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上紫砂艺人从前往后依次为蒋蓉、裴石民、吴云根、王寅春、陈福渊。
这帧照片为紫砂壶从一家一户的家庭作坊到合作社式的工场模式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曾无数次想像古来制壶密不相授的手法，在这样的环境中该如何解答。
查阅资料，一九五六年时蒋蓉38岁、裴石民、吴云根均为65岁、王寅春60岁，陈福渊待考。
这些照片中的老艺人均在使用木转盘。
↑中年的顾景舟
在指导学徒制壶
↑顾景舟先生的泥凳
及上面的工具
堪称老艺人中之最。
图为一张老白果树泥橙，面窗而置，从顾先生喜悦的神态推断，其时紫砂壶已走出底谷，迈向新的繁荣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认真研究一下这张泥橙上的工具，或许对解读顾氏壶艺不无帮助。
↑裴石民在制壶
蜀山老街上长大的现在50岁左右的人说到裴石民先生，记忆最深的便是秋天抓了蛐蛐给街上这位老人看，如果他满意，会拿出一掰月饼来换。
说到蛐蛐换月饼的事，当年的顽童、今天也已从事紫砂的中年人会说，不知道这个老人便是裴石民啊!
裴先生有性情，有趣味，是典型的艺术家气质，他家后辈回忆，就是明天家里没米下锅，裴先生也一点看不出急的样子。
↑上个世纪紫砂厂合影，
你能认出哪些大师呢？
上面两张为朱可心制壶及示范的照片，上面一张标注为1973年，先生生于1904年，其时该69岁，但我怎么看也不像。
与下面一张摄于1975年在指导何道洪、周正华的照片比较，只相隔两年，变化不会这么大吧。
↑朱可心与画家钱松岩先生游善卷洞。
特别喜欢看这帧照片中的两位老先生，虽说一个从事阳春白雪的绘事，而另一个从事所谓下里巴人的陶业，然在照片中，精神自信达到的高度却是如此接近。
中国人理解事物的方式真是透彻，曰:得道不分先后，得道不分行当。
把世界中一切事物通归于“道”。
↑蒋蓉在制壶
虽已年老，但还是使用木转盘，用习惯了，该还是觉得老工具方便。
↑六十年代的制壶车间
↑五十年代的师徒制
一张张照片，记录着一个个故事，一张照片就是一段历史。
在浩瀚的紫砂史上,总有些难得的回忆,值得我们去珍藏、去回味。
不信青史尽成灰，风流自有后人给。
附：
那些年我所见到的紫砂老艺人
文·徐秀棠
记得在跟随顾景舟先生时，我总喜欢向他打听民国初年紫砂艺人的从业情况。
因为他直接见过、接触过这些同行，会有行内视角的描述与评价，尤其是对有作品存世的名家如俞国良、李宝珍、冯桂林、范鼎甫、汪宝根等等的评述。
对这些老艺人的情况我们只是零星的略有所闻。
顾老并未成文综述，这使当今紫砂从业者和紫砂爱好者都会觉得有些缺憾。
赵洪生紫砂群雕（十五件）
鉴于这一感受，在此，我就把我所见到的紫砂老艺人的形象及对他们的印象描述出来，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影像记忆，不会详尽完整。
他们中只有邵仲和、朱小华师傅还健在。他们主要是这一时代做坯、陶刻的师傅，同时代经常被推颂的七位老艺人就不在其内了。
还有我父亲徐祖纯、母亲邵赛宝，三兄徐汉棠也没介绍，在此作一说明，并有待以后不断完善。
大概分为：
成立合作社前的，
成立合作社初期的。
我对他的印象非常深，一是我家里珍藏了他的好几把茶壶，光货、花货都有，记得最深的是一把线圆红泥的壶。
他的壶极有精神，并特创了小包嘴，做得特别有味道，我父亲只在来了识货者，才打开特制的木匣子，拿出来让人欣赏。
这批茶壶后来捐给了苏州博物馆（当时叫江苏省博物馆）。
民国汪宝根制线扁壶
