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进一步健全高层次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在这方面我们目前也有个短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说在1~100的科研成果产业化、孵化的转化过程中，我们效率相对低的原因。我们每年有上百个国家级的创新发明，或者技术进步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国家有31个省，每个省也大体会有几十个到一百个（成果奖）。一年下来，我们全国省级以上的成果奖会有上千个，10年就会上万个。而且我们又规定，凡是有成果，70%的专利权都给了专家团队发明人。
那为什么10年下来，没看到太多的发明人变成了500万、5000万、5个亿、50亿的富翁？他们为什么没发财？并不是政府不兑现，是因为你这个产品没有得到市场的承认，没有在市场中产生10亿、100亿的效益。你如果有效益了，这效益的70%，利润的70%就是归你的，但你如果不产生效益，那70%、50%的专利权等于0。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转化不够，但转换不能够靠发明人去转化。我们有许多地方搞孵化器，把得到了技术进步一等奖、二等奖的原始发明人、专家拉到孵化器里来搞发明，这是不对的，这是拿大炮打蚊子。发明人智商很高，能钻牛角尖，能够攻占最复杂的高科技，但是转化的时候要情商，要有广泛的其他的知识，不一定就能做好转化。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缺少两个环节的东西。第一个，党中央在今年4月份关于要素市场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决定当中，讲到了五大要素市场，就是劳动力、土地、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和数据市场。讲到技术市场的时候，中央提出在中国要建设推动一批德国的弗劳恩霍夫研究所。中央文件推荐要建某一种研究所，大家以前很少看到，到底什么是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呢？其实它就是一个科学技术转移机构。这个研究所并不搞科研创新活动，他所有的工作人员就是科学技术的经纪人，研究所的功能主要特征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婚姻介绍所”，做红娘的。
这个概念跟硅谷的拜杜法案基本一致，拜杜法案在几十年前产生，当时这个法律规定，任何美国的科学技术发明，1/3归知识产权投资的，不管是政府投资，还是学校投资，还是科研院所投资，还是科学院投资，还是企业投资，投资者占1/3。发明人占1/3，把发明转化为生产力的人，他也占1/3，这样三个的1/3。由于有了这个概念，硅谷可以说有了上百栋各种各样的别墅小楼，一个个里边都是搞转化的。这里边搞转化的，成千上万个各种各样的公司往往不是科学技术的发明人，发明人在斯坦福，在麻省理工学院，在美国几千个大学研究所。发明以后，他们的菜单提供给了想搞转化的人，转化的人在学校里看着菜单，签个合同，背着书包进去，背着钱包出来，一谈成功，1/3的知识产权归他。
有了物质刺激，财务的刺激，就有千百万转化的人去干这个活，他如果三年没干成，比如没转换，那他挂在他的墙上也没什么损失。白干三年他也拉倒，也没什么吃亏，在这个意义上，拜杜法案跟弗劳恩霍夫研究所起着相同的功能。前不久，美国人搞过一次法律研究的评价的会，这100年里边对美国经济社会发展、技术发展最具贡献的法律，拜杜法案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在独角兽培养过程中，也是要有非常重要的，对专家学者的物质刺激、激励的因素，这种激励不仅是原始创新发明人的激励，也表现为转化者的激励。独角兽企业如果一半的股权归了转化者，这个转化者可能是技术专利变成生产力的转化者，也包括转化过程中进行企业运行的，市场模式创新的转化者等等。总之，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方面的技术，市场体制、机制都改革好，配套好；宏观上有好的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体制上能够对发明创造的技术转化和市场化、变成独角兽上市也有不同阶段的体制、机制的创新配套，那么我们中国的人才机制，独角兽的发展机制就能真正到位。（摘自：聪明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