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0，夜深了。城市在黑暗中安静下来，如同倦了的雄狮，暂时收敛了凌厉。
夜27路公交车准时从北京东六环边的武夷花园站始发，一路向西，目的地是东三环边的国贸。一群特殊的乘客上了车，他们都挂着工作牌，每人抬着一辆折叠代步车。不少人是常客，彼此熟络。这是北京著名的一条“代驾专线”，深夜驶向城市中心的夜班车，是他们每一天希望的开始。
北京市共有36条夜班线路，统一在23：20发车，凌晨4:50收班，日均发车792次，每天运送着1万多名都市夜归人。滴滴曾发布的《中国智能出行大数据报告》显示，北京是全国加班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白领在19点前下班的人数比例不足四成。后厂村的互联网公司总部，灯光总是能一直亮到后半夜，过着996节奏的老板和“加班狗”一起，让北京深夜不眠。
“深夜永不眠”的北京，却并不能和繁华的夜间经济直接划上等号。白天和夜晚，是城市的AB面。北京的A面是一个在高速运转中秩序井然的国际大都会，是2100多万人口所支撑起的梦想与野望之地。而B面的北京，一直被南方城市群嘲“没有夜生活”，因为夜间经济不等于夜间加班，更不是日间经济的简单延续。
夜间经济缺乏存在感，这和北京的经济实力并不匹配。数据显示，2018年北京市人均GDP达到2.12万美元，处于发达国家水平，居全国第一位。从国际上看，“夜间经济”的繁荣程度是一座城市经济开放度、活跃度的重要标志。因此，今年北京市两会上，繁荣夜间经济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7月12日，北京市商务局推出“夜间经济13条”。
北京正在努力补上“夜间经济”这一课。
北京没有夜生活？
贾靖楠住在北京的海淀区，这里高校云集，教育氛围浓厚，互联网公司也多，大多数是过着“996”节奏的“码农”。
“我们海淀人不讲究夜生活。”在29岁的他看来，海淀区没有什么商业氛围。距离他家最近的是五棵松，如今建起了华熙LIVE特色商业街区，是京西最为突出的夜间经济热点区域。但是三年前，这里只有五棵松体育馆和户外篮球场，晚上并没有人气。
贾靖楠的主要夜生活在朝阳区和东城区，“海淀男孩的夜生活就是，没女朋友去五棵松打球，有女朋友去东边逛街。”在他的印象中，南城更没有存在感。他会跟家人朋友晚上开车到牛街吃涮肉，但是吃完就早早回家。在他看来，南城属于老北京，居住人群整体年纪偏大，周边没有大型的写字楼和企业，“晚上10点以后一片冷清”。
对大多数北京人来说，夜生活是可有可无的。而朋友圈里的南方人，总是在“深夜放毒”：广州人晚上12点出门相约吃宵夜，长沙人半夜两点正在解放西路蹦夜迪，成都人凌晨3点还在火锅店排队叫号。
按照南方的标准，北京没有夜生活。不少大数据可以支撑这一印象。根据饿了么2017年外卖夜宵订单量排名，北京夜宵订单量仅仅排名第六。据滴滴出行2017年城市交通出行报告，在全国夜生活指数最丰富的十大商圈中，北京的后海和三里屯，也仅位列第8和第9。
北京其实并不缺少地标性的夜间经济区域，工体、三里屯、后海、簋街，撑起了北京夜间经济的半壁江山。三里屯商圈是目前北京夜生活的风向标，在这块东三环2.2平方公里的不大区域内，常住人口超过5.7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外籍人士。
三里屯成为夜间经济高地，与周边浓厚的国际化氛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三里屯附近有93家驻华大使馆、15家联合国驻华机构，以及诸多跨国公司中国总部。1995年，第一家酒吧在三里屯开业，原本是服务于周围的外国人，但舶来品很快落地生根，成为北京年轻人夜间最时尚的生活方式，最高峰时，三里屯周边聚集了超过200家酒吧。
作为北京CBD所在地，三里屯所在的朝阳区也是北京夜间经济最活跃的区域。朝阳区商务局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朝阳区的夜间经济呈现多点开花的分布，三里屯、呼家楼、朝阳门、建国门、双井和劲松区域是全市夜间经济最为活跃的片区。数据显示，2018年，朝阳区占北京夜间线上消费的33.1%。北京联通手机信令数据(电信术语)则表明，晚22点后，朝阳区的活动人口占全市的1/5，比北京其他区域更加活跃。
“朝阳群众”夜生活丰富，却并不能掩盖北京夜间经济总体上的匮乏状态。局部上有亮点，但整体并不活跃，这也是北方城市的通病。
