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武侠小说源远流长，影响深广。就其“用武行侠”的内容性质而言，早在唐人传奇领一代文学风骚之际，即已大量涌现这类“作意好奇”的古典文言豪侠篇章，在文人学士中褒贬不一。而后历经宋、元民间流传的“说公案”话本小说以通俗化的俚语著书，扩其波澜；再由明、清始兴的章回体侠义小说发扬蹈厉，普及社会大众，乃骎骎然成为我国通俗文学的主脉之一，广受各阶层读者喜爱。
特别是进入民国后，武侠小说名家辈出，大放异彩！他们针对当时动荡不安的政局以及社会人心苦闷、渴望能看到侠客“替天行道“济世救民的迫切需求，遂纷纷挥舞生花妙笔，驰骋想象，勾勒成一幅又一幅充满传奇色彩的“江湖众生图”。他们或表彰侠烈至性，或刻划家恨国仇，或渲染正邪之争，或演叙帮派恩怨；其间更穿插以虚实相生的武功、缠绵悱恻的爱情、曲折离奇的故事、可歌可泣的义行……总之，腕底风云，各具特色。其事虽非现实社会中所必有，亦可供人驰情入幻，遣怀寄慨。因此能风行海内，颠倒众生，从而将武侠小说的创作与发展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峰。
迨及1949年，海峡两岸却不约而同地禁绝一切所谓“旧派”武侠小说。在台湾初期所谓“反攻复国”这一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武侠小说创作一度中辍，但不久又全面复苏，掀起一波接一波的创作热潮，呈现出百花齐放、更为繁荣昌盛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在台湾武侠创作全盛期(1960—1970年)，约有近三百名作者“以此为生”,其市场供需量弥足惊人。惟自1980年以后，名家次第封笔，或相继物故；而社会客观环境又产生极大的变化，难以培养、造就新一代的武侠作家。再加上坊间不法书商大量出版冒名伪作，企图鱼目混珠，乃使武侠小说这一“时代宠儿”日趋没落，殊可令人惋惜。
诚然，武侠小说之所以能成为我国近百年来民间最有势力与魅力的大众读物，是跟它自身特异而富变化的文学内涵、社会消闲性需求及三代名手翻空出奇的卓绝表现分不开的。从清光绪三年（1879年)《三侠五义》问世后，被经学大师俞樾叹为“事迹新奇，笔意酣恣”，到民国十二年（1923年）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发表《江湖奇侠传》，是为一变。此时江湖勾当、武功技击乃至飞剑、法术一齐出笼，更首开武侠门户之争。继而三十年代“北派五大家还珠楼主、白羽、郑证因、王度庐、朱贞木先后崛起于华北文坛，分别以元气淋漓的系列代表作，建立不同的流派风格，各具特色，堪称鱼龙曼衍，各极其致，是为近代武侠小说发展史上之二变。1949年后，“北派五大家”的残余影响力又在台湾造就了无数的私淑弟子，他们以前辈名著为师法对象，“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因而产生了划时代的“第三变”——即大量推出兼具“北派五大家”之长却完全脱离现实人生的中国传奇式“成人童话”故事。在那浪漫而虚幻的武侠世界中，他们逐渐由传统向“西化”挺进；终于迷失了武侠，也迷失了自己！
本文拟就四十年来台湾武侠小说之兴衰，作一全面性的回顾与检讨。
一、台湾武侠小说勃兴及其发展概况
五十年代初期，武侠小说在台湾的发展是相当曲折的。先是当局以《戒严法》的名义将一切“有碍民心士气”的黑、黄小说悉数查禁，其实目标乃针对所谓“附匪文人”的作品——旧派武侠小说自难逃此劫；继则于1959年底又以“暴雨专案”全面取缔包括大陆、香港所出版或在台翻版的新、旧武侠小说。其所造成的后遗症大约有三：
一、斩断武侠小说传统脐带，致使六十年代以降有志于武侠创作的文艺青年无法全面继承前人“遗产”,只能自行摸索或仅靠有限几部老书为范本参考。故在众多武侠作者中，名家虽颇不乏人，但庸劣之作更为充斥，造成若干不良影响。
二、基于政治禁忌，大多数武侠作者皆避免以历史兴亡为创作背景：甚至为求省事，干脆将时代背景全部抛开，而相偕进入一个“不知今夕为何夕”的迷离幻境。于是在此浪漫的“成人童话”世界里，若辈专写江湖恩怨、纷争、情仇，并以寻宝（包含武学秘笈）与图谋武林霸业为两大创作主题。
三、由于以上的偏枯发展，致令台湾武侠小说大半陈陈相因，难以突破创新；即或偶有佳作妙构，亦可遇不可求。其中较为特殊的是古龙（本名熊耀华)，但他的“新派”作品在独领十年风骚后，却促使武侠小说陷入一个“为新而新，为变而变”的绝境。至于晚近出现的“超新派”或“现代派”武侠小说则不知所云，更毋论矣。
