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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17河北
抗战时期日本对华北沦陷区烟草业的统制
《福建论坛》2022年第6期（总第361期）
石嘉，历史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
关键词：抗日战争；华北沦陷区；烟草业；经济侵略；统制经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12年至1937年间日本驻华使领商务报告整理与研究”（20&ZD23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抗战时期日本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调查资料与研究”（19CZS069）。
一、控制华北沦陷区烟叶原料
近代中国社会流行的卷烟，又称香烟、纸烟、烟卷，以美种烟叶（简称“美烟”）为原料，国产土烟在颜色或香味上均不适宜制造卷烟。20世纪初，英美烟公司极力扩张在华市场，为了获取更多廉价的卷烟原料，决定在中国本土试种美烟。1904—1914年，该公司先后在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广东、云南、四川、陕西、甘肃、吉林、辽宁等省引导当地民众试种美烟，然因地势、气候、土壤等条件制约，只有山东潍坊、河南许昌、安徽凤阳试种成功，此后这三地发展成为三大美烟基地。华北烟叶原料绝大部分出自山东，少量出自河南、安徽，山东所产美烟在质量和数量上处于压倒性优势地位。因此，英美烟公司、日系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纷纷在山东产烟区设收购场，抢购美烟原料。
一战以后，日本烟草专卖局支持中欲公司、南信洋行、山东烟草、山东产业、美星烟草、东洋烟叶、中国烟叶等公司抢购山东美烟。日系公司将收购的优质烟叶供应给本国烟草专卖局，把次等烟叶转卖给中国或英美烟公司。1921年，日本七大烟叶公司联合成立山东烟草同业组合，极力扩大美烟收购量。1927年，日本南信洋行、山东产业、中裕公司合并为合同烟草公司，由南信洋行负责运营。1928年，日本美星烟草、中国烟叶、东洋烟叶合并为协立烟草公司，由美星烟草负责运营。经此合并，南信洋行、美星烟草及山东烟草“三足鼎立”之势形成。不久，这三家公司又组建山东烟叶组合，与英美、华资烟叶公司展开竞争。不过，七七事变以前日系公司收购烟叶数量有限，难与英美烟公司竞争。英美烟公司每年在山东收购烟叶30万担，占总数的60%；日系企业收购10万担，占总数的20%；南洋、联华和其他华资企业收购10万担，占总数的20%。
七七事变以后，华北烟业格局发生明显变化，日伪极力排挤华资烟叶公司和英美烟公司，妄图独占山东美烟。1938年4月，日军北平特务机关拟定《华北烟草事业统制纲要》，提出在山东新设烟叶公司，由东亚烟草公司、“满洲烟草公司”负责筹建，但未能实施。同年8月，东亚烟草、“满洲烟草”等9家公司联合向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申请成立烟叶公司，“研究买收山东省出产烟叶方法”，“以期顺应华北烟草事业之合理的统制，作为经办烟叶之独占机关”。该计划得到日本军方支持，由陆军省移交内阁第三委员会审批，至1938年11月15日正式批准《华北烟叶株式会社设立纲要》。1939年4月，日本烟叶公司联合成立华北烟叶公司，设置北平本部、青岛支部，资本金1500万日元、实缴半数，主要由美星烟草、山东烟草、合同烟草三家公司出资，理事长为伪天津市长温世珍，专务理事为金井宽人、北滨留松、高部悦三，均出自日系烟叶公司。华北烟叶公司成立的目的在于排挤英美烟公司，独占山东所产美烟原料，“对华北尤其山东、河南出产之美烟加以统制，评定价格，改善生产，排除英美烟商”。至1939年，日本收购美烟数量占山东总产量的62%，英美烟公司下降至25%，其他华商仅为13%。
