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人生·命——王伟《人生学》把她从绝望的深渊中救回来,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人文宽窄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王伟《人生学》短篇小说三部曲”之三
人生·命
——王伟《人生学》把她从绝望的深渊中救回来
文/陈锦
一年前的那个冬夜，我见到雷剑秀时，她正坐在江边的石梯上，神情恍惚，看着滔滔江水发呆。
我当时已经走过了，但始终觉得不对劲。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这个女人的样子，很有可能是寻短见的征兆。我虽然不像我们社区居委会的大爷大妈那么时时刻刻都热心肠，但我不能见死不救。如果能通过我的努力，把她劝回来，我的良心今后也不会处于长期的愧疚中。
我轻轻地从她身边经过，装作到江边洗手，然后甩着手上的水，走到她面前，笑着问她有没有纸巾让我擦擦手。她最初好像没听见，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直到我提高声音问第三次，她才转过脸来看向我。或许同是女性，年龄也差不多，她的警惕性减少了许多，忙不迭地在身上的口袋里胡乱摸着，最终摸出一小包纸巾递给我。
顺理成章地，我挨着她坐下来。我拿出刚买的媛小春，这是一种长得像柠檬的柑橘，细软化渣、汁多味浓，有蜂蜜味，我特爱吃。我和朋友聚餐后顺道散步回家，经过一家水果店时，看到有卖，就买了几斤。我剥开一个，递了一半给她。她犹豫了一下，没有拒绝，接过去，剥开一瓣放在嘴里，一点点地抿着。
“好吃吗？”我问。她点点头，继续吃着，情绪似乎有些好转。我知道，人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吃点高糖的水果，心情会好很多的，更何况是在这样的冬夜，人容易饥饿，吃点东西，会激发对生存的原始欲望，从而影响情绪朝积极向上的一面发展。
夜已经很深了。或许是倾诉宣泄了太多的负面情绪，这个叫雷剑秀的女人不知不觉中把我买的媛小春都吃完了，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我没有心疼这点水果，反而很高兴她的情绪恢复了基本的正常。
她的经历很坎坷，我非常同情她。我忽然想起我的背包里有一本书。这是刚才聚餐时，我的闺蜜小米送给我的，一个叫王伟的人主编的《人生学》，很厚，有1000多页，很沉，像是一本宝典，充满了质感。席间，小米给我介绍了王伟的人生经历和这本书的大致内容。我平时喜欢看杂志，轻轻巧巧地拿在手里翻着，这本《人生学》太厚了，我拿不动，只能放在书桌上看，所以我最初有些抗拒，想不要。但听了小米的介绍后，我有了兴趣，想回家后好好看看，就装进了包里。
我觉得雷剑秀的人生经历与王伟有一定的共同点，那就是经历坎坷，但她没有像王伟那样与逆境作坚决的斗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王伟用他的经历总结出了这本《人生学》宝典，雷剑秀也是高中生，她应该能看得懂并能领悟到里面的精髓，或许对她有一定的帮助。想到这里，我把书拿出来，送给她。她很惊讶，我给她说明了原因，她终于收下了。
我对她目前的生活和工作状态表示祝贺。她有些羞赧地从兜里摸出一个小本子说：“姐，我真的非常感谢您那天晚上对我的开导，尤其感谢您送给我的那本王伟主编的《人生学》，我从头到尾读了很多遍，还做了笔记。”我接过小本子，翻开，字迹娟秀，一如其人。本子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她在《人生学》上摘录的字句，以及对人生的感悟，对工作的体会。
我答应了，与她告别。走在路上，我对雷剑秀的个人遭遇和变化非常感慨，这个曾经相信宿命的女人，曾经认为自己走上绝路的女人，因为王伟主编的《人生学》一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把所谓的“命”掌握在自己手里，走上了人生的光明大道。我想把她的故事写下来，让更多像她一样的人看到。
雷剑秀出生在农村一个普通家庭，她还有一个弟弟。
雷剑秀没有拒绝。她知道，靠着家里那点地是刨不出多少钱的，弟弟读书成绩比较好，照此下去，考个大学是没问题的。到时，弟弟要花钱，家里经济更拮据。只有自己出去挣钱，才能改变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
所以，那年春节过完元宵后，村里打工的人陆续离开，她跟随比她大两岁、已经有好几年打工经历的王素到了深圳。在王素的帮助下，她进入一家玩具厂打工。工厂24小时不停机，虽然实行三班倒作业，但如果只是完成规定的工时，是挣不到多少钱的，只有加班，才能挣到额外的工资。雷剑秀果断地同意加班，反正自己下班也没事，还不如多挣点钱。
所以，在难得的休息日，雷剑秀就去人才交流市场，希望能找到中意的工作。不过，她去了多次，都失望而归。
一天，雷剑秀又去碰运气。正在她四处张望时，忽然听到有个男人在喊她的名字。循着声音看去，雷剑秀看到一个招聘单位摊前，有个年轻男子在朝她笑着招手。雷剑秀非常惊喜，这个年轻男子是她的初中同学王建明，因为没考上高中，就外出打工了。雷剑秀有所耳闻，但没想到在这里能碰到他。
他乡遇故友，两人很是亲热。寒暄几句后，王建明问雷剑秀是不是在找工作。雷剑秀把自己的情况说了后，王建明笑着说，他这次就是奉公司之命来招聘人才的。王建明所在的公司是做进出口贸易的，因为生意好，公司扩张快，所以急需一批有文化的高中以上学历的人才。王建明在公司打工多年，虽然文化不高，但做事勤快，深得董事长喜欢，把他调到办公室，这次招聘就是他带队的。
王建明说：“你是高中生，来我们公司吧，绝对没问题！”雷剑秀很高兴，填了应聘表。王建明让她回去等通知，并拍着胸脯说：“你回去把东西收拾好，直接辞职，等着我的好消息。”
就这样，雷剑秀进入了王建明所在的公司，进入财务部当财务人员。虽然她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财务训练，但她聪明，一学就会，很快就上手了。其间，王建明经常来找她，休息日也一起外出游玩。两人就这样恋爱上了。
在弟弟考上老家省城一所大学的那年，雷剑秀和王建明结了婚。两人同在一家公司上班，除了工作外，几乎形影不离，日子过得甜甜蜜蜜，公司上下都很羡慕他们。
然而，几年下来，雷剑秀的肚子始终没有动静。王建明带她去医院检查，发现雷剑秀患有先天性的不孕不育症。自那以后，王建明对她的态度越来越不好，经常在家发脾气，甚至对她进行打骂。每次跟着王建明回他老家，王建明的父母也是冷言冷语，没给她好脸色。
雷剑秀都忍着。她觉得自己亏欠王建明太多，她无法生儿育女，只想让王建明心情好点，维持着两人的婚姻。然而，雷剑秀一味的忍让，没有换来王建明对她的好，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地折磨她。
直到那天晚上，雷剑秀看到王建明搂着一个女人走进一家宾馆，那个女人，是公司的另一个女同事。雷剑秀知道，她和王建明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她是明事理的人，没有哭没有闹，心情平静地与王建明离了婚，也离开了那家公司。
雷剑秀回到了老家所在的省城，那里，弟弟正在读大四，马上就要毕业参加工作了，她希望能与弟弟一起在省城奋斗。
然而，生活对她的打击才刚刚开始。
沿海蓬勃发展的经济状况，逐渐影响到了内陆省份。省城的经济发展迅速，工作机会到处都是。雷剑秀在深圳那家公司工作了几年，考取了会计师资格证，她不愁找不到工作。她很顺利地在一家也是做贸易的公司找到了工作，租了房子，开始新的生活。
雷剑秀发疯一般冲到医院，弟弟进了抢救室。雷剑秀在抢救室外泪流满面，跪在地上不断祈祷弟弟没事。可是，弟弟最终还是没被抢救过来，走了。
弟弟晚上与几个同事一起聚餐，饭后搭乘一个同事的车回家，没想到同事喝了酒，车速过快，撞上了路边的水泥护栏，同事和弟弟都没被抢救过来，车上另外三个同事也受了不同程度的伤。
雷剑秀感觉自己的天都快塌了。弟弟是全家人的希望，她外出打工这么多年，辛苦挣钱供养弟弟读书，眼看弟弟工作了，美好的生活开始了，却迎来了这样的结局。
办完弟弟的后事，安顿好在老家的父母，处理完弟弟的交通事故，雷剑秀也因长期没上班被公司含蓄地辞退。雷剑秀没有说什么，她觉得公司这么处理没有什么不妥。
雷剑秀意志很消沉，无心工作，靠着此前的积蓄，成天恍恍惚惚地过日子。差不多一年后，雷剑秀才从失去弟弟的悲伤中走出来，又找了一份工作，过上了较为安稳的生活。
几年后的一天，雷剑秀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王建明，他是来找雷剑秀复婚的。
王建明和雷剑秀离婚后，和很多女人鬼混了几年，后来与一个女人同居。那个女人没有工作，全靠王建明养着，成天打麻将，经常夜不归宿，王建明挣的钱都花在了她身上。女人不断地逼王建明要钱，王建明那点工资根本不够用，只得铤而走险，挪用公款。这事后来被公司察觉了，报了警，王建明进了监狱。
出狱后，王建明没有去处，想到了雷剑秀的好，辗转打听到了雷剑秀的消息，来到省城想找雷剑秀和好。
