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VIP，畅享免费电子书等14项超值服
首页
好书
留言交流
下载APP
联系客服
2022.07.10江苏
魁阁62讲
讲座回顾
主讲人
周晓虹
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
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讲座开始，主讲人周晓虹教授援引英国的集体记忆专家汤普逊，认为通过口述史我们应该确信共同体能够而且应该撰写自己的历史，大家能知道不同的共同体有自己不同的社会记忆。在汤普逊那本被人誉为“标准读物和全世界口述史学家的旗帜”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中，汤普森开篇就专辟了一章，谈到历史和共同体的关系问题，并且坚信凭借口述史，“职业历史学家不必再为解释和呈现而将历史信息和共同体分割开来”（Thompson，2000：17）。在周晓虹教授看来，实际上每一个亲历者就是集体记忆的物质载体，如果说汤普森以坚定的口吻证实了口述史及集体记忆和人群共同体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再进一步，揭示集体记忆和特定的人群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关联，对于从社会学的意义上理解集体记忆的建构和锻造显然更具有连城之价。
一、命运共同体：何为命运，何以共同？
费先生和杨静琨先生1931年时候，第一次把这个概念译成叫社区。但这只是现代意义上的社区，所以费先生自己在讲中国传统的时候，他也用共同体这个词，而不是社区这个词。那共同体是什么呢？是单个的人以联合、集合，认同甚至想象等有机方式想象的群体，从家族、家庭、邻里、友伴、班组、社团、厂矿、村庄、街道、城镇都是常见的单位，直至宗教，所以又可以统称为人群共同体。最早使用人群共同体的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推崇城邦共同体，并认为城邦共同体是一种秉承善意的道德共同体。他说，他人类在人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即在本性上他要与他人在一起。
但近代以来，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强调，由于军权的存在，共同体失去了善；而卢梭认为依靠契约民众就有可能和社会结成某种共同体；此后，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成了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虚幻的共同体。但是马克思也说过，人的本质是什么？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所以马克思倡导以真正的共同体替代虚幻的共同体，因为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在现代社会学的解释路径上，从下到上的个体和群体，群体主要是指库里讲的初级群体——组织和次级群体——社会，由此延伸到社区。社区是由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组成的，以地域为空间的人类共同体的存在形式，可以简化为四类，就是个体、组织、群体、社会，这一纵向的维度。
在社会学里面滕尼斯为现代社会科学贡献了最好的分析单位——共同体。滕尼斯指出，共同体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持久和真实的形式，是由“所有亲密的、私人的和排他性的生活”构成的“一种活生生的有机体”（Tonnies，1988：33-34）。所以他把共同体分成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三种基本关系，并认为维系一个共同体最重要的精神因素是建立在自然认同基础上的。当说到“我们”这个词的时候，实际上那说明它有一个维继共同体的精神因素存在。
除了滕尼斯以外，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这本书中，进一步丰富了滕尼斯的观点，尤其是强调了共同体的排他性特征（韦伯，1997：382）。沿着腾尼斯和韦伯的理论线索，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通过对墨西哥南部尤卡坦村的研究，将共同体界定为某种“同质性”的群体：他们做同样的工作，服从同样的规则，甚至有同样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是一个与外界相对隔离的自给自足的“小共同体”（Redfield，1941：16）。根据前面讲过的共同体这个概念，一方面费先生和杨庆坤先生在1931年译成社区。但另外一方面，腾尼斯的两个概念Gemeinschaft和Gesellschaft分别被费先生译成叫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而不是把它译为社区和社会。周晓虹教授认为社区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概念，Gemeinschaft这个词最合适的就是把它译成共同体，在乡土社会尤为如此。正如费先生所说，乡土社会里的人们聚族而居，因为彼此熟悉而产生会意，而从俗而行。