父亲说，他个人喜动不喜静，仿佛屁股上有钉子，人小噪门大，讲起话来颈子直伸，头直摇，特别精神。人家订了他的茶壶往往做不及时。
有一件事我父亲后来一直当故事说：当时宜兴的衙门差人头头叫朱鹤年，付钱订了汪宝根的茶壶一年多，汪宝根一直借故推拖，茶壶仍在套缸里，出不来。
朱鹤年就把汪宝根叫到衙门把他锁在泥凳上，他故意睡觉，还是不做，怎么叫也拿他没有办法。
民国汪宝根仿古葵壶
建国前几年，我经常见到他在我家后门口走来走去，肩上扛挂了大秤杆，背上背了个大铁秤砣，父亲说他当时是称茅柴的开行老板，是秤燃料的公证人。
紫砂烧窑所用的茅柴由山里人用狗头车推到查林等地水码头，用船装运到蜀山南街紫砂窑场下面的河边，由柴行老板来过秤。
这样供柴户与买柴户都不直接去挡秤拨秤星，故公证人开行老两面逢迎受益。
民国汪宝根上合桃
做茶壶的人家大多很穷，他家生活却很好，晚上点的是汽油灯，非常气派。
我小时候还专门赶到西街他家门口，去看点汽油灯吃晚饭的情景。
汪宝根牛盖扁鼓壶
他是做花盆高手。钱盘根住在我家正对面，杨阿时是钱盘根母亲的后夫。
听说那时他已从山西回来（与吴云耕一起去的），年纪已大，紫砂生意又不好，故不做坯，当时开砂货行的大老板毛振声（紫砂大窑户毛顺生的二弟，人称毛老二）留了他，因为毛老二曾跟人学过徒做过茶壶。
我常见到他背了毛老二的两个同龄儿子毛阿洪与毛阿明（紫砂工艺厂毛阿南的哥哥）在蜀山南街我家对面及小街上游荡。
他当时已６０多岁，小个，瘦弱，前额已秃，脑后有撮鸭屁股似的头发，几根山羊胡子，但笑嘻嘻的，常与周围的人开玩笑，真有点老顽童的个性，非常和谒可亲。
我小时候曾见她到她三儿周志丰家活动（周志丰的二儿周希群是我同年村兄），高个小脚。
当时周邵氏的五个儿子各个有一番事业，所以她高龄仍健康开朗。
紫砂界都知道她的“水平壶”做得非常出色。
听知情者说，她做壶时，泥凳上放一只装釉水用的大碗，里面盛了一碗水，她做水平壶完工前一定要放到大水碗里。
试试是否能平浮，如嘴、把有轻重，还可以加泥、减泥（红泥实际上与紫泥有区别，未干的红泥可短时放在水里泡一下，紫泥相对较差）。
据我所知在成立合作社时，年近８０岁的她曾又试做过水平壶。
他做茶壶应该在抗日战争之前，当时也算一把好手，故现今常见到莲生名款的茶壶出现。
他的儿子史耀民是汪精卫部队少将团长。日军据华时，史耀民统治了以蜀山为中心、除宜兴城区外的宜兴范围，尽做坏事，动不动杀人。
史莲生却不与其子为伍，住在潜洛老家，常常在儿子的魔刀下救下人命。
我曾亲见过抗战胜利后史耀民在上海虹口公园被枪毙的报纸照片。
建国初期时，听说史莲生的社会影响很好，并没有受到批斗或管制。
他做过一些粗货茶壶之类的坯件。我曾数次见过他，日伪时他是老太爷，个子不高，略丰身材，儿子史耀民个子却比较大。
建国后，他从我家后门口走过，我母亲告诉我，走过的人是史耀民的老子，已老了也瘦了，脸型已记不清。
上海铁画轩的“小开”戴相民也叫莲生，茶壶上也有盖莲生印章的。
邵茂章是我的三舅父，他是上袁村与顾景舟常在一起攀谈论文的有水平、有身份的紫砂艺人之一，他做的牛盖洋桶（我家曾有过）等水平较高。
他生性特静，特稳，与世无争，上进积极性不高。
他作品不多，喜吸水烟，建国初期就患肚脏病，病入膏肓。
为满足其愿望，我母亲把他接来我家，请蜀山中医搭脉吃药，期间由我侍侯月余。
潘根大是手工业主，制坯高手，尤其是同时代艺人中做水平壶的高手。自我懂事开始，他就不专职做坯了，但名头还是较大的。
据他孙儿说，他圆口用的工具，是打孔漏掉蛋白蛋黄的空鸡蛋壳，他的规矩是绝对不准家人尤其是子孙碰他的泥凳及工具。
在成立合作社前夕，他已得了皮肤癌，我曾见到他在缸里以药熏蒸的痛苦场面。在成立合作社时他就去世了。