雷剑秀心软，看到王建明的确有和好的意愿，就答应了。最初，王建明在雷剑秀的帮助下，找了一份工作，还能安安心心地上班，两人的小日子倒也过得和满。然而，王建明交上一群狐朋狗友后，开始吃喝玩乐，还染上了毒瘾。
对于一个平凡的小家庭来说，染上毒瘾就是一个无底洞。眼看积蓄一点点被掏空，雷剑秀苦口婆心劝王建明戒毒。王建明每次都赌咒发誓要戒毒，但转身又去跟那群朋友鬼混。雷剑秀想报警，让王建明去戒毒所强制戒毒，但她又怕事情传扬出去后，自己和王建明以及双方父母没有脸见人，只得忍着，从经济上控制王建明，希望他戒掉毒瘾。
雷剑秀的想法太幼稚了。王建明拿不到钱，又对雷剑秀进行打骂，甚至折磨，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出去卖掉。雷剑秀成天以泪洗面，但又无可奈何，身体、精神垮塌得厉害，工作上错误不断，经常被领导批评。
就在雷剑秀忍无可忍，想要豁出去报警时，王建明出事了。王建明把雷剑秀榨干后，没有了毒资，就去贩毒，以毒养毒。那天，他吸毒后，与其他瘾君子因贩毒地盘问题发生争执，被对方一个小弟一刀捅进心脏，倒地后再也没有起来。
雷剑秀没有悲伤，反而感觉轻松了不少。但毕竟两人拥有两段婚姻，在一起生活多年，又是初中同学，情分还是有的。她忙前忙后，打理完王建明的后事，还给他的父母争取到一笔赡养费，让两个老人能安度晚年。
“田斌是个好男人，他对我真的是好。”雷剑秀在那个冬夜给我讲起田斌时，不断地重复这句话。田斌让雷剑秀慢慢地忘记了王建明，忘记了那个给她的生活带来无数阴影的男人。雷剑秀已经40多岁了，田斌比她大8岁，他给了她坚实的臂膀和依赖。
然而，就在一年多前，先是雷剑秀的父亲去世，雷剑秀还没从悲痛中走出来，母亲也因悲伤过度，随父亲去了。两个老人在不到两个月里相继离开，想到此前离开的弟弟，雷剑秀痛不欲生，晚上经常在梦中哭醒。
幸好，她有田斌。田斌不仅给予她安慰，还想方设法让她转移对父母、弟弟的思念之痛。“要是没有他，我可能也会跟着父母去了。”那个冬夜，看着奔涌向前的江水，雷剑秀喃喃自语。
楼下的陈阿婆是个热心肠的人，知道雷剑秀父母相继去世后，信奉鬼神的她，带着雷剑秀去寺庙烧香祈福。在寺庙外，雷剑秀看到有个算命先生。陈阿婆说：“这个算命先生算得准得很，好多外地人都专门跑来找他算命，算不准他不收钱的。要不你也去算一下命？让算命先生帮帮你。”
雷剑秀心神恍惚，一切全凭陈阿婆做主。算命先生问过雷剑秀的姓名和生辰八字后，煞有其事地掐着指头算了一会儿，然后阴沉着脸，不断摇头。雷剑秀木然地看着他，陈阿婆在一边焦急地问算命先生是怎么回事。
算命先生缓缓地说，雷剑秀的生辰八字太硬，是克人的命，不仅要克亲人，也就是父母、弟兄姊妹，还要克夫，谁跟了她，都要被她克死。陈阿婆惊呆了，雷剑秀也如被雷击一般倒吸了一口凉气。回想起来，这算命先生说的都是事实啊！
陈阿婆急切地问：“那有什么办法改变一下她的命呢？这个女子的命真的太苦了。”说着，陈阿婆竟哭了起来。
算命先生又说，雷剑秀的八字本来就硬，偏偏取名也硬，那个“剑”字，就是杀人利器，帮着她的八字伤人。生辰八字是没法改的，但可以从名字入手，把那个“剑”字改一下，或许能帮助她慢慢地扭转自己的命。
“那就改呗！”陈阿婆不待雷剑秀说话，就帮雷剑秀表了态。
算命先生沉吟了半晌说：“你的名字用了40多年，大家都晓得你的名字是怎么发音的了。依我看，就照着你的名字中‘剑’的发音，改成‘建’吧。你名字中的‘秀’取得比较好，是软性的。建秀，就是增加更多的‘秀’，让你的名字在今后更加软起来，或许对你未来的命有所转变。”
陈阿婆拍着手说：“这个好，这个好！”雷剑秀也点点头。算命先生的话，她在算命前是不信的，但听了后，她完全相信了。给了算命先生一笔钱后，雷剑秀和陈阿婆进寺庙烧了香。
回来后，雷剑秀给田斌说了经过，田斌也没有反对，还很支持她。雷剑秀下定决心要改名字，开始张罗着改名的事情。
命运似乎要给雷剑秀开玩笑到底。就在母亲离去不到半年，雷剑秀正忙着改名的事情时，田斌被查出患上癌症，还是晚期。“姐，天老爷是真的不想放过我吗？”雷剑秀在夜色中的泪花闪着晶莹的光芒。
尽管雷剑秀想尽办法挽留田斌的生命，但田斌还是离她而去了。雷剑秀守着空空的房子发呆，一坐就是半天。所有的亲人都离开了她，她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
雷剑秀再也没有心思去改名了。她已经相信自己的命无法更改，只有去死，才能摆脱命运的安排。她，彻底陷入了绝望的深渊。
于是，在那个冬夜，她心力交瘁地来到江边，想最后静静地看看这个给她带来悲欢离合的世界，然后跳江自杀。没想到，她遇到了我，不仅开导她，还送了她一本王伟主编的《人生学》。
“姐，真的非常感谢您！要不是您和那本《人生学》，我哪里能有今天的生活。”几天后的晚上，雷剑秀请我吃饭，席间，她满怀感激地对我说。
“那你现在还信命吗？”我问她。
雷剑秀哈哈笑了起来：“信啊！我看了《人生学》后，相信命运掌握在我手里了。我就是我的命，我的命、我的人生我做主！”
【作者简介】
陈锦，四川省作协会员。
引子
财富增长：（黄俊钦、黄光裕兄弟）从－4000元到数百万元
“还有哪一个城市比内蒙古的呼和浩特更大、更繁华？”
在内蒙古待了一个月以后，黄光裕对此地开始感到有点厌倦。他觉得，广阔的内蒙古人烟稀少，不够繁华，于是询问大哥黄俊钦，有没有更好的选择？黄俊钦想了想，回答道：“太原、上海，还有北京。”
黄光裕拿出地图一查，发现北京果然很大，应该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了。于是他带着几百块钱，一个人毫不犹豫地跑了过去。
这一年他17岁。一年后，在这个很大很大的地方，黄光裕和大哥黄俊钦一起创办了小小的国美电器店。
兄弟俩常常想起母亲小时候给他们讲的一个《圣经》故事：有一位主人要出门远行，临行前给了自己两个奴仆每人一块钱。等到主人回家，第一个仆人报告说：主人啊，你给我的一块钱，我还没动，怕弄丢把它埋在地下了。主人听了大怒：我把钱给你，你却不拿出来用。你是个又懒又蠢的恶徒！第二个仆人报告说：主人啊，你给了我一块钱，我觉得不能把您留下的东西全吃光了，就找了点小生意做。主人听了很高兴：你能用一块钱赚出这么多钱，而且还不损失家里原有的财产。于是，主人处罚了那个把钱藏在地下的仆人，却重奖了用钱生钱的那个仆人，并让他掌管更多的事情。
这个故事让黄俊钦和黄光裕兄弟俩明白一个道理：人要努力工作，用好手头的钱，去赚更多的钱。只有这样，大家才会看得起你。果不其然，十几年后，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中国首富家族。
血气方刚的黄光裕发现，北京是他喜欢的城市
1985年10月10日，黄光裕第一次离开小小的凤壶村，跟着哥哥黄俊钦踏上了前途未卜的旅程，来到了3000多公里外的内蒙古。这一天，距离他跨出校门才短短几个月。他必须迅速学会融入社会，适应凤壶村以外的世界。
黄光裕第一次在内蒙古待了45天，后来在1986年初又去了一次，待了将近一个月。但他显然不喜欢内蒙古——因为这是一个充斥着义气、却缺乏商业规则的地方。“他们不好驳你面子，说些大话，但又做不到承诺的事情，所以是带着仗义的欺骗。我喜欢说话要算数，要有一个交代。”
1986年春节前夕，黄光裕利用回老家探亲之机，顺道在北京停留，考察这里的市场。一个寒冷的黄昏，列车把昏头昏脑的黄光裕丢在了北京站冷漠的站台上。对于一个17岁的外地穷小子来说，北京是一个冷漠的大都市。挤出车站大门，黄光裕不知何去何从？一个“好心”的三轮车夫凑过来，说能帮他找一个便宜、舒适的旅馆。结果转了好半天，直到天色漆黑，才总算找到了一家五毛钱一晚的小旅馆，但车费却花了一块钱。
第二天一早，黄光裕从旅馆走出来，才发现自己就在北京站附近。原来那个三轮车夫故意拉着他从北京站到东四、又从东四回到朝内小街，整整绕了一大圈。
对于这个17岁的南方少年来说，仅仅在半年前，小小的凤壶村还是他的全部世界，现在却突然陷身于如此巨大的城市，自然有一种迷茫的感觉。从早晨到下午两三点钟，渺小如粟的黄光裕在北京站周围转了半天，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买卖做？
但少年的血气方刚往往能融化任何事物表面的寒冰。黄光裕发现：这是他喜欢的城市。他很快在这里结识了一大批愿意给这个异乡小老弟提供帮助的朋友，他决定留下来。就是这里，成为了他日后事业的大本营和主要的商业战场。
也是在这一年，黄光裕的老乡许钟民也来到了北京。与黄光裕的寒酸相比，许钟民已经在财富的油锅里经过了一个轮回的煎熬。早在1983年左右，18岁的许钟民便因为贩卖大米发了财，拥有了汽车、摩托车、几十个工人和几十万元的“巨额”财富。“富贵不归故里，犹如锦衣夜行”。许钟民此时也犯了项羽小富即安的错误，拿着这笔钱回到家乡办服装厂去了。因为缺乏经验，他的“第一桶金”很快就泥牛入海。许钟民又回到了起点。
正当他痛苦的时候，有人向许钟民推荐了一条谋生之路——拿着潮阳县企业生产的各式各样产品的样品簿，到全国各地进行产品推销。考虑到广东周围的市场已经被占领了，许钟民想跑到北方远一点的地方去推销。他在广州上了火车，却发现车厢里到处是拿着样品簿去全国各地推销的潮汕人。众乐乐不如独乐乐！火车还没到武汉，许钟民就已决定放弃。