二、超越个体视域或命运共同体的突生功能
如果说集体记忆是命运共同体对个体视域超越的一种表征，那么可以将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seHalbwachs，1877-1945）的个人生命史作为这一概念的历史诠释。在过去的叙述中，学者曾仔细讨论过在口述历史中，个体的叙事究竟凭借何种路径实现了对个体记忆的超越，或一种哈布瓦赫式的集体记忆究竟是怎样通过个体的叙事实现的？在基本的叙事纹理上，周晓虹教授并没有偏离哈布瓦赫或涂尔干的社会学主义方向，尽管在有关突生机制的具体叙事方面可能更为绵密。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在于哈布瓦赫的讨论所依据的一般共同体不同。周晓虹教授将有关集体记忆的突生机制的叙事一开始就置于命运共同体之上，并将其称之为“提升个体经验的平台”。在中国的语境下，这类命运共同体包括但不限于近年来学者们所研究的一系列口述史群体：1960年参加大庆油田“会战'的石油工人、1964年为“时刻准备打仗”从沿海城市携妇将雏迁往西南“三线”的工矿企业员工、1960-1970年代义乌甘三里镇的“敲糖帮”、1968年起“上山下乡”的“知青”群体、1977年后考取大学的“七七级”群体，以及抗美援朝老兵、赤脚医生、铁姑娘等等。
命运共同体所以能够形成超越个体视域的能力。首先导源于这共同的“命运”使其每一位成员都能在相同的时空中，经历共同的历史事件，并形成彼此关联甚至影响一生的复杂的社会结构；其次导源于这共同的“命运”派生出的建立在共同的认同与归属之上的“我们感”，以及强大的群体凝聚力和休戚与共的道德密度。在这里，使每一个单个的个体通过口头叙事复现集体记忆的有两重心理机制：一方面，外群成员对某一命运共同体及其成员的疏离、排斥和污名，会导致内成员对共同体的依赖和被动认同，甚至会产生“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极化心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内群成员基于意义感的寻求而产生的对共同体的主动认同，这一过程会使其主动对照共同体及其他成员的认知与行为，强化与其一致的方面，同时修正与其不吻合或者相左的方面。
三、命运共同体与集体框架的建构
在《论集体记忆》中，哈布瓦赫通过对家庭、宗教和阶级共同体对其成员的集体记忆的塑造，成功地说明了个体如何“依靠社会记忆的框架，将回忆召唤到脑海中”。而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个体记忆赖以实现的集体框架究竟从何而来如果它不是个体记忆及其技能的简单相加之和，就只能到个体成员置身其中的各类人群共同体中去找。而命运共同体的独特性及其对个体成员的巨大制约力量成了这种探寻的最佳源头。
四、命运共同体的后继影响
周晓虹教授留给大家思考的三个问题。其一，个体的早年经历尤其是在命运共同体中的经历为何会对一个人当下的生活及其解释存在意义？其二，如果个人生活中的某个或某几个命运共同体已经不复存在，它们为何依旧会影响这群人对过往的记忆，甚至影响他们对当下的理解？其三，当这种影响关涉代际间的传承时会发生怎样的变异？也就是说，左右一代人历史叙事的集体记忆的框架在代际间为何会发生消解？
周晓虹教授对观众问题的解答
第一，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的差别
个体记忆往往是一种基于生理性的能力。在个体记忆中涉及到两个维度：第一是在同一个集体中的无数个体对同一事件的共同记忆，形成了集体记忆；第二是他人关于这一事件的记忆以及整个社会对他的看法也一定会影响到个人乃至于有关这一记忆的具体表述。
第二，社会心理学以及集体记忆有怎么样的联系
第三，集体记忆研究和公众史学的联系
历史通常是从上往下叙述，比如史书中不会详细叙述普通人的生活，直到法国年鉴学派和英国的社会史学倡导另外一种历史，就是自上而下看历史转为自下而上看历史。那么我个人觉得历史需要双向甚至多向来看。过去被忽略的公众史学，即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史学现在受到了推崇，而且这方面的著作也很多。我个人觉得集体记忆的研究，口述史的研究可以为公众史学的推进做下很好的铺垫。原先的传统的史学自上而下的史学，往往根据的是官方的典籍文献档案。很多普通百姓的生活没有被记录下来，如果要从普通人的生命世界中看历史，最好的方式就是搜集他们的口述历史。例如我们过去写社会学史的时候往往根据文献，但是这一方法的缺陷在于看不到文献背后的这个人的具体的生命历程，以及这种历程对他的研究的影响。所以有关集体记忆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公众史学的发展，例如今后我们对于社会学史的叙事很多会取自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两卷110万字的社会学家的口述史。因此，我认为要把对生命史的研究带回到社会学史的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