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1月19日电（燕帅）17日，由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英智传播集团、名道公共传播研究所在京联召开了“国家治理与现代公共关系理论重构”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的数十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在本次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呼吁，要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大背景下，重新审视公共关系这门学科建设，迅速扭转当下公共关系介入社会乏力，理论体系紊乱，学理层次较低等诸多问题，以重构现代公共关系全新理论的勇气，倾力学术攻坚，尽快建构体系，让我国的公共关系这门学科真正成为沟通社会公众、调适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平衡社会利益的重要学科，为国家治理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学科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公共关系学科、公共关系组织、公共关系产业等在我国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为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一定的发展、表面的繁荣却无法掩盖公共关系存在的诸多危机。一方面，新闻业因公关业推动的新闻寻租行为导致了自身的许多危机，恨不得除之而后快。另一方面，很多公关公司在舆论的压力下“改头换面”或者干脆选择逃离。公关理论界也无法自圆其说，只能重提几声“社会责任论”以示业界的不争气和理论界无关。在高等院校，公关专业也面临着空前的窘境，很多学校将其纳入了不再招生的“黑名单”。在此背景下，召开“国家治理与现代公关理论重构”学术研讨会，既是对中国公共关系业的一次重新把脉，更是一次公关理论界吹响“集结号”的重新出发。
与会的许多专家学者都认为，公关业在当下中国之所以遭遇空前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共关系在中国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快速发展，甚至游离了我国社会巨大变革的现实。这一方面表现在我们始终没有能够建构起有中国特色的公关理论体系，并对业界作出正确导引；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外来公关理论在中国的严重水土不服，生吞活剥，食而不化。正是由于没有正确的公关理念和理论体系，我们始终无法对公共关系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有角色作出合理的解释。虽然中国公关学术界也曾试图建构中国特色的公关理论体系，并为此进行了一定的学术努力，但是这些尝试主要还只体现在对国外公关理论的一些简单介绍上和对公共关系要素的一些拼贴上。其理论的正确性、体系性、完整性、深刻性都是远远不够的，离真正意义上的“建构现代公共关系”距离尚远。所以，我们要重新思考现代公共关系的应有之义，并在此基础上廓清其研究对象、研究路径、研究方法，达到建构完整体系的目的。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的青年教师董军博士就中国现代公关理论的重构起点问题作了理论阐述。他指出，公共关系之所以率先在20世纪初的美国出现，正是为了化解社会矛盾、重建社会秩序。在劳资关系恶化、社会冲突激增、社会力量日益凸显、抗争手段不断成熟等诸多问题面前，传统的宣传手段已不能有效调节组织、利益攸关者、公众彼此之间的关系。在此胁迫下，看到客体利益和公众利益所在的公共关系应运而生。正是在这点上，现代公共关系和传统的宣传划清了界限。因此，现代公共关系在本质上既是民主进程的产物，更是实现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
董军博士认为，我们当下的公共关系之所以问题百出，主要在于“理论出发点”的严重错位，导致中国的公关业片面强调主体利益、忽视客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片面重视媒体关系，忽视人际关系、组织关系、社群关系；片面强调传播，忽略对话和协商；片面重视策划和创意，淡漠理性和评估。单向模式的功利化、双向模式的理想化，是公关理论在中国发展受阻的两大真实写照。对此，董军博士认为，我们需要从中国的现实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出发，重新定位现代公关理论重构的理论起点。大众的开口说话（媒体对大众的赋权）、客体力量和公众力量的崛起、社会权力格局的调整和正在发生的媒体革命等，促使我们的公关理论必须要实现重大转型：在目标上，要以主体利益、客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为主要目的；在认知上，要看到开口说话的公众，学会处理与他们的关系；在实现路径上，要学会通过对话和协商找到三者利益最大化的平衡点；在结果指向上，实现组织、社会、国家治理的统一。唯此，才是现代公共关系理论建构的终极追求。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于晶副教授认为，公共关系在中国的合法性危机，主要源于其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在很多时候，它通过一种隐性的操纵方式来统一舆论，达成共识，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控制，这其实是对现代公关理念的一种背叛。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则为中国现代公关理论的重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作为一种价值层面的指导，治理既是现代公关理论转向的重要依据，亦呈现与公关理论的同构态势。两者的共同目标都是建立稳定良好的社会秩序、凝聚社会共识和促进主体之间的信任。
于晶副教授指出，现代公关面对的是多层次、多结点，实体社群、虚拟社群并存的社会复杂网络结构，政府处在这个网络的中心位置。在这个网络结构中，中心的角色是统合与规则制定，促进复杂社会网络本身的有序性，并不断促进公众的有效参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多维互动，强调互动的效能，达到共治的目标。与“社会治理”实现同构的现代公共关系，可以称之为“治理式公关”。这种“治理式公关”的价值取向直指“公共利益”，目的在于协调和实现整个关系网络的利益平衡和共同发展。“治理式公关”理论体系的核心在于公众的“参与”，而且这样的参与建立在主体、目标公众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基础之上。现代公关理论与传统公关理论的分野往往就在于要做好不同公众的识别，包括目标公众与一般公众，并根据公众与组织目标所达成的一致性程度，来选择公众应该参与的程度与参与的方式。于晶认为，“治理式公关”尤其要注意公众自发的参与过程，这一过程可能是主体没有准备的，但这种参与正是认识中国公众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也是构建现代公共关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过程性导向评估得以开展的重要前提。此外，强调法治理念对重构现代公关理论体系的作用也极为重要。
刘一川博士认为，从现代公关理念来看，什邡7.2群体事件，绝非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邻避运动”，而是在仅仅强调目标公众，忽视一般公众的情形下形成的被“别有用心的人”所操纵的一场“利益事件”，这个事件的表征正是“邻避效应”。类似的事件还包括发生于各地的一些“PX事件”等。这一系列政府公关失败都指向一个问题：对公众的边界认识不清，对公众的参与程度估计不足。因此她强调，政府公关在本质上与国家治理是同构的，若政府想达到“治理式公关”目标，就必须通过公众参与的路径来实现。亦即要在最大限度强调公众的参与程度，对目标公众进行不同程度的协商和对话，对于一般公众，则要广泛告知并接受部分反馈、防止他们“被动员”。
此外，她还结合“壹基金”的公关运作模式指出：传统的公共关系，由于基于公众的弱势地位和片面强调传播主体利益的功利主义倾向，造就了大众媒体的传播神话。这样一来，很多组织的公关实践在当下的网络化“社群社会”中捉襟见肘。而“壹基金”能够在新的媒介生态中良性发展，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不再依赖于传统意义上大众传播，而是开辟了以“我”为中心的多元化的传播模式，与被赋权的、隐匿而分散的公众达成协商对话，而这正是“社群社会”所需要的新型公关模式。
本次研讨会紧扣当下中国公共关系现状，以我国公共关系存在的问题为导向展开充分的学术讨论。研讨会表现出来的在国家治理背景下努力重构我国现代公共关系的学术勇气和学术态度，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肯定。
从本次学术研讨会负责人孟建教授处获悉，孟建教授所带领的学术研究团队在半年前就把“重构现代公共关系理论”作为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重大学术课题来进行跨学科的协同“攻关”，近期将有一批新的学术成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