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事史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价值
《左传·成公十三年》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意思是国家大事的核心在两件事，一是祭祀，即“奉天承运”，论证政权的合法性、神圣性；二是开疆拓土。从这个意义上讲，东西方是一致的。
（一）先进生产力最先出现在军事领域里
先秦著作《国语·齐语》中记载：“美金（指青铜）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指生铁）以铸锄、斤，试诸壤土。”青铜用来做武器、铸刀剑，快不快到狗和马身上去试一下就知道；生铁用来做农具，好不好用，用土壤试试就知道。同为先秦著作的《管子》中记载：“选天下之豪杰，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则有战胜之器矣。”先秦时，耕作使用木制农具，而武器装备，比如箭簇等都是青铜制作的，所以最好的材料和最优秀的工匠都为军事服务。
到了今天也是一样，最先进的技术和工艺最先体现在军事领域，如我国的“两弹一星”，包括很多人造卫星，开始更多应用于军事，然后推广到民用。西方同样如此，波音公司、雷神公司造民用飞机最先进的技术是用来造战斗机的。
（二）各种社会制度起源于军队
管理体制的结构特点最先体现在军事领域中。比如连坐制、保甲制，包括军功爵制都体现了这一点。爵位最初是以军功论赏，后来才推广到社会上，可以花钱、粮食买爵位。
（三）改革以军事为导向和主题
东西方的改革，其中心命题往往都以军事为导向。商鞅变法“尚首功”，虽然有经济方面的措施，但核心在军事方面。法家的发展路线是两条，一是发展生产，农业本业；二是军事，法家有本著作叫《商君书》，集中论述了“耕战”问题。战国时候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就是一个纯粹的军事性改革，带动了整个社会的改革。
一直到王安石变法的保马法和保甲法，张居正改革中的军事改革，都以军队建设为中心。中国古代的制度变革，所谓加强中央集权，关键就是加强君主对军权的控制。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大都督府，成立五军都督府，就是围绕这个中心来做的。
（四）从典籍与文化精神看军事
先秦时期，儒学还没有居于统治地位，大家崇尚的对象是武夫。《诗经》里讲“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意思是“赳赳武夫”是国家的栋梁。今天我们讲的经史子集，是隋唐以后的分法，汉朝是分为六艺。西汉刘歆撰写了中国第一部官修目录和第一部目录学著作《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七部。六艺略是大家都要学的国家统治思想；诸子略是学术文化思想；诗赋略是文学艺术；兵书略是军事学著作，跟诸子略并驾齐驱；术数略相当于今天的理科，数理化加生物学；方技略是工科。可见当时军事学的地位非常高。
西方也是一样。在古希腊，军事学地位虽然不高，但他们早期的历史著作是军事学著作。希罗多德被称为西方“历史之父”，他的著作《历史》是西方第一部系统的历史学著作，主要内容是希腊和波斯之间的战争。现在我们经常会用到一个词汇叫“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也是一位军事史学家，他的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讲的是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战争的历史。色诺芬的《远征记》也是一部军事历史著作。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恺撒大帝的著作《高卢战记》也是讲战争史，其中一句名言“我来，我见，我征服”被大家熟知。
二、中国兵学的发展轨迹与鲜明特征
（一）先秦兵学的四个发展阶段
先秦是中国军事文化发展的第一座高峰，具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萌芽及初步发展时期。包括使用甲骨文、金文记载的，以及《尚书》《诗经》《周易》等著作中的军事学思想，其中最核心的代表是《司马法》。
我们要先弄清一个概念，《孙子兵法》并不是中国最古老的兵书，它只是中国历史上现存的最早的兵书。在《孙子兵法》之前，中国是有兵书的，而且不只一本，但这些兵书思想浅薄，内容已经过时，文字也不够优雅漂亮，在历史长河中被淘汰，已经失踪了。明代文学家、军事家茅元仪说：“前孙子者，孙子不遗”，意思是孙子将比他早的兵书中的优点和精华都包罗进了《孙子兵法》中，没有遗漏。
