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作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保险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机制作用，尤其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征程中，医疗事故责任保险更是有效助力政府开展社会风险管理，推动社会治理转型升级。
2008年，宁波市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多部门协调、第三方介入”，将保险理赔机制和人民调解机制创新引入纠纷处置过程，创新推出具有宁波特色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在保障医疗机构正常工作秩序、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遏制国有资产无序流失、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受到业内外高度认可。2012年3月，宁波市进一步推出《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条例》，成为全国首部关于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的地方性法规。2014年7月，国家卫生计生委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医疗责任保险工作的意见》，向全国推广医疗纠纷“宁波解法”，全国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参保医疗责任保险的比例大幅提升。经过近10年的“政府指导、市场运作”，全国医闹事件已大幅下降，医患关系得到极大缓和，医责险“宁波解法”与有荣焉。
二、做法与经验
（二）建立纠纷化解机制，将服务融入医患纠纷处置全过程。“宁波解法”建立三大纠纷化解机制，打造医患纠纷领域的“枫桥经验”。一是实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成立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由司法部门组建、指导和监管，当地财政提供全额保障经费。人民调解机制的引入，明显提升了医疗纠纷处置的公信力，有效推动了医疗纠纷的依法处置进程。目前，宁波各区（县、市）均成立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二是实施医疗责任保险理赔协商机制。在人民调解机制基础上，宁波成立医疗纠纷理赔处理中心，引入有医学背景又了解保险的专业处理人员，为投保机构提供24小时全天候服务。目前，全市已建立1个理赔处理中心、4个分中心，服务网络覆盖全大市。自中心成立以来，已受理医疗纠纷报案超1.2万起，调处率达95%。三是实施“共享法庭”双向联系机制。2023年宁波在医疗纠纷理赔处理中心设立“共享法庭”。人民法院将辖区内符合条件的医疗纠纷诉前调解案件先行移送至“共享法庭”协商处理，并通过线上和线下的双向联系机制，畅通调解团队与联系法官的沟通和咨询渠道，规范司法确认工作，加快纠纷处理进度，促进基层纠纷就地化解。
（三）加强理赔运行规范，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宁波解法”建立科学审慎的医疗责任评估制度和赔偿标准，确保保险理赔的科学性、合理性。一是统一赔偿标准。根据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等指标变化，理赔处理中心和医调会及时调整赔偿标准，并公示赔偿标准和计算方法。在协商调处过程中，按规定严谨计算赔偿金额，既维护了患者利益，也防止了医院资产的任意流失，有效遏制了“大闹大赔，小闹小赔”的医闹现象。二是设置赔付界限。明确规定医疗纠纷发生后，患方索赔金额在1万元以上的，医疗机构无权自行协商，应当委托理赔处理中心介入处理。患方索赔金额在15万元以上的，必须申请医疗损害鉴定或者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待鉴定明确医疗责任后再按统一赔偿标准赔付。三是坚持公平公正。“宁波解法”实施以来，经过理赔处理中心反复调查论证，成功匡正医疗纠纷4430件。其中，有2032起医疗纠纷，是发现院方过错而及时给予患方相应赔偿的；有2398起医疗纠纷，是纠正不合理高额索赔而促成合理赔偿的。至今，协商、调处终结的医疗纠纷，患方无一例提出反悔和异议。
三、成效与启示
（一）依法解决医疗纠纷良好氛围逐渐形成。经过15年的实践，随着保险运作机制的逐步成熟，医疗责任保险理赔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得到了广泛认可，引入保险服务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深入人心，形成医院自愿投保、患方主动委托、卫生及公安等部门协同处置、保险和司法人员合作介入的良好局面，实现医院、患方、政府以及保险多方共赢，探索出一条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新模式。
（二）医疗机构正常工作秩序得以维护。各级医调委和理赔处理中心优势互补，公平、公正调处医疗纠纷，大大增强了医疗纠纷处置的社会公信力。主要促进三个转变：一是双方人员的转变。赔偿金额超过1万元的，与患方协商的人员由医疗机构代表转变为理赔中心工作人员；二是纠纷处置地点的转变。由医疗机构内处置转移至理赔中心或医调会处置；三是接待方式的转变。协商方式更加多元、柔和。同时通过公安机关对恶意医闹的打击，有效改善了原来医疗纠纷处置过程中医患双方“针尖对麦芒”的对立状态，提高了沟通的有效性和成功率，较好地维护了医疗机构的正常医疗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