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恨他，就有多少人爱他。短短十年，从一个小城青年华丽转身为中国出版业的印钞机。他有理由为这样一个自己喝彩。
中国周刊记者张卓北京报道
和先前媒体所描述的一样，这个80后的年轻人自信，高调，好胜，语速极快；但仍有意外：他没有穿着华丽丽的GUCCI礼服，腰间也没有闪烁刻有LV标志的皮带，而是棒球帽、棕色毛衣、蓝色仔裤。
“昨晚工作到很晚。”郭敬明摆摆手，面容苍白疲惫。他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采访最好不要拍照了，没准备。”
小城少年
最简单的开场白是：根据中国作家富豪榜的统计，郭敬明在2009年有1700万元进账，比2008年多赚400万元。成名七年，只要出书，当年一定排在国内畅销书排行榜第一。2009年的1700万收入，小说版税只占20%，其余利润来自他旗下的公司柯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郭敬明和他的公司已经成为图书领域的印钞机。出版人路金波曾帮郭敬明算过一笔账：《最小说》每发行一本，郭敬明提一块钱，每年是近千万收入。如果每年再推出一部自己的作品，大概带来400万元收入。郭每年固定的收入1000多万元少不了。“未来十年，出版界的首富肯定是郭敬明。”
盛名之下，郭敬明从不掩饰出身于小地方：四川自贡。这个位于四川省南部的城市，人口只有300多万，此前，此地最出名的是恐龙和江姐。
郭敬明的母亲邹慧兰在银行工作，父亲郭建伟在国有企业，这是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如今回头寻找郭敬明儿时在文学方面的天赋，他的老师会告诉你：他比同龄人爱读书，两分钟即可速成一篇作文。
2000年底，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初赛，高二的郭敬明送去一篇叫《剧本》的作文；一月后，他收到去上海参加决赛的通知。因为家里不算富裕，郭独自乘飞机去上海参赛，
现在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文集中仍保留着郭敬明一等奖作品《假如明天没有太阳》。与其他获奖作者相比，他并不显眼。
郭敬明不擅长这个，所以他华丽的文风并没有为他带来想象中的巨大荣誉。虽然，在新概念比赛中他比韩寒的成绩更令人咋舌——第二年，他又参加了第四届“新概念”，再次获得一等奖。
但他仍旧是一个“以四十五度角，孤独仰望星空”的小城少年，在为高考奋力搏杀。后来，他高考成绩也并不理想，只考取第二志愿上海大学。和他同批获奖的同龄人，相继进入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那年，一些媒体通过高考展望这些新概念精英少年的走向，郭敬明不是佼佼者。他自己也开始怀疑是不是因为“在新概念作文比赛上投入太多，而影响了学习”。
幻城
被众人簇拥着的郭敬明已记不清时祥选第一次去上海找他时的情景。他说，那是八年前的事情，太远了。
2002年，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时祥选从沈阳飞到上海，和郭敬明谈新书的合作。此前，郭敬明的一篇散文《我上高二了》被他编进《2001年中学生最佳散文》。那时，春风文艺希望开拓青春市场，编辑时祥选向几个入选“最佳散文”的中学生发出约稿通知。
时祥选回忆：“郭敬明很有心，在信里表达了对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喜爱和信任，并认真附上了作文获奖简历。他是唯一回复我的作者。”
郭敬明文中提及的书稿是《幻城》。高考结束后，他把一万字的《幻城》投给了《萌芽》。《萌芽》10月号刊出了这篇小说。在《萌芽》网站当月所做的民意调查中，《幻城》以672票荣膺最佳。时祥选说：“论坛上年轻读者谈论的非常热烈，有些人用夸张的网络语言形容自己‘泪洒十四行’。”
