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农业部从微观层面对粮食安全概念做出定义，“一个家庭的粮食安全指的是所有的家庭成员任何时候都有途径获得充足的食物以维持健康的、有活力的生活”这一定义包含两个要求：一是随时可以获得营养充足、安全的食物；二是确保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获得食物(即不采取紧急食品供应、偷窃或其他方法)。
198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粮食安全委员会通过了总千事Saouma提出的粮食安全新概念，将粮食安全的概念扩展为“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起又能买得到他们所需的基本食品”。这一概念包含三个具体目标：一是保障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二是最大程度地稳定粮食供给；三是保证每一位需要粮食的人都能获得粮食
1996年FAO召开了世界粮食首脑峰会，在会议报告中对粮食安全的概念进行进一步拓展，将粮食安全定义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获得充足的、安全的、富有营养的食物来维持健康的、充满活力的生活”。
2011年FAO将粮食安全的概念再进一步定义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从物质的、社会的、经济的途径获得充足、安全、富有营养的食物来满足其膳食需要和饮食偏好以维持健康的、充满活力的生活”。依据该定义可以从四个方面增强粮食安全，分别是强化粮食生产；增加收入提高粮食购买能力；贸易调节提高粮食供给；改善粮食质量
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中虽然没有给粮食安全下确切的定义，但其却列出了“2010年、2020年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主要指标”从“生产水平”，“供需水平”和“物流水平”三个大方面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在生产水平方面主要设了基本的耕地面积、粮食播种面积以及谷物播种面积；在供需水平方面强调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以及谷物自给率；在物流水平则强调降低流通成本，提高粮盘流通效率以及降低流通过程的粮食损耗率。
粮食安全的概念是随着人们的认识不断发生变化的。一开始提出这一概念时，指的是“保证任何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得到足以维系自身生存和继续发展的粮食”。后来又将粮食安全的概念重新定义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足够的、富有营养的粮食，满足自身的生理需要和饮食偏好”。从富有营养和满足饮食偏好这两个关键词可以看出，当今社会，人们对于粮食安全的不光只是追求拥有充足的粮食数量，而是更加重视粮食的质量，从“吃得饱”向“不仅吃得饱，还要吃得好”转变。在宏观上，粮食安全主要分为国家和家庭两个层次，国家粮食安全是确保人民买得到粮食，而家庭粮食安全是让家庭买得起粮食。国家粮食安全是家庭粮食安全的前提和基础，是更为关键的部分，我国提倡的粮食安全也主要是以国家的层次为侧重点。对于国家粮食安全程度，从政策操作的角度，主要以国内粮食的自给率，国内粮食进口量占国际市场出口量的比例，进口粮食外汇占出口总额外汇收入的比例，国际政治和交通设施流通等因素来测定
(1)粮食供给。粮食供给取决于国内生产、进口能力(包括粮食援助)和库存，反映政府和市场可提供足够数量和合格质量的粮食供给能力；
(2)粮食获取。粮食获取衡量个人是否拥有足够的资源(权利)获取适当和有营养的食物。它取决于家庭购买力、粮食价格、交通、市场、基础设施，以及粮食流通体系；
供给与获取的稳定性。稳定性取决于气候条件、市场价格的涨落、自然和人为灾害以及政治、经济等其他问题；
粮食利用。这取决于适当的饮食实践，食品安全和质量，清洁用水、卫生与公共健康标准，充分利用食物能力、营养需求达标情况等。
“粮食安全”在不同的外部和内部的约束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涵。仅从“安全”的角度讲，它可以被分为四个等级：
(1)基础安全。这是指在正常的自然和平稳的经济环境中，是否能够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满足人口的基本需要和稳定供应的能力。这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包括：土地和淡水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农业科技的基础水平，农业生产的投入要素，以及从业人口的操作水平等。
(2)竞争安全。这是指在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农业是否具有足够的能力，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聚合充分的资源和人才，在国内与其它行业竞争中不落下风；在国际上与先进的发达国家的竞争中也尚可抵挡。这其中的主要因素包括：农业生产的适度规模化和标准化生产能力，农业产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持续优化的能力，农业科技水平，农业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等。
