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广州、澳门已有西医、西药传入。东印度公司来华的船队就随带有医员。1827、1828年，该公司医师郭雷枢（J.R.Colledge）先后在澳门、广州设医院和诊所。1834年，美国支委会的派克（PeterParker）在广州设眼科医院并附设药房[1]。鸦片战争后，外国教会先后在上海开设仁济、同仁、惠爱、体仁等医院，在武昌、汉口开设普爱、协和、同仁等医院。随之，西药的进口也逐渐增加，到1859年进口值27,712关两，1895年激增至711,424关两[2]。
起初，华人对西医西药多持怀疑态度。认为“外国之药，其名既异，其性复殊”，多“不敢服”[3]。后来由于教会不断施医舍药，又证明其确有疗效，华人乃渐信之。
鸦片战争后40多年，我国西药市场几乎全为外商独占。外商经营西药一开始就分为洋行兼营和药房专营两类。兼营西药的洋行有兆丰（H.Fogg＆Co.）、晋隆（Mustard＆Co.）等，到甲战争前在上海有12家，它们是经批发为主。专营的药房以1841年在香港开设的英商屈臣氏（A.S.Watson）为最早，它于1860年在上海设分店，继在国内设分店多处，规模较大。此外，有英商老德记（ShanghaiMedicalHall）、大英医院（BritishDspensary）、德商科发（KofaDrugCo.Ltd.）、法商良济（Grenard＆Co.）等，到1894年在上海有14家[4]。
外商药房的创设，对华商西药业有直接影响。不仅华商药房的货源都来自料行和外商药房，早期有名的华商药房的创办人，很多都是曾在外商药房服务过的职员或买办，他们在那里学得药理、调剂和经营的知识，才自设药房。
1、华商西药商业的产生
西药输入中国后，最早是和化妆品一起由洋广杂货店经营，有些中药铺也售少量西药。1888年，才有第一家华商西药创设，到1894年，上海共有6家。
第一家是中西药房，1888年由大英医院职员顾松泉创办。大英医院西文名Dispensary，原应译为药房，顾松泉创设中西药房时的启事亦自称：“余在大英医院老铺执事已十八年，今自告退，……创中国大药房”[5]；而当时论者则谓顾“本知医理，向在大英医院司刀圭之事”[6]。该店原名中国大药房，后合伙人提出“中国”两字不能表示经营西药，改名为中西大药房。初创时资金几千元，1906年后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增资至四五万元，从业人员增至30余人。
华英药房，1889年由庄凌晨创设。庄原在英商老德记药房任买办，工作12年，积资3万多元，因见中西药房获利甚厚，乃集资设华英药房。邀集的股东、多为上海商业名流或官员，如买办朱葆三、大清银行经理严筱舫、上海道台袁海观等。资金初创时1万元，后增为5万元，1913年再增为15万元，从业人员50人，“其营业之盛，为当时上海药业之冠”[7]。
中法药房，1890年由黄楚九创设。黄是浙江余姚人，“世本中医，其父母均专眼科，黄本人亦好研究医药”，自称眼科医生。初来上海时，在南市开授堂中药铺，后向一富孀借来资本，改为中法药心，资金3,000元。因生意兴隆，两迁店址，扩建楼房，资本增至6.8万元（有买办虞洽卿等加入合伙）。黄善于欺骗敛财，有人称他“思想新特，策谋奇异”，在社会上则被指为“滑头商人”。后来也大有发展，资本增至50万元。
中英药房，1894年由李厚桂创办。李原是邮政局的高级职员，最初资本几千两，后增至一二万两。该企业为合伙组织，股东有杨宝荣（银楼老板）、贝润生（大颜料商）、严筱舫（大清银行经理）等，李厚桂自任经理。后股东发生变动，改为主要是颜料商贝润生等人的投资，经理也一再易人。1909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10万两。
1894年以前，上海西药房的创办情况如表2—44。这时，华商西药业虽已初步形成，但家数远逊于外商药房（外商有14家），规模更弗如，并且只限于上海，其他大埠，西药业还没有从百货业中分化出来。汉口郑大有1891年开始经营西药，是当地最早一家华商，但还是“主营参燕，兼营中西药”[8]。
2、早期西药商业的经营特点
早期西药房与外商药房关系密切。从表2—44可见上面6家西药房的创办人和投资人中，可考知身份的有13人，其中买办4人，外商药房职员2人，约占一半。这些药房的名称均有“中西”“中英”“中法”等字样；后来有“五洲”一词，曾因上海、保定两药商竞用，几致成讼。其“药房”一词亦系英文dis-pensary译来，而不沿用中药商之惯称“堂”。它们每家又都有西文名称，如中英药房西文竟改为“英中”（Anglo—ChineseDispensary）。药房所用发货票、价目表等也都印有英文，店堂布置、商品装潢俱仿外商。
表2—44：甲午战争前上海的华商西药房（1888—1894年）
西药的经营，因有外商竞争，以及不同国别的医生、留学生处方、用药不同，故品种颇繁杂，同一药种，英制、德制、法制均须备办。清末估计，上海华商药房经营的药品在200种以上。但以销售额计，则以戒烟药和营养滋补药为大宗，约占55%，治疗性药品和家用成药各占20%，制方药约占5%[10]。
早期西药房的货源，主要是向上海洋行或外商药房批购或订购，也有外国制药厂派推销人员来上海批发。华商西药房也依照外商，自行调制一些家用成药出售。最初成药配方也是取自外商，只是加上本店牌号，称“本牌成药”。这种成药利润很高，如中西药房的痴癫痫灵药，每瓶售价2元，实际成本（包括原料、工资）不过0.25元。为此，有些药房附设合药间、制药部，成为后来民族制药工业的胚胎。20世纪以来，发展颇快的民族新药制药厂，几乎全是较大的西药房所附设，或者由他们投资建立。
不过，在甲午战争前，成药的利用尚不普遍，西药房都有配药剂人员，按医生处方配药。而所谓成药中，最流行的也是利润最大的是所谓戒烟药。此类药物亦起于外商药房如老德记的戒食洋烟药、屈臣氏的外国戒烟药粉等，其实都是吗啡、海洛因等制剂，无异变相贩毒。时清廷晓谕戒烟，此种戒烟药成为鸦片代用品，销路日广。华商药房群起仿制，如中西药房的戒烟梅花参片，中英药房的桂花参片，华英药房的兰花参处，中法药房的天然戒烟丸等，都成为大宗业务，其流行又远超过外商。这种戒烟药多为吗啡和奶糖水制剂。如中英药房的桂花参片，100多盒才用吗啡一磅，价值25元，而售价高达100元，获利几达三倍。又如中西药房“最初以售戒烟药品为大宗，营业极盛，不几年获利数十万”[11]。数十万之说，未免夸大，不守据中国征信所调查，中西药房于20世纪初确已增资至10万两，改为股份有限公司[12]。戒烟药之外，中西药房还曾公开出售吗啡白药粉。后来有个全球大药房，有“吗啡大王”之称。这种贩毒经营，造成早期华商西药商业的一段极不光彩的历史。
80年代以后，国内罂粟的种植日盛。1891年，清政府公然解除种植罂粟的禁令。鸦片价格下降，禁烟徒具虚文。上海的西药业又以配制滋补成药作为盈利的大宗。这种滋补成药主要成份是砂糖等可口剂，略加药物，或加点麻醉剂，带有很大的欺骗性。而售价很高，又属日常服用，利润很大。不过，其中一些著名产品，如人造自来血之类，出现较晚，都是在20世纪以后。
五、茶商
我国早有相当广阔的茶叶市场，并形成大商人资本的茶商。因实行茶行制度，茶商具有一定程度的专利权，利润优厚。清代茶商可分三大类型。一为安徽、福建商人，属主要茶产区的茶商，尤以经营安徽祁门和福建武夷茶著称，资本巨大，行销四方。二为陕西、四川商人，原由边区茶马互市而来，后以经营边茶为主，行销康藏。三是山西商人及江浙、湖广商人，经营内地茶叶贸易。其中尤以晋商即习称西客者实力最雄厚，足迹遍全国，并经营蒙古、新疆和在恰克图与俄国的茶叶贸易。
我国茶叶亦早有出口。17世纪时即有荷兰人来澳门购茶，而以陆路输俄国为大宗。18世纪起，海路出口日增，以输英国为主。1833年以前，中英贸易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垄断，而茶叶占该公司自中国出口商品总值的80—90%，其增长情况如表2—45。估计鸦片战争前全部水陆出口茶叶年约45万担，占茶叶总销量的23%左右，价值约858万两（见第六节表2—53），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是中国出口的第一位商品。
鸦片战争前，出口茶价很高，红茶每担在26两，绿茶24两[14]。但因系广州一口通商，茶商将茶叶由江南产区翻越大庚岭运至广州，路途艰远，需时六周至二个月，费用很大。而出口业务由广州十三行经手，利润为十三行及东印度公司所夺。东印度公司经营茶叶利润年达350万镑，英政府亦获同样多的税收[15]。