《司马法》记载了当时打仗的特点，比如出兵有“不加丧，不因凶”的禁忌，意思是敌人的国君死了不能去攻打，敌国闹灾荒时也不能去攻打。《左传》中提到，晋国有一次出兵攻打齐国，走到半路突然传来消息，齐国的国君暴毙了。晋国马上开会研究，最后决定不能打。这就是依据《司马法》里的军礼规定。吴国和越国打了很多年仗，但是闹灾荒的时候不仅从不开战，还要给对方施以人道主义援助。所以越国闹灾荒时毫不惭愧地向吴国借种子、借粮食，吴王夫差也按规则办事借给了他们。风水轮流转，到吴国闹灾荒时问越国去借，越王勾践把种子煮熟了才借给对方。这比不借还糟糕，因为如果越王不肯借，吴王还可以问齐国借、问晋国借，至少不会耽误了农事。这说明越王勾践的胜利是破坏规则、突破底线才取得的，从吴越战争开始，打仗的一些传统和规则已经发生改变。
再比如追敌时有距离限制。打了胜仗可以追击敌人，但不能超过一百步，到了一百步追不上就要停下来，放人家一马。孟子说“五十步笑百步”，为什么不笑两百步？因为当时追一百步就是最大距离了。另外，追击主动撤退的敌人最多追三天。一天的行军距离是一舍，就是三十里路，追三天就是九十里。为什么城濮之战时楚国那么被动？晋文公履行自己的诺言退避三舍，往后退了九十里，楚国还是执意要打人家。本来劝架保持中立的齐国和秦国就很生气，他们觉得楚国不讲道理，要站在晋国一边共同对付楚国。这是春秋时期遵循《司马法》打仗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从春秋后期到战国时期，战争发生了一些重大改变。
一是性质变了。春秋的战争是争霸战争，我把你打服了，你承认我当老大我可以放过你。战国时就不一样了，是兼并战争，我不但要打败你，还要把你的土地、人口都占为己有。战争的性质一下子变得残酷了，就像孟子所说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二是军队的成份变了，原来的军人都是士族贵族，受过良好的礼仪教育，现在是普通老百姓。
三是战争区域扩大了，原来的战争都集中在黄河中下游的平原，现在扩展到了地形复杂的钱塘江，那里有丘陵、河流、沼泽地、湖泊，战车用不了，相应地步兵的机动性就强了。
四是武器装备变了，出现了新式武器弩机。原来是用弓箭，能不能射得远、射得准因人而异，射箭高手毕竟是少数。而弩机有瞄准器，准确率大大提高。另外它可以用手拉，也可以用脚踩，射程也加大了。原先打仗时贵族在站车上，很优雅，你射箭一箭射不中他就没机会了，战车直接碾压过去了。现在战车不能用，可以射第二箭、第三箭，射不到人就射马，马中箭，马车一翻，上面的人摔下来至少要受重伤，想优雅也优雅不起来。
武器装备的变化带来了军事技术的变化，作战样式、军队编制体制的改变，以及军事理念、观点的变革。西方也是一样，英国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史学家富勒在其著作《装甲战》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以装甲部队纵深突破造成敌人战略瘫痪为核心的一整套在机械工业时代准备和进行战争的理论，强调了技术是武器装备发展的基础，武器的变化对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一时期与遵循《司马法》的时候有很大不同，原来军队推进要缓慢，现在强调“兵之情主速由不虞之道，乘人之不及，攻其所不戒也”，即兵贵神速。原来讲礼貌、讲规则，现在是“兵以诈立，以利而动”，靠诡诈、欺骗取得成功。“兵者，诡道也”，兵不厌诈，这是先秦的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是延续阶段。从春秋后期到战国后期，产生了很多兵学著作，《孙子兵法》并非个例。当时的兵书可谓是浩如烟海，比如《尉缭子》《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包括精本的《司马法》，都诞生于这一时期。
第四阶段是综合阶段。这一阶段是《六韬》的时期。《六韬》虽托名是姜太公所著，但实际上是战国后期到秦汉时期的兵学著作。
为什么说是综合阶段？第一，《六韬》的篇幅极多。《孙子兵法》有5000多字，共十三篇；《吴子兵法》目前发现了六篇；《司马法》能看到的是五篇；而《六韬》有六十篇。第二，《六韬》内容庞杂，它不光讲军事问题，还涵盖了诸子百家的政治理念。《六韬》的第一韬共十二篇，讲的是治国理政、爱民、用人等问题。在讲到军事的篇章里，它把兵权谋、兵阴阳、兵形势、兵技巧全部综合在其中。这种综合与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思想的融合发展是一致的，战国后期，政治走向统一集权的同时，学术思想文化也在整合。儒家出现了一位代表性人物——荀子。他跟孔孟的不同之处在于讲究礼法并重。荀子最出名的两个学生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一个是秦国宰相李斯，一个是韩非子。韩非子把法、术、势三者相结合，将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儒家的三纲五常都整合在了一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第一个给《老子》做注的恰恰是韩非子，他的《喻老》《解老》篇都是解读《老子》的经典篇章。思想综合最后演变成一个专门的学派杂家，其代著作有秦代《吕氏春秋》，融诸子百家思想于一炉。