抗战后期，日伪将烟叶统制政策从山东扩大到整个华北沦陷区。1940年5月，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日本华北方面军及驻华大使馆召开会议，决定改组华北烟叶公司，“集合华北现有的烟叶公司及制造公司，成立有实力的新公司；现有各公司财产以实物出资成立新公司，以后再考虑引入外资；现有各公司董事中足以指导的、有实力者加入新公司，整顿人事机构、顺应国策；强化军方、兴亚院的指导，决定新的指导纲要”。日伪当局企图通过成立统制烟叶原料的“国策会社”，排挤华资烟叶公司和英美烟公司，实现对华北沦陷区烟叶原料的“独占体制”。1941年4月，日本军方决定由华北烟叶公司统一合并中日烟叶公司及组合，成立一元化烟叶收购公司，欲独占华北烟叶的收购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英美烟公司的烟叶收购公司——振兴烟叶公司实行“军管理”，委派华北烟叶公司接管其业务，华北烟叶公司从此“一家独大”。至1944年，该公司设有北平本部及青岛、济南、开封等支部，另设有办事处20余处、烟叶复烤厂5处，并“征用”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复烤厂。
尽管日伪最终控制了华北烟叶原料，但烟叶收购量并未增加。1939年华北烟叶公司收购烟叶2764.9万斤，1940年减至2496.5万斤，1941年减至2356.8万斤。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官藤井启之助曾指出华北烟叶公司的“缺陷”：“收购价格和配给价格均不稳定，阻碍烟草业的发展；没有促进烟叶输出的能力，未能贡献于烟叶增产；公司软弱无力，无法与英美烟公司对抗。”藤井仅看到该公司的问题，却忽略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恶劣影响——“支那事变勃发以来，烟草产地发生动摇，烟叶的生产变得不安定，大多转向种植粮食作物”。烟草种植受到战争影响，其产量随之下降。1940年华北美烟产量为48吨，1941年产量为43吨，而往年产量为55吨，相较往年产量明显下降。烟叶收购量不断减少，导致烟叶供不应求。1941年，华北烟叶公司收购烟叶仅为2356.8万斤，而华北每年消耗烟叶大约5400万斤，差距非常明显。加之，太平洋战争后，美国烟叶进口断绝，华北烟叶公司收购的烟叶无法满足华北所有烟厂的需求。
1944年以后，华北沦陷区通货膨胀愈发严重，各地烟叶囤积现象严重，导致烟叶收购量锐减，卷烟公司烟叶供应严重不足。1944年，日伪当局只能配给各卷烟公司烟叶7951吨，而且优先满足军用卷烟生产需求；日本“接管”英美颐中烟草公司后，委派该公司负责生产军需卷烟，因此配给烟叶达3779吨，占总数的47.5%。近半数烟叶原料必须满足军用卷烟生产需求，导致民用卷烟生产原料大幅减少。为缓解烟叶供应难题，日本驻北平大使馆提出利用各县乡镇合作社集中收购烟叶，各地政府援助合作社收购，收购范围由美烟扩大到土烟，预定收购烟叶总量为4275万斤，较上年明显减少。华北地区通货膨胀不断恶化，导致物价上涨、烟农生产成本增加，日方又极力压榨烟农、杀价收购烟叶，如此恶性循环必然影响烟叶产销，烟叶供不应求成为“常态”。“就其根本原因而言，则是日本帝国主义所采取的毫无补偿、巧取豪夺的'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后果。”由于烟叶供应不足，华北各烟厂只得缩减生产规模，卷烟产量锐减，1941年总产量为43.7万箱，1942年减至37.1万箱，1944年不足30万箱，而在1937年以前总产量超过50万箱。
二、控制华北沦陷区卷烟生产
日伪控制华北沦陷区卷烟生产，分三个步骤进行：一是吞并华资烟草企业、排挤英美烟公司，极力扩张日系烟草企业；二是“接管”英美烟公司，完全控制华北沦陷区卷烟生产；三是联合沦陷区所有烟草企业，成立统一的烟草公司，集中管理沦陷区卷烟生产。
（一）扩张日系烟草企业
日俄战后，日系烟草企业即谋划入侵中国市场。1906年，日本23家烟草企业联合在东京成立东亚烟草公司。该公司起初在东北活动，不久在日本烟草专卖局的支持下挤入华北市场。一战期间，卷烟需求量旺盛，该公司又侵入华中市场，然其经营规模十分有限，直到华北事变后才有所好转。1934年，关东军支持日本烟草商成立“满洲烟草公司”。该公司不仅控制东北卷烟生产，还极力谋求侵入关内陆区，但一直受到英美烟公司的强势冲击。“据英美烟公司自己的生产统计，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它的卷烟总产量平均占全国卷烟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居于不可动摇的垄断地位。”华北的卷烟生产同样被英美烟公司控制，其卷烟产量占华北总产量的60%—70%，其中天津烟厂产量占天津市总产量的90%以上，青岛烟厂产量占山东全省产量的90%左右。英美烟公司在华北的“优势地位”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
