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一天的24小时被切割得很碎，他无法计算一天要给母亲换多少次衣物、清理多少次痰渍、擦拭几次嘴角，他的生活“秩序”就是没有秩序，突发状况随时可能在下一刻到来。他的母亲今年85岁，是阿尔茨海默病重度患者，无法控制自己大小便，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排泄，对胡泳来说，这意味着随之而来的擦拭、清理、换洗床单和洗澡。
此外，他还要负责做早、中、晚饭，洗衣服，喂药，推着母亲在小区遛弯，深夜把她扔了满地的东西捡起来。这些事务间隙，他抽空睡觉，处理工作，写书写论文，和正处于青春期的孩子通话，和妻子见面。
作为一个50多岁正值盛年的人，胡泳的身份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在家中，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妻子的丈夫。近三年来，生活把他推向了第三个身份：一位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者。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21-2022)》显示，截至2022年末，国内60岁及以上老年人达到2.8亿，其中半失能、失能和失智老人约4400万。这意味着，每6位超过60岁的老年人中，就可能有一位无法自理。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中，失能、半失能率达40%左右。
这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对中国健康与养老情况的一项多年追踪调查，是一个大样本调查，对象覆盖28个省份的150个县区和450个村庄或社区。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现实中无力的老人和缺乏尊严的晚年生活。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
一位80多岁失能老人的家里，王芳对眼前的场景心有戚戚：一张并不宽敞的双人床上，老人佝偻着身子躺着，双手向内屈成扭曲的形状，拇指像萎缩的葡萄干一样蜷缩在掌心内，身下垫着隔尿垫，床边放着尿壶，沿着床边走一圈，几乎就走完了一个老人晚年生活的全部半径。
王芳是江苏南通市的一名资深养老护理员。2017年，当她第一次进入这一半径时，印象最深的是老人床上大面积的皮屑，有大如指甲盖的，也有很多细小密密匝匝地镶嵌在床单、被罩上，这是长期不洗澡导致皮肤干燥发痒的后果。“第一次我扫出来的皮屑装满了整个簸箕。”王芳回忆。
洗澡，对这位80多岁的失能老人而言，是生活中最值得期待的事情。因为颈椎骨折，他已卧床20多年。他有一儿一女，平日主要靠接近同样高龄的老伴照顾，只有儿女有空的周末，由儿子和女婿两人共同上门，一人扶他的上半身，另一人搀下半身，才能把他的躯体挪到卫生间。卫生间很小，也没有适老化改造后的扶手，两人给老人简单冲洗一下，就很快把他抱出来。再下一次，可能就是下个周末，或更久。“他的儿女都在本地打工，忙的时候也顾不上。我第一次上门给老人洗澡，和他磨了很久，他不能接受外人给他洗澡，他说你给我洗了以后，子女以后不管我怎么办。”王芳说。
这是一个典型的失能老人家庭，由尚有行动力的配偶照顾另一方，子女提供经济或照料上的补充，出于经济压力没有请保姆。“南通保姆的月薪就要5000~6000元，但普通打工人的薪资也就4000~5000元，老人退休金在2000元上下，所以请保姆的经济负担很重，很多家庭都不愿意。”王芳分析。
她认为，一个失能家庭的脆弱性，不仅体现在肉体上的劳累、经济上的付出，还有心理上的巨大压力。多位专家指出，“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困境背后，反映出当代中国家庭所承担的传统养老功能的弱化。
过去四十年，与国内老龄化同步发生的另外两件事也影响深远：一是独生子女政策之下中国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化。根据2022年11月发布的《中国健康老龄化之路：北京大学——柳叶刀重大报告》，中国80~84岁的老年人平均孩子数量为4个，70~74岁的老年人平均孩子数量仅3.5个，60~64岁的老年人平均孩子数量仅为2.8个，其中仅有一个孩子的老人占11%。未来，老年人拥有的孩子数量会不断下降。