鸦片战争后，外贸中心转移上海。徽州绿茶集中屯溪，由新安江经杭州转上海；祁门红茶或经屯溪，或经九江运上海；水运都不过10日。浙东平水茶由绍兴起运，经杭州到上海，只需5日。而武夷山茶运福州出口，只需4日。上海、福州成为两大茶叶口岸，1856年，上海出口44.5万担，福州出口30.7万担，两共占全国海运出口量的77%[16]。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开埠，成为华茶区的出口口岸，原陆路运俄国之砖茶亦改由汉口出海。至1881年，上海出口茶62.3万担，福州出口66.3万担，汉口出口26.8万担，三大茶埠出口占全国茶出口量的73%[17]。从事茶出口的华商，亦以此三大口岸为中心，进行运销。
表2—45：东印度公司自中国输往英伦本土茶叶量值（1760—1833年）每年平均数
*1817—19年平均数
由于国内运输路线缩短，出口茶价下降。但在1876年以前，国际市场扩大，出口递增，出口茶价尚维持较高水平，华商运销获利亦厚。1877—1888年间，出口量增长更快，惟已受印度、锡兰、日本出口茶叶影响，中国茶出口价猛跌。1888—1894年间，虽价格略有回升，但出口量下降了20%，传统的输英茶叶下降尤甚，赖输俄茶增加，稍为非作歹弥补。这时从事出口茶的货商，亦陷入不景气。到1894年，出口茶已超过内销茶，但因茶价下降，出口值已由盛时的400万关两降为300万关两。这期间的茶叶出口贸易情况见表2—46。
表2—46：甲午战争前茶叶出口量值（1868—1894年）
说明：
*出口量包括经樊城陆路运俄数字，以及1887年后九龙、拱北与香港、澳门的帆船贸易数字，故较历年海关统计出口量为大。
**据海关统计。
***按海关统计的出口量值平均计算。
1、经营出口贸易茶商的兴起
（1）原广东十三行行商改设茶叶行栈。鸦片战争后，广东行商垄断对外贸易特权虽告废止，但旧行商还继续做茶、丝生意。广东的外国商人也都认为新商“不及旧商之可靠”，故仍投“素所相信之行店十余家”[26]。外商的“寓所栈房”，也是经奏明“先向各洋行（注即旧行商）租赁”[27]。据《广东十三行考》：“鸦片战起，洋行制度（即公行制度）隳坏，然十三行犹复改称茶行，继续营业，至咸丰一火始替”[28]。1838年，广东行商共11家，有材料说，到1846年减少1家[29]，从1845年至1855年增加3家[30]。
值得一提的是，旧行商还企图继续垄断茶叶出口业务。“粤商亦曾一再计划，冀将已废之公行制度，改头换面，使之复活。其最著者，厥为呈请官厅特许商人设立茶栈，并将输入（按指从产地输粤）之茶，悉行卸栈存储”[31]。此项活动是以原十三行总商浩官伍崇曜为首进行的。伍崇曜本人就是一个有名的茶商，与美商旗昌洋行关系密切。恢复官办茶栈事，曾经两广总督批准，并由南海、番禺两县县令发布布告，卒因外国商人反对甚力，未能如愿以偿。
（2）原广东从事华洋贸易的散商，流寓外埠，充任掮客，最后自开栈号。上海的阿林（Alum音译），就是其一个比较有名的人物。
阿林是上海开埠初期，随外国洋行北来的一个广东散商。开始充当英国商人的掮客，他在上海一方面教授本地商人以中西交易方法，同时将英国制造品介绍推销到内地，又推动内地丝、茶商人来上海与外商交易。由于博得英商的信任，遂给予贷款8,000元开设一家义升行仓栈（EsangHong），当时几乎所有外商都把货物交阿林处理。1845年由阿林经手的贸易额，竟占到上海进出口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二。但这年因棉布超量进口，造成市场呆滞，货价暴跌，义升行终于倒闭。据说当时所欠对外债务达90万两[32]。阿林在1847年再次来沪，重整旧业，终于又拖欠内地茶贩帐款4万元，最后一走了之[33]。
上海稍晚些时候的林阿钦（LinAchin音译）是又一例。林阿钦也是由广东来上海的商人，受雇于怡和洋行当掮客，由于行东的信任，被赋予怡和“特约代理人”的名义，总办该行在福州地区华茶收购业务，按交易额收取2%的经纪费用。林阿钦自己开设的行栈名福兴隆，1859年经这家字号为怡和收购的华茶即超过9万两[34]。
（3）产地的茶商和其他商人到通商口岸开设茶栈。上海的谦和、元吉、仰记、久成、震和等茶栈，都是由浙江平水茶商来沪开设的[35]。他们在沪设栈直接卖茶给外商洋行，可减少中间人费用。上海的方镇记，则是浙江镇海方家开设的。方家起家人方性斋，原在上海经营钱庄、丝号、糖行、杂货，当时钱庄都与丝商、茶商有贷款往来。方家遂设方镇记，一方面到湖州收买土丝，到绍兴、嵊县收买平水绿茶，卖给洋行；一方面向洋行买进棉布，向内地推销[36]。
又如湖南安化茶产区，原有山西省人经营黑茶。“迨海运既开，华茶运销外洋，……一般茶商乃纷纷改制红茶，即向日晋商之专制黑茶者，至此亦改制红茶为尚”。[37]类似情况也见于建德、巴陵、宁州等地。山西茶商还在汉口开设有经营洋庄、口庄（蒙、俄方面贸易）的栈号，光绪年间有牌名可考的，即有16家，如德巨生、三德玉、长盛川等[38]。
（4）洋行买办开设茶叶行栈。这是当时各口岸普遍的现象。19世纪80年代前后，在厦门汇丰银行任买办达20余年的叶秋，开设瑞云茶栈，同时他也是源通银号和汇昌、厚诚钱庄的东家。[39]汉口规模较大的茶栈，几乎都是由买办开设。著名的鸿遇顺茶栈，是汉口宝顺洋行买办、汉口茶叶公所负责人盛恒山开设的。俄商阜昌洋行买办唐瑞枝，是厚生祥茶栈主人。阜昌借助唐瑞枝及厚生祥茶栈的活动，80年代末每年运出红茶达五、六十万箱[40]。
上海洋行买办经营茶栈的，历史更久，人数更多。50年代宝顺洋行买办徐钰亭、曾寄圃，60年代怡和洋行买办林钦、唐廷枢都是在任职买办同时开设丝茶行栈。郑观应在60年代离开宝顺洋行，充任太古轮船公司买办之前，“承办和生祥茶栈，代两湖、江西、和徽州茶客沽茶”[41]。这些茶叶行栈都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例如林钦、唐廷枢等伙开钱庄3家、茶栈1家，另在内地设茶庄7所。经营资金不下十几万两。[42]稍晚些时候，有杜德洋行买办鲍达祥、同孚洋行买办卢家茂投资于公升茶栈；仁记洋行买办丁家英投资于慎源和昌盛茶栈；瑞昌洋行买办李邦贤投资于源成永、恒益两家茶栈。郭惠伦担任丹麦宝隆洋行买办，是靠忠信茶栈老板陈翊周的支持，郭的买办收入要同陈分拆[43]。
在这个时期，上海经营茶栈历史较久、成绩较著的，当属徐润和唐翘卿。
徐润在1859年与买办曾寄圃等“合开绍祥字号，包办各洋行丝、茶、棉花生意”；两年后又“试办润立生茶号于温州白林地方”，因“大得其利”，遂“合股续开福得泉、永茂、合祥记等于河口、宁州各处，又与汪乾记（茶栈）合办茶务”；1862年再与徐芸轩全开宝源丝茶土号。总计徐润在宝顺洋行任职期间，独资或合资开设的茶叶栈号已有6家（其中有的停歇）。1868年，他离开宝顺洋行，更是全力集中茶务。自立宝源祥茶栈，加增漫江，羊楼司、崇阳、湘潭、长春街、泮溪等昝茶号。他在各地开设的茶号，不是“年年第一”，也是“不落三名之后”，为当地茶号的大产。这时他自己也自翊“颇知茶味，各路清楚”了。
徐润经营茶叶的收入，未见面记述。徐钰亭说他“年中行内入息过万，……白林庄三四万”。温州白林一处茶号收入即有三四万，他开设外庄茶号共有十余处，其总收入可以想见。正是在这几年，他投资于房地产、典当、购买股票等总额达到320多万两。1873年，李鸿章扎委徐润会办轮船招商局后，他经营茶叶也从未间断，1883年还出银4.5万两买下汉口善昌升茶栈（连同码头）。不久，中法战争爆发，徐润受累濒于破产，官职参革，闲居上海。1886年经各友相劝，重作冯妇，集资、借款20万两，对各茶号放款、搭股，但因各种不利条件（天旱、价格等），结果只能是“空忙一番”了[44]。
上海另一个有名的茶栈商人唐翘卿，广东人，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的族兄弟，在上海人多称他小名为“阿槐”。上海开埠不久，唐就创立谦顺安茶栈，被认为是上海开设最早的、有实力的茶商之一。唐的经历是先茶栈，后买办，由谦顺安老板而后成为茶商元芳洋行的茶叶买办。有资料说他还担任过汇丰银行买办[45]、福州怡和洋行买办[46]。1868年上海成立茶叶公所，他和徐润、唐廷枢等都充任董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势力深入到汉口，唐又在汉口开设谦顺安分行。上海谦顺安则交给外甥祝镜澄管理。这个茶栈在沪、汉两地都是有名的大茶栈之一。唐翘卿的长子唐叔，清末曾任驻马尼拉领事；次子唐季珊，留学英国，并曾考察国外茶叶市场情况。1916年，唐氏父子创办华茶公司，由唐叔任总经理，唐季珊协助，成为我国开设最早、规模最大、直接向国外出口的民族资本贸易茶商[47]。