夜间到店消费呈现明显“南强北弱”趋势，这是阿里巴巴于7月发布的《“夜经济”报告》中得出的结论。在全国夜间消费最活跃的10个城市中，南方城市占9席，北方城市仅北京上榜。在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夜生活指数”中，夜生活指数排名前20名中，八成为长江以南城市，北京排名第四，排在前三位的是深圳、上海和广州。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城市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张佰瑞曾留意过一个细节，在很多南方城市，无论餐馆店面大小，也不管吃到晚上几点，很少有服务员主动过来提醒打烊，而这种场景在北京极为常见。“受到自然条件影响，南方的夜间经济要比北方发达，而且服务意识更强。”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其实，北京对夜间消费有足够大的需求。”张佰瑞认为，对北京这种世界级城市而言，发展夜间经济具有“一举多得”的效果：既是促进消费升级的重要途径，是发展高品质生活的必要条件，也是北京城市活力的重要标志，“在一些国际化大都市，夜间经济的繁荣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城市的活力。”
补课“深夜食堂”
簋街是北京夜间经济的一个缩影。
胡大饭馆所在的簋街，是北京最具地标性的宵夜一条街。在全长1400多米的街道两侧，有超过250家商户，其中90多家是小龙虾店。胡大饭馆在这条街上有4家分店，每天可以卖出8000斤小龙虾。胡大饭馆总经理助理方绪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总店门口，每天上午11点就有人开始排队，等位不间断延续到凌晨2点。还有一些顾客，会一直吃到早上六七点，从前夜的醉意中彻底清醒过来，起身就走进了新的一天。
尽管簋街的宵夜已经火爆了二十多年，但如何在深夜更好地照顾好人们躁动不安的“胃”，北京和全国各地一样，都在计划打造更多的“深夜食堂”。
在全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各地纷纷开始挖掘夜间经济的潜力。各地拉动夜间经济的招数中，如何吃好，都是头等大事，因为餐饮是夜间经济中最重要的品类之一。7月12日，北京商务局推出“夜间经济13条”，其中特别提到，推出10条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北京市商务局还拿出真金白银，给“深夜食堂”提供资金支持。
杨文鑫去年接任了北京中骏·世界城(以下简称“世界城”)总经理。世界城是朝阳CBD区域的一个商业综合体，当时摆在杨文鑫面前的一大难题是，世界城位于世贸天阶北侧狭窄的街区，西北临着人气很旺的侨福芳草地，项目体量很小，运营10年，一直不温不火，在消费者眼中缺乏存在感。
世界城里一家酸奶屋的店长刘洁记得，一般零点后，消费者就明显变少。但时常也有从对面酒吧出来的微醺顾客拐进来，点上一杯酸奶解解酒。她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门店马上打烊，一位外国人在附近找不到其他餐馆，在酸奶屋坐到了凌晨3点多，埋头吃了3碗酸奶。在刘洁看来，即使到了深夜，人们仍然对餐饮有需求。
24小时营业，也对店铺的运营管理提出了更多挑战。每天晚上，胡大总店前厅有五十多名服务员穿梭在包间和大厅，后厨五十多名厨师一刻不停翻炒着。曹文利是总店店长，他精力集中地检查着饭店的每一个流程。凌晨两点后，漫长的排队结束，但是大厅仍然坐满了顾客。人们的节奏慢了下来，但是曹店长丝毫不敢放松。
夜间经济≠夜市
除了餐饮，夜生活的传统场所——酒吧和夜店并没有被鼓励。
在研究者看来，这一次，政府试图打造过去夜间经济的“升级版”，也有人说是夜间经济2.0版，区别于过去市场自发形成的1.0版。1.0版的夜间经济，以夜市和酒吧等业态为主，但近年来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逐渐萎缩。
夜市一直是北京夜间经济中缺失的一环，平民化的露天夜市先后被取缔，甚至外地游客最爱打卡的王府井东华门小吃街也被关停改造，露天烧烤更是多年来一直不被允许，平民化的夜生活方式越来越少。硬币的另一面是，夜间高消费成了普通百姓夜生活的拦路虎。北京从来不缺少夜间挥霍的传说，有公众号曾爆料：2016年，王思聪曾在KTV一晚壕掷250万元，有人感叹：“生生地喝掉了一套北京东五环的房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城市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张佰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国内主流经济学和公共政策领域，夜间经济是小众研究领域。一些政策制定者，对夜间经济认识也不全面，常常将夜间经济与酒吧、夜店、大排档这些特定消费符号相联系，甚至还有一些负面联想。
但在某种程度上，酒吧是衡量城市夜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我有故事，你有酒吗？”对很多都市年轻人来说，“喝一杯”才是城市夜生活开始的标志。
但随着今年以来各地夜间经济的回暖，对夜间经济也经历了再认识的过程。普华永道思略特最新发布的《夜间经济激活城市“FUN”生活》研究报告显示：从国际上来看，夜间经济非常多元。本土化和国际化、传统和潮流、接地气和高大上等多种夜间经济，往往都有各自的市场。比如，纽约作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文化中心和以24小时地铁著称的“不夜城”，夜生活从文化切入，不论是传统中心时代广场和百老汇，还是年轻人聚集的东村和布鲁克林，夜生活内容多元丰富且充满生命力。