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城镇化。以南通为例，由于距离苏州、上海等地只有一个多小时车程，很多南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并进城安家，但老人难离故土。在南通市通州区十总镇，区域内60周岁以上人口占比高达45%，多数为空巢老人。被留下的失能老人由谁照料？
唐恒是一位专门研究养老机构的社会学博士生，他在北方某四五线城市调研后发现，正规的养老院之外，还有一类藏在居民楼里的“灰色”小型养老机构。这类机构一般假借家政公司的名义，没有在民政部门正式备案。常见的运营模式是两位50岁上下的阿姨租一套80~90平方米的房子，可以住下七八个老人，收费标准比正规养老院低得多，每月只需要一千元出头，也不挑人。
和楼里的其他户相比，乍一看，这里没有太大不同，除了客厅里并排放着3~4张床，没有电视和沙发。但仔细观察，会发现每个床头都有呼叫铃，厨房锅具也比一般要大，狭窄的卫生间里安装了扶手，这是最基础的适老化改造。唐恒说，选择住进“灰色”机构的老人主要有三类：子女外出务工的留守老人或失能、丧偶老人，“总归是找不到人照顾自己，也住不起正规养老院”。
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郝晓宁指出，面对庞大的失能老人群体，随着“421”型家庭结构已然形成，空巢家庭逐渐增多，个体家庭已很难承担起老人的长期照护负担。与此同时，社会力量提供的专业照护服务明显不足，形成了“照料赤字”。
长护险顶层设计“宜早不宜迟”如何解救被“捆绑”住的长期照护者？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执行研究员张盈华指出，必须建立一种社会保障制度来兜底。
为失能老人提供护理保障和经济补偿的长期护理保险(以下简称“长护险”)，被视为一种关键解决方案。自2016年以来，国家已启动了两轮长护险试点，目前试点范围已扩大到全国49个城市。据国家医保局统计，截至2023年6月底，长护险参保人达到1.7亿，累计超200万人享受待遇，累计支出基金约650亿元，给失能人员家庭年人均减负约1.4万元。
2024年1月9日召开的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会议上，医保局进一步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用了同样表述。而在2021~2023年连续三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提法都是“稳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今年去掉“试点”二字，被视为一个明确的信号：长护险制度将从试点走向全面铺开。多位受访专家透露，今年之内，国家层面或将出台关于长护险的顶层设计，具体的实施细则可能要等到明年。
从地方实践来看，长护险试点八年来，各地在推行时都很谨慎，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覆盖范围很有限，多数试点城市只覆盖城镇职工，没有纳入城乡居民；二是主要筹资渠道是“走医保”，即直接从医保基金中按一定比例划转，没有形成独立筹资。
张盈华分析说，长护险推行最大的挑战是长尾风险，也就是说，随着老龄化和高龄化继续发展，失能人口将越来越多，失能便由家庭风险逐步汇聚成社会风险，届时将难以预测政府要承担的支出规模到底会有多大。如果没有一开始把制度设计好，很容易给缴费人群和政府财政带来巨大负担。因此，全世界范围内，只有荷兰、日本、德国、以色列、韩国等少数国家建立了长护险制度。
以德国为鉴，20世纪90年代建立长护险制度之后，缴费率由参保人总收入的1%一路升至今天超过3%。张盈华认为，和德国的“以支定收”不同，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主要由政府兜底，缴费标准一经确定，一般不会轻易向上调整。多位专家指出，这也是国家层面一直没有出台统一制度的原因所在。
“顶层设计出来前，地方试点也必然会比较谨慎。所以，当前大多数试点地区的长护险基金都出现大量结余，就是钱没能有效花出去，部分地方政府在有意识地控制支出。”张盈华进一步解释。
宁波是全国首批长护险试点城市之一，也是浙江省唯一的国家试点城市。80后干部严晶是宁波市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副处长，全面参与了宁波长护险制度的设计和落地工作。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坦率地说：“我们脑子里一直有一根弦，社会保险制度永远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所以在国家正式制度公布前，试点的步子不能迈得太大，否则到时候就收不回来了。”