在武汉下了火车后，一位做大米生意时认识的朋友，向他推荐做录音带生意。在那个年头，时尚青年们都在邓丽君、龙飘飘、程琳、张蔷等的流行歌曲中“烂醉如泥”。当时湖北省的襄樊市也看准时机建了一个磁带厂，每月盒式磁带的产量高达60万，但因为没有市场意识，销路一直不畅。许钟民于是主动充当推销员，帮他们去北京推销磁带。他继续北上，但初衷已改。
也就是在那一年的一天傍晚，许钟民坐车路过北京展览馆，见那里正在举办一场演唱会。出于职业敏感，他下车买了一张票走了进去。许钟民对那场演唱会至今仍记忆深刻，因为这改变了他的一生：“那次是郭峰作品演唱会，我看到很多著名歌手都在唱他的歌，感触很深，觉得他才比我大两三岁，怎么这么牛？心里暗下决心：我要成为一个唱片公司老板！”
志向决定命运！1994年，许钟民果然成立了京文唱片公司，与百代、华纳等5家大唱片公司合作，并将“格莱美”等欧美唱片引入了中国市场，唱片公司旗下有韩红、雪村等知名歌手。有意思的是，当初那个让他暗自羡慕的偶像郭峰，后来也成为他唱片公司里的签约歌手。
1986年9月26日，正当黄光裕和许钟民还在北京城内的大街小巷奔波时，上海市工商银行推出了代理股票现货买卖的业务。那时上市交易的只有延中实业和飞乐音响两只股票，当天共卖出1500余股，约8万元。新中国成立不久后，被视为投机行为和资本主义特征的股票便消失，但改革开放后又悄然回来了。而十几年后，它将成为黄光裕财富增值的利器。
1986年是国际和平年。当年的5月9日，郭峰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策划了一场引起巨大轰动的活动：《让世界充满爱》演唱会，内地128名歌手集体亮相舞台，共同献唱一曲《让世界充满爱》。也就是在同一台演唱会上，穿着黄军装、挽着裤管的中国“摇滚之父”崔健，代表这一代的年轻人吼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自卑和愤怒：“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在做了一些小生意后，黄光裕决定赌一把大的
这句话如同一道“密旨”，怂恿着大批躁动不安的人开始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现状。就在这一年，远在乌鲁木齐的唐万新，在高考落榜后，用仅有的400元创办了一家叫“朋友”的彩印店；还在北京大学无线电系读书的王志东，没等毕业就跑到中关村去打工，常常白天在街上兜售盗版软件和二手电脑，晚上跑到阴冷的地下室去听北岛、顾城、舒婷等人的诗歌朗诵会；刚刚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杨元庆，还没等分配工作，便跑到北京中关村投奔了柳传志，加入了推销倪光南发明的中文电脑的队伍中……
17岁的黄光裕却与“朦胧诗”绝缘。在他少年老成的心里，清晰地刻着两个字，那就是“生存”！
在做了一些小生意后，黄光裕决定赌一把大的。千思万找后，黄光裕瞄准了服装行业。他决定孤注一掷，把自己在内蒙古和来北京最初几个月做生意赚的几万块钱全部拿出来，从广东订了一批服装。想不到的是，很少亏本的黄光裕，这次却彻底搞砸了。由于对这个行业不太了解，服装的尺寸、型号、款式他没有摸准，结果这批服装在北京兜售了大半年，却基本上还是原封未动。
死马当活马医。自己卖不动，黄光裕便想办法找人代销。在朋友的推荐下，他找到了一家位于珠市口东大街420号的名叫“国美”的服装店，服装店分上下两层，总面积不到100平方米。因为不用预付款，卖不掉还可以退还，没有一点风险，服装店的负责人乐意帮这个忙，于是让黄光裕在店内找了个角落挂上了他的积压服装。
来来往往之间，黄光裕便和服装店负责人熟悉了。因为这个服装店生意也不是特别好，店主想把它承包出去。黄光裕一听到这个信息，心里便开始活动起来，他对四处奔波、居无定所的游商生涯已经有了一点厌烦，正想找一个据点让自己从“行商”变成“坐商”。
但黄光裕拿不定主意，也没有谈判的经验，于是把尚在外地的大哥黄俊钦请了过来。1986年10月底，黄俊钦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和服装店负责人进行了谈判。最后兄弟俩决定冒一次险，用东借西贷的3万多块钱，把这个店面盘了下来。合同期限最初是3年，并且规定门店名字使用权归黄氏兄弟所有。
1987年1月1日，黄俊钦、黄光裕兄弟俩的国美服装店正式开张营业。这也标志着两人正式创业迈出了第一步。
因为对服装不太内行，所以刚开始2个月内，店里一边卖服装还一边卖电器。到1987年3月，兄弟俩干脆把它彻底转型成电器店。至于那批滞销的服装，到最后都没有卖完，黄光裕干脆把它们发给员工当工作服。
黄光裕闯入了一个正面临重大变局的行业。中国于1978年引进了第一条彩电生产线，1984年国家计划定点生产。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全国共有70多个冰箱定点生产厂家、80多个洗衣机定点生产厂家，比如说北京的白兰、白菊，现在市场上还见得着的小天鹅、小鸭等，都是那时候的定点生产厂家。在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产品实行定点生产的同时，老百姓购买都需要凭票，整个产业处于供不应求甚至短缺的状况，因此冰箱和洗衣机产业备受推崇，甚至每年的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都要提起冰箱和洗衣机产业的发展状况。
在国有电器商场一统天下的80年代末，私营电器店想取得一席之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黄氏兄弟还得费尽脑汁才能在“居，大不易”的京城生存下来。
关于创业，还有另外一个版本：黄俊钦在呼和浩特出事之后，黄家和那位曾帮助过自己的朋友合伙办过一个无线电厂，专门生产扩音器之类的产品，也赚了一些钱。但后来，两兄弟觉得自己的个性还是不太适合搞产品的生产、开发，更适合从事商品流通领域的生意，于是又开始出门寻找机会。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党的十三大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简练而激荡人心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在当年年底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领导人殷殷期盼着人民生活水平能够大幅度提高，而这也正给了黄光裕之类创业者事业蓬勃发展、财富迅速增值的巨大动力。
天时地利人和，促使黄光裕改行做电器
当然，促使黄光裕作出这种决定的，还有另外几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做电器占了“天时、地利、人和”之便。
1987年，也被视为中国企业家频出的年代。就在这一年，马胜利成为改革的典型，柳传志推出了联想微机，宗庆后、怀汉新、任正非等开始创业；也就在这一年，达能、雀巢、联合利华、摩托罗拉等跨国企业涌入中国，肯德基把它在中国的第一家店开在了离国美电器珠市口店不远的北京前门。
但在欣欣向荣中，也掺杂着杂乱无序。早在1979年6月，有“经营之神”美誉的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被邓小平邀请到中国访问。中国领导人的谦虚和诚恳，引发了以松下为首的一轮日本公司投资中国的热潮。从此，日本商品尤其是电器，如潮水般涌向中国。但也产生了一个副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广东的潮汕、中山、番禺等地，已经形成了走私电器的集散地。
当时进口商品的合法渠道，只有两个：一个是当时有进口权的出国人员服务部，另外就是出国人员出去以后买点免税商品带回来。据大中电器创始人张大中介绍，当时的广东中山和番禺是两个著名的华侨城，“仅番禺就有100万华侨，只要一个华侨带回一件电器，那就是100万件”。但这显然满足不了市场的大量需求，市场上大量流通的进口电器还是走私进来的，不过可能进行了改头换面——一个是沿海城市或内陆边远城市的政府部门，通过各种当地的政策，比如罚没走私品，缴完税后就变成合法商品流了出来；还有的则是有些组装厂通过假组装的名义流出来；另外，还有一些有路子的企业走私货品进来后，再弄一些正式的发票后出货。这些都统称为“二手货”。据说，这些非法和半非法的进口电器，占到市场上流通总量的80%左右。
不仅仅是国美这样的私营商店，甚至连当时的很多国营企业、国营电器商场和批发商都有着同样的进货渠道。这成为了当时行业的一种潜规则，因为那个年代，根本没有什么国产家电，北京只有牡丹、四川只有长虹、广东只有康佳，但它们都不是全国性的品牌，大商场主要卖的几乎全是松下、东芝、索尼、夏普、飞利浦等进口品牌。
其次是地利。黄光裕的老家广东各地，是这种进口商品的集散地，有大量价廉物美的进口家电；而北京这种北方大都市，则对进口家电有着旺盛的需求。从一开始闯荡江湖，黄氏兄弟就靠做这一行起家，现在做起来自然是驾轻就熟。
再者是人和。在老家，黄光裕有一帮朋友帮衬，来到北京后，又结识了一大帮会慷慨帮助和支持他的朋友，其中包括许钟民等一大帮有能力的潮汕老乡。据黄光裕事后回忆，他在北京创业初期，因为资金不够，会经常先从朋友那里拿货，后付款。拿货时，他会告诉对方：“钱以后会有，但是现在给不了，需要大家帮忙，我看中的东西希望能够给我，钱慢慢周转。”
