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演化的故事比任何其他故事都更让我们着迷。我们的好奇心似乎永远得不到满足，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叩问：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方？一直以来，一说起这个故事，总离不开考古学中的那些冷冰冰的石头和骨头。这也不是没道理，因为只有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给我们提供了确定性，给了我们可以依循的凭据。近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学家们轻易不敢绕过这些“铁证”，因为他们可不想被说成是在凭空编故事。可是，单凭这些骨头和化石，也许并不能完整地讲述人类进化过程中的真实故事，这里所说的进化，指的是社会和认知的进化。那是一个漫长的进程，步履缓慢而犹疑，但是，它是人类进化到现代人的真实路径。其实，我们真正想探寻的答案，就隐藏于这段进程之中，它会告诉我们，人类何以成为人类（相对猿类而言）？人类何以走到今天？
我们人类属于类人猿（greatapes），因为我们身上所携带的生物学、基因学和生态学上的特质，大体上和类人猿共享。如今，比较统一的观点是，与我们属于同科的还有两种黑猩猩（genusPan，黑猩猩属）、两种（抑或四种）大猩猩（genusGorilla，大猩猩属）和两种（或三种）红猩猩（genusPongo，猩猩属）。在它们中，只有红猩猩不是生活在非洲大陆上。现在，只有在东南亚的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上，才能发现它们的身影。而在一万多年前的上一个大冰期结束时，它们还广泛分布于中南半岛和中国大陆的南部。
直到1980年前后，关于人和类人猿关系的传统观念还认为，人和类人猿无疑同属一科，但我们和我们的祖先构成了有别于其他猿类的亚科（subfamily）。因为和猿类相比，我们有着一系列很明显的不同之处：我们直立行走，类人猿四肢着地行走；类人猿的脑容量以灵长类的标准来衡量已经算很大，但是，我们的脑容量更要大得多；我们有文化，而类人猿只有行为。这些区别显示了在早期猿类即有不同的分支，一条通向现代人类，另一条通向现代的其他猿类。红猩猩的这条分支能通过化石追溯到大约一千六百万年前，如果由此类推，我们和猿类的共同祖先应该至少也有那么久远的历史。
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故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从这时起，生物科技的发展使得我们能够从基因上分析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似度（相对于仅仅依赖解剖学的结果）。不久我们就发现，从基因的角度来看，黑猩猩与人类的相似度明显高于其他猿类，大猩猩紧随其后排在第二。但是，从一千六百万年前开始就居住在东南亚的红猩猩和我们的相似度却并不高。而在非洲生活的几种猿类（类人猿、大猩猩和黑猩猩）形成了一条共同的支线，这条支线的分叉点离现在要近得多，大约是在六百万到八百万年前（图1.1）。我们并不是类人猿科之下一个独立的亚科，而是从属于非洲猿类亚科。由于我们和黑猩猩拥有共同的祖先，所以，黑猩猩（而不是第三纪中新世（[Miocene]的随便某种猿类）就成了人类支线十分恰当的类比参照物，从很多角度来讲，黑猩猩都是早期的人类支线，也就是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ine）及其直接先祖的最好的模板。
为了把故事讲清楚，让我来简单重复一下非洲猿科的进化过程，以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所处的位置。有了这些背景知识，我再进一步描述我们人类的支线从非洲猿亚科分离出来之后的五个重要演化阶段。这些阶段，或可称为转变过程，构成了我所要讲述的这个人类演化故事的框架。
图1.1
根据地质年代画的猿科图谱，中新世的非洲和欧亚有很多猿（普罗猿及其后代），但大部分在中新世末期热带森林收缩时灭绝了。深色长方形表示仍存活，浅色表示已灭绝。
虚线表示尚未确定的关系（比如最早期的人亚科、乍得沙赫人猿、图根原人以及地猿和人科的关系）。
参考Harrison（2010）。