七七事变以后，日系烟草企业通过吞并华资烟厂、排挤英美烟公司，不断扩张其势力。1938年，北平日军特务部出台《日本烟草事业指导纲要》，要求东亚烟草和“满洲烟草”两大公司，按照“新规”在华北从事卷烟制造，支持这两大公司扩张“势力范围”。东亚烟草公司扩张范围是山东全省、河北省的津浦线沿线地区、冀东地区、山西省（北平至归绥沿线地区除外），允许在天津、秦皇岛、青岛、济南、太原等地设厂；“满洲烟草公司”扩张方向是察哈尔全省、绥远全省、河北省的京汉线沿线地区、山西省的京绥线沿线地区，允许在北平及其他要地设厂；北平、天津为两家公司共同经营地带。此后，“满洲烟草”和东亚烟草公司基本按照此“新规”来扩张势力范围。
华北事变不久，东亚烟草公司开始谋夺华北市场。“日人在东北所设之东亚烟草株式会社，现在从事侵夺整个华北市场之计划……拟先扩充天津工厂，再在冀东设立工厂。”1937年3月，东亚烟草公司在秦皇岛建造分厂，谋求在冀东地区扩张势力。1937年10月，东亚烟草公司在天津成立分公司“华北东亚烟草公司”，社长为金光庸夫，董事为金光庸夫、金光秀文、岩波藏三郎等人，均为烟草界巨头。1938年1月，华北东亚烟草公司“接管”日军控制的太原卷烟厂。同年6月，华北东亚烟草公司在青岛新建卷烟工厂，次年5月竣工，投入生产。1940年2月，华北东亚烟草公司强行“收购”济南的东裕隆烟草公司、铭昌烟厂、鲁安烟厂，将其改建为济南工厂。与此同时，华北东亚烟草公司还不断扩张卷烟销路，“事变前销路限于京津一带及津浦线北部、北宁沿线，事变后向蒙疆地区及京汉沿线的石家庄、青岛、济南、徐州等地扩张”。至1941年，该公司卷烟产销量相较七七事变以前增加数十倍。
“满洲烟草公司”紧随东亚烟草公司，实施“大规模进入华北策”，即在北平新设卷烟公司，收购希腊人在天津的正昌烟公司，然后联合这两大公司成立新的烟草公司，计划投资1000万日元。1937年8月，“满洲烟草公司”在日本军方的支持下，低价收购天津华资烟厂，从此挤入华北地区。其后又向军方申请成立华北烟草公司，计划在天津、济南开设烟厂，但山东已经划归东亚烟草公司势力范围，遂改在京津地区。1938年2月，日伪当局批准“满洲烟草公司”在北平开设工厂，起初计划年产卷烟15亿支。1938年5月，收购希腊人经营的“满洲烟草公司”正昌烟公司，并将其扩建为天津工厂，该厂年产卷烟15亿支，与北平工厂相当。1939年5月，“满洲烟草公司”在北平成立分公司“北支烟草公司”，社长为长谷川太郎吉，董事为板谷幸吉、菊池寿夫、洼田四郎等人，均为“满洲烟草公司”骨干。1939年8月，“北支烟草公司”开设汉口工厂，次年3月“接收”开封华资烟厂、改建为开封工厂。该公司规模迅速扩大，至太平洋战争以前，拥有北平、天津、开封、汉口四大工厂，卷烟机38台，卷烟产销量增加近10倍。
“北支烟草公司”和华北东亚烟草公司成立后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影响到日伪在华北的烟草统制，也削弱了同英美烟公司的“对抗力”，日伪当局遂要求两大公司合并。恰逢其时，东亚烟草公司社长金光庸夫决定将东亚烟草公司的股份出售，转让给，“满洲烟草公司”“满洲烟草公司”获得东亚烟草公司的经营权。1940年4月，东亚烟草公司及其华北东亚烟草公司人员集体辞职，由“满洲烟草公司”人员接任，两大公司实现一元化经营，带动了分公司的合并。1941年11月，兴亚院支持华北东亚烟草公司合并“北支烟草公司”。合并前华北东亚烟草公司资本金为5000万日元，实缴1756.5万日元；合并后增至6700万日元，实缴2181.5万日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北东亚烟草公司继续扩张势力。1942年2月，该公司收购日商中熊英知在徐州经营的陇海烟公司，将其改建为徐州工厂。不久，该公司本部移至北平，拥有北平、天津、青岛、济南、开封、徐州六大工厂，使用总资本达1.16亿日元，成为华北地区使用资本总额最大的烟草公司。