《幻城》是郭敬明的第一个中长篇小说。与韩寒的叛逆文风相比，郭的文字忧伤凄美。时祥选比喻：“他的文字有魔力，像一张大网，能把读者圈住。”
时祥选跟郭敬明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大学附近的一间咖啡馆，大一新生郭敬明在朦胧夜色中走进来，瘦弱稚气，但看上去已经适应了大城市的生活。让时祥选印象深刻的是，郭敬明特别询问，能否让他找人设计封面。而更多的80后的作者，只是把稿子交给编辑，就不再管了。
拿到《幻城》书稿后，春风文艺内部出现了争论，有些人说郭敬明的名字不像个畅销作家，有些人说《幻城》看不懂、太稚嫩。但春风文艺还是决意在2003年1月全国最大的图书订货会上推出这部作品。在那次订货会上，《幻城》供不应求，这直接促使春风文艺把《幻城》首印从6万册提到10万册。
“在行业里，首印3万就可以算畅销书作家；一个新人，能首印10万册，很了不起。”时祥选说。
为了表示对郭敬明的重视，春风文艺和郭敬明举行了盛大的“买断”仪式：春风每年出一部分资金作为郭的学业补助，而郭则保证大学四年期间，每年要给春风文艺出版社长篇首发权，主题风格不限。
《幻城》推出后，郭敬明的生活发生了质的改变：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学校里上课，周末则往各城市搞签售，最多每周跑两个城市。
正是在春风文艺出版社一系列的营销策略下，《幻城》的销量节节攀升，目前已经达到了132.9万册。
足够有钱仍旧普通
郭敬明在上海的生活，却远没有外人看上去那么如鱼得水。
“刚去时，全班就我一个外地人，老师上课讲上海话，我后来专门学了上海话，才能听懂；同学都是本地人，比我有钱，他们聊的话题我从来没听过，玩的掌上电脑游戏机，在自贡，根本不会有。”郭敬明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至少在内心深处，他还不够自信，有时去城市签售，他甚至会焦虑会不会有读者捧场。
出版社和郭敬明的版税是三个月结算一次。那时，郭敬明最大的爱好是去划卡，看又有多少钱进账。卡面上不断增加的数字增加了郭敬明的自信。他说，直到真正赚钱后，才算适应上海的生活。
在一款名叫《仙境传说》的网络游戏中，郭敬明认识了一个家在大庆的高三学生Hansey。Hansey在网上建立了一个文学网站，郭敬明很喜欢，多次问他愿不愿意帮自己设计图书封面。
“我们那时都很单纯，怎么形容呢？就是很热血，他当时有办工作室的念头，常常和我讨论。他建议我来上海，和他一起干。”Hansey说。
后来，Hansey如愿考取上海的一个大学。“我是一门心思要来上海，就是为了和他干事业，踌躇满志，没有往后多想什么。”
在筹备成立工作室前后，郭敬明完成了新书《梦里花落知多少》。新书距离《幻城》出版只有半年，一推出又铸造销售奇迹，首印30万册。至今销量达到130多万本。
在一次和春风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常晶的饭局中，郭敬明说自己现在发表作品比较轻易，但很多朋友也有好作品，发表起来却很难，想建立一个平台。常晶对郭敬明提出的模式感到很兴奋，因为可利用郭的人气揽一些人，也可以利用他的眼光，知道哪些东西符合新一代人的口味。
2004年6月6日，“岛”工作室成立。这天是郭敬明21岁的生日，他和春风文艺的合作模式是春风文艺出资，负责印刷和发行。郭牵头找人组织选题、策划和制作。《岛》杂志计划每年出12本，主要面向学生群体，定价20元。
Hansey加入了“岛”工作室，他形容在“岛”的最初日子“像乌托邦一样美好”。郭敬明拉拢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上海闸北租了一间公寓，同吃同住。
那时，工作室年龄最大的是1983年的郭敬明，他的角色并不像一个领导者。有时，他深夜赶稿累了，会挨个敲大家房门，问意见；有时，他也会主动张罗叫外卖，组织K歌。“如果出去吃饭，多是他付钱。大家的关系更像一群好朋友。”Hansey说。