而人类的祖先，当时还毫不起眼地混迹于各种猿类之中，在大约六百万年前，默默地开始了进化历程。在非洲中部，残留着大片中新世的大森林，我们的祖先就在那个时候开始进入这片森林边缘更为开阔的平地。虽然猿类有时候也能在平地上活动，但是，按它们的天性，它们是生活在树上的动物，习惯于手脚并用地窜上参天大树，或者在林地上的树枝间攀爬和悠荡。而我们这条支线的决定性特点，也就是双足行走（bipedalism）的特点，在和黑猩猩分开后不久就形成了，据推测，这可能就是为了适应在没有大树的广阔平地上行走。
人类的祖先是双足行走的猿类，古人类学家就是利用了这个物种在解剖学上的特征，来寻找我们最早的祖先。现在，普遍的看法是，最早的人亚科化石属于乍得沙赫人（Sahelanthropustchadensis），但也有人怀疑，它们并不属于人亚科，而“仅仅是另一种猿类”。这只几乎完整的头骨是在德乍腊（Djurab）沙漠发现的，那里是西非乍得撒哈拉沙漠的南部边缘。这个头骨的发现有两大重要性，一是在于它的年代（距今约七百万年前，所以非常接近于LCA），二是在于它的发现地距离其他早期人亚科发现地的东非有数千千米，且距离现代猿类在西非居住区域的北方也有数千千米（这表明森林和林地一度向更北面的方向延伸，切入了当今撒哈拉沙漠所在的地域）。虽然一些古人类学家认为，这只头骨属于某一种猿类，但更多人则依据它的枕骨大孔（头骨中脊柱穿过的孔）的位置，确认了头骨主人双足行走的姿势，以此推断应该把它归入人亚科。越是接近猿类和人亚科分开的时期，其化石标本的界限越是模糊，难以区分，所以很难将那个时期的化石精确归类。
而后，在距今约五十万年前的某个时段里，一个新的物种从非洲匠人和直立人中脱颖而出，最终，它们成了第一批古人类（archaichumans），也就是海德堡人（Homoheidelbergensis）。
图1.2
这是六百万年人类进化过程中出现的几种主要的物种及其时点。在大部分的历史阶段中，出现了数个人亚科物种同时存在的现象。最早的物种都属于南方古猿属，然后在大约两百万年前（MYA），分离出一支粗壮型南方古猿，这条支线最终进化成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
这个阶段的演化还有另一层重大的意义——这批古人的迁徙，推动了第二波向欧洲和西亚进发的行程，从而最终造就了欧洲人的原型尼安德特人（或称尼人，Homoneander-thalensis）。尼安德特人长了一副特别适应高纬度生存环境的身板，在欧洲和北亚的大冰期寒冷气候中，得以生存下来。他们四肢短小，身体结实，这种体征有助于他们最大限度地减少从四肢手脚散失热量，这一点和生活在北极圈的现代因纽特人（或称为爱斯基摩人）很像。不同的是，因纽特人和他们在西伯利亚的同胞是近期才来到这样的生存环境的，而尼安德特人将此特征的优势发挥到极致，从而在大冰期的欧亚大陆生存了大约二十五万年。
至于是什么推动了这种全新的演化，人们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传统观念认为，气候的变化是导致新物种形成的重要原因，智人的形成很可能也不例外。不管怎样，我们的物种迅速地在非洲各地繁衍开来，取代了古人的位置。至于古人为什么会这么快速地被智人取代，仍然是个谜。要知道，在被智人取代之前，古人在非洲还有欧洲至少已经生活了三十万年。
现代人离开非洲向亚洲进发，在途中的黎凡特（Levant）第一次遭遇尼安德特人。在这次的正面交锋中，现代人很有可能遭到了尼安德特人的抵制而不能进入欧洲，迫使他们沿着阿拉伯半岛的南部海岸，往东进入了亚洲。在东亚，他们很有可能与直立人的残余相遇，更为确定的是，在亚洲，他们和另一种叫作丹尼索瓦人（Denisovan）的古人相遇，因为有与之杂交的迹象。关于丹尼索瓦人，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只能凭借几根骨头化石，那是在南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山的一处洞穴中发现的几根骨头，距今约有四万一千年。这个洞穴，在不同的时期，还有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居住过。通过对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组的分析，可以得知他们和尼安德特人有着共同的祖先，这个洞穴的所在之处，很可能是在尼安德特人之前的早期古人往东扩张的一个终点。
图1.3