（二）处理在华英美烟公司
英美烟公司被日本视为与其抢夺中国烟草市场的最主要竞争对手。英美烟公司利用其政治特权和大资本，控制中国大部分市场。1921年成立永泰和烟草公司，成为驻华英美烟公司的主要经销商；1930年成立启东烟草公司，统管其在东北的烟草事业；1934年成立颐中烟草公司、颐中运销烟草公司，作为在华从事卷烟产销及烟叶收购代理人；1937年颐中烟草公司成立振兴烟叶公司，承办颐中烟草公司烟叶收购、复烤及销售业务。此外，英美烟公司还在山东潍县、安徽凤阳、河南许昌推广种植美烟，并垄断了当地烟叶收购权。经过30余年的扩张，英美烟公司控制了中国大部分卷烟市场和美烟原料，“英美烟公司收购美种烟叶数量占全中国总产量的70%、80%，卷烟销量占全中国总需求量的60%以上”。在华北，英美烟公司设有天津和青岛两大烟厂，长期垄断着华北大部分卷烟生产。
七七事变以后，华北烟草格局发生变化，日系烟草企业吞并华资企业后，转向“对抗”英美烟公司。“日本烟草公司首先排挤掉中国人的企业，只在他们发展的第二阶段中，他们才侵犯英美人的势力范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资本在“满洲”成立“满洲东亚烟草公司”“满洲烟草公司”，英美烟公司的“满洲”市场日益狭小，1937年又在平津设立以进入华北为目标的、拥有资本金5000万日元的华北东亚烟草公司和资本金1000万日元的“北支烟草公司”，1939年更在青岛设置华北东亚烟草青岛工厂，联合以前在青岛就有基础的华北烟草公司、东映烟厂，与英美烟公司展开较量。日系烟草公司的最终目的是迫使英美烟公司势力退出中国市场，尤其华北东亚烟草公司与“北支烟草公司”的合并，为日本最终夺取华北烟草业的主导地位迈出了一大步。日系烟草企业尽管扩张迅速，但与英美烟公司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即使到1940年，英美烟公司卷烟在华北市场的销量也达到了80%左右。”因此，日系企业开始凭借超经济的力量，即政治力量与军事力量，来压制英美烟公司。
（三）组建一元化烟草公司
日本当局内部此时正忙于争权夺利。日本“进行掠夺和统治有许多分歧的地方：在机构上有外务省、拓务省、兴亚院的摩擦，对中国采取的'分治政策’，使现地军人之间，傀儡政权之间纠葛颇深，而各大财阀又竞相渔利”。日伪当局在处理英美烟公司、分配烟草利益时存在分歧。日本官方要求军方“交还”英美烟公司和华资烟厂，组建一元化烟草统制公司，进而控制沦陷区所有烟草产业。然而，军方强占既得利益，一直控制英美烟公司，其他华资烟厂也未交还给中方，组建一元化烟草统制公司无法实现。“日本政府命令在当地的日军部队往往不能执行，有相当数量的军管理工厂仍被军方控制。”日本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机构十分复杂，官方、军方、财阀之间既有勾结，更有利益争夺，部分财阀与军阀勾结起来联合抵制官方的统制政策，显然“多头政治”加大了统制难度，而后期恶性通货膨胀又加剧了统制危机。华北各烟草公司均因烟叶供应不足而陷入严重困境，其他弱小公司更是濒临破产的边缘。如英美烟公司被日军“接管”后，“产量大为萎缩，年销售量自1937年的112万箱减为1945年的15万箱，仅为1937年的13%”。华北东亚烟草公司因烟叶原料不足，1944年以后收益减少30%以上。
三、控制华北沦陷区卷烟销售
日伪控制华北沦陷区卷烟销售的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七七事变以前极力“开拓”华北市场阶段。日俄战后，日本烟商开始在华北、华中地区销售卷烟，极力谋求扩张中国市场，如东亚烟草公司将东北作为后方基地，极力谋求扩张卷烟销售市场，但未能取得明显成绩。二是七七事变以后强占华资卷烟市场阶段。日本烟商利用军方武力吞并华资烟厂及其销售市场，不断扩张其势力范围。日系烟草公司“以强力威胁之办法，收买天津华人仅有之烟草公司，以图垄断华北之烟草贸易”。三是不断排挤英美烟公司阶段。日伪吞并大部分华资烟厂后，转而排挤英美烟公司，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最终控制华北大部分卷烟市场。“七七事变以前英美烟公司卷烟销量占华北总需求量的90%以上，七七事变以后其卷烟销量仍占70%左右。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形势发生逆转，日系卷烟销量占华北总需求量的60%，英美烟公司卷烟销量占40%。”