（二）秦汉至魏晋南北朝隋唐兵学的演变与特色
秦汉到隋唐是兵学发展的一个过渡时期，兵书不多，但有许多战争实践丰富了军事理论。比如在东西方向上打仗的时候，不会考虑到南北方向上南船北马的作战要领。
另外，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最精彩的军事学文献不是《便宜十六策》《将苑》等兵书，且不说这两本书是否真为诸葛亮所著，即便真是如此，我个人认为它也没有超过先秦的部分。这段时期军事学的精华是诸葛亮的《隆中对》；韩信的《汉中对》；西晋统一东胡之前，羊祜、杜预等人在奏章里反映的军事思想；隋唐时高颎、贺若弼等人给隋文帝提出的军事建议；包括西汉张良献计献策和东汉开国名将刘秀的军事观点。实际上，这一时期军事学的实用性大大提高了。
这一时期兵学发展的重要标志还包括两个主题的转换。《黄石公三略》作为大一统王朝建立之后的第一部兵学著作，它的主题跟先秦时不一样。
第二，原来的作战强调有关打仗的具体内容的阐述，现在是强调怎么治理军队，尤其是处理好君主和将帅之间关系，所以《黄石公三略》既可以说是兵学，也可以说是政治学。
此外，秦汉以后，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战争实践变得越来越丰富，大量实战印证了军事理论。理论的成熟往往需要经过从实践总结出理论，再用理论指导实践的反反复复的过程。《唐李问对》实际上是把原来很抽象的“奇正”“知己知彼”等宏观、抽象的理念性的东西与实战应用结合在了一起。唐太宗、李靖都是实战中百战百胜的将军，他们不是文人军事家，而是战场上血与火中脱颖而出的伟大统帅。他们用历史上兵书中的战略来印证自己实战中的战略，把《孙子兵法》的一些原则系统化、具体化。
总体说来，秦汉到隋唐的兵学发展比较平稳，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三）宋元兵学发展的成就与意义
关于宋元兵学，元朝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宋代是兵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为什么？
第二，宋代国力比较弱，打不过辽、金，元代就更打不过了，固守襄阳最后还丢掉了，连小小的西夏都搞不定。
之所以打不过人家也是有原因的：首先，燕云十六州被石敬瑭卖掉之后就收不回来了。这些地方丢掉之后造成一个大问题，就是马场没有了。古代打仗如果骑兵不强，军队肯定一般，最多是防御型的，肯定不是进攻型的。山西、河北、宁夏的河西走廊拿不到，内蒙更加拿不到，那战马从哪里出呢？川马。四川人大多苗条，但四川马苗条了，胖子骑上去它禁不住，骑兵不行就打不过人家。那靠什么来支撑和弥补呢？靠军事理论。所以宋代的兵学极大地发展了。凡是讲谋略的都是弱势一方，军事力量弱才讲谋略，军事力量强直接就是拳头定是非、刀剑定高下。越王勾践打吴王夫差，孙子帮着夫差，但没有用，这是因为越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远胜吴国。先秦时也是这样，荀子讲“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齐国总是打败仗，所以齐国兵学甲天下，要靠谋略弥补它的不足。
（四）明清兵学对中国古代兵学的终结及影响
明清是继宋代高潮之后的一个守成阶段，它是中国古代兵学的终结，同时也具有自己的特色。
明朝时，很多考不上科举的人就躲在屋里编兵书，所以明朝的兵书特别多，比如《阵纪》《白毫子兵垒》《投笔肤谈》等，大家互相模仿，有相当一部分书籍都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明代兵书有几个优点：第一，基本上总结了冷兵器时代或者冷热兵器结合时代的军事训练和军队作战的具体战术要领。比如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就是例子。第二，明代出现了倭寇，关于海防的兵书问世，比如郑若曾的《筹海图编》。第三，明代引进了西方火器佛郎机大炮。由于大炮太沉了，要靠车拉，孙承宗据此编著了《车营扣答合编》，使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战车再次死灰复燃。第四，明清时期是极端专制的，从朱元璋的政治手段到后来清朝文字狱都体现了这一点。所以当时的军队特别注重思想教育，仗打得不好、武艺差不要紧，关键是要忠诚，维护君主的核心地位，明白为谁扛枪打仗。清代蔡锷编了一本书叫《曾胡治兵语录》，摘取了曾国藩、胡林翼的论兵言论。为什么不说是“用兵”语录？书名的措辞非常严谨，用兵是皇帝考虑的问题，对士兵的管理更注重的是让他们服从命令。
在原来的军事理论框架已经趋于饱和的情况下，明清兵学还是加入了一些新的东西，但尽管如此，中国古典兵学也不可能有新的发展了。
中国历史上的每个朝代都对古典兵学有所丰富和发展，但《孙子兵法》中讲的兵者诡道、兵无常势、灵活用兵等原则，一直是中国古典兵学的核心内容。这是中国兵学的基本情况。
