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友情、爱情，如何塑造出20世纪最重要的女性政治哲学家？《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的作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是阿伦特生前的学生和朋友，这部“哲学传记”通过对阿伦特的“朋友圈”的介绍，勾勒出二十世纪智识生活的面貌。
《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书封
这种来自个人作品的光亮将直接进入世界，并在作者身后一直续存着。无论它是大是小，是短暂还是持久，都依赖于世界及其运行方式。后世自有公论。来自一个人的生活——言谈、姿势、友谊——的光亮只有在记忆之中才能够存活。如果它要进入世界，就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形式，以便能被记录、传承。一个故事必须从许多记忆和故事中产生。
汉娜·阿伦特
“两人王国”：阿伦特与丈夫海因里希·布吕赫
思想的内在对话并不必定要公之于众，正如阿伦特通常所说的那样，但思想确实包含着一种和特定的他人进行交流的冲动。在阿伦特那里，战胜思想孤独的冲动首先在她丈夫那里得以表达。有幸有这样一个交谈的同伴在身边的人们，可以把他们思想中的内在对话表达出来，或修正他们原来的发现，而当同伴不在场时，这种对话仍可继续，它可以在“我与自己”之间进行。阿伦特的沉默寡言，她对私人生活的细心呵护，使他们不凡的婚姻隐藏在公众视野之外。这两个人意志倔强、观点鲜明，他们统治着谈话所造的王国达三十五年之久。其间有宫廷政变和政策辩论，但始终保持着和谐。这种对话只是阶段性地得以公布：阿伦特的《过去和未来之间》正是“二十五年以后，献给海因里希”。正如他们的朋友兰德尔·雅热尔(RandallJarrell)所言，他们俩的世界是一个“两人王国”。
欧洲时期友谊：海德格尔、本雅明、布洛赫……
阿伦特还是一个学生时，她首次遇到卡尔·雅斯贝尔斯，战争爆发后，他们通过书信重新建立并加强了联系。之后，在1949年首次重返欧洲时，她拜访了雅斯贝尔斯。她来到卡尔·雅斯贝尔斯和格特鲁德·雅斯贝尔斯(GertrudJaspers)夫妇在巴塞尔的家中，她告诉一位朋友，“就像一个人回到家中一样”。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曾经是她大学时的老师，也成为她的朋友。但他从来没有被这个“两人王国”的圈子接纳，一直保持着“森林里的陌生人”的地位，那是1924年他们初次见面后阿伦特在一首诗里对海德格尔的称呼。
美国时期的“思想同伴”：独立于社会的人
战后，布吕赫夫妇的“同伴团体”又吸收了不少美国朋友。使他们走到一起的，与其说是哲学的兴趣，不如说是文学和政治的兴趣，这些朋友有兰德尔·雅热尔、阿尔弗莱德·卡津(AlfredKazin)、戴特·麦克唐纳(DwightMacdonald)、菲利普·拉弗(PhilipRahv)、罗伯特·洛维尔(RobertLowell)、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Rosenberg)、玛丽·麦卡锡。在经年累月中，这些友谊大多时近时疏，但和玛丽·麦卡锡的友谊则越来越深厚。1969年阿伦特写的《论暴力》就献给了她。
美国学术界的朋友们对布吕赫夫妇来说是一个奇迹。“他们的讨论不带有狂热色彩，他们的论证大众都可以理解。”阿伦特在1946年曾如此告诉雅斯贝尔斯。“这里的每个知识分子在原则问题上都坚持自己的意见，作为一位在野的知识分子……他并不崇拜成功之神。”在阿道尔夫·希特勒当权期间，她就产生了对她认识的那些投机知识分子的恐惧，那时“纯粹的个人问题并非你的敌人的所作所为，而是你的朋友们在做什么”。美国的新朋友给了她对“心灵生活”中自由之希望。她最大的快乐之一是称赞一位欧洲朋友“十分美国”。
尽管美国的朋友十分自由，但他们的人格中缺乏深厚的欧洲文化底蕴，而这种欧洲文化则滋养了阿伦特的生活和著作。美国公民资格对阿伦特来说十分珍贵；它使阿伦特摆脱了无国籍状况，成为共和国的一员，这种共和国是她最为推崇的政府形式。但是，就个人而言，阿伦特至为欣慰的是在这样的国家中，她可以拥有“做一个公民的自由而不必付出被同化的代价”。她坚持自己的欧洲背景，尤其是德国语言，从未想把自己的母语改为英语。“我们在日常说话中所用的词”，她用德式英语解释道，“具有它们特定的分量，通过多种联系，它指导我们如何使用语言，使我们从无思无想的胡说中解脱出来，这些联系自动地产生于特定语言所写成的伟大诗歌瑰宝，并且这些联系也只有从那里才会产生。”