(3)逆境安全。这是指是否有能力抵御两场以上大范围发生的自然灾害(包括眼下的疫情)，对于粮食的生产数量和供应，不会产生重大的波动和影响稳定供应的能力。这其中的主要因素包括：科技的储备，水土资源的储备，应急反应机制建立和完善，粮食的战略储备，及时和充分的物流配送能力，国际资源的协调能力等等。
(4)极限安全。这是指能够应对长期气候不利的变化，应对大范围的环境灾难，长期的贸易封锁和粮食禁运，局部以及更大范围战争等的能力。这方面对于粮食储备，技术储备，资源的调配，组织协调，危机应对，生产恢复，全民动员等能力要求极高[1]。
粮食安全问题主要从粮食本身供需水平以及人民生活水平两个角度表现，而影响这两方面的主要因素包含宏观经济因素、政策规划因素、自然条件因素、科学技术因素以及对外贸易因素等，这些因素通过影响各类中间指标从而保障着我国的粮食安全。
(1)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的粮食安全方针。
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消费国。尽管中国的农业资源禀赋欠佳，人均农业资源相对匮乏，但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不能寄希望于国际市场。199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召开世界首脑粮食峰会前夕，我国发布第一部《粮食白皮书》，提出我国的粮食自给率要保持在95%以上。后来，随着人们膳食结构改善和蛋白饲料的需求增长，大豆进口量逐年递增，特别是入世后，2004年我国从农产品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必须根据新的情况有取有舍。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重新定义了粮食安全的内涵，进一步明确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优先序，指出粮食安全的核心是口粮安全，在粮食中要重点保谷物基本自给，在谷物中要确保口粮绝对安全；明确了粮食安全的根基是能力安全，这包括“三个能力”，即：国内可持续的综合生产能力、必要的储备能力，以及对国际资源的掌控能力，要求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着眼点放到能力建设上来。
(2)坚持不懈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主要是靠三条：一是藏粮于地。前提是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同时加强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二是藏粮于技。中国增加粮食总产量，主要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三是完善储备制度，加强应急管理。要按照中办发[2019]48号文件的要求，进一步改革完善粮食储备管理制度，合理确定政府储备规模，科学划分中央储备、地方储备功能定位，优化储备区域布局和品种结构。
(3)保护和调动种粮抓粮积极性。
主要是“三个积极性”即：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调动农业科技人员积极性和调动地方政府抓粮的积极性。
(4)健全粮食储备制度，畅通粮食市场流通。
在储备方面，管好用好“天下粮仓”，对于调节丰欠、平抑物价、保证市场供应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市场流通方面，我国粮食流通经历了从统购统销、调拨包干到多渠道流通，再到粮食购销市场化的转变历程。在市场体系建设方面，我国建立了从现货市场到期货市场、从批发市场到线上交易、市场类型齐全、交易方式多样的市场体系和四通八达的粮食物流体系，粮食流通、储备、加工的装备水平、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5)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为了弥补国内资源短缺、缓解资源环境压力、调剂品种和丰欠余缺，我国从国际市场适度进口农产品是必要的，也有利于我们腾出宝贵的农业资源，集中力量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和口粮绝对安全。比如，中粮集团收购了荷兰的尼德拉和香港的来宝集团，强化了在全球的粮食加工、物流、仓储和贸易网络布局；又比如，中化集团先后收购瑞士先正达和以色列安道麦公司，成为全球最大的农药生产公司和仅次于孟山都、杜邦先锋的第三大种业公司，产业链和研发基地覆盖130多个国家[2]
2010年以来我国粮食产量波动增加，但近两年由于我国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减少，粮食产量的增速持续放缓，2020年全年粮食产量为60949.20万吨，同比增长0.85%，粮食作物种植面积11676.8万公顷，同比增长0.61%。从产量来看，我粮食产量约占全世界粮食产量的24%，粮食供给较为充足。
参考资料：
[1]刘石.后疫情时期的粮食安全
[2]当下，中国粮食安全战略要点是怎样的《农村工作通讯》2020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