国内夜间经济，也开始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24小时书店、博物馆、美术馆、Livehouse各类演出市场，开始成为北京深夜消费的主阵地。
晚上9点，赵琦穿过人来人往的太古里南区，闪身进入了24小时营业的三联韬奋书店。相较于外面热闹的街区，书店有点冷清。赵琦住在附近，晚上刚跟家人吵了架，无处可去，只有跑进书店。24小时书店，总能在必要的时候为一些都市夜归人提供心里抚慰。
为响应发展北京夜间经济，国家博物馆从7月28日起，在暑期每周日延长至晚9点闭馆。国博的尝试起到了引领作用，北京自然博物馆、中国园林博物馆、北京郭守敬纪念馆等都加入到了“博物馆之夜”队伍。
在张佰瑞看来，相较于其他城市，北京夜间经济最大的优势在于文化和科技。北京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全国没有哪个城市比北京的文化资源更多，北京有160多家博物馆、50多家美术馆、大量公共图书馆、私人图书馆、动物园和各种历史文化景点等，这些都是可待开发的“夜间经济”蓝海。
不过在张佰瑞看来，提升文化和科技在夜间经济中的价值，北京还有很大潜力可挖。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城市夜游指数报告也指出：整体来看，各个城市的夜间经济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不同属性的夜间活动与夜游场所偏少，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大象转身”的困境
北京作为首都的特殊身份，在发展夜间经济时，既有特殊禀赋，也有不少掣肘。
但这个计划最初遭到了不少部门的反对。“簋街商会没办法，只能找到东城区商务局反馈情况，商务局最后邀请区长出面，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召开了发展夜间经济的协调会。”方绪虎回忆，这次协调会后，簋街商会明显感受到各部门态度的反转，不再一致反对，开始强调注意事项、应急预案，继而表示“我们配合你，你们自身也要规范”。
簋街从原先的“脏乱差”变成了模范餐饮街，改造得到周边居民的满意，但商家却难掩失望。方绪虎记得，2017年冬天，簋街很多商铺也遭遇了客流寒冬。客人没办法在街边停车，又失去了烟火气的排队氛围，胡大的生意下降了近50%。“簋街现在干净整洁，但是商业氛围没有以前浓厚了。”他认识的一些商铺老板难以承受赔钱，准备合同到期后就搬走，感慨“簋街不再是过去的簋街”。
过去自发形成的繁华景象，在政策的反复中被来回拉扯，被很多人批评是夜间经济缺乏活力的根源。但对于管理部门来说，“放任”是不现实、也是无法接受的。如何协调游客与居民、居民与商家、商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考验着城市夜间治理水平。
朝阳区商务局的一位工作人员曾去上海和成都考察，他明显感觉到，这些地方的“外摆项目”在管理上相对开放。上海夜经济的“外摆项目”已经有一套机制，当地商务局可以协调街道、执法部门，对夜间外摆有规范的准入机制，而北京就没这么容易。
在新一轮夜间经济热潮中，如何探索更包容的监管方式，成为各地必须面对的新课题。朝阳区商务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作为“夜京城”的地标之一，三里屯商圈正在进行外摆试点，和过去无序的状态不同，在环保、安全等方面，对外摆商铺有更严格的规范。
“夜间经济”的发展，有时候也意味着，必须对过去某些治理方式进行重新审视，甚至“回调”。北京市某区商务局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今年以来专门与各个部门召开协调会，向不同部门解读夜间经济政策，但是起初很多部门并不理解。“有的街道办抱怨，前几年治理‘开墙打洞’，费了那么大力气解决了小商小贩，现在又让他们出来。”几次协调会后，各部门才慢慢理解政策，适当放开尺度。
对一些部门的考核标准也亟须发生改变。上述商务局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北京推行了“12345”接诉即办，政府会以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为重要依据，定期通报排名靠后的街道和部门。但是发展夜间经济，有可能会增加投诉率。在这样的标准下，被考核的单位压力很大，“有可能为了尽职履责，在夜间经济上一切从严。所以发展夜间经济，需要逐渐完善考核标准等配套内容。”
“发展夜间经济要以市场为主导，政府起鼓励和引导作用。”北京市商务局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
一些学者也建议，政府要做的，不仅是培育，更要破除不利于夜间消费的过度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