2004年年末，黄光裕在接受《厂长经理日报》采访时表示：“我不喜欢做买卖。如果再重新开始，可能我不会再做这个。”至于17岁就开店一事，他解释道：刚开始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后来变成了一种工作，最后不知不觉陷进去了……
胆大心细脑子活，让国美电器脱颖而出
当时，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的人不在少数，很多人也像黄氏兄弟一样看好电器生意并且开店经营。据有关资料显示，这种店当时在全国有数千家之多，仅在北京一地至少也有数十家之众。黄氏兄弟的国美电器店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还有几个重要的原因，概括起来就是：胆大、心细、脑子活。
1987年，有一部国产电视剧红遍了中国，那就是《西游记》。电视剧播出后，北京的大街小巷充斥着这首名为《敢问路在何方》的主题曲：“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又出发……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而来自于潮汕的小青年黄俊钦、黄光裕两兄弟，无疑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孙猴子”——他们蔑视传统和权威、敢于打破规则和枷锁、有着一股永远喜爱折腾的冲劲。1987年，兄弟俩怀着无畏之心，踏上了前途坎坷的致富之旅。
虽然经营走私进口电器已经成为一种行业潜规则，但对于黄俊钦、黄光裕这20岁左右的年轻小伙子来说，一无雄厚的资金、二无深厚的背景，从事这行自然是冒险之举。黄光裕后来也承认，“那时我没那能力也没那资格去认识有背景的人，岁数那么小，你去跟局长说话，别人认为你是小孩，谁跟你说话！”而黄秀虹认为，这种冒险精神是被逼出来的：“作为这么一个平凡的人，没有各方面的社会资源、没有背景，所有东西只能靠自己，人被逼得有冒险精神了，就敢去打破常规。”
尽管如此，黄氏兄弟还是小心翼翼，之所以没出大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尽量做到自己接手的进口电器已经经过“漂白”，甚至有比较正式的发票；另一个是国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及时地把握了国产电器兴起的良机，果断地进行了转型，从而摆脱了过度依赖进口电器的不利局面。
黄氏兄弟心细如发，对市场具有极高的敏感度。20世纪80年代的商业领域，正是国营商场独霸天下的时候，电器市场正处于供不应求的大好形势之下，国营电器商场一直躺在暴利的云端逍遥自在，这与老百姓对家用电器的强烈渴望形成了极大的矛盾。黄光裕正是看准了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以薄利为利器，决定走“坚持零售，薄利多销”的经营路线。这一招无异于釜底抽薪，迅速蚀空了国营商业企业的根基，让它们中的大多数如空中楼阁般轰然倒塌。
采取这种薄利多销的策略，便轻易地把自己的劣势变成了优势。当时国美所面临的困境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流动资金，无法大批量地进货，而进货越少，进货的价格就越居高不下，这导致了商品没有价格优势，极容易压在手里，这会直接导致资金周转不灵。这是一个恶性循环，陷入后就难以解套。三星CEO尹钟龙就曾经说过：“再贵的鱼，一两天后也会变得便宜。无论是寿司店还是数码业，存货都是有害的。因此，速度就是一切。”所以，勤进快销、货如轮转，一直都是国美的至尊宝典。而薄利销售这种做法，自然受到了消费者的热烈追捧，无形中形成了极好的口碑。
黄氏兄弟做生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脑袋特别活络，常常有灵光一闪之举。刚开始经营时，只有十几万元的本钱，而当时的电器动辄数千上万，这些钱根本进不了多少电器。1986年末，眼看着已经进入腊月，商业的黄金季节就在眼前，可柜台里还是空空荡荡。“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黄氏兄弟坐在冷冰冰的店铺里一筹莫展。黄光裕的床头有一本《三十六计》，他闲着没事时常常翻一翻。这一天，他随意翻开时，突然有一行字跳入他的眼帘：“诳也，非诳也，实其所诳也。少阴，太阴，太阳。”意思就是：真假要有变化，虚实必须结合。一假到底，易被敌人发觉，难以制敌；先假后真，先虚后实，无中必须生有。指挥者必须抓住敌人已被迷惑的有利时机，以出奇制胜的速度攻击敌方，等敌人头脑还来不及清醒时即被击溃。黄光裕在那一刻灵光乍现，突然冒出一计：他赶紧把店里的空箱子全堆了出来，还专程去找几位做家电批发的老乡帮忙，借用了大量空纸箱。而在显眼处，他们则摆上了真货当样品。这样，路上过往的行人一瞧，发现他们的店里花花绿绿堆满了货物，于是蜂拥而来，积聚了大量的人气。
黄氏兄弟早在创业初期，便无师自通，开始玩起了“资本游戏”。具体做法是：先利用空纸箱吸引来不少顾客，然后向他们收取一些定金，这样手头便有了相当数量的流动资金；而进货时，凭借良好的信用，国美可以先货后款，这样就有一个付款周期，当时一般是十几天，于是便产生了大量沉淀资金，让黄氏兄弟又摆脱了创业初期资金短缺的窘境。
在国美第19周年的国美年会里，有这样一个重头节目——《国美，北京，2006》，如此介绍这段创业时的情景——
（女1）：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又一次照耀在地平线上，新的一天，新的一年，就又一次站在了我们的面前。
（男1）：回首往事，却是那样的激情澎湃，叫人久久不能释怀，一丝、一发历历在目，恰似史诗般的轮回，在记忆中回荡。
（男1）：在19年前的一天，一个不拘泥于现状的小店，开始了它的拼搏之路。人生难得几回搏，十年苦修为朝夕，1987年7月11日，我们又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
（女1）：《北京晚报》。
（合）：成就了，一个永恒的第一。
…………
经济“倒春寒”，黄氏家族再次遭遇重大危机
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黄氏兄弟在创业初期，不但谋划周密，而且又得到了上天的眷顾。
到1987年11月24日，黄氏兄弟开了第二家门店。1988年5月和12月又分别开了两家。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国美迎来了家电零售业的转折期。
经过数年的调整和增长，中国经济在1988年再次驶入了危险地带。随着轻工产业的迅速发展，物资供应日益紧缺，推行了4年之久的物价双轨制越来越显现出它的负面影响，一些人利用手中或大或小的权力，从双轨制中牟取暴利。据统计数据显示，在这一年，中央国家机关系统开办的各类公司达2万家，其中很多是专门从事物资倒卖的皮包公司。
在这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发表了《致命的自负》一书。书中，他系统地论证了计划经济的局限，而国际环境的趋势，是朝着自由市场主义方向快速转型；也在这一年，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访问了中国，并受到中央领导人接见。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应该立即放开价格管制。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一份调查显示，75.3%的人赞成“只要改革能进行，我们生活水平暂时低一点也行”。这几个因素，促使中央领导人决定冒险一试，宣布取消双轨制，进行“物价闯关”。
但让人难以预料的是，调价政策一出台，便引起了公众物价看涨的恐慌性情绪，先是肉食价格，紧跟着是小商品等价格开始迅速上涨。当时的报纸这样形容社会恐慌的一幕：“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连滞销的也不放过，电视机有图像就抱，电风扇能转就买，电冰箱有冷气就要……”
“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燃烧了我……”在年初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星费翔演唱了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而这把火将当年的中国物价烧到了狂热状态。根据国家物价局《中国物价年鉴》记载：“1988年是我国自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明显加剧的一年。计算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上升18.5%，这个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续三年物价累计上涨23.7%的基础之上的。”