尽管如此，台湾早期武侠名家辈出，作品产生甚富，则为一项既成的事实。对于这一“社会现象”，值得分析研究。
据了解，台湾武侠创作的开拓人、先行者是郎红浣（本名郎铁青)。从1952年起，他在《大华晚报》陆续连载《古瑟哀弦》、《碧海青天》、《瀛海恩仇记》、《莫愁儿女》、《珠帘银烛》、《剑胆诗魂》六部曲，写三代英雄儿女的悲欢离合故事，颇得王度庐“悲剧侠情派小说之神髓；而其开场笔法之新，实非两年后在香港标榜“新派武侠小说创始人”的梁羽生所能想象。但在1955年以前，台湾武侠作家仅有郎氏一人独撑大局，坊间仍多“旧派”武侠小说流传（属非法租售）；之后，卧龙生（本名牛鹤亭）的《风尘侠隐》、《惊虹一剑震江湖》，司马翎(本名吴思明，别署吴楼居士)的《关洛风云录》、《剑气千幻录》，伴霞楼主（本名童昌哲）的《神州剑侣》、《八荒英雄传》及诸葛青云(本名张建新)的《紫电青霜》、《一剑光寒十四州》等名著，风起云涌，分别“享誉武林”,而带动了六十年代以后的武侠创作大势。
总括来说，从1960年至1970年为台湾武侠小说创作的全盛期，作者多达三百余人。以小说内容特色而言，大致可分为四派（间有出入）：
①“超技击侠情派”——融合过去“北派五大家”心法，一炉共冶，转形易胎而作，特强调奇功秘艺与玄妙招式。代表者除上举四名家外，另有独抱楼主、上官鼎、慕容美、孙玉鑫、蛊上九、东方英、云中岳、萧逸、萧瑟、高庸、秦红、易容、唐煌、武林樵子、司马紫烟、宇文瑶玑、剑虹、忆文、范瑶、晓风、曹若冰、秋梦痕、玉翎燕等，极一时之盛。
②“奇幻仙侠派”——以模仿还珠楼主之飞仙剑侠为主，代表者有海上击筑生、醉仙楼主、天风楼主、东方骊珠、东方玉、南湘野叟、墨余生、丁剑霞、向梦葵、徐梦还等。
③“鬼派”——书名内容非鬼即魔，且嗜血嗜杀，代表者有陈青云、田钦等。台湾武侠小说之“滥恶”者流，概属此类。
④“新派”——采用现代文艺笔法技巧及新思想观念创作，代表者有陆鱼、古龙、古如风等。惟自六十年代中期古龙脱颖而出，旋以《铁血传奇》（楚留香故事）、《萧十一郎》、《多情剑客无情剑》等书掀起“新派”武侠狂涛巨浪以后，前述三派即逐渐向“新派”靠拢；多数名家迫于市场压力，乃纷纷改弦易辙，以致文风丕变！
此外，以模仿郑证因而以“江湖味”取胜者有柳残阳，以模仿郎红浣而以“京味”见长者有独孤红，亦为此一时期崭露头角的武侠作家。至于成铁吾的历史武侠小说（如《年羹尧新传》）及龙井天的纯技击武侠小说(如《九州异人传》),则如昙花一现，不知所终。
质言之，“超技击侠情派”作品在台湾早期之所以会一枝独秀，主要是由于三个因素：
其一，社会需求。1949年后，台湾人心苦闷；惟限于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不足，别无其它大众化娱乐可供消遣，人们乃普遍以租看武侠小说作为精神寄托。但因搜读“旧派”名家作品日益困难，社会大众遂转而渴望看到新作家的新作品以资替代--若能兼具“旧派”各家之长，当可满足不同品味的读者需求。于是“超技击侠情派”小说乃在此一社会背景下诞生，云蒸霞蔚，大放异彩！
其二，创作取向。早期台湾知名武侠作家绝大多数均为大陆来台人士；彼等自幼即接触“北派五大家”小说，熏染既久，乃思自行创作。惟因前辈名家风格迥异，互有长短；亦步亦趋，势所不能。故而只有博采还珠楼主之奇妙素材、白羽之武打综艺、郑证因之帮会技击、王度庐之侠骨柔情及朱贞木之诡异布局，另辟浪漫武侠新天地，始能投时尚之所好。于是先有二三子尝试成功，继则群相跟进，乃逐渐形成“超技击侠情派”新潮流，主导了六十年代中期以前台湾武侠小说的发展趋势。
其三，出版商鼓励。在六十年代初，台湾武侠出版商为因应市场（特指租书店)需求，纷纷以重金征求新人新稿；如“真善美”、“春秋”、“大美”、“海光”、“四维”、“明祥”、“清华”等出版社。均各自培养了一批专属武侠作家。加以彼时台湾谋生不易，而一书成名即可月进斗金；故求名求利者趋之若骛，遂造成百花齐放，争奇斗妍的繁荣局面。
持平而论，“超技击侠情派”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尚能与古龙领军的“新派”分庭抗礼；但自上官鼎、司马翎、伴霞楼主、独抱楼主等名家相继封笔以后，“超技击侠情派”乃趋式微。从七十年代起以迄八十年代止，几全为“新派”之天下。此后，古龙因病不能创作(多倩人代笔),而香港一代武侠大家金庸的作品适时“开禁”引进台湾，改25开大本发行；于焉台湾武侠创作益形萧条，一蹶不振。即令晚近又有“超新派”或“现代派”新秀出现，亦难挽狂澜于既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