Hansey评价在工作时，郭敬明并不喜欢公开表扬谁。“但他会很强烈提出反对。他常骂我是一个‘需要别人养着的艺术家’。我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苛刻，现在回想起，他的判断是对的。”
Hansey曾和郭蹲在上海的地铁站，没有人能认出郭。“他的生活也不奢侈，我买了一个很贵的玩意。郭敬明还教育我，干嘛花那么多钱买奢侈玩意。”
在《岛》发行半年后，郭敬明就为春风文艺带来滚滚利润。本来杂志计划一期卖四五万册，后来达到20万册。每天只睡两到三个小时的郭敬明很难坚持学业，他向学校提出休学两年，最终变成辍学。“我越来越忙，很难再回到学校去，没有办法才放弃学业。”郭敬明解释，“但这也是一条成功路。”
时祥选嗅出了郭敬明的一些改变，在一次签售会上。郭敬明问：“这次签售，社里可不可以给我配备一个造型师？”时祥选很不理解，觉得“一个作家，怎么能要化妆师呢？”
但在朋友圈里，郭敬明的改变很小，Hansey甚至觉得，与他书的销量相比，他并不高调。他还是那个喜欢和朋友八卦聊天、打电玩的年轻人。只是偶尔在签售会现场，看到玻璃门外惊生尖叫的少女，会跟朋友打趣说：“有那么夸张吗？偶像歌手也不过如此吧。”
一场官司的角色转变
2003年11月，在《梦里花落知多少》红遍中国时，媒体爆出郭敬明涉嫌抄袭庄羽的小说《圈里圈外》。2003年12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庄羽告郭敬明抄袭一案。
出版社坚决支持郭敬明打官司，但最终，法院判定庄羽胜。这个看似瘦小的男孩展现了其强硬的一面，他同意付赔偿款，却拒绝公开道歉。
最让时祥选感到意外的是，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郭敬明并没有流露出明显的沮丧或绝望。“至少在我们面前，他很淡然，一直坚称自己没有‘抄袭’。”
时隔7年在面对《中国周刊》记者时，郭敬明依然态度明确：“我没有抄袭，我心里很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如果我是一个没有才华、不会写小说的人，抄袭者的称号真的会让我背上包袱。
伴随抄袭一案，“岛”工作室也爆出拖欠稿费等新闻，郭敬明的个人形象降至冰点。现在已经离开春风文艺的时祥选解释：“当年是春风文艺拖欠郭敬明的稿费，一个成年人被欠几十万肯定不干。但郭敬明人算仗义，拖这么久，没吱声，还一直按时交稿。”
郭敬明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并不是我拖欠团队稿费，是我没拿到钱。在这种情况下，我从没对媒体公开过，因为春风帮我成名。我感谢他们。但我帮他们赚那么多钱，又不给我钱，至少这不是一个对的事情。”
2006年—2007年是郭敬明的多事之秋：网络妖魔化郭敬明的风潮愈演愈烈，在他参加一些活动时，常碰到公然叫骂。
在工作室的一次业务讨论中，郭敬明明显处于崩溃。“那时，我没有感受到他的低落。面对外界，他不会暴露真实一面，还是嘻嘻哈哈。但那次争吵，他崩溃了，我这才感觉他压力很大，或许担心自己有一天真不行，这个团队该怎么办。”Hansey说。
郭敬明曾跟周围的朋友开玩笑说：“原来出了那么多本书，小区门口的保安都不认识我；闹出抄袭官司后，每次出门，保安都会问我：‘你官司怎么着了？’”
面对非议，郭敬明自评自己的个性不会去反抗，也不会去诋毁谁。但他至少可以选择离开一些人。当郭敬明放出要离开春风文艺的口风时，很多出版商人闻风而动。据传，一个出版商扔给郭敬明一张空白支票，说，你填多少，签约费就是多少。
黎波也一直在“追求”郭敬明。身为长江文艺出版社副总，他和搭档金丽红因出版过一系列名人书籍在圈内名声大震。2005年前他第一次见郭，是在厦门，那日，大佬等了这个晚辈一个小时。“我就一直在想，这确实是一个80后的作者，个性张扬，比较牛。”和郭敬明第二次见面是在湖南长沙。餐后，黎波主动买单，郭敬明并没有客气。“他一副少年得志的样子，很张扬。眼里似乎没谁。”黎波笑说，“这很正常，像他这么年轻的人，财富啊，名气啊，都有了。”