在上述四个最根本的转变之外，我还要增添一个无关脑容量变化的转变，也是本书要讲述的第五次转变。那就是发生在近东地区的新石器革命，距今大约有八千到一万两千年。关于新石器时代，尤为让人疑惑又好奇的一点是，它几乎是对过去发生的一切的颠覆。两大主要的变革是这个时期的标志，首先，由游居过渡到定居，然后，逐步实现了农耕。虽然农业革命总是更加令人感兴趣，但事实上农业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是人类能够定居下来，不再四处游荡。不管群体以什么原因聚居在一个固定的处所，必然会引起诸多的社会矛盾，只有在化解了这些矛盾之后，才有新石器时代的到来。一旦这些问题被解决，人类就有了新的可能性，有能力拥有更大的社会群体。也正因为如此，城邦以及小王国才会次第出现，并随着历史的发展，最终诞生了现代的国家。我们的此次行旅，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试图去寻觅和理解人类祖先是如何渡过这一系列的转变。
在灵长类（包括现代人类）的社会中，每个群体都是高度结构化的网络，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由亲情、友情和责任维系着。这种由亲属和非亲属关系组成的社会网络，以及它们的分布方式，不仅会直接影响到个人是否能容易地得到帮助，也会影响到这个网络赖以生存的凝聚力和持续性。
有几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解答的：首先，非洲猿类的一条支线，是从何处启程，继而走上独特的进化之路的？其次，早期的人亚科，又是如何从南方古猿中脱颖而出，占据了旧大陆，挺过更新世晚期的气候变化，最终成为唯一存活下来的分支？更进一步，在更新世中期，人属一度昌盛，衍生出多条支线，为何只有我们这一条得以延续，一直生存到现在？
表1.1
这些是将现代人类和猿类区分开来的特性，我们的任务是为这些特性的形成先后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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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现在必须提醒大家注意两点。
第一，很多古人类学家会把这项尝试看成可怕的灾难，对于他们来讲，化石太神圣，是他们所有思维方式的依据。长久以来，任何新的研究方式和新的技术，只会招致质疑和反对。就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当分子基因学颠覆了人亚科（即猿和人）解剖学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就觉得不可思议。正确的态度是，对待新的方式方法，与其怀疑抵制，不如扪心自问这种新的方法是否对我们有益，能否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残缺不全的考古学记录。科学的进步，不是凭借易得的答案，而是通过不断地叩问和探索。在这本书中，我对人类演化的故事提出了全新的疑问，也给出了崭新的研究方式和答案。我毫不怀疑随着新的化石被发掘，新兴技术的出现，我的故事中的细节也将会随之改变。这种情况，在这个领域里是常有的事，一块新的化石会改变人类演化故事的走向。但是，关键在于我们依然能够提出新的问题，以新的方式去质疑以往的考古记录。
第二个提醒是关于各类人亚科化石确切的解剖学现状。在过去一百年里，解剖学是人类演化研究中的明星，在这个议题上，人们已经连篇累牍地探究过了。在此，我不想再浪费我的笔墨，很多人或许会觉得我的这种态度很傲慢，感觉受到了侮辱。其实，我不是说解剖学不重要，我只想说，我之所以在这里忽略它，是因为在我看来，目前我们并没有更多的细节证据，能让我进行更精确更全面的分析，相反，我要做的是，舍弃细节，着眼于更宏大的画面，那就是这些物种是如何在它们生存的地方生存的？为什么最终大部分走向了灭绝？如果这个尝试是成功的，它将为我们提供深入研究的可靠基础，我们可以在每个物种各自的层面再加探究，到了那个时候，这些解剖学的细节必定会变得更为重要，因为我们需要确切掌握每个物种的特性。
不过，我还是要先来介绍一些主要观点和概念，它们构成了我们这个故事的基础。在下一章里，我会总结几条灵长类社会演化的主要原理，作为我们整个研究方式的基本框架。事实上，这些原理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的理论根据。人亚科在这个框架内，就因为它们是灵长类动物。但是，如果它们脱离了这个框架，我们必须要说明它们又为什么脱离，如何脱离，以及何时脱离的。所以，下一章会更详细地探讨两个关键性的理论，这些理论将为本书的后续提供模本，而我们对人类演化整体的探讨就是基于这两个理论。VYFb6yEYBcVizw3XvKY7Z2b99coQD4WcDQlHfIod7pK13Cs/MM+0mjx3M3hkBev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