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增”的怪圈里探寻黄宗羲定律的破解之法；国家治理领域，从国家治理逻辑中寻找到相似的治理线索，以黄宗羲定律为分析原型，探索中国治理的大国逻辑。由此来看，随着研究的推进和深入，学者们不再将黄宗羲定律理解为一种古代官僚体制下的税务运行的经济规律，越来越重视其背后所衍生的科层失效、系统依赖和权力流变。从组织与制度逻辑上看，“黄宗羲定律”具体展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逻辑。
综上，“黄宗羲定律”不仅展现出改革过程中部分官吏的行为失效，同时展现出税费改革，却越减负担越重的体制与机制的互动结果。一方面皇权施压各级官僚只能被动艰难执行，另一方面面对庞大复杂的官僚系统皇帝随时有被架空的危险。一方面充斥着不信任的君与官僚的博弈对峙，另一方面唯有依赖官僚实施执行的被动与无奈。这些根植于科层体制背后的矛盾是组织自主行为的失败，是体制运行后的失效，是个体官僚的失范。从这个角度来说，“黄宗羲定律”背后所深含的组织机制、功能结构以及行为逻辑具有在某种程度上解释科层系统内所发生的周期性问题。
周期波动一方面强调自发的内生动力使其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强调权威的定期控制。如对我国经济现象的表述：“在现阶段的中国处于经济增长的‘中高速、低波动’的外在周期中”。相比于完全市场化与经济收缩并行的“L型”相比，低频率，缓波动的周期展现出国家宏观经济干预与综合协调的结果。换言之，周期发生需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不断膨胀的内生性动力，二是定期的外界强势干预。如图2所示，由此构成周期的基本外在条件。
事实上，在近几年的政务服务与社会治理发展中，基层政府的实际职能在行使中不断展现出膨胀、无法抑制的内生性。M市X街道下辖有15个居委会，24个住宅小区。截至2018年年底，该街道设置了8个党政机构，履行或大或小的职责共计70项。1950年，街道的核心工作仅局限于户籍管理方面，即主要履行着民政职能。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成为主要治理职能，街道在推动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以及招商引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任何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必须依仗稳定的营商环境。因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区域内的建设与发展成为X街道在90年代中的重点任务。到达20世纪初，随着政府职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特别是关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加强，街道被赋予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职能。X街道作为“大部制”改革的先锋，生动展示着街道职能机构不断膨胀的历史事实。
（二）变动的双向互质单元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North）解释了制度变迁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的概念，论证了不同国家采用不同道路的原因。保罗·皮尔森（Paulpierson）将路径依赖定义为一旦一个国家沿着一条道路发展，那么扭转和退出的成本将会非常昂贵。路径依赖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累计赋税的问题，不管处于哪个朝代，官僚的滞后和臃肿依然存在。处于路径依赖下的地方衙门只要开了向民众收取税收的口，便会继续下去，长此以往，不管是路径下的官僚衙门还是地方百姓，都将该项赋税变成一种习惯。
“其实我们所作的事情是很难进行数据和信息化的，如果说数字平台真的有用的话，就是在通讯的及时性上。”（访谈记录20190713）
去伪存真，脚踏实地。长期的科层压力使得下级政府很少对上级说“不”，即使是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也是硬着头皮完成的。这就使得体制内部长期存伪，没有脚踏实地，没有树立好办实事、真办事的价值意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科层官员只有在工作中身体力行，扎扎实实地从实事、小事做起，才能保障科层体制的有效性，才能树立良好的实干精神、求实精神，去除工具理性的崇拜，重拾价值理性的光辉，实现科层体制长久健康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