2.茶叶的交易环节和中间剥削
我国茶叶贸易的交易环节甚多。内销茶相对说少一点，茶号从产地收购的茶叶，运销各大城市，经由当地茶叶中介商，转销客帮并供应当地茶店（有些是批零兼营）。外销茶则要经过更多的中间商人，每经转手，都要从中取利。外销茶在国内市场的流通过程及经营环节，可示如下图：
（1）茶栈茶栈大都设于通商口岸，是适应外国洋行进出口贸易的需要而出现的。最早的行栈，大都是丝、茶、土（鸦片）兼营，甚至同洋行用易货方式交换进口货物。它既中介取佣，又有自营业务。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随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出现了专业茶栈；80年代后茶叶价格下跌，自营业务常冒险，许多茶栈就“自己不做交易，唯为人作掮客，代客买卖”[48]。
茶栈组织出口货源有多种方式，有的是利用同乡关系，组织地区性帮别行栈，各有固定客户；有的是在产区设立分支机构，或在产区茶号搭股；更多的是新茶上市前派人去茶区，给当地茶号贷款，预先取得茶叶收购权。1889年沪、汉两地茶栈对汉口茶市贷放的春季茶银有300多万两[49]。
茶栈本身资金一般不过一二万两，但放款有时多达一二十万两，这主要是靠钱庄的信贷支持；而钱庄又是靠外国银行的拆错。钱庄向茶本放款入利息一分，茶栈转借茶号则在一分五上下。所以茶栈不仅是外销茶贸易中介商，还是个融通茶叶流通资金的信用机构。
外国洋行一般不同内地茶商直接交易，必须茶栈为之居间。成交后，茶叶的品质、数量发生纠纷，茶栈要负一定责任。茶栈介绍成交的佣金，一般为交易额的2%，但实际收入要远比此为多。1860年一个记载说，茶号经茶栈卖茶给洋行，付给茶栈的费用，包括佣金、通事费、破箱费、关税等，约为茶价的10%[50]。20世纪初，祁门茶号经上海茶栈售茶，不包括关税，付出的佣金和名目繁多的费用，占到交易额的7.5%[51]。
茶栈设有仓库、旅舍，接待客商。备有通事，代客向洋行兜售货物。货物售出前，遇有资金周转上的急需，还可以存货为抵，由茶栈通缓急。茶栈能为外地客商提供种种便利，所以深受欢迎。但有的客商也常遇到茶栈勒索，只好甘苦自尝。
茶栈内部，经理之下设有管帐、书手（管文书信件）、通事（跑街）、茶楼司事、学徒等人，另外还派出人员，驻于茶区，负责贷款、汇兑及茶叶的收购、转运事宜。
外销茶的加工分两个部分：自采摘鲜叶起，至凋萎、揉捻、杀青或发酵、烘晒等粗制加工，由茶农负责进行；烘焙、补火、筛分、拣选等精制加工，由茶号负责完成。外销茶因要求质量较高，故精制手续颇繁复。茶号设有一批技术人员专司其事。
茶号收购对象，包括茶农、茶贩、茶行等，并不固定。习惯上收绿茶的茶号，并不由农民直接送来，而是由茶号自派茶客（亦称水客）到各乡收买。茶客下乡，为了节省费用，多在当地茶行开秤收购，谓之“投行”。茶行代茶客招徕、介绍茶产、天方评议价格，撮合成交。收购茶叶的价格、质量等，由茶客最后决定。收妥的茶叶，再雇力夫运茶号精制。
（3）茶行茶行也是茶叶贸易的中间商，多在产茶区，为数众多。他们中介取佣，与通商口岸的茶栈相似。不同的是：茶栈专中介精制茶的交易，卖方为内地的洋庄茶号或通商口岸的土庄茶号，买方为外国洋行。茶行则是中介毛茶交易，资本较小，卖方为茶农、茶贩，买方为制造外销茶的茶号及贩售内销茶的茶叶店。
在产茶区开设茶行，须向地方政府申请，领得牙帖，始可营业，故茶行亦名牙行。茶行负责介绍茶号、水客与茶农、茶贩之间的交易，从中取得茶农付给的2—3%的佣金。水客照规定亦需交付佣金，但茶行为招徕号商，多不收取。茶行介绍水客的收购方式，在浙东多为伴同水客到茶农家中看货议价，茶行负责导引，帮助评议；皖西、皖南多为水客在茶行开秤，茶农就近挑来出售；祁门则由茶农与茶号直接交易，几天茶行居间。
茶行除介绍茶号水客与茶农交易外，还有另一个作用，就是接待外地茶贩，临时收购或介绍与茶号成交。例如安微屯溪镇为茶叶集散地，每年外运数量甚多，但所在地休宁县产量有限，供不应求，于是毗邻地区的皖、浙、赣各地茶叶由茶贩贩运而来，每逢茶季，各地茶贩麇集，茶行即出面接待，并居间介绍向茶号售卖。茶行可得买卖双方佣金，为数不少。拥资雄厚的茶行，有时且自为贩客，自设庄号，既作中间商，又自营贩运购销业务。
产区茶行之外，通商口岸也有茶行之设。他们基本是代客买卖，应客商急需，有时也作价收购。上海茶行经手的内地毛茶，主要销路有三：一是精制出口箱茶的土庄茶号；二为经营沿海、近海贸易的客帮，如销往厦门、广州、南洋群岛的南洋帮，销往营口、天津、烟台、青岛的北洋帮；三为制造内销茶的当地茶叶店。其中以客帮的销路最大。它们由跑街布样，兜售议价，取佣较茶栈为高，有的达百分之四五。
（4）茶贩各茶产区都有一批茶贩。茶农距茶号、茶行过远，即就近卖与茶贩，由茶贩转售，从中收取购销差价，所以茶贩一般都需有一定数额的自筹资本。从事茶贩生意的，有没落地主、富农，也有地痞、流氓。这些人平时不治生产，但对看茶有几分经验，茶季即从事茶叶贩卖。
茶贩一般为“扁担商”，购销数额不大，每次百斤左右，以一根扁担挑动为度。浙东四明山区，有的以咸鲞换茶，担进担出。他们一般不纳捐税，逢低购进，看行情有利，即短期囤积。有的可积累几担、几十担资本。有些茶贩，几个合伙成一集团，购销茶叶的量较大，一般都有囤积待利的周转余地。
茶贩的购销对象是茶农和茶号。因之，他们一方面有一套拉拢茶农的本领，攀亲道眷，巧言令色，直到做成交易为止；另一方面又与茶行茶号厮混甚热，吃喝勾搭，分肥牟利。茶号利用他们作眼线，了解各乡茶叶生产、存货数量、品质等情况，同时制造价格涨落空气，散布停庄止购之类谣言，诱使茶农上钩。茶贩收购茶叶，往往是压级压价，拖欠茶银；向茶号交售又是加价“戴帽”，两面三刀。所以，人们常你他们为“两面刀”。
有些有实力的“长腿”茶贩，还与通商口岸的茶行直接挂钩，长途贩运。有的茶贩本逐步积累，上升为茶号主人。浙东平水茶帮中，经营茶叶有百年多历史的绍兴王化宋家，就是从茶贩子起家，成为茶业巨擘[52]。
上述茶叶出口贸易的各个交易环节，在交易过程中，都有一套陈规陋习和花样繁多的盘剥取利办法，这些中间盘剥，可大别为二级。
第一级是洋行、买办以及茶栈对内地茶商的盘剥。内地茶商对茶叶的国际市场需求、银汇变动、价格涨落，几乎是毫无所知。外国洋行利用它独占我国对外贸易的地位，就在价格方面联合垄断。“如茶市，英商照会俄商，不许放价抢盘，俄商即允照办理”。或洋商故意抬价开盘，使华商将茶大量集中口岸，然后抑价收购，叫“放盘杀价”。“洋商抬价，则[华商]尽力多囤，一旦跌价，则又急思脱手。……颠之倒之，一任洋人之所为，播弄华商不竭血本不止”[53]。因外商抑勒茶价，1892年，汉口茶帮“纷纷减价求售，致亏本银一百数十万两，洋行大获其利”。次年，“湘茶开市，英商故意为难，仍以抑价为得计。华商无计可施，以致光绪十九年（1893）又亏本一百余万两，倾家荡产者有之，投河自尽者有之”[54]。
除操纵价格外，洋行收茶还在看样、过磅、会款等方面，有许多陋规，举其大者有以下数端：
留取样茶：内地茶商将茶运抵通商口岸，向洋行出售前，例而破箱取样。这些样茶，即归洋行买办及茶栈经手人中饱。天启的茶箱，洋行过磅，例称“下一件”，即扣除若干斤。一箱茶约重50的，多批交易，自可积少成多。
二五听磅：茶号向洋行售茶，由洋行、茶栈各出一人会同货主过磅，货主担负过磅费，另外扣除“明亏暗吃”，容许洋行买办公开吃磅。每箱茶重50斤，旧例，以茶叶干燥不足为借口，需扣5磅左右；后以茶商群起反对，改扣2.5磅，称二五扣磅。实际不止，每磅折合市斤应为0.9071斤，但外商系按0.9075折算。以上两项合计，每担茶实扣数约合4.5375斤，占5%左右[55]。
九九五扣息：华洋茶叶交易，洋行多不按期付款。少数付现款的就要有一定的折扣，遂有“九九五扣息”产生，即茶价1,000元，实付995元。以后不论付款期限工短，一律扣息，成为陋规。
上述这些中间盘剥，为数相当可观，从1868年到1894年，我国出口茶叶总值约为9亿关两[57]，如果按照上述吃磅5%、扣息5‰合计，内地茶商即受损4,950万关两。留存样茶、延期会款增加的利息负担，更难计数。
茶栈参与洋行、买办对内地茶商的盘剥，本身亦可分取余沥。例如，样茶茶栈有份；洋行延期付款，茶号借款不能早期归还，茶栈即可坐享更多的利息收入。有些洋行付款不是按每批交易清结，而是合数批整付，不指明某号单位，这样茶栈就可推称货款未到而以之作为周转，并使茶号延长利息负担。