在她的思想“同伴”——所有的欧洲人、所有的人以及所有的美国朋友之外，布吕赫夫妇有一个“部落”。这个团体包括：布吕赫在德国共产党的一个分支组织“布兰德尔小组”(BrandlerGroup)时期的朋友，阿伦特大学时代的朋友，他们在巴黎的熟人以及初到美国所遇到的说德语的朋友。这些人是可以和他们说德语的移民，是可以引用海涅(Heine)回答来自歌德(Goethe)的名言的朋友，他们知道德国的神话故事。这个部落在一起庆祝生日，在布吕赫夫妇新年的西尔威斯特晚会上聚会，相互关心彼此的孩子和工作。部落中的一些人在卡次启尔(Catskills)一起避暑，一些人在一起共享逾越节家宴。他们受过良好教育，但并不是思想的同伴（两个“汉斯”是例外——汉斯·约纳斯和汉斯·摩根索(HansMorgenthau)），部落的成员们是很好的同伴，他们深深地相互忠诚。
有两个最老、最为亲密的朋友，这个部落的两位元老，他们并不住在纽约。一位是来自柏林的罗伯特·吉尔伯特(RobertGilbert)，他是布吕赫青年时代的朋友，一位作曲家、诗人，战时在美国度过一段时期后移居到了瑞士。另一位是来自哥尼斯堡的安妮·门德尔松·威尔，她是阿伦特青年时代的朋友，后来成了一名法国公民。阿伦特的第一本书《拉尔·瓦恩哈根：一位犹太女性的生活》，正是献给“安妮，自1921年以来的老朋友”。布吕赫从不写作，他没有书献给朋友，但在布吕赫去世后，阿伦特在给“谢尔河畔的罗伯特”的诗集“后记”中写了一段赞誉的话。
每一种类型的朋友以及阿伦特十分感兴趣的历史人物，例如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和拉尔·瓦恩哈根(RahelVarnhagen)，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每个人，以他或她自己的方式，都是一位局外人（pariah）。在阿伦特的个人词典中，真正的人是“独立于社会的人”。她的朋友们并非社会弃儿，而是特立独行者（outsider），有时出于选择，有时则由于命运。在最为宽泛的意义上，他们没有被同化。“社会的非从众主义”，她曾经坦率地说，“是知识成就的必要条件。”而且，她或许也还会加上一句，是人的尊严的必要条件。她匆忙地从社会的从众主义弥散的情境中走出来，通常借助于她另一句名言：“此地不是为我母亲的女儿留的。”“对于公共关系，我有一种敏感症”；“这里除了喧闹什么也没有。”汉娜·阿伦特坚持她的独立，她也希望她的朋友如此。多数人没有使她失望，也有一些人不以为然。雅斯贝尔斯有一个在阿伦特看来颇为特殊的观点，尽管对他这位以前的精神病专家来说十分简单：“你说只有独立于社会的人是真正的人，但我认为：他们也有精神疾病。”
哲学传记：阿伦特“爱世界（amormundi）”的故事
除了在访谈中所做的几次谈话外，阿伦特有意避免谈论自己。关于给不是政治世界中的行动者——政治家、将军或革命家——的任何人作传是否合适，她也有十分明晰的观念，她认为传记是一种特定的历史。她说，传记“对那些主要兴趣在生活故事的人来说不合适，它适合于那些艺术家、作家和总体上说天资使他们能够将世界维持在一个特定高度上的人们，他们的意义主要在于他们的作品，在于他们给世界添加的人造物品，而不是他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关于作者、作品或世界，这些差别也体现了阿伦特关于公与私、关于制作与行动的严格区分。通常，个人远离世界的明显距离才能解释历史的语境与时代的气质。“生活在有趣的时代并非是福”，阿伦特喜欢引用的一句古老的中国格言如此说，在我们的一切都太有趣的时代，艺术家和作家的传记经常以主人公的努力以便与世界保持距离——也有些人则泰然处之——作为中心主题。
“我们总是渴望看到被公众记录、展示和讨论的、严格说来属于私人的事务以及没有主体的事务”，阿伦特在她写的伊萨克·迪内森(IsakDinesen)传记中写道，“这种渴望不怎么合法，但我们的好奇心却准备接纳它。”在给十分熟悉的人写传记时，她遵循着这个警告。她没有以亲昵的方式去写。她的画廊《黑暗时代的人们》中的肖像画，由一种幻影追踪的技术做成：她追溯朋友们在黑暗时代洒出的光亮，描绘了一幅幅脱俗的肖像，她似乎发出了命令，“你们必须像空中的幽灵一样”。尽管她避免漫谈式的“现实主义”，她并不试图塑造榜样以进行教化，也不试图提供普鲁塔克式道德典范中的“人生”；她写的是政治上的范例故事。
在地点、人物和时段上追求出新的描述性传记，对于阿伦特这样的人来说并不合适。我们要展示的是她思想的历史基础，是激发她进行思考的特定经验，是濡养她的友谊与爱，如有可能，还要展示她的思维方式或思想风格。“思想的场所”，就如“思想的自我”一样无法接近，但某种思想的模式可以从公开出版的著作中获得，甚至可以从谈话的语境和书信中得到更多的了解。
当阿伦特讲故事——用伊萨克·迪内森的话是“命运的轶事”——时，这些故事把人们带到了她那里；她的故事并不是要把她带到人们面前。所有沉默、自我隐蔽的问题及自我认知的范围被搁在一边，阿伦特没有写自传，因为她爱同伴，需要同伴。在垂暮之年，她问一位曾经建议她写回忆录的编辑：“如果我把我的故事写下来，谁会来听我的讲述呢？”以一种特有的风格，正如她自童年时便做的那样，她使自己免于孤单。
本网站有部分内容来自互联网，如媒体、公司、企业或个人对该部分主张知识产权，请来电或致函告之，本网站将采取适当措施，否则，与之有关的知识产权纠纷本网站不承担任何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