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面对新时代、新现实和新语境，中国文艺理论界需要以勇于创新变革的姿态来抓住机遇，促成理论的飞跃，加快构建自主文论话语体系。
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发展中的三大“传统”
回顾百余年来的文艺发展历程，我们始终在探寻一条符合发展实际需要的文艺道路。从晚清和五四以来，我们面对着多个文论的“传统”，包括中国古代文论传统、西方的文论传统，以及基于新文学和新文艺发展进程、融合中外文论资源所形成的新传统。在探索和融合的过程中，那些卓越的文论家们始终着眼于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国的文艺实践，不断推动文论话语的发展。
我国的文艺理论资源非常丰富，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有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李贽的《童心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刘熙载的《艺概》等等。其中的很多理论观点，具有强大的阐释力。比如，李贽的“童心说”可作为我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的重要资源，能有效解释儿童文学的内在生成机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境界说”，是诗词评鉴的一个重要标尺。这些文论资源在百余年来的文艺发展实践中持续地发挥着作用。
既要有开放的视野，也应有辩证的态度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文论的发展，需要我们采取开放的视野，吸收不同文明的优秀文论成果。无论是对传统文论进行现代转化，还是基于现实语境进行新的文论创造，我们都需要外国文论所带给我们的丰富视野。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艺理论出现了五个“转向”：先是文艺理论的文化研究转向，陶东风、汪民安等倡导的文学的文化研究一时成为“热词”，也引发了讨论；接着是文艺理论的伦理转向，以聂珍钊为代表的文学伦理学进入学科化轨道；然后是文艺理论的生态转向，曾繁仁、鲁枢元等倡导的生态文艺学和生态美学变成文艺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再就是文艺理论的阐释学转向，如张江等提出了建构“中国阐释学”的愿景；最近两年则是文艺理论的数字化转向，涌现了曾军、王峰等一批数字人文研究的学术新锐。数字人文研究的兴起，意味着数字技术和媒介已经深度介入文艺理论，并形成了数字论思维，展现了算法技术对文艺创造力和阐释力的重构。
这些理论“转向”，当然是受到外国文论显在的刺激或者隐性的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是生发于中国现实的发展新变所催生的。换句话说，这其实是中国文艺理论在面对新的语境时所生产的自洽性调适，以使自己的话语在中西融合的基础上，跟得上时代的脚步，并能在面对新问题和新现象时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国文艺理论不是对外国文艺理论的生硬照搬，也不排斥外来影响，而是在中国文学大传统基础上融合各国优秀文论成果之后形成的现代新传统。
其次，运用外国文论，首先要充分理解这些文论在原语境中的原义，再进行本土化的处理。如果我们在理解理论原义时存在偏差，在进行本土化处理时，也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就造成了社会公众对文学理论批评频繁的质疑，甚至产生了一些不信任的情绪。
再次，在使用外国文论阐释中国问题时，要充分考虑其适用性。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的话语资源非常丰富，也有很多具有独创性，在面对中西共同面临的问题和现象时，是具有合理性和阐释力的。但面对中西不同问题，尤其是一些看似相同的问题但其背后的社会成因或文化机制有很大差异时，就难以显示出它的阐释力。在这种情况下，对待相同问题和不同问题时，也要区别对待西方理论的借用，至少不能强行征用，或者进行强制阐释。“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这更是要不得的。
最后，尤其要警惕一些将理论绝对标准化的态势。在阐释作品时，好像这些西方理论如万能钥匙一样，但很容易刻板化、标准化。如，叙事学理论一旦被掌握，就可以变成一种标准化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于是，类似于《某某电影的叙事学研究》《某某小说的叙事学研究》和《某某童话的叙事学研究》之类的论文和论著就批量产生出来。如此，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在某些局部的场合不仅仅变成了标准化的知识生产和应用，还变成了复制性艺术行为，失去了它应有的发展性和创新性。
新时代文论在融合创新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为新时代的文论建设指明了方向。文艺理论界要增强紧迫感、树立自信心，加快建设完备的话语体系，使得文艺理论不但能帮助读者解读和阐释作品，还能激发全民的文艺想象力和文化创造力。要注意对最新的外国文艺理论进行及时转化和消化，对当代本土文论资源进行全面开掘、总结和提炼，并使中外文论有机结合，形成共生性理论体系和具有本土阐释力的话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