此外，茶栈代茶号垫付的运销费用以及各种名目的税捐、佣金等开支，或者浮报，或者中饱，为数亦复不少。1852年，英人福钦（Fortune）写的《中国茶区旅行记》，曾记述当时每担成本4两的茶叶，运到口岸出售，“批发商额外费用”高达1两。而上海收购价平均每担为18两的中上等茶叶，中间商操纵的利润就有4两[58]，即达成本的25%或售价的22%。稍晚些时候的调查材料，也说到祁门茶号委托上海茶栈出售的茶叶，数量损失、付价折扣以及各种费用、陋规等，占到茶叶价格的20%左右。有的调查者说，“茶价八折，已成为祁门红茶习惯商法”[59]。
第二级是茶号、茶贩、茶行等对茶农的盘剥，其方式主要有以下几项。
高秤收进：浙东茶号一向用“司马秤”，20两作1斤，比之市上通用的16两秤，每担（百斤）只折合80斤。安徽祁门则是通行漕平22两作1斤。湖南安化历来用七六扣秤，每百斤作76斤。其他有些地方甚至用三七秤、对折秤。“茶商入山买茶，多用大秤，往往有加至32两以外者”[60]。总之，茶农在出售茶叶时，只在秤量上每担就要吃亏二三十斤以上。
留取样茶：茶农出售茶叶，每袋均需解开袋口，让“检样手”从中取样评议。一般每百斤取样2斤，有的取样几次，多达四五斤。样茶在成交时，向例不过秤，留归茶号。
除皮、杀秤：售茶过秤，需先减去皮重（包装重量），茶叶布袋重量每袋不过1斤（16两），茶号规定每袋除皮1斤（20两或更多），布袋稍厚或有缝补，就要除皮2斤。过秤时，不少茶号秤手或茶贩“高悬短喊”，能在每担茶中压低一二斤，又使茶农觉察不出。
付款折扣：安徽六安一带，买茶叫价是银两，再折成钱文，最后合成银元实付。每次折算，或贬值，或抹零，总是茶农吃亏。湖南安化买茶，向用九七制钱，等于茶价九七折算。浙东平水地区茶号结付茶款，要搭配小洋三成，小洋以10角作1元，但市面折换率往往是1元可换12角左右，以此推算，100元实付只抵95元。
抽取佣金：茶叶行号代客买卖，只收卖方（茶农）佣金，一般为2—3%。安化茶“每串扣钱50文”，平水茶也是扣佣5%，百元茶价，茶农只得95元，称作“九五圆账”。
此外，在交易过程中，茶号、茶贩、茶行等，或借口样货不符，或推称干燥不足，都要再打折扣。偶尔发现杂质，更是百般刁难。安化甚至是不论有无灰末，每担一律扣茶4斤[61]。茶农一般穷困需钱急用，明知吃亏，也只得委屈成交。经过上述七折八扣，百斤茶叶，往往只剩下60斤左右的收入。不仅如此，茶号、茶贩经营亏损，就要拖欠茶款，茶农无力声讨。有时在当地士绅斡旋下，折扣付还，甚至只付一二成，茶农也无可奈何。
3、出口贸易茶商的盛衰
在甲午战争前，经营出口茶叶的华商已形成一个大的商业资本，它们以外国洋行为靠山，建立了从口岸到产区的收购网。而茶叶的生产者则是个体的小农。小农不能自己推销产品，也无力抵抗流通中的盘剥。因而，在茶叶大量出口的情况下，茶商的利润总是很大的。当时一些论者如：“自开海禁以来，闽茶之利，较之从前不啻倍蓰”[62]；“赢号既操三倍之贾，绌者亦集众腋之裘”[63]；“商民偶沾其利，遂至争相谋效”[64]“浮梁巨贾，获利颇多”[65]等，类皆言而不详。但是，从一些茶商发家的情况中，也可略见梗概。
前述口岸较大茶栈，多是洋行买办所设，他们就都是从茶叶贸易中获大利者。其中徐润、唐翘卿的事业尤为显著。徐润一生以买办而经营洋务派企业著称于世，实则他经营茶叶达27年，从他80年代以前的活动和收入看，实际是以茶发家的，故房地产等事业失败后，仍不放弃茶叶经营。唐翘卿是由茶商而买办，由上海而汉口，由父而子，成为茶叶世家。余如林阿钦、刘辅堂等，更都是茶叶起家。刘辅堂原为票号帮工，后任汉口俄商新泰、阜昌洋行买办，并自开广昌和茶栈，去世时有资财200万两[66]。
前述上海茶栈不少是浙帮平水茶商所设，平水绿茶是上海出口大宗。平水富商董久大、宋瑞泰等，都有百年经营历史。宋两面泰除开设瑞泰栈外，他家还有带“瑞”字的行号八九家，每年经营出口箱茶以万计。他的后辈宋济川（开设瑞隆号），更是富比王侯[67]。
福建茶产区，新兴茶商购买原来由寺庙据有的茶山，道咸时，每家经营资金“动辄百数十万元”[68]（可能是包括借款）。福州茶叶出口，在80年代初曾超过上海，福州茶商利润也大。90年代初的一个记载说，福建各茶产区有名声卓著的百万富翁18家，其中最小的也有资财200万元，最富的达800万元。这时茶叶贸易已趋不振，但他们仍在经营[69]。
其他茶产区情况亦相似。如江西，“因茶叶致富者不下数十百家”[70]。1871年，湖南14个茶产区有茶行160家，湖北7个茶产区有茶行94家，而这些茶行中，有100家是江西茶商开设的[71]。湖南湘乡的朱紫桂，原在一米店司事，“以所得薪资红利自设一肆，积千余金，遂业红茶，岁盈万金”，这是1867年左右的事，“既而逐岁贸茶，积资近百万，湘皋汉浒几无不知有朱紫桂名矣”[72]。
随着茶商的增长，各地相继成立茶叶公所之类的行业组织。1868年（同治7年）上海首创茶叶公所。接着，汉口、福州等地也陆续成立茶叶公所。沪、汉两地茶叶公所“互为维持”[73]，在垄断茶叶出口方面具有很重要地位。19世纪末叶，在各茶叶产区和集散地，如安徽的屯溪、婺源、歙县、祁门等，也相继成立茶叶公所。屯溪茶叶公所（后改徽州茶务总会）是根据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指示创办的[74]。构成茶叶公所的基础，是籍属各茶产区的茶商行帮。如汉口的茶商就有湖南、江西、福建、湖北、安徽、广东六帮[75]。
可是，茶叶出口于1886年达最高峰221万担（海关统计），以后就逐渐下降，茶商也随之趋于中落。1887年，上海茶价“往昔售三十余两至四十两担者，今只售十六两、十七两至十八两”，“贩运商人，血本全靡，多难再举”[76]。茶叶产区商人受影响更大。福建侯官县，100斤袋装茶，过去至少卖20元，1887年时跌至七八元。百斤袋茶，茶行贩运到福州，挑工、船费用、税厘及各项开支需20余两，而只能售得银八九两。“如此失本，谁人敢为？”最以“茶行破家败产者，不知有几”[77]。1888年，曾国荃奏及安徽产茶区情况：“近年以来，印度、日本产茶日旺，售价较轻，西商皆争购洋茶，以致化商连年折阅，遐迩周知。据皖南茶厘总局具详，……统计亏累将及百万两，不独商贩受累，即皖南山户园户亦因之交困”[78]。1898年《农学报》载：“九江城厢内外，往年茶庄林立，或五六十家、三四十家不等。尔来仅存十余家，今年各茶商来者更属寥寥，仅四五家耳”[79]。
茶价的下降，固然是印度、锡兰、日本茶叶竞争的结果，但洋行的垄断和抑低收购价也是重要原因，而重重中间盘剥和内地税厘过重，都使茶叶贸易趋于没落。茶价下跌后，垄断盘剥如故，种种陋规反有增加之势，最后受害者还是生产茶叶的农民。茶农终岁辛劳，不获一饱，只胡放弃种茶，别谋生计。于是“茶山抛荒”者有之：“茶圃变谷田”者有之害；茶地“售作坟墓”者亦有之[80]。当然，绝大部分茶农还是继续种茶，但“园户不堪抑勒赔本，不得不迟摘粗茶，并以掺杂水湿充数，希图多压斤两”[81]；或者“园地荒草滋生，不芟不刈，老树不除，任其荣枯”[82]；或者“耕田有粮食兼有茶园者，每年铲掘二三次”，不能精心照料[83]。这都使得茶质日劣，更不能与洋茶竞争。
80年代后期以来，华商损失綦重，而垄断茶叶出口的外商洋行，并未受何影响。据1887年各海关的贸易报告，上海的中国茶商，经营红茶损失约300万两，经营绿茶损失约100万两；外商则进行了“有利可图”“令人满意”的交易[84]。同年，九江中国茶商损失100万两，而外商却得到了“可观的利润”。在汉口，经营茶叶的外商“一般情况良好”，经营上等茶的还“利润很大”。而“中国商人损失极重，并且还要继续遭到损失”[85]。
华商损失，主要由于贸易不能自主，不能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外商中梗，操纵茶价所致。有识之士，早已看到这点。1894年，湖南巡抚吴大澄上有《英商压抑茶价湘茶连年亏折奏请借洋款设局督销折》，未能实行。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从两湖筹借官款，两批共选购红茶320箱，分水陆两路运往俄国销售，以希“官为之倡，商为之继”，直接出口，“不致多一转折，操纵由人”。这次试销成功，又建议清廷，“由招商局自造茶船，自立公司，于俄境自设行栈销售”[86]，惜未能实行。
六、丝商