为了把英美烟公司排挤出华北市场，日伪不仅限制其烟叶原料供应，而且极力策划反英运动、抵制英美烟公司卷烟。如在济南，“以往英美烟公司主导当地市场，卷烟月销量达5000箱，1939年6月反英运动爆发以来，导致销量锐减乃至停滞。欧洲战争爆发后各地反英运动式微，然而当地（日军）特务机关继续指导、煽动反英运动，顽固地排斥英货尤其是卷烟，造成市场上的卷烟供应严重不足、价格暴涨”。事后英美烟公司向日本驻济南领事馆发出抗议，要求日方停止反英活动；而日方推卸责任，辩称此次事件系民众自发行为，继续策划反英活动。1940年6月26日更是利用反英委员会搜查、焚烧英美烟公司卷烟，意在排挤英美烟公司销售网，从而独占华北卷烟市场。此后，日本军方还在北平、天津、青岛等地策划不同规模的反英活动，迫使英美烟公司实行“休业停卖”政策，而日系烟草企业趁机抢占市场，并且获得暴利（详见表1、表2）。
日伪在华北沦陷区不仅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卷烟统制机构，还采取了相应的统制措施。例如取缔卷烟“黑市”交易，防止烟商牟取暴利；调整卷烟市场价格，维护卷烟市场稳定。然而，华北烟草配给组合是一个松散的配给机构，是由卷烟公司、组合联合成立的商业组织，是在兴亚院华北联络部的指导监督下实行“自主统制”，缺少必要的强制性和约束力，面对日益混乱的卷烟市场显得软弱无力，而且配给机构人员大多为日本财阀，这些财阀与军阀勾结起来，趁机谋夺卷烟暴利，由此不断加剧华北烟草业危机。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无法配给充足的卷烟。日军控制华北各卷烟公司后，强制要求各公司向军方缴纳卷烟，“以保障当地作为军需物资的军用卷烟”。1942年5月，日本华北方面军与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协定军需卷烟分配政策，规定1942年4月至1943年3月缴纳军用卷烟18亿支，由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分配各公司缴纳数量，然后上缴华北烟草配给中央组合，再由组合负责缴纳军方。可以说，军用卷烟几乎是无偿缴纳，是建立在压榨华北烟草资源基础之上的。战争后期，各公司上缴的军用卷烟与日俱增，而颐中烟草公司沦为生产军用卷烟的工具：1942年该公司上缴军用卷烟22431箱，占其总产量的20.6%；1943年上缴31182.9箱，占其总产量的22%；1944年上缴53030.7箱，占其总产量的47.8%。上缴的军用卷烟不断增加，配给卷烟数量势必减少。加之，战争后期各公司严重缺少烟叶和其他原料，面临大幅减产甚至破产的境地，能够上缴给组合的卷烟数量有限，华北烟草配给组合无法实现“充分配给”，平均每年配给卷烟不过30万箱，而华北每年卷烟需求总量超过50万箱，市场上的卷烟严重供不应求，价格暴涨。
二是无力整顿“黑市”卷烟。华北烟草配给组合虽然出台了整顿“黑市”卷烟的措施，但整顿对象只是一些小商贩，面对烟草巨头、大型商店显得软弱无力，甚至出现营私舞弊、参与“黑市”交易的现象。“中日机构差不多全是贪污成风的，组合当然也不例外。事实上，从它创立时起，就开始了这种贪污行为……商店接受了组合配给的货品，不是根据分配制度的要求在柜台上出售，而是在黑市上出售，对于需要量当然更大的我们的名牌香烟，尤其是如此，组合对商店的这种作为却故意视而不见。”“黑市”卷烟价格远超配给卷烟价格，各商店、烟厂趁机牟取暴利，一些烟厂甚至“把配给的优质烟叶做非配给卷烟，将市场上购买的黑市次等烟叶做配给烟……各卷烟厂任意抬价，造成市场上同等品质的非配给卷烟比配给卷烟的售价高出一倍左右”。配给卷烟与“黑市”卷烟同时并存，不仅影响到卷烟质量，而且造成市场价格紊乱。“事实上在当时供应十分短缺的情况下，配给卷烟尤其到后来已无质量可言，价格问题就更为突出。”
