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1929年以来，国内外政府救市行为的经典案例，主要有6次：
美国1987年股灾——向市场提供流动性、重建信心
美国1987年8月的股灾中，股票市值在一周内急跌20%。股灾的原因复杂多样：程序化交易和投资者前期通过融资交易的加杠杆行为、联邦基金利率上调（1987年1月到1989年5月处于加息周期，共计加息27次，加息幅度393.75bp）、海湾战争升级等。
美国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从提供流动性到政府直接注资问题机构
与之前的股灾不同，2007年的次贷危机首先从房地产市场开始，并蔓延到了金融体系。
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是危机应对的转折点，政府开始动用财政资源去解决资不抵债的破产性问题（偿付能力问题）。刚开始筹划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时，时任财政部长的保尔森认为购买资产的效果优于注资，因为注资会让私人部门认为金融机构将被国有化，从而加速撤离。但危机恶化的速度过快，决策者一致认为向金融机构直接注资是更快速、更有效和成本更低的做法。至此，救市从提供流动性转向由政府资金解决深层次的偿付能力问题。
此外，美国采取大规模货币宽松和财政刺激政策重启经济引擎。2009年初美联储开启了量化宽松，刚开始时购买抵押证券，随后购买国债，以降低长期利率。奥巴马政府也出台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法案。
香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政府直接购买股票
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长达10余年的ETF直接购买
1989年，日本政府五次提高官方利率，使得日本股市开始大幅波动。在公众的恐慌情绪推动下，股价大幅下跌。当时日本政府并未采取果断的措施来稳定市场，而是选择了降低利率和增加货币供应这种传统危机处理方式。直到1997年日本金融体系崩溃后，政府才彻底改变态度，成立了新的金融监管机构，完善金融体系，并在1998年通过了《金融再生法案》和《金融健全化法案》。直至2009年，日本股市在震荡中仍在创新低。
日本央行直接买股的历史始于2010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而日本经济在日元升值的背景下尤为疲弱。于是，日本央行在2010年10月实施全面宽松货币政策，一方面将短期政策目标下调至0-0.1%，同时承诺在物价稳定目标实现之前将持续维持零利率。另一方面，持续实施针对日本国债、公司债及ETF等资产的购买计划，以推动长端利率及风险溢价的下行。
国内两次股灾的应对——2008年和2015年
2015年6月，证监会决定清理场外配置成为当年股灾爆发的导火索，且杠杆放大了股灾中的股价跌幅、下跌速度。6月底，政府开始采取措施救市：6月27日，央行实施定向降准0.25个百分点；7月4日，21家证券公司出资不低于1200亿元投资蓝筹股ETF，且央行宣布多种流动性措施支持证金；7月8日，当天央行发言人重申无限流动性支持证金公司、国资委要求央企不得减持所控股上市公司股票、保监会提高险资投资蓝筹股票监管比例、证金公司表示将加大中小市值股票购买力度、证监会要求大股东及董监高半年内不得减持。其中，以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证金公司）、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汇金公司）为代表的国家队，直接在二级市场上入市购买个股的计划，投入超过1.5万亿元。但股市又继续补跌了两个月之后开始企稳。
综上所述，国内外政府的救市举措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第二，大多救市行动是在危机发生2-10个月之后，决策者需要判断当前的危机是局部危机，还是系统性动荡。政府在危机早期阶段就出手救助，会鼓励激进的投资行为，很多时候倒闭是正常现象，应为幸存者灌输市场纪律。但在真正的危急时刻，政府不作为或延迟作为会导致危机进一步恶化。从日本的经验来看，上世纪80年代未救市，而2008年的救市行为开始于2010年，导致救市效果打折扣。
第三，救市措施主要包括向市场提供流动性、直接购买、临时修改规则。其中，以降息、央行提供最后贷款等手段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是美国1930年代银行业挤兑后获取的重要经验。直接购买也广泛被市场采用，其中次贷危机中7000亿美元的美国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是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府注资计划。我国历次的国家队入场也属于这种救市行为，但与美国通过财政部注资金融机构不同，证金、汇金为首的国家队是直接在二级市场上进行资产购买。