正基于这一考量，从2017年底正式试点算起，此后五年里，宁波长护险的覆盖对象只面向部分区的职工医保参保人员，且限定为定点养老机构内的重度失能人员。“这种小口径试点确实存在不公平之处。”严晶解释，一方面，没有固定养老金收入、医保待遇又相对较差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未纳入保障，他们失能后的脆弱程度更高；另一方面，出于经济因素和传统养老观念，绝大多数老人并不在养老院里，现实中，长护险的受众面很窄。
张盈华等人调研了49个试点城市在长护险运行时的地区差异，结果发现，截至2021年，在49个试点地区中，共有26个地区的长护险只覆盖城镇职工，有18个地区实现了职工和居民的全覆盖。
张盈华等人的研究指出，医保基金划转能力差异是试点地区受益面宽窄不一的客观原因之一。与职工医保相比，居民医保基金的结余相对更少，以2021年为例，数据可得的45个试点地区职工医保基金平均可支付月数是20.8个月，但居民医保基金平均只能负担8.4个月。2023年1月起，宁波开始实施长护险新规，成为省内率先实现职工和居民全覆盖的城市。
事实上，在2020年开启第二轮试点时，在国家层面最重要的指导性文件《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就提出长护险制度要“坚持独立运行，着眼于建立独立险种，独立设计、独立推进”，明确了长护险作为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之外的“第六险”地位，需要在医保之外额外征缴。
但关键问题是，钱从哪儿来？
各试点的长护险基金主要来自个人、单位和财政补贴，也有部分地区引入了福彩公益金。以宁波为例，目前按每人每年90元的定额标准独立筹资，在职职工由单位和个人各承担45元，职工个人承担部分直接从医保个人账户中代扣代缴。城乡居民个人承担30元，财政补贴60元。
郑秉文建议，当长护险推向全国时，可以和医保实行“一单征收”，相当于医保缴费时，在前端附加一部分单独作为长护险缴费，虽然用了医保的渠道和缴费基数，但长护险有自己的资金池和账册，独立管理。严晶也认为，“与基本医保同步参保缴费”在短期内或许是一种有效途径。“比如在宁波，如果现在要求城乡居民每人每年额外缴费30元给长护险，肯定很多人不愿意。而随着人们对长护险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增强，未来，这可能就不再是个问题，需要一个引导的过程。”
多位专家指出，当前试点政策碎片化严重，不同地区的筹资方式与标准、待遇水平和服务项目等差异很大。以筹资水平为例，“有的地区规定每人每年12元，有的地区达到了180元，相差了十几倍，太过悬殊”。郑秉文说。
张盈华建议，未来最好全国“一把尺子”，比如以各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缴费基数，缴费率的确定以当地大多数参保人员可承受为准，例如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0.2%~0.3%确定筹资标准，多渠道分担缴费，居民的个人缴费应比职工低一些，“筹资标准需要根据各年龄段的失能发生率、人口结构、筹资可负担性、制度财务可持续能力等多项要素测算，并形成科学的调整机制”。她还提醒，未来在全国铺开长护险，必须要在科学精算基础上，一方面，扩大“应保尽保”范围；另一方面，做好社保制度的“自平衡”，将筹资标准和待遇水平控制在社会和政府可承受界限内，防止陷入“供养型福利社会”的泥淖。
供养型福利社会，即“未富先老”，在经济发展水平尚低时步入老龄化社会，一旦处理不好，就会发生失能群体待遇不高、工作一代税负却重的局面，而且由于缴费人群不断变小，待遇人群变大，缴费负担势必会加重，将使福利侵占社会资源并“挤出”生产。
郑秉文呼吁，国家要尽快结束试点，建立全国统一的长护险制度，对筹资模式、筹资标准、征收方式、筹资原则等进行规范，否则等地方在试点中形成各自路径依赖，届时再统一就会难上加难。冯文猛也强调，长护险顶层设计的出台“宜早不宜迟”，因为越往后，中国失能老人的照护负担积累得越多，全面推行也就更难。
目前，浙江已成为全国首个全面铺开长期护理保险的省份。根据今年2月发布的《浙江省构建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体系实施方案》，到2025年，浙江要普遍建立城乡一体的政策性长护险，2027年完成全省覆盖。“现在，全省内几乎所有地市都开始研究长护险制度，一边准备一边等国家的‘发令枪’。”严晶说。