三、西方军事学发展史
（一）西方军事学嬗递大势与时代精神
西方军事学著作古亦有之，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可称为其萌芽。大家公认的比较成熟的西方军事学著作的鼻祖是色诺芬的《长征记》。《长征记》中有很多精彩内容，比如一支没有惩罚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一个兵要执行好勤务，不能伤害朋友，或是毫无遁词地去攻击敌人等等，这种观点强调治军严明。他还强调，两军相争勇者胜，在敌人面前后退是耻辱的。凯撒大帝的《高卢战记》，韦格蒂乌斯的《论军事》是古代西方军事学著作的余波。《长征记》的观点在《高卢战记》里有更具体、系统、全面的阐述。
近代时期，西方军事学体系正式构建。以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理念和拿破仑战争的实践为基础，西方诞生了几部伟大的军事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卡尔·菲利普·戈特弗里德·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次重要的是安托万·亨利·约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其余还有苏沃洛夫的《制胜的科学》等。他们一反过去就作战谈作战历史的传统叙述，而是以战争和政治的关系、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相互作用，精神在战争中的作用等一系列战争领域中的基本关系为切入点，深刻总结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实践经验。
东方的思维观点有一种朦胧美，孙子讲究“势”，认为“谋势造势”是军队强大的体现。“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水流湍急，把大石头浮起来就是势。这种说法很形象、具有文学性，但不具体、不准确。而西方思维对战争中的各种现象做了全面且富有哲理的分析，战争性质、军队建设、战略战术、攻防作战的基本原则等，都有一套符合近代资产阶级基本立场的理论见解。
（二）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军事学的发展
（三）西方军事学的新气象
二战以后，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再次带来了军事领域巨大而深刻的变革。核武器、电子战、信息战、网络战，乃至太空战等新战争形式的出现使军事理论发生突变，催生了一大批军事家。马克斯威尔·泰勒的《不定的号角》、伯纳德·布罗迪的《导弹时代的战略》、托马斯·谢林的《冲突的战略》、亨利·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赫尔曼·康恩的《设想一下不可设想的事》、安德烈·博福尔的《战略入门》、汉森·鲍德温的《明天的战略》、约翰·柯林斯的《大战略》以及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都是这一阶段有代表性的军事著作。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几点变化：
四、中西军事思想之同
《周易》讲，“天下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我们经常强调差异性，实际上读兵书读到最后，我发现“同”才是东西方军事思想的主题。就好像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普遍性是根本，特殊性是补充。我们要辩证看待问题，尊重客观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比较中西军事文化，我认为有很多相同之处：
1.对精神因素高度推崇
“精神因素”即军队的精神风貌，好的精神风貌是打仗取胜的关键。《孙子兵法》讲，“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上下同欲者胜”。内部和谐、上下团结，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和奋斗理念，这就是好的精神风貌，这样才能取得胜利。再来看一个西方的例子。富勒在《装甲战》中的观点认为，战略的目的是用武力来维护一种政治主张，这通常是以作战来实现。作战的真正目的不在于摧毁物质力量，而是要在精神上压倒敌人。
2.正确揭示了攻守原则