邵全章是我小舅父，排行老七，生于１９０９年（清宣统元年），父亲邵步云，祖父邵甫亭，是赵松亭的师父，上祖均为制壶高手，与邵大亨、邵友廷同宗，一个祠堂吃酒。
他的制缸厂房就建在惠家角落头，即惠孟臣的住宅处。与顾景舟是世交，同学习同商讨，也是制壶高手。
因不安于制壶做坯，有搞实业的行为，改上袁紫砂龙窑为护缸窑，至一半而停歇，因时局不稳而破产欠债。
建国初期就不做茶壶了，但他早期的作品也流至台湾，很受重视，很多画册书籍里有他的茶壶及名录出现。
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虽年近８０，他凭借原有的基本功又做起了茗壶，自娱自乐，并赠送家属朋友。
我小时候随父亲到同街陈立珍家串门（即陈宝生家，他是立珍的侄子），他家房子大，二开间三进，其中第二进的一间就是储腊根（当时不知是储铭）租用的。
储铭较矮且瘦，方脸，二粒眼球似凸在外面，老耷拉着脸，我见他有点害怕，他连笑起来也不亲善。
屋里长窗格下的泥凳上非常整洁，以做牛盖洋桶壶最出名，我父亲常用的一把“捂灰”黑得特别漂亮的平盖洋桶（与牛盖洋桶造型一样，只是非牛鼻盖子）就是腊根做的，壶盖上平面有储铭的印记。
父亲说他建国前一度曾为顾景舟家的客师，做过牛盖、平盖洋桶壶。
顾景舟做牛盖洋桶应该会受到他的影响，故有误传顾为储的徒弟，但顾景舟在我们面前是否认的。
他应该算是一个做细货的高手，只是身体太差，成立合作社时就不在人世了。
上袁村人，比我父亲要年长些，有制坯的基本功力，且有创作新品的能力。
由于当时的经济水平，他优质些中等量产茶壶。
成立合作社初期不知为何没有进社，但一直在上袁做坯，常用一对竹篮挑了送到蜀山南街。
由于品种较多，刻字记工时多称为“吉庆”壶。
上袁村人，又叫吴桂生，一生中主要做高梅花壶、矮梅花壶。
１９５５年合作社成立不久后进社，当时年纪已很大，但身体很硬朗，中等身材，走起路来腰挺着，不大说话。
据说是吴纯耿的生父。
１９５５年紫砂合作社成立后不久即入社的做坯师傅。
个子不算高但很壮实，是老实的农民个性。
做坯手艺还不差，做工提汉扁之类的品种。
厂里下放时回农村的。他在“利用公司”成立的陶工传习所当过艺徒，与冯桂林为同学，当时的老师为俞国良、邵云儒。
上袁村人，合作社成立时没进社，直到１９５５年的下半年才进紫砂工场。
他的自我感觉特别好，欢喜标榜自己，一开始就拿着自己仿制的杨氏风卷葵壶自我夸耀，故当时的老艺人都有点讨厌他。
他有一定的创新能力、喜欢创作新样，但由于制作工艺上比较毛糙、作品有粗笨感。
他的政治生涯有点神秘，国民党统治时曾与新四军有过接触，建国后到省里去见过当进的领导，但并未在政治上有提拔。
程寿珍的儿子，上袁村人，１９５５年１月进社后仍做他父亲教过他的几个品种：程珍式掇球、仿古、汉扁等，钤盖蜀山陶业生产合作社及盘根印章。
在这之前，他有相当数量的壶是盖其父亲留给他的图章，但只要稍加细品，即可分出父、子之作。
程盘根制紫砂掇球壶
上袁村人，进厂时年纪并不大，３０多岁，但看起来满面胡子，不修边幅，像个老头子，个子较高，不胖，能做细货，但手艺与人一样，不太有情趣。
他的饭量是合作社就膳人员中最大的，合作社成立初期吃饭是交饭费的，共食制，八人一桌，四菜一汤，饭管饱。
听说他１９５９年被下放，１９６０年去世。
钱盘根是建国后成立合作社前紫砂界做花盆和汽锅最好的老师傅。
他是专靠做坯吃饭的，因为花盆体积大，陶器厂有做壶刻字的客师（供饭或供住，发计时、计件的工资），但不会请做花盆的客师。
他家比较大，有二开间二进深，但只有几张破泥凳与一张床，前面工场后面住室，两人用不了这么大的地方。
所以肖坤生、李荣富、钱应生，包括王熙臣，都曾在他家大门间做坯，后来成为合作社的主要生产工场之一。