当年10月，中央开始调整策略，提出了“宏观调控，治理整顿”的方针。1988年的“物价闯关”引起了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被视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这也让在通货膨胀中利益受损的人们开始产生一种心理失衡，认为改革造成了社会不公、好处都被“官倒”占去了。
黄氏兄弟自然在这一年的抢购风中乐开了花。当时家用电器消费旺盛，特别是彩电供应尤为紧张，价格在一天之内能够上涨数次，一台400元的彩电涨到2000元照样购者如潮。各个彩电零售商家被热浪冲昏了头脑，开始大量囤货。黄氏兄弟也将他们当时能够调动的现金全部用来囤货。但等国美的库房全被电器塞得满满时，黄氏兄弟突然出自本能地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于是率先放水甩货，以比市价低得多的零售价把库存商品清理一空。等1989年的寒潮来临时，很多家电零售商遭遇了灭顶之灾，国美却意外地逃脱了厄运。
对于私营经济来说，1988年是真正取得合法地位的一年。当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新宪法中增加了这样一段至关重要的文字：“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是1956年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营经济后，首次以宪法的形式重新确立私营经济的地位。
转瞬之间，中国经济从热气腾腾的1988年进入到寒冷肃杀的1989年。这一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政治紧张、经济疲软的年份。通货膨胀、官员腐败、民工热潮等诸多难题都在这一年加速发酵。因为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局的持续恶化，再加上国内发生的政治风波，以及野草般疯长的私营经济，让一些人开始担心：这些会不会让社会主义中国“变色”？此种担忧最终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了“倒春寒”现象。
在这股“倒春寒”中，年广久以贪污、挪用公款罪被捕入狱；李书福、王廷江、蒋锡培等被“吓坏”的私营企业家，纷纷把自己的企业送给当地政府，以求退财消灾；而在民营经济发达的广东、福建等省，则出现了企业家携款外逃的现象。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记载，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300万户，私营企业从20万家下降到9.06万家，减少一半多，这个数字要到1991年才略有回升。
刚刚创立两年的国美电器也遭遇了严重的危机。曾经被抢购的家用电器，一下子变得无人问津。另外，国美的数家门店也在一次清查行动中被关、很多货物被抄走，黄俊钦再次被拘查，黄光裕则被逼得在外面东躲西藏。黄氏家族遭遇了第二次重大危机。
至于被查的原因，没有明确的说法。但据资料分析，最大可能的是两种原因：一个是涉嫌偷税漏税；一个是有贩卖走私家电之嫌。而这两点，可以说是当时大多数私营企业的普遍问题，算得上两宗典型的“原罪”。
偷税漏税是这年经济领域的治理整顿重点打击的对象，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从1989年5月便开始重点普查私营企业的税收情况，普查后得出的结论是：“当前个体户偷税漏税情况非常严重，占到企业总数的80%”；而整顿的第二个重点是对国有体系外的新兴企业进行清肃，打击与国有企业争夺生产资料的“恶劣行径”，而新兴的家电行业是重中之重，被视为“通货膨胀、市场失控”的罪魁祸首。在原材料受到严格控制的当时，众多企业只能通过“倒爷”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倒爷”的途径无非是两条：一个是通过权力，把计划内的原材料搞出来，再卖给计划外的企业；另外一个则是大量走私的成品或配件。也就是在这一次整顿中，联想创始人柳传志受到了严重惊吓——1989年4月，广东警方查处了一起走私案，顺藤摸瓜找到了联想门上。柳传志只得向领导求援，最后以罚款300万元了结。
这股寒潮持续了3年之久。美国学者库恩在其2008年底出版的《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一书中，描述了那段时期的形势：“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封锁和孤立的政策，外商投资止步观望。经济上由于治理整顿措施以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为主的形式出现，要求很急、力度很大，加上其他因素影响，致使经济下滑。而在思想政治方面，‘左’的东西死灰复燃。1990—1991年间，一些地方出现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批判市场经济的风潮。有些人提出‘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有些人说全党和全国人民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中国都处于一种低谷状态。”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1989年1月13日，诗人海子写出了自己最具影响力的诗句。但幻想中的温暖抵抗不了现实中的冷酷，两个月后海子在山海关外卧轨自杀。在这一年，感性的诗人和理性的商人一起陷入了绝望之中。
性格和志趣各异，兄弟俩最终分道扬镳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在经过短暂的停滞后，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一书中，作者库恩如此写道：邓小平始终渴望中国能够稳步走上发展壮大之路，他对由于保守者影响而放慢改革步伐很不满意。1992年初，这位88岁高龄的领导人决定把问题摆到台面上来。他深知为了建成一个与世界强国平起平坐的强大中国，必须迅猛扩大它的经济基础，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南方之行。与1984年第一次南方之行的相对谨慎相比，这一次邓小平热情洋溢地称赞了特区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并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等旗帜鲜明的观点。正如其后“两会”期间刊发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标题所渲染的一样，全国又掀起了一股新的下海经商热。仅北京一地，每个月新开的公司便以2000家的速度递增，以至于半年后，全市库存的工商执照全部用完，只得紧急向天津市调运1万个救急。
经过三年的跌跌撞撞，国美电器终于生存下来。1990年，珠市口店3年的合同期满，兄弟俩又续签了1年。1年后，这个狭小的地方已经满足不了兄弟俩日益火红的生意，他们决定放弃这家门店。而此时，他们已经在北京开了好几家新的门店。1992年，黄氏兄弟几家电器店的销售额已经近2亿元。
就在生意红红火火进行的时候，1992年底，黄氏家族发生了一件大事：曾经一起创业、同甘共苦的黄俊钦与黄光裕兄弟两人，却因为志趣各异，最终分道扬镳。
一种说法，是因为两人的产业理想和商业观念渐行渐远。具有商业眼光的大哥黄俊钦，敏锐地抓住了房地产这个中国最暴利行业的脉搏，在1991年就开始介入。
两人开发的第一个项目是新恒基大厦。据说新恒基这个名字的由来也很有意思：当初黄光裕刚到北京时，曾在北京火车站对面的一个小旅店里住过一夜，后来，那个地方建起了一片高档的写字楼，名字叫“恒基大厦”。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在那个晚上，来北京打拼天下的潮汕少年黄光裕，究竟有怎么样复杂的心路历程？但从他把自己盖的第一个大厦命名为“新恒基”，我们可以揣测，那是一个很“平常”的夜晚——很多像黄光裕一样的穷小子，都有过这样不安现状、立志改变的不眠之夜。但不寻常的是，黄光裕把自己当年心中的宏图具象化了，让它最终矗立在京城的一隅。
黄俊钦属于那种干一行钻一行的“技术迷”。在盖鹏润大厦时，黄俊钦已经对建筑设计研究得十分透彻，并亲自上马操刀，通过自己的设计，节省了很多空间，大大提高了利用率。一座房子，哪个地方能节约多少成本，他只要一看图纸就会一清二楚。