第四，国内的前两次救市政策均有扩张性经济政策的加持。2008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和2015年的棚改货币化是典型。2008年受次贷危机影响，经济增速下滑，当时定义房地产为重要的支柱产业；2015年经济增速跌破7%，政府先后采取了供给侧改革、去库存、棚改货币化等一系列措施。此次不同的是，房地产市场风险是系统性的，是全面下跌，但救市手段较为保守和迟缓，效果明显不及预期。
整体来看，救流动性和救预期是救市的两个核心。目前来看，投资者的预期问题大于流动性问题。不同于2015年投资者降杠杆带来的踩踏，也不同于2007年美国众多金融机构首先面临的是债权人的挤兑，2023年国内股灾的起因是疫后经济复苏和政策支持不及预期，市场对经济前景、对股市的认知还停留在经济的中高速增长时代，但实际上，目前的经济环境是长周期、大背景的转换。因此，扭转预期或者说是重构预期是当下救市的关键。如果不能重构或重振市场预期，流动性问题也会随之而来。
从聚焦注资行为和二级市场直接购买资产的救市措施来看：
日本经验表明：二级市场直接购买资产多在股市下行波动时期，短期对股市的托底作用显著。2013年以来，东证指数的动态市盈率长期稳定在15倍的中枢水平，央行购买ETF短期起到托底作用，使市盈率没有过度向下波动。日本央行迄今为止对ETF最大规模的净买入发生在2020年因疫情冲击日股大幅下跌时以及2016年日股明显下跌时，日本央行对ETF的购买规模明显增加。今年对日股ETF的购买也是发生在股市显著下跌的3月份。但是，也存在诸多弊端，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削弱市场功能。日本央行在股市下行时大量购入ETF，股市的价格发现机制可能失灵；日本央行间接持有公司股票却不行使股东权利，可能削弱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此外，央行是政策制定机构，购买股票ETF，入市时点、退出时点的选择都可能存在道德风险。
2023年以来的A股救市举措回顾
从经济层面来看，疫后经济复苏和实际经济恢复的预期形成了今年最大的预期差，投资者对经济极度悲观导致此次市场不断创新低，甚至有投资者已将上证指数看到2500点以下。针对经济弱复苏，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包括：全面降准0.5个百分点、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利率0.25个百分点；新增抵押补充贷款（PSL）5000亿支持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弥补商品房市场出清带来的投资缺口；放松优化商品房限购政策、设立融资“白名单”以缓解房地产企业融资紧张等。实际上，各项政策的落地并未扭转这种极度悲观的预期。截止目前，房地产市场还未止跌。2023年虽然完成了5%的增速目标，但中国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景象：所谓“衰退型增长”或“增长型衰退”（growthrecession）——宏观不太差，微观很痛苦。
后续救市思路、风格及市场反应猜想
从2023年10月开始到现在，救市行为已持续近4个月，整体来看并不算成功，股市整体并未企稳，反而迭创新低。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三大工程”、放松房产限购政策、房企融资“白名单”等措施的力度远未达到支持经济复苏的力度，因此并未扭转投资者对经济前景的极度悲观预期。二是救市的重点是央国企，而实际上这些股票的投资价值仍未取得市场的一致共识，大家只是看中了其中部分股票的高股息、高分红的类债券性质，以及政策面对“中特估”的支持，这导致资金抱团大盘股、中字头等，而量化、小盘股则迎来暴跌。三是救市节奏较为缓慢，国家队宣布增持后，市场悲观情绪仍在持续发酵。
春节前三个交易日，受益于政府新一轮综合救市措施出台，特别是国家队扩大ETF增持范围，不再是权重股、央国企，国资委表示将市值管理纳入央企负责人考核等措施的加持，市场的悲观预期有略微好转的迹象。上证指数连涨3天，分别为3.23%、1.44%、1.28%。
对于后续救市思路、风格及市场反应的猜想有三：
第二，在资产购买的结构上，国家队入市可能仍以央国企、大市值为主，这类公司往往也是高分红、高股息的公司，同时也符合“中特估”和“市值管理”的主题，适当兼顾小市值、过度超跌的股票。根据历史经验，2015年国家队入市的持有偏好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大市值股票，高股息率、股权集中度较高、跌幅较大的股票。再比如，1998年香港金管局购买的33只股票均为超大市值权重股，且在后续行情中，该33只个股的上涨更具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