他做花盆的品种并不太多，主要是元三尺，海京中。
其花盆尺寸有的写在墙壁上，有的记在手上，我就曾见到他按手上的印纹配矩车及墙车的尺寸。
徐盘大是建国前后做花盆的高手，居家作坊就在我家正对门，天天相见，与老公钱盘根是做大、中高档花盆汽锅的搭档。
造型比例特别舒服，尤其是粉红泥、粉本山绿泥、墨绿泥的作品有独到的经验。
他俩的做坯尺寸是画在石灰墙壁上及手中掌心上的。
钱盘根过世后，她改嫁吴云根老艺人，紫砂工艺厂成立后也在工场中做过师傅。
钱应生是钱盘根的堂弟，也是紫砂合作守的技工。
住在西山街，略胖，中等偏高身材，真有点力气，整日笑嘻嘻的，话并不多。
李荣富到钱盘根家做花盆，大概也是建国初期开始的，他原本有些做花盆的基础，钱盘根接到窑户所订任务来不及做，请李荣富做下手。
他当时年纪约３０岁左右，身体瘦弱，不爱多说话，后来越做越好，可以单独做钱盘根能做的品种了，主要是元三尺、葵式三尺、四方阴角式三尺、海棠三尺、菊花、水仙盆及较大一些的花盆。
成立合作社后他仍做花盆，工场搬到了毛志云家中。只是他身体多病，后来情况不得而知。
我见到肖坤生是在建国后，他经常挑了一副笋篮担，里面放了些油盐糖酱到附近村上挨家挨户叫卖，挣小钱度日。
他做过坯(花瓶为主)，建国前被抽壮丁当了兵，与同道趁乱逃跑，躲在火车下面，刚巧碰上火车突然移位，压着了手臂，幸亏车轮没有转动，只伤了手臂，他爬出来后又没有立即救治，故他的肘与臂二关节是错位的，手臂有问题不能做坯。
他挑担路过找家对门钱盘根家，必定进去攀谈，因为他们以前做坯时是朋友。
有次因为窑户有做花瓶的订货，一时找不到人做，钱盘根就与他谈起，叫他试试，看看能否再做得起来，因他坏的是左手臂，转转盘还是可以的。
开始几市花瓶做得并不太好，后来顺手后逐渐提高了，自此不做小贩，就一直做花瓶、汽锅、花盆，断断续续一直做到1955年1月紫砂合作社成立后进社做坯。
他做得最多的品种是白元瓶、云肩美人瓶，还有象腿瓶。成立合作社后，任淦庭也曾刻过他制的一批各式花瓶。
他的作品比起同时代做花瓶的陈福渊要低一个档次，但陈福渊做的是较小的类型，与他做的不是同一类型。
庄顺娣，朱可心老艺人的夫人，一直在朱老身边做坯。1955年成立合作社时为第一批进社的社员。
所做茶壶品种单一，只做矮竹古壶。
1957年由蜀山南街搬到新工场后(现紫砂厂址)好像就不大上班了。
印象中的倪祥林，手里总喜欢提一把洋桶壶，时不时地喝喝茶。
脸有些胖，行动很稳重，虽穷但很清高的感觉。他以做花货为主，鱼化龙、柿子壶等。他儿子是倪顺生，后妻是邵陆大的妹妹邵宝琴。
他家曾有很多俞国良传下来的紫砂陶模。
我家里有一把汉君茶壶，是于右任为宜兴吴德盛陶瓷公司老板吴汉文题书的茶壶，是邵陆大做的。
父亲曾作中介为吴德盛公司的后人卖出一批茗壶，包括后被南京博物院收藏的邵大亨的龙头一捆竹壶。
这把汉君壶就是因中介而被赠予的，后来在紫砂厂陈列室陈列过。
我从小就知道邵陆大的名字，建国初期我见到邵陆大，他挑了一副盛有油盐糖酱醋的笋篮担，在蜀山附近叫卖求生。
因为与钱盘根等关系特别好，他每次经过南街都要进钱家讲讲话。
我常见他以竹根烟杆抽旱烟，瘦长个子，小蟹钳头胡子，人很风趣，善说笑。紫砂业稍有转机后，他又开始做茶壶。
我见到他做得最多的是竹桩壶(本山绿泥)，是合作社成立后的第一批社员，与沈孝鹿等做过高档工艺品竹节咖啡壶等。
邵陆大的母亲后为俞国良的妻子，其做坯受俞国良的影响。
这两个品种费工夫，人家很少做，物美价宜。
他使用的工具不太多，但非常适用，工具到效果就出来了，做得太顺手了，光线不好也要做，晚上赶做用的是豆油灯。
他的老家在苏北，每年天热天冷不能做坯时，回家去两次，令人难以相信的是，每次都是一路讨饭来回的。
