，两个手术中代表医护人员劳动的诊疗、手术、护理费三项总计分别为2.66%和1.25%，而两个手术中材料费及化验检查费分别占了83.87%和93.49%。
“这种价格结构畸形的现状，一方面导致了个人承担的费用过高，另一方面，国家要花5-11年培养一名专业医生，而这样的人力和智力资源劳动，价格如此低廉，在世界少见。”李蓉说。
据统计，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而我国近5年内医院抗菌药物使用率在67%-82%之间，是英美发达国家的2-3倍。
“过度检查、过度用药、过度诊疗成为过度医疗的突出表现。”全国政协委员，民盟重庆市主委吴刚说，而过度医疗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则是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不完善。
“目前，我国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主要靠医疗服务收入、药品耗材加成收入和财政补助。长期以来，由于财政投入不足，补偿机制又未建立，医院只能靠药品盈利来运行。”李蓉说，据统计，2002年-2009年，北京市直属医疗机构工资总额的构成中，财政拨款比例只占10%，90%的工资经费要靠医院的盈利收入解决。
“要遏制过度医疗，就要逐步完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全国政协委员、福州市政协副主席林绍彬说，要逐步明确政府财政投入的责任，加大对公立医院基建、大型医疗设备专项投入力度。
吴刚则提出，国家要出台政策，破除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的体制机制，促进公立医院医药分开，逐步取消公立医院药品销售加价率，建立药价公示制度。
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怎样破解
北京海淀区的花园北路常年拥堵，街道上站满了操各地方言的人们。路的北边是北医三院，中国最繁忙的几大医院之一，路的南边是塔院小区和邮科小区，这里的地下室、社区里的招待所和宾馆，都挤满了等待看病的人们，甚至连民居也大部分被出租一空。
在北京协和医院、北医三院、北京儿童医院、积水潭医院等周边，都形成了类似这样规模不一的“看病村”。在这里，常年聚居着外地来京看病的家庭。
随着“医改”的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更加完善，然而，大城市和地方之间医疗资源供应缺口和资源配置失衡的状况还未得到根本扭转，因此，外地人涌入大城市看病就成了当前人们就医中的一个大问题。
以北京市为例，2010年，每千人口拥有床位5.29张、9.75名卫技人员、3.79位执业医师、3.84位注册护士。除注册护士外，全部超过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但三级医院里依然是“一号难求”，拥挤不堪，而很多社区卫生机构和一、二级医院则是“门可罗雀”。另据统计，大医院里外地就医患者约占60%。
“这就说明，我国看病难问题源于区域间和三级医院服务网络间的发展不平衡。”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副主席陈勋儒指出，目前，我国很多省会城市大型公立医院盲目扩张，这也在加剧了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均衡。
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50.32%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但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2009年，全国乡镇卫生院门诊、住院工作量分别占全国的16.8%和29.2%，虽然服务人数由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推广有所增加，但4.8日的平均住院天数和60.6%的病床使用率均大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因此，陈勋儒建议，国家应制定科学的区域规划，统一规划布局医疗卫生资源，加强综合调控，优先发展和保证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重点加强西部薄弱地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逐步建成卫生资源布局合理、结构优化和规模数量日趋科学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只有持续深入地从体制上加以改革，才能真正解决‘看病贵、看病难’这一老大难问题。”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李钺锋说，要切实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大力推进县级医院标准化建设，优化公立医院地区布局，特别需要加强对城乡统筹薄弱地区的公立医院建设。
“在此基础上，国家应加快建立规范严格的基层首诊、分级医疗、双向转诊制度，制定适当的调控政策，如对中小医院接诊给予补贴，降低基层医疗机构起付线，提高基层医疗机构住院费用报销比例等，促成基层首诊，真正实现小病不出社区和乡村，合理分流病人，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陈勋儒说。（本报记者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