我国早有广阔的丝市场，丝的行销路线较茶尤远。明代以来，丝业的大商人资本亦以安徽商人为主，至清则江浙商人，广东商人发展甚快。丝的出口历史悠久，“丝绸之路”早已闻名于世。惟清初禁海，除特别恩准洋船配带者外，不准丝绸出口。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弛海禁，但对丝的限制犹严。19世纪初期，广州出口生丝年仅一二千担，20年代增至四五千担，30年代初增至8,000担，主要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经营[87]。1833年，东印度公司专利权废止后，续有增加。迄鸦片战争前，估计中国出口生丝年约9,000担，占全部内外销生丝（包括丝织品用丝）的14%左右，出口价值约225万两，仅及茶叶出口值的四分之一经（见第六节表2—55，2—56）。其时经营出口的丝商，只是将丝卖与广州十三行，不与外国商人打交道，和那时的茶商一样，仍属旧式商人。
60年代以后，生丝出口仍见增长，但不甚快，1880年达82,201担，以后逐渐跌落，80年代末银价下降，出口再增，1891年出现102,005担高峰，旋再跌落。其情况见有2—47。
表2—47：甲战争前生丝出口量值（1868—1894年）
生丝出口价格，因受意大利、日本丝的竞争，70年代以后即趋下降。以主要产品白丝而论，据各年关册，70年代初高时达每担450关两，80年代末跌至300余关两，90年代初略有回升，约320关两。出口总值，1876年达3,000万关两高峰后，随即下降，迄未超过。表2—47所示为各类丝之平均值，这期间出口丝的品种有变化，亦影响丝价。原来出口以浙江、广东所产白丝为主，稍后四川、山东所产黄丝亦略有出口。60年代末，经农民纺制之经丝渐受国外欢迎，称白经、黄经。70年代以后，机器缫丝厂出现，逐有厂丝出口，原手工所缫则称土丝。厂丝价格几高出土丝一倍。又柞蚕丝、亦称野灰丝，原甚少出口，到80年代末已增至万余担。其价格仅包括土丝60,681担，厂丝22,523担，柞蚕丝16,240担。
1894年，中国桑蚕丝的出口已占到国内外总销量的一半，国内市场丝价也受出口影响，丝业陷于不景气。时有人提出“救商”说：“丝则有意大利、法兰西、日本加意制造，缫制极精，已乎效中国之长，夺中国之利。核之海关总册，销数虽不致大减，而商家岁岁亏耗，人人折阅，几有一蹶不振之势。”[91]“人人折阅”显系夸大，但丝商面临困境，则属事实。
1、经营出口贸易丝商的兴起
上海早期丝栈，多是与茶栈合一甚至兼营鸦片，已如前述。这些丝栈，也有不少是洋地买办所设。1852年开设的上海亦昌丝茶土号，店主徐荣村是宝顺洋行买办徐钰亭的弟弟，有材料说，创是担任过宝顺洋行的买办[93]。1859年，徐润与宝顺洋行买办曾寄圃等合开绍祥字号，1862年再与人合开宝源丝茶土号，“包办各洋行丝、茶、棉花生意”[94]。50年代初在怡和洋行任买办的杨坊，同时是一个丝业与钱庄商人。左宗棠说他是“以市侩依附洋商致富，十数年间，拥资百万，捐纳道员”[95]。他的后任林钦，也“于买办之外，兼营丝栈、茶栈”，后因“丝茶事务冗繁，于怡和洋行办房职务，无暇兼顾”[96]。继林钦任怡和洋行买办的唐廷枢，在60年代更与徐润同为上海茶叶公所、丝业公所的董事。
后来外商看到买办兼为商人对自身有利和方便，竞相延聘在业华商充任买办。瑞记洋行买办吴少卿，原是成顺泰丝栈通事，常常跑街，和瑞记洋行大班厮混熟了，1880年被邀去当了买办。怡成丝栈商人徐棣山，也是因为经常有生意与怡和洋行大班打交道，洋行约他于1882年合开怡和丝厂，徐任董事，并推荐他的堂侄徐三吾当上买办[97]。由丝商出身成为洋行买办的，在甲午战争以前比较有名的还有：海宁丝商沈志云充任拔维宴洋行买办，湖州丝商杨涵斋成为新时昌、公平洋行买办，湖州丝商沈静轩充任永兴洋行、立兴洋行买办等[98]。洋行雇用私商为买办，不仅有利于掌握商情，攫取货源，有些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如杨涵斋是上海丝业公所负责人，而同时被两家洋行聘为买办，他的一家子侄五人也先后担任了买办，有“一门五买办”之称。
口岸丝栈的另一源，是丝产区的丝商所设。上海最早的一批专营辑里丝的大成、震泰、恒昌、永达成、怡成、成顺泰、泰康祥、陈舆昌、刘贯记等丝栈，大都是湖州丝商所设，有些就是南浔产区丝行的分号、联号。以后山东、四川的生丝也经由上海出口，于是又出现山东帮开设的恒顺公、和聚栈、益昌丰、恒祥、同和栈（专卖山东黄丝），四川帮开设的泰康祥、宝元祥、绪昶、同康泰等[99]。
丝栈是代产区丝行把生丝卖给外商洋行的中间商。70年代后，机器缫丝厂兴起，生产出口厂丝，于是又有经手厂丝买卖的中间商兴起，在上海称丝号，为数不多。70年代初，上海的丝栈、丝号共有76家[100]。在广州，鸦片战争后，原十三行行商仍经营出口生丝，一如上海的丝栈。但广州丝出口业务迅即为上海所夺。不过广州机器缫丝厂建立稍早，遂有专介绍厂丝与洋行成交的丝行出现，抽取佣金千分之十五[101]。
上海的丝商业，在以薛南溪为首的无锡帮兴起以前，几乎都是由湖州帮控制，其中尤以陈竹坪开设的陈舆昌丝栈、刘贯经开设的刘贯记丝栈，以及徐眉泉开设的徐眉记丝号，最为有名。直到20世纪初，据《江浙皖丝厂茧行同业录》载，江浙皖丝厂茧业总公所的首脑人物，仍几乎都是湖州人。
在丝商业中，经营产区和口岸之间贩运贸易的丝商，似比同类的茶叶贩运商实力较强。这主要是因为湖丝产区集中又与上海接近所致。早期丝商运丝到上海与洋商交易，首先就遇到语言不通的问题，必须假手通事做中间人。这种通事多是“广东、宁波商伙子弟”[106]。有人指斥他们“率皆市井佻达游闲”，“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他”。[107]但就丝通事说，“皆为湖州南浔人”；“丝通事名任翻译，实则通晓国内外行情，双方尽受其玩弄，不啻一狡猾之掮客。”又说南浔之大丝商，“或自为丝通事，或有近亲为丝通事”，“苟非得亲戚故旧之为通事者为之介，则资本虽未必尽数亏蚀，但绝无余利可得”[108]。这此话都说得过于绝对。不过，湖州丝商与外国洋行、通事关系密切，当是事实，这也是他们兴起快、利润厚的原因之一。
湖州帮丝商的兴起，主要是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出产辑里丝之湖州人士，稍有资产者，相率避居上海，因此得与外人接触机会，渐通外国语言。……肇日后贩丝致富之基”。那时经营湖丝运销的利润很大，他们“以低价向农民购丝，以高价售之于上海之洋行，一转手间，巨富可以立致”。“于是小富者一跃而为中富，中富者一跃而为巨富，一时崛起者甚众。……家财垒聚，自数万乃至数十万者，指不胜屈”[109]。仅就南浔镇而论，据民间传说，有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支狗”之称。财产达100万以上者称作象，50万以上不足100万者称作牛，30万以上不足50万者称作狗。“四象”，一说为刘（贯经）、顾（春池）、张（竹斋）、庞（芸皋、元济父子）[110]，另据较晚期调查，实为5家，即刘、张、庞、邢（赓星）、邱（仙槎）。传说刘有家资2,000万，张有1,200万，邢有400万，邱、庞各100万。所谓“八牛”，指梅、金、谢、张、蒋、顾、李、桂8户[111]。至于七十二只“狗”，更不一定与实数相符，但足以说明丝商巨富人数之多了。
南浔的丝商巨富多，不只是“齐东野人语”，有地方志书也不乏记载。《南浔志》中就提到在鸦片战争后一批在短期内成为巨富的丝商，如刘贯经，“祖若父及诸父咸佐人业丝，乃辍学执业于丝绸店”；后嫌收入微薄，“去之而从事于丝肆”。“自泰西诸国互市上海，湖丝出口益伙，颐岁可十万包。通奉（刘贯经曾捐四品工部郎中封通奉大夫）力微心雄，趋时若鸷鸟之发，营生如伊吕之谋，不数年，业翔起，当同治初，已殖财数十万，号巨富”[112]。刘贯经不但开了两家丝行，还有十几家典当，并投资垦牧公司和农场，有田地千亩。他在南浔建筑的私人园林小莲庄，有池广十亩，临水回廊亭榭，布置井然，其中有近百年的古杨三本，据说南浔园林之胜，以此为最。类似刘贯经起家的事例，《南浔志》有传或提到姓名的，还有庞云皋、庞无济、陈竹坪、顾春池、蒋维诚、梅月槎、梅福培、朱兆传、金桐、周昌大、周昌炽、许香谷、沈秉钧等一、二十人之多。其中不少是弃学就贾，“获利倍蓰”“蔚然为望族”的巨富。“南浔之定富与通奉（刘贯经）相捋者，凡数十家”。