他人稍胖，矮个头，是个跛子，一只脚不能伸直。
我曾见到他由苏北回来的情景，身后背个破被头或破蓆条，手提竹篮放饭碗，一根较粗的打狗棍。
他生活非常艰苦，一个人烧行灶，一天烧一次，能省则省，从不喝开水，总是喝水罐头里的河水；人家不要的小南瓜，他拿去放点臭水，蒸个臭南瓜下饭。
有一次我见他嘴里一努一努地在吃着什么，过一会又从坯架上的罐里捻了点往嘴里放，我很好奇，等他不在时前去一看，原来是个盐罐头。
合作社成立时，他是第一批进社制坯的技术人员，他的工场在毛国强家第二间，我学刻字在他旁边一间，此时他已把他爱人接来蜀山，他爱人专做莲心杯。
王玉仙，吴云根的夫人，受丈夫的指导，靠制坯为生，成立紫砂合作社时为第一批社员，制作品种为柿子壶、海棠壶、传炉、半瓜等。
她虽小脚，但行动灵活、敏捷，颇具男士个性。
她是李宝珍的夫人，是位非常忠厚老实的妇女，李去世后遗嘱子女不要做坯，但她还是以做坯艰难地扶养大了三个儿子。
她做坯技能单一，只做传炉壶，但制作非常认真负责，成立合作社时还是第一批被吸收了进来。
1957年作坊搬到新的工场后不久就不做坏了。
陈宝生在上袁赵乾泰家学徒后与我家住同一条街。
建国前紫砂业不景气时，定了亲却没钱娶亲，南街的朋友帮忙抢亲，用船到乡下女家河埠，趁女方下河淘米时，抱人抢上船摇回来。
抢亲船停在南街河埠，我们一直看热闹。
他是个常有创新品种出现的人，当时紫砂圈里常有寅春壶新式样，另外就是陈宝生有新的式样。
如建国初期他创作的一把较大的三弯大嘴壶，盖面上加了个五角星，当时就被称为俄国壶，后来又被称为爱国壶。
这把壶近年来却有人把它与新四军联系上了，认为是新四军的什么特别壶。
他的作品做工比较粗糙，为1955年成立合作社时的第一批社员。
1957年搬到新工场后，他发挥他的特长，做了许多紫砂品种的专用工具，如篦只、线梗等，是服务于紫砂成型的老师傅。
扬中县人，自小就来紫砂窑场，听说他与徐耀珍是省立陶校的学生，抗战开始就回老家去了，以后做过裁缝。
1958年时又回紫砂厂做坯，技艺一般，为人老实，厂里派他作半成品库坯件师傅。
蜀山北厂人，他个性耿直，身体较好，建国前及建国初期曾在蜀山山后开宕采泥。
论紫砂制作水平，该排在纯根之后，成立紫砂合作社前曾与朱可心、施福生合作，为北京工艺美术服务部做松鼠葡萄壶等品种。
合作社成立初期，他曾做过一段时期高档产品。
1958年被指派到宜兴西氿紫砂厂作当家大师傅，西氿紫砂厂解散后他仍回到紫砂工艺厂，工作主要是半成品验收。
那时施福生负责茶壶、高档小花盆半成品库，他负责中小花盆半成品库的验收与管理工作。
他关心爱护做坯工人，对工作也非常负责任。
我曾有记录，特意写下了他的一些话语，可惜现在一时无法找到了。
亦名纯根，年龄长于顾景舟，上袁村人，身材较大，嘴边受过伤，背后有人叫他豁嘴纯根。
论同时期紫砂艺人的技艺水平，他可排在施福生、沈孝鹿之后；论文化，他是除顾景舟之外最有传统文化修养的制坯艺人。
他年轻时就看《资治通鉴》等古籍，建国后也当过村干部。
因为他的眼睛有病，总有方方面面的不便，在他遗存的紫砂作品中可以见到他的创作渴望。
经常翻新，方货、筋囊货、花货各种品种、式样多有，但制作的工艺不太干净利落、轻脱爽朗，这多是吃了眼睛的亏。
做花盆、花瓶的高手，尤其是方货。
他是承上启下的花盆师傅，为人忠厚老实，从不争名夺利，带过不少有出息的徒弟。
如顾绍培、周尊严、陈国良、施小马等，是紫砂业内默默无闻的有功之臣。
他是在成立合作社时技艺水平排在七个老艺人之后的第八人，手法轻脱爽利，当时所制云龙壶使人信服。
可能是因为他所处的技艺地位以及与人不争不斗的性格，他没有单独带过徒弟。