“不一定是失能老人最需要的”
找一个靠谱的保姆，是满足需求的快速方案，但胡泳发现，有失能老人照护经验的保姆非常难找。“每个失能家庭都一定换过多次保姆，我也一样。有的保姆擅长做家务，但缺乏护理经验；有经验的保姆认为照顾失能老人太累，不想干。”胡泳说。
胡泳们的困境指向了中国失能家庭当下的尴尬：他们想要专业化的长期照护，但找不到或购买不起这类服务。身为专业护理员，王芳发现，多数保姆对照护的理解仅限于吃饱穿暖等日常生活照料。面对失能老人，这些就不够了。“给失能老人的擦洗和翻身拍背都是有讲究的，擦洗时要配合按摩手法，促进血液循环。翻身拍背时不能直接用手掌实心去拍，要将手握持成空杯状，从下往上、从外往里慢慢地拍，防止老人受伤。”
长护险制度的初衷，就是为解决失能家庭在长期照护上的供需失衡。以宁波为例，对养老院里的失能老人，政府按床日定额予以40~60元的经济补助；居家养老者，每月可享受专业护理员上门提供的20~30小时服务，也有不少试点地区直接发放现金补贴，或现金和服务混合。
但实践中，张盈华发现，当前各试点地区最突出的一个矛盾，是负责提供长护险上门服务的企业“只提供自己能提供或愿意提供的服务内容”，比如上门给老人剪指甲、洗头发等。但这些不一定是失能老人最需要的。
一位深耕长护服务的业内人士解释，很多地方政府制定的长护定价体系无法“包住”专业化服务的成本。比如，沿海省份某三四线城市给企业的一小时上门服务费是65~70元，企业有一定利润空间去构建专业化的护理人才体系；但在某一线城市，政府支付的费用同样是65元/时，“你能看到的一线服务人员基本上都是大妈级的”。其后果是长护服务市场的中介化趋向。
“定点服务机构变成了人头中介公司。政府派了单，他们就临时雇家政钟点工上门服务。有的企业连小时工都雇不起，就直接给失能老人的家属一点钱，让家属变成‘人头’，来提供所谓的服务。家属也没什么不愿意的，反正有钱拿。这完全背离了长护险的初衷。”该业内人士说，目前，部分城市的长护险居家服务定价与家政小时工的定价基本相近，服务人员的用工形式与年龄层次都很难优化提升。
泰富养老服务(江阴)有限公司总经理杨丽提到了另一种市场乱象：在一些试点城市，为了获客，很多定点企业主动提出“返点”优惠，比如政府给失能家庭购买的服务是每个月1500元，企业承诺划出一部分以现金形式返还给家属。这就造成劣币驱逐良币，不愿意“返点”的企业没有家属选，但“返点”之后企业的收益率进一步降低，更没有空间去提供好的服务。最终，认真做长护险服务的企业就选择退出这个市场，留下的都是想“吃政府补贴”的企业。
长护险成了一门热闹的生意。但多位受访医保局工作人员说，目前没有很好的监管办法，尤其是居家护理，场景具有一定私密性和封闭性，执法仪、红外成像仪、录音等都尝试过，但效果有限，服务人员、家属和失能老人三方很容易达成同盟。
冯文猛说，“制度落地前提是能提供充分和专业的上门养老服务，不能光有制度，服务却跟不上，长护险就会沦为空头支票”。他指出，当前的中国与日本当时不同，日本1970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在2000年建立长护险制度时，整个养老服务市场已发展得相对成熟。而中国现在需要“两条腿同时迈”，既要建立制度，也要进一步完善服务，会经历一段艰难探索的时期，只能边做边试。
在张盈华看来，目前，0到1的突破已经完成，政策激励下，很多企业愿意进入长护服务市场，“不少家政公司都在做转型”。资本进入后的下一步，就是如何规范发展，提供与失能家庭需求匹配的专业化服务。
当下，供需失衡的另一个焦点是：长护险服务是否包括医疗护理。对很多重度失能家庭而言，压疮护理、更换鼻饲管或尿管才是刚需。王芳解释，很多重度失能老人，由于长期卧床导致皮肤受压，如果没有两三个小时翻一下身，或者尿不湿没及时更换，都会增加压疮风险，也就是皮肤大面积溃烂甚至坏死。一旦出现压疮，如果护理不当，很快就会加重。“没处理有几种原因，有的是‘小老人’照顾‘老老人’，老夫妻俩腿脚不便，不愿去医院折腾；有的是家属不想花钱；还有家属自己找来一个偏方，反而使压疮加重了，老人也痛苦。”
“我们非常愿意提供医疗服务，但苦于不具备医疗服务资质。资质的发放由卫健部门主管，卫健部门通常不愿给养老服务机构开这个口子，因此在多数试点城市，长护险只能提供生活照料服务。”一位养老服务企业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只有在上海等少数几个地区，当地允许养老服务企业办护理站，以护理站的名义提供上门医疗服务。