湖州之外，广东、四川等地丝商虽不象南浔那样突出，但类似情况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广东丝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直在商界居于重要地位。主要产区顺德、南海都不乏丝业巨富。广州商会成立前的商业组织负责人，也一向是多由丝商充任。如七十二行总商岑德舆，便是有名的大丝商。
2、丝、茧的交易环节和中间剥削
生丝的交易环节也是外销繁于内销，但比茶叶的交易环节略少一些。不过自70年代机器缫丝厂兴起后，又有了鲜茧的贸易，形成两套市场。各地丝商、茧商的名称和交易组织不尽一致，兹以经江南一带为例，其丝、茧的流通过程和交易环节可示如下图：
（1）丝栈、丝号都是设在通商口岸，丝栈经营土丝，丝号经营厂丝。丝栈因接待外地客商，大都备有旅舍、栈房，他们还代客报关付税，垫付费用开支，有的甚至可代向钱庄拆借相当于寄存货值50—80%的放款（加收半厘到1厘的佣金）。丝栈自身一般不直接从事生丝买卖，只是代客商向洋行销售，从中收取佣金和栈租。佣金数额，因生丝品种、帮口不同，收取标准不一，一般是每包收2两半银子，由丝栈、通事分得。
（2）丝行丝行大多是产地丝商经营，也有口岸丝栈投资的，他们在产地向丝庄收购生丝，经过整理加工，打上自己的牌子，再运往通商口岸托售。浙江南浔梅恒裕丝行经售的金麒麟、银麒麟牌经丝，重视规格质量，在国际市场颇有信誉。这家丝行盛时雇用职员40多人，抄丝员六七人，生丝上市时，即分派抄丝员到产区各丝庄“抄丝”，即把各丝庄收购的丝抄录数字，收买下来。然后再把从各庄收购的生丝，分别粗细、颜色，按出口规格发交农民复摇、整理，以备运往上海。有名的大丝商，率多由经营丝行起家。
（3）丝庄在南浔亦称划庄，是直接从分散的农民手中收买生丝的收购商。一般都雇有若干个“秤手先生”（进货员），在蚕丝上市时，分别在店内或水陆交通要道向农民买丝，然后集中起来转售给丝行。此外，另有一种名叫土丝行的丝商，丝市旺季，派秤手带学徒在交通要道设立若干“庄板”（即丝庄），从土丝贩子手中收购农民土丝。土丝行以做内销为主，供应国内各地丝绸织户，也有兼做出口洋庄丝的。
（4）土丝贩子早期在湖州一带还有一种土丝贩子，俗称为“小领头”或“航船班子”。“更有招乡丝代为之售，稍抽微利，曰小领头，俗呼白拉主人”[113]。这类土丝贩子，是带有一点恶势力的中间商。根据传统习惯，农民售丝要先拿到小领头处，再由小领头带到丝庄或庄板去卖。路远农民乘船来市，也要先投航船班子，然后率同去卖。据说仅菱湖镇一处，盛时就有一百多个“小领头”和一二百条船的“航船班子[114]。经过这些土丝贩子介绍成交，他们都要索取一定的佣金。
（5）茧行茧行是在机器缫丝厂出现后，在江苏、浙江、安徽等地丝产区兴起的一种带把头性的牙行。丝厂到产区收购鲜茧。无论是自己收购或者委托别人代购，均须通过当地茧行，由茧行代收并用它们的炉灶烘茧。农民生产的蚕茧，除自己缫丝的以外，都要送到茧行出售，不准自由买卖，也不得自烘干茧。开茧行的大多是产地的豪绅，他们既同官府勾结，又有自上而下的丝茧公所组织，新开茧行须公所承认和县知事批准，这就形成一种带封建性的市场垄断。丝厂收茧，一般要在新茧登场前就同茧行签订合约，订明本年度的收购数量、价格等，茧行代收鲜茧并烘干后，交付丝厂，按规定收取各种费用。
（6）余茧商余茧商是指新登场后，经丝厂收购剩下来的茧子。余茧商多数就是茧行老板，他们把丝厂收剩的鲜茧，烘制成干茧，囤积起来，再看市面行情，陆续给丝厂，有的后来干脆就自己开办起丝厂。还有些地主、富农和城市的丝业、银钱业资本家，囤积余茧，投机居奇，余茧遂成为一种投机商品。
（7）茧贩和生丝收购中的土丝贩子相仿，新茧登场时，他们活动在乡镇主要路口上，拦截携茧上市的农民，压价收购，再高价转卖给茧行。这些人迹近于地痞流氓，凭借各种势力，强买强卖。为了避免惹事生非，不但农民，就是茧行也不敢轻易和罪他们。
生丝流转中的中间剥削，大体也有两级。一是口岸洋行对丝商的剥削，一是内地私商对农民的剥削。
外商洋行的剥削有如下几种。
（2）垄断检验权。农副产品出口，例由政府或公众设立检验机构，评定级别。我国在1929年以前，并无此项机构；20世纪初上海的万国生丝检验所，也是操在外商之手。而在这以前，则全由每个外商洋行单方面决定。当时华洋交易“成交认单”上的验收标准是由洋行事先印就，检验时由洋行人员片面决定，不容华商置议。有的洋行就故意吹毛求疵，借口质量不合，在约定货价上减少付款，每包少付银5—10两。又常以销路畅滞作为检验质量的宽严标准，洋行存货积压，就关照本行摇丝间多方挑剔，以求毁约；有的为达退货目的，不惜伪造检验纪录，或将不合格记录张冠李戴，故意刁难。1871年《北华捷报》曾揭露这类卑鄙行径说：“目前的外国商人，十个之中总有一二个惯用这种手法[118]。
（3）延期付款。洋行买丝，无论期货、现货，成交时既不不先付货款，亦不预付定洋。购货合约虽然规定交货日期，但洋行可以到期限不收货，厂商非得到洋行提货通知，不能上门交货。在延不提货期间，卖方非但收不到货款，还要负担货物的风险责任、逾期栈租、拆息和保险费用。相反，如果厂商不能按期交货，洋行则有权取消合约并追偿损失。这种办法，可使洋行在交易中不需任何垫付资本。70年代后，洋行在订购时期即发电给国外客户，俟复电装船，取得信用证，转向银行结汇，得款再付给华商。有的洋行经营自负盈亏（非代购）业务，如国外市场无利，延不取货有时竟拖至半年之久。
当时外商根据不平等条约享有领事裁判权，而早期领事又常由外商兼任。华商在中外贸易中受欺，发生各种争执，即令提起诉讼，也得不到什么结果。
（4）陋规。洋行收购生丝，照例要抽“样条”，每包2条，名义上说是要寄往国外，实际上是自己留下。每包丝出口前，还要抽5条丝进行检验。照规定应该是每条摇一小时，剩余归还丝厂，实际常是摇三四个小时，所剩无几。洋行摇丝间检验摇下的丝，日积月累，一年就有几十包。洋行收货过磅时，还要克扣分量，一般每包丝吃秤2斤左右。
有的洋行雇用有经验的买办买丝，然后再转售给洋行。买办收购时，每包要向客户收1两银子佣金，代客户打包每包收打包费1两6钱（实际付出1两3钱），每包份量要扣除袋皮1磅（实重半磅），旧布袋掉新布袋还要贴费4钱8分。有时洋行支付现银，买办付给客户则改为10天期票。如客户需要现银，每1斤两要贴息3两[119]。
内地丝、茧商对蚕农的剥削有如下几种。
（2）压级、压价、压秤，多收佣金。《长兴县志》载，丝行“秤手口蜜腹剑，狡狯百出，遇诚实乡民，丝每以重报轻，价每以昂报低。俟其不售，出门时又倍其价，以伪许之，以杜其他处成交。俗谓进门一锤，出门一帚”[123]。据说有的丝行，秤锤可以旋转开来，内加一枚铜钱，以涨收份量。有的秤手掌握特殊手法，20斤重量能秤出22斤或者18斤。秤手吃份量是公开秘密，收几百担涨出二、三担以上是司空见惯。
秤手不但操纵份量，还一手掌握质量、价格的评定权。鲜茧有干湿、软硬、厚薄之分，缫折（出丝率）出入很大，菱湖茧与改良种蚕茧缫折相差在一倍以上。鲜茧质量好环，全凭秤手目测、手抓、手摇，定级估价。所以茧行总是千方百计延揽“有能力”的秤手，厚给报酬，有的门市收茧七八天，一个熟练秤手能收入几百元。这种秤手，也最惯于压级压价，使茧行获利。
小领头或航船班子介绍农民到丝庄售丝，按规定收取一份佣金，约为售价的3%。但他们往往与秤手秘密勾结，上下其手，用切语、暗号，向买卖双方收佣金。暗号一般用“由、申、人、工、大、王、主、井、羊、非”十字，“由”一个头代表1份，“申”二个头代表2份，余类推。如说：“这个人很苦，你帮帮忙吧！”突出一个“人”字，就意味着要3份佣金。秤手心领神会，就在收购价里照数扣算。10个字实际最多用到“大”字。秤手一般能得到10%左右的佣金。
农民育蚕，半年辛劳，而所得甚微。有记载说：“同为一两之丝，育蚕农民所得，不及商贩所入之十一，在蚕农因为丝价年年皆好，衣食不缺，已为莫大幸运；在丝商转手之间，利益何啻倍蓰”[124]。
3.生丝生产的改进和丝商经营的变化
我国旧式丝商，原主要供国内手工织丝的机户所用，其远销者多因所产丝品质较佳。如广东本地产丝，但织高级品广纱、粤缎，则须用绘图苏州丝。又如湖州为最著名之丝产区，但江浙织绫绢，常用四川阆丝。各地产丝品质不同，而在缫制上则墨守陈规，长期无何改进。迨出口旺销，国外已用机器织绸，所用丝要求匀称，拉力较强。所选择出口适宜之丝，称洋庄丝，经营的丝商，称广庄或广行，因原由广州一口通商而名。其内销者则称用户丝，经营的私商，称京庄或乡丝行。董恂《卖丝》诗：“乡人卖乡丝别粗细，京庄不合还广庄”[125]，指此。