1992年，从海南刮起的房地产热浪席卷全国，让黄俊钦更是沉醉其间。据国美旧臣李俊涛介绍，约在1992年的时候，大哥黄俊钦开始对电器行业产生了疲倦之心，却对房地产、资本运营、IT等行业兴趣渐浓，于是黄氏兄弟正式分家。当时，黄俊钦名下还分到了几家电器店，黄俊钦把这几家电器店改名为“恒基电器”。
大约在1996年前后，黄俊钦把精力更多地投向了房地产业，对恒基电器无暇多顾，导致恒基电器的经营日渐衰落。黄俊钦干脆彻底了断，把仅存的两家门店转给了弟弟黄光裕。黄光裕后来说：“黄俊钦的想法很不错，他现在做IT、房地产、资本运营三块。我们纯粹是两家公司了，没有什么捆在一起的东西。我们各自的市场定位、发展方向和经营方法，都已经截然不同，应该说是两个趋势。”
其中一种说法，分家是为了家族企业的多元化。对于兄弟分家，李俊涛给出的解释是：“树大要分杈，这样树才长得更茂盛一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兄弟俩还都做一块儿的话，那就不好了。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嘛。1993年以后，兄弟俩一个侧重于电器，一个侧重于房地产，呈现一个多元化的趋势。”大妹黄秀虹也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期，北京房地产正蓬勃兴起，如果两个人都用主要精力做电器，对家族企业各方面的发展来说，会显得过于单一。她说：“一个人做一个产业，这也是两个哥哥的高明之处吧。”
还有一种说法是，一山难容二虎。在1993年以前，国美电器由兄弟俩合作经营，黄俊钦主要负责全面的管理，黄光裕则侧重市场业务方面。黄光裕开拓市场的“利器”是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和一辆不起眼的三轮车。他常常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去调查市场行情，有时还推着三轮车将货物扛回来。但志高心大的黄光裕，不可能永远“甘居人后”，他更加向往那种一言九鼎的感觉。不过，对兄弟俩存在矛盾之说，黄光裕却作了否认：“我们哥俩之间又不会争什么，从不为钱、为权去争，而且当时两人也都不想出名。”但黄光裕也坦言道：“企业不容有两个领导，因为总会有一些漏洞让人钻空子。”
不管缘于哪一种原因，兄弟俩最终分了家，而且分得很干脆、很彻底——黄光裕分到的是国美的牌子，以及一部夏利车和几十万元的现金，其他的全归黄俊钦。从当时的情况看，黄光裕确实有点“吃亏”，因为国美在1993年的资产规模至少有几百万元，不仅从1991年开始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分给了黄俊钦，而且当时已有的五六家电器门店并没有分给继续做电器的黄光裕，而是分到了对电器行业已经没有太大兴趣的黄俊钦名下。
黄光裕后来回忆道：“我哥哥的确分得比我多，多出也不止一星半点。”当时，国美这个品牌根本谈不上什么无形资产，黄光裕分到这块牌子，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长远战略眼光，更多的只是一种无奈。国美之所以后来名扬天下，更多的是因为日后黄光裕和张志铭等人付出的汗水与智慧。
黄氏兄弟今日的关系冷淡，恐怕少不了当年点点滴滴矛盾的累积。《财经》杂志报道：“其间，时时可遇早期民营资本介入房地产开发时面临的诸多障碍，并经历着严重的资金缺血。一位曾就职国美电器高层的知情人告诉《财经》，兄弟两人在鹏润大厦建设时期发生激烈争执，一度反目。鹏润大厦系黄俊钦所建，黄光裕购买其中一部分，但迟迟未向哥哥支付楼款。他当时实在没钱，非常艰难，而黄俊钦也很缺钱。”
两人关系紧张时，甚至叫来保安互相对峙。黄光裕在2005年接受笔者采访时，对此解释道：“当时鹏润大厦一人一半，底下人为了一些小事吵起来，是保安们不懂事，怎么会扣到我们的头上来！我们之间矛盾是有的，那是很正常的事情，该争的时候就争嘛，但不存在伤害感情的问题，毕竟我们是两个不同的企业。”
有人把这话理解为黄光裕故作姿态。其实不然。事实证明，兄弟俩在分家后，还时常进行合作。黄光裕进军房地产业，就一直得到大哥黄俊钦的指点。兄弟俩还一起开发过房地产项目，并互相拆借过资金。
正如并排矗立在北京朝阳区霄云路路口的新恒基大厦和鹏润大厦一样，兄弟俩不管曾经有多生分，但两人的根是连在一起的。
树大要分杈，可以避免同根相煎的悲剧
在南北朝吴均所著的《续齐谐记》中记载有这样一则故事：汉代的田真、田庆、田广兄弟三人要分家。堂屋前有一棵枝叶繁茂的紫荆树，兄弟三人决定将它锯成三截。第二天，他们发现紫荆树竟然枯死了，像被火烧过一样。田真对弟弟们说：“紫荆树听说因为分家要被锯为三截，竟然枯死了。真是人不如木啊！”兄弟三人深受震惊，决定不分家了。不久后，紫荆树竟又奇迹般地复活了。
“兄弟连心，其利断金”在商界不乏其例。如康师傅的魏应州、魏应交、魏应充和魏应行兄弟，盛大的陈天桥、陈大年兄弟，安踏的丁志忠、丁世家兄弟，浪莎袜业的翁关荣、翁荣金、翁荣弟兄弟……
但我们同时看到，兄弟分家从某种角度来看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志不同、道不合却非要捆绑在一起互相煎熬，那么产生的内耗反而会大大影响家族企业的发展。新鸿基接班人郭炳湘曾在多年前遭遇绑架，后其妻出面与绑匪“谈判”，支付7亿港元赎金后才使郭炳湘获释。从此以后，郭炳湘性情大变，有关他患“狂躁抑郁症”的传闻四处流传。郭炳江和郭炳联正是利用了大哥的这个软肋对其进行精确打击，老三郭炳联邀请的美国医生曾确诊其兄患有精神科疾病，不再适宜担任董事会主席职务。而郭炳湘自然极其愤怒，指责两个弟弟使用了“相当恶劣的手段”。家族纷争的不断升级，已经开始影响到新鸿基业务的发展。
“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孔圣人的担忧穿越了2500年的时空，如一个难以消解的魔咒降临到了国美这样的家族企业上。纵观中国的家族企业，会不幸地发现，兄弟阋墙其实是一种常态——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刘永行、刘永美、刘永言兄弟，远大集团的张跃、张剑兄弟，苏宁集团的张桂平、张近东兄弟……兄弟分家的名单冗长得让人无比感伤和惋惜。
是何种剧烈的撕裂，竟然使手足之情最终兵戎相见、破碎一地？
最常见的莫过于理念和个性的不合。远大集团张跃、张剑两兄弟的分家，源自于对以后事业截然不同的定位——大哥张跃紧紧抓住直燃机空调这个行当，声称要做一辈子，决不改行；但弟弟张剑则极力主张远大多元化，认为直燃机空调未来市场潜在很大危机，于是把精力转移到了远铃整体浴室这个比较超前的项目上。
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民营企业走向成熟的开始。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事后如此评价当初四兄弟的分家之举：“几个兄弟都很能干，有问题有不同意见时就会议而不决，效率太低。我们适当调整后，每一部分多以一个人为主，其他人可以参与也可以不参与，这样效率更高、动力更强，避免了之后出现不和谐。”四兄弟分家后各奔前程，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苏宁环球集团董事局主席张桂平说起1999年与弟弟张近东之间的分道扬镳，颇有感触：“原来是一股道上跑着两辆车，现在是两股道上各跑着一辆车，我想这个力量肯定比原来大。”
而黄俊钦、黄光裕兄弟俩当年及早分家，都在各自的领域内创造了商业成功的神话——这个贫困的农村家庭养育的两个儿子，竟然都成为中国大陆的巨富。
树大要分杈，这是自然规律。在家族企业中，不合则分，既可以避免同根相煎的悲剧，同时也可以尽量避免出现“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连锁反应，让整个家族企业毁于一旦。
当然，也有人从基业常青的角度，对这种兄弟分家持更多否定的态度。基业常青几乎是每一个家族企业的美好梦想，但类似于国美黄俊钦、黄光裕这样的兄弟阋墙与分家，虽然有效地切割和阻止了家庭矛盾的继续恶化，防止家族企业滑入毁灭的深渊，但同时也成为基业常青的巨大绊脚石。
在2006年6月的美国《家族企业》杂志上，公布了一份全球最古老的家族企业名单，其中有4家“千年企业”，比如日本从事建筑施工的企业——金刚组，创建于公元578年，至今传到了第40代，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
三段爱情和几员大将，在黄光裕本命年一起涌现
“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可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这首由杨钰莹唱红的流行曲，是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外来妹》于1991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时轰动了全国。自此，“外来妹”成为一个和广东改革开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词汇。