“大跃进”时曾在班组坐班带教，创作品种并不太多，主要精力与贡献还是集中在整个紫砂厂的半成品质量验收上。
“文革”期间，紫砂厂的制壶质量并未明显下降(“文革”期间紫砂粗制滥造的说法是后人杜撰的)，与他的严格把关有关。
他性格诙谐，喜与同辈人说笑，但凡紫砂厂的年轻人尤其是制坯者见到他都非常敬惧。
上袁村人。1955年进厂前已接受紫砂联营处、北京工艺美术服务部订货高档壶“陈荫干双交竹提壶”的制作任务。
他有扎实的制作基本功，在上袁村曾与顾景舟上下手做过高档作品“一捺底仿鼓壶”。
是七个老艺人之后与施福生平级的艺人，只是此时已丧妻，自带二子，自己身体很差，故未专门带徒。
1957年后负责质量检验工作，其作品较少且精。
沈孝鹿的胞弟，上袁村人，以做八方茶具为主。合作社成立初期进社，后不久转入耐火行业做技工工作。
成立合作社前在吉三大家做坯，是当时较为年轻的紫砂艺人。他非常爱清洁，有个性，行动缓慢。
他所制品种单一，主要是“鱼化龙”，全手工制作，利落干净。
他制作鱼化龙的过程及手法动作至今在我脑海里留有深刻印象。
蜀山山后河陀墩村人，听说是省陶校的学生，一直帮利永公司做坯，包吃没工资。
因为他没劳力下田务农，后来有了点工资，到建国前后在利永公司做，也可以自己卖坯给其他窑户。
他一生以做竹鼠壶为主，只是壶表面粉红泥、粉墨绿泥、本山绿泥经常变化。
合作社成立初期他与利永的邵仲和一起进社，后来在半成品库验收坯件直到退休。
退休后还在传达室工作了两年，1970年左右生病后才回家。
他的儿子是范祖德，孙子是范盘冲。
范福奎之子。成立合作社时进社，时值中年，亦有家传的扎实的传统制作技艺之功。
可能是当时的时局关系，他做过很多品种的中档壶，但没有制作特艺品的机会。
原为国民党海军，投诚后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海军。
他善做军舰模型，用牙膏壳锡皮卷做军舰上的枪炮，机械，效果非常逼真精美。
因其老家在丁山白宕鲍家，故1955年上半年转业时，领导爱才分来紫砂工艺厂随顾景舟学习制壶，与汉棠在同一工场，受过“半瓜”、“茄段”等全手工技艺培训。
个性蛮强，自信，对社会不满，经常有牢骚话，1959年被捕入狱未回。
建国前后是紫砂小手工业窑户。
他能制坯，很有经营创新能力，抗战前在上海经营陶器销售，已有成就，只因日军侵占上海，只能重操旧业，回蜀山经营紫砂，店号“祥丰泰”。
他做的中、小型花瓶，现今常能见到，并有诸葛勋等高手镌刻。他在经营紫砂的同时经常搞些科技性的陶瓷产品。
她是邵陆大的妹妹，倪祥林的老婆。其母亲为俞国良的续妻。
做些传炉、菊球之类的产品，手艺一般，但在当时她已不是做粗货的了。
成立合作社时她并没有入社做坯，当时我是听到朱可心、吴云根他们说到过周云琴手很巧，做的坯件还可以，所以成立合作社后不久就吸收进社做坯了。
青中年时一度以制坯为生，因有眼疾故技艺一般，能做一些普通中档坯件。孩子多，家里经济困难。住在我家隔壁，大儿子与我是同学。
成立合作社时也是因为眼睛不好，没有被吸收入社，这对他们家来说是很大的打击。后来眼睛失明了，幸亏儿女已有工作。
建国前后也是小手工业窑户，自己也能制陶做坯，做过小签筒、花盆、水底等，也做过一般性的茶壶之类，组织合作社时为第一批社员。
出生在上袁，陈绶馥后人，招亲到蜀山南街周家，所以能做水平壶。
建国前后也为小手工业窑户，制坯烧窑，也经营过米店、小南货店。
成立合作社时进社做坯。他的后人姓周，也用“绶馥后人”之名分。
他不是蜀山当地人，也做过窑户。
我上小学时就见到他在做坯，老夫妻俩没有子孙，做的花瓶与常见到的紫砂花瓶完全不一样，经常翻新，以方形为主，瓶的耳朵变化很大。
听说他的花瓶正品率很低，烧成前后老出毛病，现在也总能见到他的作品。