很快，黎波发现郭敬明是一个绝佳的合作者：“我和很多80后的作家都接触过，一直想开拓青春图书市场。但很多年轻人只想着我能赚多少，你要给我什么；但郭敬明却一直在说，我能帮你赚多少，能为你做什么。”黎波不无欣赏地说，“郭敬明明白，要想自己赚钱，得先让对方赚钱。”
最终，在诸多追求者中，郭敬明带着自己的团队选择和长江文艺签约，他多次跟媒体表达看中长江文艺“先做人后做书”的理念。
一位郭敬明身边的朋友告诉记者：“郭敬明当年的选择现在看来非常正确。黎波和金丽红是郭敬明事业中第二个伯乐。没有黎、金的包装，郭敬明很难从负面新闻中摆脱出来，没有黎波的栽培，今日郭敬明也不会成为文化商人。”
长江文艺帮郭敬明把工作室变身为上海柯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双方共同出资，合作关系更紧密，他还让郭敬明每月从《最小说》中拿出一些钱，做善事。
2007年，黎波和金丽红请王蒙做郭敬明加入作协的介绍人。
“我要像包装偶像一样包装郭敬明，淡化他身上抄袭者的烙印。”黎波说。
在商业营销的裹挟下，郭敬明的人生被推向了更高的平台。在和长江文艺的合作中，他推出的《悲伤逆流成河》、《小时代》再次成为畅销书；旗下公司运作的《最小说》占据青春市场三成份额。
“那些诋毁过我的人就是我的动力。”郭敬明颇有些恶狠狠地说。
《最小说》旗下的作者，如果没有郭敬明，新书只能卖3000本，但封面一旦写上“郭敬明”推荐，能卖出三万本。“他像一个金炉，你在里头沾点金，就能赚钱。”黎波评价。
最近，黎波、金丽红聘请郭敬明担任长江文艺出版总社北京图书中心副总编辑。在公司里，员工被要求管郭敬明叫“郭总”，只有在签售新书时，才能喊他的昵称“小四”。
黎波说：“郭敬明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孩子。他非常清楚不可能永远是当红作家。他火了十年了，前五六年靠自己，这几年靠我们。我不希望把这么有才华的一个孩子给毁了。”
郭敬明的阅读兴趣逐渐从时尚转移为经营。在媒体面前，他努力扮演着一个管理者角色，他不想当一个只吃青春饭的偶像作家，他要把自己变身为品牌，并打造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经营路，做中国最成功的文化商人。
面对《中国周刊》记者，他侃侃而谈经营理念：“我喜欢签一些写得好的作者。什么叫好的？往细里说，就是他身上有独特的辨识度，让我觉得特别，不署名，也让我知道这是你的作品。如果说，在中国，超过3万是畅销作家，那我的公司，现在有二十个畅销作者。我非常明白，我在营造一个平台，推出我的作者。读者买的是郭敬明的判断力。”
他自比好莱坞商业导演，非常清醒自己是在向年轻人贩卖一种生活方式：“我最擅长给读者带去愉快的阅读体验，我不擅长剖析社会，别让我写深刻的东西。我的产品就是让大家去享受青春美好的故事，去享受阅读小说的快感。”
在一些业内场合，时祥选常能见到已变身为老板的郭敬明，他感叹：“全国五百家出版社，有几家出版社创造的利润能和郭敬明的公司比。如果业内领导都能像郭敬明，出版就不难做了。”
这两年，盛大文学的侯小强，万榕的路金波等文化商人多次找郭敬明问：“你什么时候要钱，赶紧告诉我们。”也有很多人找黎波，说：“郭敬明要几千万也好，更多也好，我们在这里等着，他要钱，你一定告诉我们。”
稚嫩的管理者
Hansey离开了郭敬明。他说，把工作室升级为公司后，一些事情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他渐渐摸不清郭敬明的脾气：“我不知道今天他会用哪一面对我，有时会很贴心地跟我聊天，像朋友；有时就会用上下级地语气要求我。我转变不过来。”