就在1991年，黄光裕18岁的大妹妹黄秀虹也成为了一名外来妹。但她这位外来妹显得与众不同——众多外来妹都是纷纷南下广东打工，而她却逆流而上，从广东汕头老家北上来到了北京；众多外来妹出去打工都是举目无亲、无依无靠，但她在北京城内却有大哥黄俊钦和二哥黄光裕，而且两人已经成为拥有数家电器零售店的小老板。
黄秀虹学的是会计，于是在国美从一般的财务人员做起，1995年开始升任国美电器西四分店店长。黄秀虹说：“不会因为我是老板的妹妹，就一定要有个好的职位，我很高兴我可以从底层做起。”因为有了这个平台，黄秀虹的能力得到了迅速提高——从刚开始面对财务报表时的手足无措，到后来逐渐学会妥善处理每天不断涌现的各种问题。
2004年，黄秀虹在接受笔者采访时，透露了她当时的巨大压力：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她经常彻夜难眠，好多个夜晚，她虽然已经回到家里，闭着眼睛躺在了床上，但仍然觉得自己仿佛还在办公室内，大脑中所有的细胞仍在高速运转，想着那些千头万绪的公事，有时一个问题一想就是好几个夜晚。黄秀虹说：“别人做不好还情有可原，但我做不好就不行，我必须要做到比别人更好，谁叫我是黄光裕的妹妹！”
在刚到北京那段忐忑不安的日子里，一个男孩闯进了她的生活。当时国美电器还在创业初期，企业的规模不是很大，所以公司一些重要的职位都是回到广东老家去招人。这个男孩在一次招聘中进入了国美。他虽然只有高中文凭，但由于聪明能干，很快就得到了赏识，成为财务方面的负责人，早几年公司使用的财务系统软件都是由他主要负责做起来的。
由于工作关系，两人有很多机会在一起，慢慢地就产生了好感。两人的恋爱经历没有太多悬念，在相识一两年后的1994年，21岁的黄秀虹嫁给了25岁的他。婚后两人很快有了一个女儿，这个小家庭度过了一段非常甜蜜的时光。也许在黄秀虹的脑海里，和一个可靠的人在一起，然后结婚、生子，做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是一生中最大的福份。但后来的发展却事与愿违，这是后话。
几乎在同时，国美另外还有一段爱情在萌芽。1993年，黄光裕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一位漂亮的北京姑娘杜鹃。杜鹃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当时任中国银行信贷员。据知情人介绍，那个时候的信贷员对于业务能力要求很高，这样的人才总量是很少的，所以杜鹃称得上智慧与美貌并重。
那一年，黄光裕刚和大哥黄俊钦分家，正处在事业的关键转折点上。既漂亮能干、又拥有良好教育背景和工作单位的杜鹃，无疑让年轻的黄光裕为之心动；而连初中都没有毕业的黄光裕，却有着聪明的头脑和可贵的进取心，这也让杜鹃不得不为之侧目。
当时的黄光裕分家时得到一辆夏利车，这辆车自然成为他承载当年爱情幻想与事业理想的最佳工具。据知情人透露，黄光裕虽然会开车，但一直没有驾照，自从爱心被杜鹃俘虏后，他更没办法集中精神开车，有一次甚至差一点被交警逮住。于是，找一个驾车技术好、熟悉北京路况、人老实听话而且年轻身体好（偶尔可以做做搬运工）的司机，成为黄光裕的当务之急。
有一个人完全符合黄光裕这些“苛刻”的条件，那就是一个叫张志铭的年轻人。看看他的简历就知道，这绝对是一个私人司机的最佳人选：中专学历，籍贯北京，1970年2月出生，1984年至1986年在北京市塑料工业学校学习，1986年至1991年在北京苹果园木器厂工作，1991年至1993年在北京市金龙出租汽车公司当司机。他不但长相佳、品行端，而且老实听话、勤奋肯干，让黄光裕甚是称心。
1994年，也就是在张志铭进入国美之后一年，黄光裕的二妹——年仅19岁的黄燕虹也来到了北京。她最初在国美当出纳，在财务方面完全是自学成才。
在黄燕虹来到国美不久，黄光裕便把自己的司机张志铭调到最基层的门店去干活。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在平常的接触中，黄光裕意识到张志铭是一个人才，所以开始重点培养他；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张志铭已经不能专心为自己开车了，他的心思已经慢慢转移到自己的二妹黄燕虹身上去了。
1993年，在黄光裕开始第二次创业的时候，又招聘了一些人，其中几个人以后成为了黄光裕得力的左臂右膀，他们在国美的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除了张志铭和之前进入国美的李俊涛，另外还有何炬和华天等人。
李俊涛1986年7月至1988年7月在广东兴华无线电厂工作，于1988年7月至1989年12月，在北京一家叫亚华的电脑公司工作。1989年12月，他被黄氏兄弟招至麾下，历任业务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1992年底，因为做电器这行太久了，李俊涛也想换换口味，跟黄俊钦去做房地产，但最后在黄光裕的盛情挽留之下，随着黄俊钦名下的恒基电器又一起转到了国美电器。
何炬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曾于1990年8月至1992年3月在中国船舶研究院担任干部，1992年6月至1993年8月在厦门太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任职，从1993年9月起进入国美。在为国美效力的十余年中，作为黄光裕曾经的得力干将之一，在国美的全国扩张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后来最大的贡献，是把国美的制度建立起来。
黄光裕对手下的严苛是出了名的，但在谈到张志铭、李俊涛、何炬、华天等国美高层管理团队时，他的态度先抑后扬，表现出了一种欣赏之情：“虽然这几个人在能力上还有些欠缺，但这谁都有，他们也有几个条件：一、敬业精神非常好；二、非常有眼光、有胆量；三、非常勤奋；四、从来不封闭自己；五、从岁数来讲，非常恰当。他们对这个企业是非常有感情，也非常了解的，根基非常扎实，是从基层到上面，整个企业的流程他们都做过来了，都努力过了。”
也许是黄光裕太过于强势和喜怒无常，他手下这几员大将在企业内数度沉浮，有一种被“如来佛”的手掌把玩的无奈。有的人甚至在负气出走后，还会遭到黄光裕的无情“追击”和打压。
1993年是黄光裕的本命年。中国有一句古话：“本命年犯太岁，太岁当头坐，无喜必有祸。”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如果本命年走背运，则以后到处是关口、满眼皆门槛、霉运到家；如果本命年走顺运，则以后一顺百顺、红运当头、势不可当。
黄光裕命硬且好，有幸成为了后者——他想找一个好老婆，却“事与愿违”，最后发现自己找的是一个天生的投资专家；他想找一个好司机，还是“事与愿违”，最后发现自己找的是一个无师自通的管理专家；他念及亲情，想为两位妹妹在公司里安排一份工作，仍然是“事与愿违”，最后发现她们不但不是累赘，反而是独当一面的人才……
如果说黄光裕是一个赌徒，那他真是一个手气奇佳的赌徒。三段爱情和几员大将，在黄光裕的本命年一起涌现。他们以后都对国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份本命年的红运，将照亮黄光裕整整15年的行程。
西方宗教中的原罪，为什么会在中国“泛滥成灾”
当黄光裕在北京城轰轰烈烈地创业和恋爱时，一个叫冯仑的年轻人，却从北京的机关单位辞职下海，来到当时热火朝天的海南创业。这位后来有“商界哲人”之称的企业家，是最早把原罪概念引进并延伸到中国企业界的人。
原罪之所以从西方的宗教和哲学中走出来，并在中国“泛滥成灾”，成为企业界、经济界甚至社会中一种广为人知的概念，冯仑是“始作俑者”。学者杨鹏如此评价冯仑：“他是优秀的企业家，也是优秀的知识分子。但是在我看来，他的这两个‘优秀’并没有完全打通，并没有完全统一起来。冯仑的‘原罪说’，正是这种没有打通的表现之一。”
杨鹏评价得恰如其分。大概在1996年左右，冯仑因为自己企业发展的“血泪史”和惨痛教训，开始思索原罪问题。其后不久，他提出了中国企业家的原罪问题。他的初衷是希望自己和其他私有企业家，通过强化道德伦理、提高商业道德意识、追求阳光下的利润，创建一个健康公正的中国经济。但正如杨鹏所说：“冯仑也许没有料想到，他的‘原罪说’引发了另外一种声音，刺激了一种潜在的政治取向，有人开始强调要对私有企业家的原罪进行追究和清算，这显然与冯仑提出‘原罪说’的初衷偏移了。”
刘宗坤在其《原罪与正义》一书中告诫道：“原罪论只有在《圣经》独特的世界观框架中才有意义，相反，把它简单地移植到现代世界观的框架中而不创造性地阐释，则只能导致荒谬的结论。”
