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16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向纽约联邦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高盛及其时任副总裁的法布里斯托雷(FabriceTourre)在一项债权抵押证券(CDO)交易中欺诈投资者。到4月底，至少又有三起跟风的股东诉讼案发生。据称，已有公诉机关对高盛及其员工进行刑事调查，以查明他们是否在抵押贷款交易中进行证券欺诈。
这当然不是高盛第一次遇到麻烦。金融危机爆发后，它先是和所有金融机构一起被公众诅咒，之后又因继续发放高额奖金而被猛烈抨击。就在SEC对其提出起诉的那周前，高盛董事古普塔(RajatGupta)卷入对冲基金盖伦集团(GalleonGroup)内幕交易案；而华盛顿互惠银行前CEO克里基林格(KerryKillinger)在国会作证时指，责高盛建议客户做多时自己却在做空。
纵观其141年历史，这家华尔街上最聪明的顶级投资银行——哦不，自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在2008年9月紧急批准后，它现在已是银行控股公司——从未远离过麻烦。就在上个世纪，1929年股市大崩盘中，高盛因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设立的信托投资公司“迅速沦为骇人听闻的败笔”，使整整一代人努力累积的资金瞬间蒸发；1994年，其在债券市场遭遇重大损失后面临一系列严重危机，一些合伙人选择了离开。
但这些都无法与SEC此刻插在高盛背后的匕首相比。
1970年代末被明文规定下来的14条高盛业务原则中，前两条和最后一条便是：“客户利益永远至上”；“我们最重要的三大财富是员工、资本和声誉。如果三者之中任何一项遭到损害，最难重建的就是声誉”；“正直及诚信是我们经营的根本”。显而易见，SEC的起诉把这三条都否定了。
不管这样的“阴谋论”是否出自贝兰克梵一时的情绪化，至少有一半接近事实：诸多迹象表明，这起诉讼确实可能带有政治意味，虽然目前尚无确凿证据支持这种普遍流传的看法。
在高盛被诉的当天，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卡尔莱文(CarlLevin)指责它和其它投行都是“推销高风险和复杂金融阴谋的利己主义者”。此类公众相当熟稔的措辞是形形色色攻击华尔街者最爱使用的武器。制造一个共同的巨大敌人有利于掩盖和转移自己的错误，尤其是那个敌人确实犯下不可饶恕的罪恶时。
对美国政府而言，华尔街上最光鲜的胜利者无疑是最合适的标靶。攻击它可以撇清未能及早发现阻止金融危机，及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Madoff)和艾伦斯坦福(AllenStanford)的“庞氏骗局”等责任，并表明自己维护市场良性发展的美好愿望。更何况，在以微弱优势通过医改法案后，现在正是政府推进通过上千页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最后的艰难环节。
无论SEC及其背后势力能否如愿以偿地扳倒高盛，它都赢了。高盛则不可能全身而退，因为它已经在付出代价。
全世界都盯紧这场至少是十年才得一见的交锋。高盛历史上与此次诉讼最接近的案例是，其掉期交易主管鲍勃弗里曼(BobFreeman)在1987年因涉嫌内幕交易而被捕并被迅速定罪。两年半后，弗里曼从任职19年的高盛辞职，并承认自己犯有邮件欺诈而非内幕交易的重罪。
一次听证会显然无法让各怀鬼胎的华盛顿和华尔街达成共识，尽管它长达近11个小时。前者在语言上极尽指责、攻击和施压之能事，希望从傲慢的高盛口中逼出一句“对不起，我错了”，却未能如愿；后者的杰出代表贝兰克梵在最后的压轴证词中，一反传言中的愤怒姿态，开场便极力赞扬美国政府在2008年秋天果断必要的行动使金融系统虽仍脆弱但已基本企稳，并代表个人和公司对政府的注资表示感谢。某种意义上，这种态度转变类似无声的道歉——要知道，此前高盛是几家抱怨政府在危机中的注资最后反而束缚了自己手脚的金融机构中，声音最大的。
看上去贝兰克梵已吸取教训。但更有意义的是高盛前抵押贷款业务负责人丹尼尔斯帕克(DanielSparks)的一句话：“后悔对我而言，代表感到自己做错了什么——我并没有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