手工织机，经线需较坚实，常用两根丝合纺为一。各地织户买湖州丝，亦多用于制经。苏州原为丝贸易中心，遂有商人将丝交摇经户纺成经丝，称苏经，行销各地。经营经丝的商人，遂称经行。在湖州南浔镇一带，也早有摇经户，但经丝未出口。据说直到同治季年（60年代未），丝商周昌炽首仿日本制法，纺成东洋经。苏经顺摇，由左旋右，东洋经逆摇，由右旋左。制成后试销外商，大受称许，法、美各洋行咸来购求。洋经于盛行，在产区促成为商人加工的摇丝车户的发展，盛时，南浔各乡及盛泽、黎里一带，有车户二三千家，每户平均有纺车4部，经营出口洋经的商人，称洋经行。洋经行的发展，使“洋庄丝无形淘汰。向之代洋庄收丝之客行亦纷纷改为乡丝行，收买白丝，售与浔镇之经丝行，摇为辑里大经”。辑里大经蜚声欧美时，“每年出口达一千余万元之谱”[126]。这就引起丝商业务经营的一个变化。
原来我国出口的生丝，都是手工缫制，运到欧洲以后，都须经过再纺制，才能适合机器织绸的需要。欧洲在1789年就兴建了第一人蒸汽机缫丝厂[127]，以后在法国、意大利都有发展。日本在70年代大力提倡机器缫丝，到1894年，机制厂丝已占全部生丝产量的57%。[128]我国亦在70年代初开始建立机器缫丝厂，先在广东，后在上海。到1894年，广东生丝出口中，已有厂丝18,179担，土丝为2,159担；而上海出口中，仅有厂丝4,344担，土丝44,027担。广东系小型丝厂，分布在桑蚕区顺德一带，可以利用当地鲜茧，所引起的丝商在经营上的变化不是太大。上海丝厂虽产量不多，但需由浙江运进干茧，这就引起了茧行、茧贩、余茧商等的兴起，形成一套和丝平行的茧的贸易，又出现了专营厂丝出口的丝号。另一方面，无论在上海或广东，开设丝厂的不少是资本较大的商业务经营的第二次变化。
这期间，丝商在业务经营上虽有上述变化，但不能改变外商洋行垄断丝的出口、操纵丝价的局面，华商即使有雄厚的资本，也难与外商竞争。80年代初，在上海有胡光墉囤丝破产一事，颇值得一述。
胡光墉，字雪岩（1824—1885），原籍安徽绩溪。幼家贫，稍长在杭州开泰银号学徒，旋升为跑街。因做官银存放，结识官僚，曾办理浙江粮政，于杭州开设阜康银号。1860年，左宗棠入浙，胡替湘军筹助粮饷，受到左宗棠的赏识，称之为“商贾中之奇男子”。[129]胡成为左的亲信幕僚，助左购军火，借外债，办洋务。他“以小贩健竖，官至江西候补道，衔至布政使，阶至头口顶戴，服至黄马褂，屡尝御书。营大宅于杭州城中，连亘数坊，皆规禁御参西法而为之”。[130]他开设有钱庄、典当数十处，而赖以周转者主要是上海、杭州、宁波、北京的阜康银号，上海阜康雪记钱庄，杭州泰来钱庄，宁波通泉钱庄，福州裕成银号，汉口乾裕银号，吸收官府、贵戚、富贾的大量存款。凭借这种财力，胡光墉于1881年开始购囤生丝。
这时，正值丝价暴涨，“今日三百数十两者，明日即昂至四百余矣，又隔宵而五百余矣”。[131]胡光墉遂大量购进，企图与外商争衡。原来江浙丝出口是“夷商把持，无能与竞。光墉以一人之力，垄断居奇，市值涨落国外不能操纵”，一时甚为得计。但是，1882年以后国际市场变化，1883年丝价大幅度下跌。“光墉虽多智”，而“每昧外情。且海陆运输，利权久失，彼能来，我不能往”，所积压的白丝，最后“不得已而贱售”给上海洋行。[132]1883年秋，他卖给怡和洋行12,000包，亏损150万两。[133]10—11月间，再贱价卖给怡和2,000包，又两次卖给天祥洋行6,000包和7,000包。[134]以此推算，亏损总在460万两以上。首先是他发家的杭州泰来钱庄因挤兑倒闭，接上海和各埠康银号先后倒闭。清廷以各号“亏欠公项及各处存款为数甚巨”，谕令革处胡光墉候补道之职，着左宗棠追究欠款。[135]同时，影响所及，杭州“米行停斛，丝行停秤”，北京的“四大恒”（四家最大钱铺）也因挤兑而倒闭。不及二年，胡忧郁死去。
注释：
[1]周济：《新医东浙史之研究》，《中国医药》第2卷第5期，1936年。
[2]1859年系上海进口数值，据海关贸易册半年统计相加。
[3]《医论》，1872年5月23日《申报》。
[6]《论西药渐行于中土》，1888年1月29日《申报》。
[7]志学：《百年来的上海工商业》，《自修月刊》第50—51期，1939年。
[8]武汉市商业局：《商业志·医药（西药）行业志》1984年油印本。
[10]前引《上海私营新药业的发生发展及其社会主义改造》第2—10页。
[11]志学：前引文。
[12]中国征信调查所：《工厂商号调查表》原稿，1937年，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3]《北华捷报》1892年2月12日，1893年2月14日。
[14]吴觉农：《中国茶叶复兴计划》1935年版第69页。
[15]A.J.Sargent:Anglo-ChineseCommerceandDiplomacy,Oxford,1907P.52。
[16]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957年中译本第413页，磅折算为担。
[17]班思德：《最近百年中国外贸易》1932年中英文本第198页。
[18]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八十三，《复李香雪都转》。
[19]葛元熙：《沪游杂记》说，70年代初上海有茶栈20家。可能偏少。据1875年5年18日《申报》，当时上海茶栈已有地区行帮之分，其中只广帮就有20余家。
[20]国民政府实行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江苏省》1933年版第484页。
[21]林馥泉：《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1943年版第9页。
[22]程静安：《旧武汉茶叶的回忆》，《武汉工商经济史料》第一辑，1983年。
[23]1887年4月19日《申报》。
[24]英领事商务报告，1868年，天津。
[25]英领事商务报告，1882年，九江。
[26]道光二十三年耆英等奏：《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郑六十八。
[27]道光二十三年七月耆英等奏：《英高租赁栈房片》，同上书，卷六十七。
[28]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1937年版第371页。
[29]法人Monrigny统计资料，转见前引《广东十三行考》第223页。
[30]马士：前引书第1卷第412页。
[31]班思德：前引书第52页。
[32]G.LanningandS.Couling:TheHistoryofShanghai,1921,P.404。
[33]《北华捷报》1850年12月7日。
[34]《北华捷报》1860年10月13日。
[35]陈一鸣：《浙东茶叶剥削简史》，浙江省政协：《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78年。
[36]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钱庄史料》，1960年版，第730页。
[37]《湖南安化茶叶复兴》，1935年4月7日《新闻报》。
[38]水野幸吉：《汉口》，光绪三十四年版第363—364页。
[39]1891年6月20日《申报》。
[40]1889年3月13日《申报》。
[41]郑观应：《盛世危方后编》，引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8册83页。
[42]郝延平：《唐廷枢之买办时代》，台北《清华学报》1961年6月第2卷第2期。
[43]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等：《上海近代华商国际贸易业》（待刊稿）。
[44]徐润事迹参见《徐愚斋自叙年谱》。
[45]《中外大事汇记》，商业汇卷7，1989年版，见汪敬虞：《唐廷枢研究》1983年版第155页。
[46]聂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1979年版第162页。
[47]前引《上海近代华商国际贸易业》（待刊稿）。
[48]1890年1月30日《申报》。
[49]1889年3月13日《申报》。
[50]《北华捷报》1860年6月9日。
[51]吴觉农：前引书第64页。
[52]陈一鸥：前引文。
[53]柯来泰：《救商十议》，《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三十一页三。