北厂的紫砂窑户，自己也能做些花盆之类及粗货茶壶，合作社成立时也是成员之一，但进社后就生病，记得是在1955年端阳节病故的。
蜀山北厂人，与邵云如家是同一族，与邵新和同辈。
建国前为窑户，成立合作社时一直是管理干部，负责生产、供销、仓库之管理工作。性格温和，工作负责。
我们知道他在家里会帮妻子(系紫砂厂加工户)做坯，台湾的紫砂杂志上经常会出现钤有“半陶”印章的别具特点的花货类200毫升的各式茶壶，壶身的结构处理与众不同，非常神气，深受收藏界的喜爱。
多年来他一直深居简出，从不主动声张自宣，对外界的询问、采访也是尽量躲避。
“半陶”作品应该是今后紫砂学术研究的一个环节。
可能是由于他的心态踏实，现已90多岁，好像偶尔还有作品问世。
是朱可心的二儿子，1955年建社时他已掌握了传统制作技艺，实际上他是当时进社最年轻的做坯技艺人员。
可能是求稳心平的原因，从没有在紫砂圈内圈外进行过显眼争亮的活动。
陈少亭，中等身材，举止文雅，是任淦庭的师兄，同为卢兰芳的弟子。
他的竹子、兰花画得特别有风致，他的画稿比所见出版的兰谱、竹谱画册还要有韵味，行、隶也非常有个性。
故社会评价他不是陶刻民间艺人，应入文人陶刻艺术家之列。
抗战开始，紫砂业不景气，他是有相当高学问的书画家，却凭自己的中医知识当上了号脉的郎中。
建国后紫砂合作社成立时他脱离行业未进社，直到1958年“大跃进”时才回到紫砂行业，所刻并不多，不久便病故。
诸葛勋学“画彩釉”出道，后转行陶刻。
建国前后是仅次于任淦庭的著名陶刻艺人，既刻实用壶盆产品，也刻高精尖端的壶鼎陈设作品，书法、绘画俱佳，也有书画作品留世。
陶刻作品有自身独特的笔墨及镌刻的特点风格，故凡是他的陶刻，很容易被认定鉴别。
因当时领导未交给他带徒弟的任务，故无挂名徒弟；其实我本人也受过他的影响，惜在1969年他就过世了。
蒋永西年龄比任淦庭师傅小十多岁，是建国前后与任淦庭刻底子配合最好的师傅，空刻上货、行货也是本行。
他肺上有毛病，但烟不离口，身体一直不好，与任先生合作时很少具他镌刻的名字，空刻一般用石生款名。
邵洪坤是邵云如的大儿子，个子比较高，络腮胡子，但个性很温良，眼睛高度近视。读过书，有些学问。
建国初期当过蜀山工商联的文书，成立合作社时重操陶刻旧业，大约已有60岁了，不动毛笔只空刻，书法有基础，故刻的字及兰竹很老练有劲，刻款具名常用岩如、石生等，没有固定笔名。
他一生嗜酒成癖，所得工资一半用在酒上。他进南货店沽酒用碗不用瓶，当即在柜台上几口喝完，不用菜，用手捏捏鼻子，擦一下嘴便回家。
其实他的文化及书画功底是有一定基础的。
邵洪明是邵云如的儿子，邵洪坤的大弟，建国前后是小手工业窑户。
他能做坯，也随父学过书画陶刻。他归到陶刻队伍是１９５８年的事，进入陶刻圈后刻的多是一些上刻的茶盘、花盆等。
由于他很少空刻行货，故所上刻之茶盘等画面装饰很有书卷气，用万较轻，常用刮刀以表现泼墨浓淡之效果。
大约是1958年“大跃进”时进紫砂工艺厂的，不是蜀山人。他个性孤僻，除刻一般性的茶壶以外，很少与人接触交谈。
走在路上碰见时，他总是拿着一只竹篮，里面放了碗、筷、毛巾，像是全部“行头”，住在厂里，生活极为简单，甚至有些原始。
刻字水平一般，但非常认真，从不弄虚作假，大概是1962年厂里下放时把他退回农村的。
出生于潜洛，是建国前后陶刻的少壮派，有书法、绘画天份。成立合作社时正当青壮年时期，一进入刻字圈就很夺目，其空刻又快又好。
他不是第一批进社的艺人。1955年他帮毛顺兴书画镌刻的一批海金钟大花盆在紫砂界很是震动。
1956年进厂后，在“大跃进”时带过陶刻徒弟。
由于他有坚实的陶刻基本功，所以刻的作品一直受到社会的重视，尤其是他刻的正楷《长征》诗(洋桶壶、盖杯)深受青睐。