这位负责人担心，如果机制上长期没有理顺，长护险定点企业满足不了失能家庭的刚需，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间就无法形成很强的黏性，整个市场就会越来越窄。“长护险作为一个杠杆，是为了撬动更大的养老服务市场，市场做大了，才有企业生存的空间，任何一家养老服务公司光靠长护险肯定是吃不饱的。”
近日，某试点城市提供的长护险服务包里新增了导尿、吸痰、造口护理、血糖监测等医疗服务项目。该地区医保局干部说，这几项都是医保部门一点点和当地卫健委谈判出来的。
杨丽希望，未来可以将长护险服务和卫健的家庭病床、民政的家庭养老床位联动起来。长护险每月最多为家属缓解20~30小时的照护压力，但联动以后，家庭养老可以安装适老智能设备进行24小时远程监护，家庭病床则有中心医生上门定期提供基础医疗服务。她还建议，民政、卫健和医保三家应统筹出一套服务方案，对服务企业设定更高的专业化门槛，同时把各部门涉及的服务边界定好，让政策更好落地。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严肃的事
提供更好的服务前，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常为人所忽视：失能评估。
“失能评估相当于长护险基金支出的阀门，通过确定合理的评估标准，政府可以将制度保障控制在适度范围内，防止过泛或过窄。”张盈华说。
试点初期，各地纷纷自设标准。2021年8月，国家医保局会同民政部发布了《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标准(试行)》。评估指标由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认知能力、感知觉与沟通能力等3个一级指标和17个二级指标组成。但冯文猛指出，随着大家对长护险认识的深化及居民需求的变化，这套指标体系有待进一步优化，尤其在医疗健康方面的评估和指标构建上，目前在落地时，为不同等级的失能老人提供对应的医疗服务建议还存在改善空间。
多位专家建议借鉴日本经验。日本的“介护等级调查”有多个步骤：首先由地方政府委派的负责人进行家庭访问调查，包括生活机能、认知技能、社会活动等几十项，有一套算法在后台自动算出失能等级，进行“一次判定”。然后以“一次判定”结果为参考，在地方政府组织的介护认定审查会上，由保健、医疗、福利等多部门专家共同进行“二次判定”。
对通过评估的失能老人，日本会根据其失能状况制定专门的“介护服务计划书”，由政府指定居家护理服务公司的照护经理制定，护理员则根据计划书来提供服务。张盈华指出，“介护服务计划书”相当于定制化的“长护处方”。中国试点地区在推行长护险时很少会提供这种处方，也缺乏照护经理这类角色，评估和服务存在一定程度脱节。
一位长期研究失能评估的专家说，制订照护计划也有利于后续监管，减少骗保。“也就是用服务的项目对评估结果交叉验证。如果评估认定老人的失能等级很重，在对应照护计划中要求提供喂饭服务，但后续回访时发现，没有给老人提供进食服务，这说明当初的评估可能是有问题的。”
多家受访企业发现，当前失能评估指标在执行中存在主观化问题，乱象频发。前述深耕长护服务的业内人士说，很多定点服务企业为了短期内抢占市场，会“养”一批销售，让他们主动“培训”老人如何通过长护险评估，比如假装无法独立穿衣、口齿不清、行动不便。每申请通过一个人，销售就能获得一单提成，有的提成高达上千元，销售为了获得更多提成，甚至会通过各种渠道买卖老人信息。“现实中，失能人员评定与政策待遇享受方面的误导性与骗保行为很普遍。”
多位专家指出，中国的养老服务市场还处于初期阶段，在评估、服务、准入门槛和监管等多方面，都需要国家层面进一步立法规范。
这也是胡泳想呼吁的。他说，每个人最终会成为照护者，或被照护者，这是一件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严肃的事。去年，父亲去世后，胡泳和母亲间，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一旦母亲的身体出现任何别的问题，平衡就会被立刻打破，届时照护的负担只会更重。”胡泳说。
说到底，每个人都要思考：想要拥有一种怎样的晚年？或更直观地说，想要生活在什么样的味道中？
护理员都知道，如何判断一位老人是否得到充分照护，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闻气味，异味大，可以说明很多事，可能是排泄物没有及时清理、长期没洗头、房间垃圾不倒、床单没换、没开窗通风，甚至褥疮伤口化脓。由衰老导致的一切都可以在气味中被分辨，闻着这些味道的失能老人，也更深刻地理解老去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