总之，日伪统制华北沦陷区卷烟销售并不理想，无法解决卷烟严重供不应求的问题，无力整顿卷烟“黑市”及市场价格。究其原因：其一，烟叶和其他原料供应严重不足，各烟草公司只得大幅缩减生产规模，卷烟产量迅速下降；其二，日本军方极力压榨各卷烟公司，强制缴纳的军用卷烟数量激增，从而影响到配给卷烟数量；其三，华北烟草配给组合本质上是日本实施经济侵略的工具，日本利用该机构控制华北的卷烟销售，榨取巨额利润和统税，以维系殖民统治和扩大侵略战争，在此种侵略思想的支配下，华北烟草业陷入崩溃的绝境。从根本上说，日本在华北沦陷区实行“重掠夺、轻投入”的掠夺政策，无视烟草业正常发展规律，而且侵略政策不得民心，致使烟草业危机重重。日本推行“竭泽而渔”的侵略政策，加剧了华北沦陷区烟草业危机，由此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烟叶原料严重不足，卷烟产量锐减，卷烟价格持续上涨。
四、结论
近代中国烟草业难以自主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欧美列强长期控制中国烟草市场，七七事变以前英美烟公司主导中国烟草市场，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强占华资烟草企业、排挤英美烟公司，至太平洋战争后更是控制整个沦陷区烟草业。事实上，日本与英美操控中国烟草业的手段有相似之处：通过控制烟叶原料、扩大生产规模、垄断卷烟销售来确立“霸主地位”。抗战时期，日伪当局支持以华北东亚烟草公司为首的日系公司抢占华资烟厂，扩张势力，其后不断压制英美烟公司，日伪政府在此期间扮演着重要角色，没有其政治、军事上的支持，日系烟草企业无法与英美烟公司较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接管”英美烟公司，最终称霸华北市场，形成覆盖整个华北沦陷区的生产布局。不仅如此，日伪还利用华北烟叶公司、华北烟草配给组合控制华北沦陷区烟叶收购和卷烟销售。日本在华烟草企业的经营模式、垄断方式效仿英美烟公司，太平洋战后更是抢占并利用其生产设备、销售网络及烟叶基地，日系烟草企业的扩张是建立在“现地自给”、掠夺他国资源与财力基础之上的。
日本统制沦陷区烟草业，不仅为了榨取卷烟利润和税收实行经济侵略，更重要的是将这笔巨额收入用于支撑所谓的“大东亚战争”，是在“以战养战”侵华思想下运营的。“1938年，日军当局提出'以战养战’政策，为加强经济领域的统治，更多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和财富，掠夺更多的资源，在所有经济领域都实行严格的统制政策，为其财政收入、军费开支开辟财源。”烟草行业属于暴利行业，尤其战时卷烟供应紧张，价格不断上涨，日系烟草公司趁机牟取超额利润。如华北东亚烟草公司，1940年攫取纯利润279.9万日元，1941年上升至513.3万日元，1942年上升至586.4万日元，1943年增至927.3万日元。此外，日伪政府还劫夺大量卷烟统税。据统计，1936年华北统税总收入1084.2万元（伪联银券），其中卷烟税160.3万元、占总数的14.8%；1938年华北统税总收入增至4643.4万元，其中卷烟税2401.9万元、占总数的51.7%；到1943年华北统税总收入激增至30477.7万元，其中卷烟税20961.2万元、占总数的68.8%。随着烟价暴涨，日伪政府统税收入不断增加。
战争后期，日伪烟草统制危机不断加深，烟叶原料供应不足，卷烟生产难以为继，卷烟价格居高不下，造成此种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在于该统制政策是以经济掠夺、实行“以战养战”为本质——日伪政府借口统制烟草业，极力压榨其利润和税收，特别是战争后期华北沦陷区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日伪当局任凭烟价暴涨，趁乱牟取暴利，这种“竭泽而渔”的侵略政策必然导致华北卷烟市场失序，其烟草统制终于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至抗战结束后其烟草业彻底退出中国市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管华北东亚烟草公司、华北烟叶公司、华北烟草公司、崂山公司、东映烟厂及太原卷烟厂等；日伪烟草配给机构最终解散，日军“接管”的颐中烟草、颐中运销烟草、首善印刷及振兴烟叶等4家公司，亦归还英美烟公司重新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