他身强力壮，凡空刻行刻壶盆产品，历来是又快又好的第一高手。
因要负担四女三子的生活，除陶刻外，凡窑场的活他(除装窑之外)都能干，烧窑、套坯、肩柴、挑窑担都是高手，最困难时他上山樵过柴。
他性格直爽，自信自傲，业内以他当过壮丁算有个政治问题而压着他。
老受排挤、打击，技艺才干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但他留传下来的陶刻佳作会证明他的才能。享年70多岁，属鸡。
他大头大个、满面胡子，有点学问，书写有基础，解放前一度跟人做过文书。因生养的孩子较多，故家境一直较穷。
他刻字的品种比较单一，八方壶、八方杯、暖酒杯、暖酒壶，画面以刻竹子为主，很有陶刻特点，亦有章法。
他的人生观一直比较消极，老实做人，与世无争。
范泽林住蜀山西街，属于能动笔书画的艺人，空刻水平也比当时的一般人高一些。
与我师傅任淦庭的关系一直比较融洽。身体比一般稍弱一点，为人忠厚老实，与人相处随和。
任淦庭的徒弟，我叫他大师兄，身体比较瘦弱，陶刻的风格也较瘦弱些，以空刻为主。
当时他是陶刻人中唯一能正式做坯的艺人，且能有创新的品种及造型出现，经常见到的是一些香炉、文具、餐具之类的作品。
陶刻笔名为瘦石。
陈志新又名陈五大，1955年时已有6O岁。
刻字水平一般，常刻些普通的茶壶、花盆、水底等产品。
为人老实风趣，与我们小年青非常融洽友好。
文井姓廖，广西人，是最早直接投身紫砂业的有大专学历的知识分子。
1955年，我与任淦庭师傅在紫砂陶业公所的工场工作时，他就由志愿军复员来搞紫砂陶刻了。
建国前他曾在浙江美院雕塑系上学，与陈积厚(第一本雕塑解剖学的作者)是同学。
浙江美院是国民党三青团的中坚所在地，故他一直背了个政治大包袱，被审查打击。
他还有唱歌、演剧的艺术天分，文学水平较高，写一手瘦金体行书。
1958年“大跃进”时从苏州来宜。
他能画画，陶刻是半路出家，所刻画面有《芥子园画谱》的味道，用刀较浅，刮刀用得较多，为表现墨色的深浅。
当时刻的茶盘较多，于今常能见到他的陶刻品出现。
周如绍是1955年成立合作社时入社的陶刻师傅，长期空刻实用茶店用壶，技术熟练，有如民间青花的娴熟味道。
为人直爽，很有个性。
赵炳生他的刻字师傅是谁可惜我未过问，建国后到合作社成立初期他住蜀山油车桥，是开“菜行”的，蜀山周边种的青菜、萝卜先整批批发给他的行里，再由他批发给蜀山的卖菜小贩们。
大概是1957年时(或1958年)陶业合作社急需陶刻师傅，即把他吸收进社，空刻水平属中等，没有动笔书画，做事、工作十分认真。
历史上宕釉、画彩釉的师傅很多，但到建国前夕，只有他在我们家里做过客师。他一只脚从小就不能着地，以手撑一短竹棍代步，故他的另一只脚特别粗壮。
我对彩釉方面的知识，如煮釉、磨釉、上釉、彩釉，都是见他操作而学来的。他特别能画戏剧脸谱，以往紫砂行业“摆地戏”是由任先生(指任淦庭)和郁师傅两人画彩脸的。
建国初期，他曾帮我将伪钞票上的领袖头面改画成京剧脸谱人物，非常有艺术性，可惜没有保存下来。
在所需彩釉陶上画开光图案、画各种花卉装饰及戏曲人物，肚里有货，手上有功。我小时候是特佩服他的。
可惜成立合作社时只有搪彩而没有画彩釉了，再后来因为彩釉中有铅就中止了这种装饰，直到1995后就消亡了。
建国前他家住在我们老家隔壁，见过他家的磨釉、搪釉工具，未见过他画釉彩，只是听到我父亲及郁洪庚师傅说他是正宗的彩釉出身。
我曾看到他家里也是紫砂经营户，儿子从政。老头子很有福相，留着胡子，老抱着孙子(即顾绍培，留着一条小辫子)在我老家门前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