因为逞思维一时之快感，贸然把宗教中的原罪概念引入到中国的企业界，让它成为一个流行的词汇，以至于现在一提起原罪，就会直接和中国的企业家画上等号，让所谓的“原罪企业家”成为日益累积的民怨最直接、最易于倾泻的出口，而不完善的制度和某些腐败官员却隐身于其后，这太不公平。从这点上来说，冯仑是以自己知识分子的矛，对自己企业家的盾发起了一场他难以意料的攻击，受累的却是整个企业家阶层。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将原罪概念笼统地置于民营企业家身上，必会误伤良民，给一些本分从商的企业家的事业和生活也涂抹上一层阴影，这是不公平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也指出，如果将原罪的概念借用过来套在民营企业家脖子上，“逻辑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有害的，更不符合历史”。
关于中国式原罪的由来，各方人士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个是冯仑的观点，他认为原罪是最初制度安排上的困境和悖论造成的原发性疾病。冯仑在其《野蛮生长》一书中阐述了这种悖论所导致的原罪：在中国，人们没有钱才办公司，而创业资金大多靠借高利贷所得，而这种高利贷转成的资本金，一开始就面临着“必须暴利”的压力，于是走私、投机倒把、偷税等非法的暴利行为成为商人们的必然选择。而靠着家里借高利贷的4000元跑到北方去倒卖电子商品的黄氏兄弟，便是冯仑书中这种“由最初制度安排上的困境和悖论所造成的原发性疾病”的典型。
一个是学者秋风的观点，他认为是权力寻租导致了原罪。秋风说：“原罪的根子就在腐败的官员身上，受益的是官和与官勾结的商。官用暴力来垄断资源，交给垄断公司经营，官商勾结的特权群体，就是原罪的主体。都是‘权’在作怪，‘官’在作怪。”
另外，时事作家刘登阁也在其《原罪——转型期中国企业家原罪的反思及救赎》一书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中国式资本原罪的最大特色，与其他时代、国家的资本原罪的最大区别在于，资本往往与权力形成程度不同的共谋关系、分赃关系。个别掌权者靠出售或出租这种本应由全民享有、授予并监督的公权力来谋一己之私；另一方则用资本非分地赎买这种权力，以谋求更大的资本利益，并因此而剥夺其他人平等享有这种权力的机会。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本质上是权力市场化的原罪问题。”
当然，还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就是认为一些企业家缺乏法律意识和道德约束力，从而导致了原罪的滋生。秋风分析了这种因果关系：“对于商人来说，置身于权力不受限制的环境中，假如缺乏必要的内心道德约束，那就非常容易从迫不得已的制度受害者变成有意识的特权分利者。”
还有一种观点，来自于学者杨鹏和企业家武克钢。杨鹏认为，原罪观念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锄强扶弱的传统，认为这是一个丑恶的文化传统心理。“富者就是强者，强者就是豪强，豪强就是坏人，一切个人财富的积累，都以罪恶为基础。”
这一切关于原罪的观点与争议，已经是十数年以后的事了。但在当时，创业初期的黄光裕脚踏原罪的地雷却浑然不知。而作为最典型的“原罪”——权力寻租，当时的黄光裕尚没有足够的资本涉及。但多年后，他对此已经游刃有余了。
你看见辛苦敬业的人吗？
他必站在君王面前，
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
——《圣经·缄言》第22章29节
最博学的人——亚里士多德的成功故事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古希腊斯吉塔拉人，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公元前335年，他在雅典办了一所叫吕克昂的学校，被称为道遥学派。他总结了泰勒斯以来古希腊哲学发展的结果，首次将哲学和其他科学区别开来，开创了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和生物学等学科的独立研究。他的学术思想对西方文化、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曾称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称他是古代的黑格尔。
公元前384年，亚里士多德生于富拉基亚的斯塔基尔希腊移民区，这座城市是希腊的一个殖民地，与正在兴起的马其顿相邻。他的父亲是马其颜国王腓力二世的宫廷御医，从他的家庭情况看，他属于奴隶主阶级中的中产阶层。他于公元前367年迁居到雅典，曾经学过医学，17岁赴雅典就读于柏拉图学园，由于他聪敏过人，深受柏拉图的喜爱，成为柏拉图的得意门生。他在学园一共学习了20年，直到柏拉图去世。
柏拉图称他是“学园之灵”。但亚里士多德可不是个只崇拜权威，在学术上唯唯诺诺而没有自己的想法的人。他同大谈玄理的老师不同，他努力地收集各种图书资料，勤奋钻研，甚至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图书室。有记载说，柏拉图曾讽刺他是一个书呆子。在学院期间，亚里土多德就在思想上跟老师发生了分歧。他曾经隐喻地说过，智慧不会随柏拉图一起死亡。当柏拉图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们师生间的分歧更大了，经常发生争吵。
公元前342年，亚里士多德回到马其顿，担任13岁的王子亚历山大的教师，这位王子就是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他负责教王子达三年之久。公元前335年，亚历山大登上王位之后，亚里士多德返回雅典，在城外吕克昂的阿波罗神庙附近的运动场里另立讲坛。由此，他的学园被称为昌克昂。他的教学活动多在运动场里的散步区进行，边走边讨论问题，因此又被称为逍遥学派。与此同时，亚历山大大帝正忙于对外军事扩张。亚历山大并不想从老师那里得到什么劝导，相反为老师提供了大量钱财，以便让他继续从事科学研究。科学家依靠国家财力进行科学研究，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其后数世纪中所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作为一位最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对世界的贡献无人可比。但他的成就远不止于此。他还是一位真正哲学家，对哲学的几乎每个学科都作出了贡献。亚里士多德全部作品的数目大得惊人，有47部留存下来，古代书名册上的记录表明他写的书不少于170本。但是令人吃惊的不仅在于他的作品数量，而且在于他知识的博大精深。实际上他的科学著作构成了他所在时代的一部科学知识百科全书。其中包括天文学、动物学、地理学、地质学、物理学、解剖学、生理学，几乎古希腊人所掌握的任何其他学科都无所不有。他的科学著作一部分是对其他人已经获得的知识的汇编，一部分是他雇用助手为他收集资料所获的创造成果，一部分是他自己通过大量的观察而获得的成果。
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上最大的贡献在于创立了形式逻辑这一重要分支学科。逻辑思维是亚里士多德在众多领域建树卓越的支柱，这种思维方式自始至终贯穿于他的研究、统计和思考之中。
在天文学方面，亚里土多德认为运行的天体是物质的实体，地是球形的，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和天体由不同的物质组成，地球上的物质是由水气火土四种元素组成，天体由第五种元素“以太”构成。
在生物学方面，他对五百多种不同的植物动物进行了分类，至少对五十多种动物进行了解剖研究，指出鲸鱼是胎生的，还考察了小鸡胚胎的发育过程。亚历山大大帝在远征途中经常给他捎回各种动植物标本。
在伦理学方面，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是所谓“黄金比例”。这或许和希腊自然派哲学家的“和谐”概念类似。他认为，人不应该偏向哪一个极端，惟有平衡，人才能过快乐和谐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集中古代知识于一身，在他死后几百年中，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对知识有过系统考察和全面地掌握。他的著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他的思想曾经统治过全欧洲。恩格斯称他是“最博学的人”。
有人说心动不如行动，但你不得不承认思维的活跃并不比行动上的活跃轻松，甚至思维上的活跃是更具有挑战性和创造性的。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正确的思维方式是正确行动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