[54]吴大澄：《英商压抑茶价湘茶连年亏折奏请借洋款设局督销折》，光绪二十年，《湖南省志》卷一。
[55]吴觉农：前引书第61页。
[56]1873年4月21日《申报》。
[57]据历年茶叶出口总值合计。
[58]姚贤镐：前引书第3册第1541页。
[59]吴觉农等《中国茶叶复兴计划》计算，各项陋规连同佣金、捐税、费用20几项，占茶价的20%左右。另据金陵大学农学院调查材料，占茶价的22%。“八折”语见吴觉农等《祁门红茶复兴计划》，《国际贸易导报》1923年。
[60]张之洞：《张之襄公公牍稿》卷二十五，光绪二十年二月二十七日。
[61]湖南调查局：《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附录1，安化黑茶条规，1911年。
[62]《闽省征收运销茶税》，《皇朝经济文编》卷五十四，光绪二十七年。
[63]夏燮：《中西纪事》卷二十三，同治四年。
[64]卞宝第：《卡制军政书》卷四，扎福建藩司延建邵道。
[65]《益闻录》第267号，光绪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66]《关于刘辅堂和刘子敬的历史资料》，皮明庥、冯天瑜等：《武汉近代经济史料》，1981年版第256页。
[67]陈一鸥：前引文。
[68]林馥泉：前引书第9页。
[69]《北华捷报》1893年1月20日，引见聂宝璋：前引书第147—148页。
[70]1892年12月7日《申报》。
[71]《英领事商务报告》，1872年，汉口。
[72]徐珂：《清稗类钞》1916年，第17册第106页。
[73]《徐愚斋自叙年谱》，同治7年纪事。
[74]吴觉农编：《皖浙新安江流域之茶叶》1934年版第39页。
[75]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经济全书》1908年，东京版，中译本第2册第197页。
[76]江汉关税务司裴式楷申文，附《汉口茶叶公所呈报茶市情况节略》，海关专辑：《访察茶叶情况文件》，1888年，第24页。
[77]闽海关税务司汉南申文：《查访种茶各节问答》，光绪十三年，前引《访察茶叶情况文件》第89页。
[78]《曾忠襄公奏议》卷二十九，茶厘酌减税捐片，光绪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79]《农学报》第29期，《茶事近闻》，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中。
[80]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957年版第448、452页。
[81]张之洞：《张文襄公公牍稿》卷二十五，光绪二十年二月二十七日。
[82]闽海关税务所汉南申文附洋商董《条陈福州茶树情形》，光绪十三年，前引《访察茶叶情形文件》第77页。
[83]闽海关税务司汉南申文，附《访求种茶各节》，光绪十三年，前引《访察茶叶情形文件》第106页。
[84]海关贸易报告，1887年，上海，第177页。
[85]海关贸易报告，1887年，九江，第116—117页；汉口，第79页。
[86]张之洞：《购办红茶运俄试销折》，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购茶运俄试销有效拟仍相机酌办折》，光绪二十三年一月十二日，《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三十五、四十五。
[87]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955年版第16页。
[88]《清朝续文献通考》，孙善宝奏：《办理上海开市情形折》，道光二十三年。
[89]《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同治朝，第四册页八二二，李鸿章片。
[90]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957年中译本，第1卷第413页附表，据包数折算，细丝1包=80斤。
[91]柯来泰：《救商十议》，《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三十一。
[92]咸丰《南浔志》卷二十四。
[93]聂宝璋：前引书第163页。
[94]《徐愚斋自叙年谱》，咸丰九年、同治元年纪事。
[95]《请勒追革员京米捐献片》，《左宗棠全集》卷六。
[96]刘广京：《唐廷枢之买办时代》，台北《清华学校》1961年第2卷2期。
[97]《外商洋行掠夺华丝出口的片断史料》，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1辑第113—114页。
[98]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的洋行买办调查》，1964年复写本。
[99]前引《外商洋行掠夺华丝出口的片断史料》第115—116页。
[100]葛元熙：《沪游杂记》卷四，光绪二年。
[101]曾同春：《中国丝业》1933年版第100页。
[102]民国《南浔志》卷二十一人物四。
[103]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1983年版第486页。
[104]民国《南浔志》卷二十一人物四。
[105]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钱庄史料》1960年版第766页。
[106]李鸿章：《请投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
[107]冯桂芬：《校分阝庐抗议》光绪二十四年，卷下采西学议。
[108]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吴兴农村经济》1939年版第123页。
[109]前引《吴兴农村经济》第121、122页。
[110]本书编写组：《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1977年版第48页。
[111]前引《吴兴农村经济》第124页。
[112]汤寿潜：《刘贯经家传》，见民国《南浔志》卷四十六。
[113]民国《南浔志》卷三十二，物产。
[114]前引《外商洋行掠夺华丝出口的片断史料》第120页。
[115]柯来泰：《救高十议》，《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三十一。
[116]姚锡光：《整饬商务事宜以挽利权说帖》，光绪二十一年，《尘牍丛钞》，上卷页五十三。
[117]陈炽：《续富国策》，光绪二十三年，卷四《纠集公司税》。
[118]《北华捷报》，1871年6月16日。
[119]前引《外商洋行掠夺华丝出口的版断史料》第97—110页。
[120]董蠡舟：《贷钱》诗，同治《湖州府志》卷三○。
[121]同治《长兴县志》卷八页十三。
[122]ChinaMaritimeCustoms,SpecialSeries:Sile,1917,P.190。
[123]同治《长兴县志》，卷八。
[124]前引《吴兴农村经济》第123页。
[125]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二。
[126]前引《吴兴农村经济》第11—12页。
[127]曾国春：《中国丝业》1973年版第53页。
[128]野吕荣太郎著、张廷锷译：《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1953年版第53页。
[129]《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十二页七。
[130]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光绪九年十一月初七日记事。
[131]《申报》1881年6月24日。
[132]刘体仁：《异词录》卷二页二十五——二十六，自刊本无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