成立了上海柯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后，陆续有外来者加入。Hansey和一个新来的女性中层严重不和，经常发生争吵。私下，郭敬明会告诉hansey，支持他的想法，但一到双方发生争吵，郭敬明就沉默不语。“我觉得作为一个管理者，他在逃避问题，这点严重伤害了我的自尊心。”Hansey说。
显然在最初，老板郭敬明并没有在管理层面展现他精明的一面。Hansey评价，郭敬明这个老板有些不够强势。他曾陪郭敬明去峨眉山求签，老道看了签后告诉郭敬明：“你不要对自己下属太好了。”
所以当Hansey正式提出辞职时，郭敬明一度沉默。Hansey离开让外界猜测颇多。很多人盛传是郭的膨胀挤走了朋友。
Hansey解释说：“当年我要走时，郭敬明想以更高的条件挽留我，但我在外头已经跟人谈好了合作，骑虎难下。我们最终分开的原因是当年大家太年轻。原来‘岛’工作室好像温室，后来成立的公司就像一个社会，把我们一下放到社会中，都不适应。”
黎波告诉记者，80后管理者的主要问题是处理不好人际关系。他把一套长江文艺的人事管理制度发给郭敬明，并告诫：“你不能让公司员工都成为你的朋友或崇拜者，你要逐渐形成制度规矩。”
郭敬明努力向陈天桥、乔布斯这样的企业领袖靠拢，因为“盛大或苹果，没有这两个人什么都不是”。
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我一直在想，什么样的管理最适合我。我带的是一个年轻的团队，显然，老套的人事程序会耽误很多事情。我要跳出去，这样效率更高。所以，我在建立自己的权威，以威信取胜。”
如今，自己也在做青春杂志书的Hansey感叹：“现在想想，当年郭敬明不容易，如今，我们都已经明白商业是怎么一回事，如何捆绑员工和公司的关系。利益问题最有办法调和的，利益关系最稳固，反而有感情了，就不容易解决了。”
黎波并不担心某一天日益壮大的郭敬明会离开自己。他说：“我把他做成股东，帮他走到珠穆朗玛峰。这关系就像老两口，互相依赖。他知道自己的弱项是不会与人打交道，缺乏组织管理和整合资源的能力。我们擅长这些，我们当然是互补型的。”
郭敬明对未来踌躇满志，他想制作笔记本、文具、开连锁书店、控制销售渠道。他甚至预言，未来等安妮宝贝、韩寒写不动了，市场上最畅销的作家，就会出自他的公司。
“我是真的热爱这个行业，爱写小说，制作小说，这是一种天生的热情。每一个成功者都热爱自己的行业。我的想法要在这个行当里被实现，并或多或少改变当下。”郭敬明告诉记者。
真实郭敬明
郭敬明到底是谁？剥开他的精致妆容和外界为之套住的光环和诋毁，他会狡诈地告之：“想了解我，不可能。”
他身边的很多朋友都说：“他是一个性格多变的双子座，你永远不知道，真实的他到底是什么样子。”
郭敬明本来承诺新书《小时代2.0》要在2009年6月份交稿，最迟8月底。但因为结尾找不到感觉，《小时代3.0》的开头都写完了，《2.0》就是交不出来。黎波不敢催，后来他发现郭敬明安排的活动太多了，就跟他周围人打招呼：“别跟小四安排事，直到写好稿子。”
郭敬明告诉黎波：“如果我到2009年年底还写不完，书的版税一分钱都不要。”
很多郭敬明周围的人都惊讶他充沛的精力。他们经常会半夜收到郭敬明的短信，说看了什么电影推荐给大家。Hansey说：“郭敬明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不过，这个只有27岁的老板也会抱怨生活枯燥。
“可能别人都觉得我好光鲜，年少多金，但我每天不是在工作，就是在赶稿。”他不无落寞地说，但随即，他又迅速收起孩子气，板起面孔，“我最致命的弱点就是太爱玩了，有时我实在太累了，就有惰性，工作会拖，不够拼。”他评价“现在做到的成绩只能打80分，如果100%拼命，有能力做到95分”。
他在上海最繁华地带，拥有五六套住房。他的公司办公室设立在静安区一个绿意盈盈的精美官邸里。2010年，因公司规模扩大，他在建筑大师安藤忠雄设计的上海国际设计中心买下了整整一层。
他喜欢在博客上贴自拍照，照片中呈现的是一个美轮美奂的美少年，身居豪宅，穿价格不菲的国际大牌；在他的书里和各种访谈节目中，他极力推崇这种享乐主义。很多人骂他带坏年轻人，讥讽他是“名牌杂货机”。
“我本来就比同龄人辛苦，压力大。为什么不能过得好点？”郭敬明告诉记者，“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很庸俗的人，我也讨厌这点。但我太年轻了，没超脱到不在乎物质。打个比方，你看到一个东西500块，觉得不贵，买得起，但可能对我来说，这个标准是5000块。”
最夸张的一个段子是，郭敬明的办公室和家只相隔一条马路。但每天早晨，郭敬明都会让下属叫出租车到小区楼下接他。他周围的80后朋友说，郭敬明的高调炫富也是被逼。之前他自谦，媒体说他虚伪，现在他索性不装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黎波曾收到过郭敬明的礼物，一条昂贵的Dior腰带。五十多岁的金丽红收到过一条郭敬明送的7000多块钱围巾。
前几年，郭敬明和别人一起开会，碰到一些人谈的话题没意思，郭敬明会公然玩手机。“80后很自我，不太为别人想。这是80后通病。但这些年他们成熟了，学会站在他人角度想问题。”
在接受记者采访当日，他和郭敬明一起吃早饭，金丽红给郭敬明点了一块蛋糕，郭敬明立刻问：“金老师，你吃不吃？”“这放在几年前，绝不可能。”黎波说。
“我年轻时，性格特别惹人厌。”郭敬明坦言，“我那么年轻就有名有利。很膨胀。现在想想，太年少无知，眼界狭小。”他感怀自己成名太早，在成名时还没度过青春叛逆期。
郭敬明的成长也跳脱不开和另一个人的竞赛：韩寒。韩寒也颇为喜欢在各种场合拿郭敬明“开涮”。但郭绝少回应。
“我没有那么在乎这些，之前会觉得委屈。想辩解申诉。现在习惯了，现在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经营，其他事情无暇顾及了。既然无法影响我，那我就做到彻底不在乎。”郭敬明说。
是上海铸就了郭敬明精明而现实的个性，他形容上海是“一个必须按照它的游戏规则去玩的人，如果不符合，你就滚蛋……如果我当初在北京发展，可能不会赚这么多钱，会变成一个理想主义的愤青。”
“我不需要告诉别人我有多强。我知道很多人觉得我的成功是幸运，是抄袭，是每天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那别人就这样认为去吧！对手越低估我，我就越有优势；越误解我，我的核心价值就隐藏得越深。”他计划到四五十岁再出自传：“可能到那时，别人会眼睛一亮，说，哇，郭敬明年轻时就想了那么多。
出版商路金波说：“中国五十年内不可能出现一个郭敬明。首先这个人写得要好，其次是要有足够的商业意识。最后，要年轻，有实力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偶像，进而对年轻人产生辐射力。”
郭敬明很认同这个观点，他不担心未来十年内有人会超越他。他抿了一口助理从711便利店买来的速溶咖啡，颇为得意地说：“时代造就了我，我身上集合了太多东西。在那个时代，我出来了，你没出来，你就永远出不来了。”
像他这样一个小城青年只身来到上海并能获得今天的成功，现在看来，几率有多大？他沉思，摇摇说：“你这样一问我，我仔细想，觉得不太可能。你不知道我刚来上海时，内心有多困扰。”
他出身草根，毫无背景。“我爸妈没帮过我，因为管不了。”郭敬明淡淡地说。黎波形容郭的父母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父亲爱炒股，母亲爱玩游戏机，有这么一个儿子，挺自豪。”
所以，郭敬明有理由为自己振臂高呼。在上海这个被他形容为“冷漠而理性”的城市中，他用短短十年在中国完成了一个“美国梦”。
从他在上海居住的高级豪宅俯视，繁华都市扑面而来。他享受这样的感觉，一如他在小说中所写“身背名牌LV，手拿星巴克咖啡，在恒隆广场穿梭”。
“在上海，生活得最舒服的永远是金融家和有钱人。”郭敬明很现实，“普通人在这里活得压抑。如果今天，我还是一个傻傻的文学青年，要想在上海生存，早就被咬得连渣都不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