攻和守是战争中的两种基本方式。《孙子兵法》讲：“攻则不足，守则有余”，意谓采取防御，是因为兵力不足；采取进攻，是因为进攻力量有余。讲的是进攻和防守之间存在比例关系。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里提到，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就其本身来说比进攻这种作战形式强。但是他认为，防御的目的是消极的，因为它不能真正打败敌人。所以要在力量弱小时采取防御措施，一旦力量强大到足够实现进攻的目的，就应该立即放弃防御，反守为攻。以防御开始，以进攻结束，这是战争的自然进程。
中国古人也有与之类似的观点。《武经七书》中的《李卫公问对》讲：“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进攻是防守的转化，防守是进攻的策略。无论是防守还是进攻，其目的都是取得胜利。
3.主张在决定性的地方投入决定性力量
《孙子兵法》中记载：“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孙子认为不能平均使用力量，面面俱到等于面面不到位，什么都是重点等于没有重点。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眉毛胡子一把抓、西瓜芝麻随地捡是不行的。孙子强调“并敌一向，千里杀将”“以十攻其一”，集中一个主攻方向，一个中心进行突破。
同样的道理，西方军事学是怎么表述的？克劳塞维茨说，最好的战略是首先在总兵力方面，然后在决定性的地点上始终保持十分强大的力量。因此除了努力扩充兵员外，战略上最重要而又最简单的准则是集中兵力。安托万·亨利·约米尼《战争艺术概论》的核心原则就是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关键点。
我们的解放战争就是在这种军事思想的指导下取胜的。国民党有八百万军队，比我们多很多，但任何一个关键性战役都是我们赢。以孟良崮战役为例，对方是国民党整编师74师，而我们只有五个纵队，正面对敌很难取胜。毛泽东同志认为，整体来看，我们处于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有绝对优势的，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毛泽东还说：“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这都是在讲集中优势兵力于一点的道理。
4.强调兵贵神速
《孙子兵法》中记载：“兵贵胜，不贵久”。“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要在人家没有防范的情况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静若处子，动若脱兔”。要像女孩子一样文静，让敌人麻痹大意、放松警戒；一旦行动起来要像逃跑的兔子一样，打得敌人措手不及。
5.强调综合因素的重要性
《孙子兵法》提出成功的要素：“道、天、地、将、法”。想要打胜仗，用兵者要施仁政，掌握天时地利，善于任用将领，了解军队的组织编制及组织运行方式。克劳塞维茨也提出了战争取胜的五大要素：一是精神要素，主要包括士气、政治方面的内容；二是物质要素，包括军队的编制体制、数量、武器装备等；三是数学要素，即战线的构成问题；四是地理要素，地形地貌对作战的影响；五是统计要素，属于后勤保障的范畴，主要计算每天要吃多少粮食，需要多少马匹保障。
6.强调统帅须有智慧
《孙子兵法》用“智信仁勇严”五个字概括了为将者应具备的资质，“智”排在第一位。只有睿智才能搜集不同的信息数据，知彼知己；只有睿智才能正确评估对垒双方的实力，选择正确的突破方向；只有睿智才能全面分析事情的利弊得失，预测事物发展的趋势。
克劳塞维茨曾说：“战争是充满不确实性的领域。战争中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四分之三好像隐藏在云雾里一样，是或多或少不确实的。”因此，首先要有敏锐的智力，以便通过准确而迅速的判断来辨明真相。
在讲到将帅应该具有的最核心要素时，东西方都把“智”放在第一位。
7.慎战至上
东西方文化都认为，不应无限制地使用军事手段。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司马法》强调，“国虽大，好战必亡”。克劳塞维茨提出要谨慎对待战争，富勒警告人们“在战争中的野蛮行为是不合算的”，“不要使你的敌人陷入绝望，尽管你会赢得战争，但那样几乎会拖延战争，这对你是不利的。”《孙子兵法》里的几条原则也传达了不能对敌人赶尽杀绝的意思，即“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之所以要这样，不单是为了防止敌人“狗急跳墙”，这也是符合平衡原则的选择。保留对手是我们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一个人、一个团队如果打遍天下无敌手，难免得意忘形，让胜利冲昏头脑，最终在阴沟里翻船的。我们要明白，正是有了百事可乐的存在才有可口可乐的长盛不衰；有空客的挑战才有波音的不断进步。
8.提升军队实力重于谋略
孙子讲究“上兵伐谋”，但更重视军队实力建设。《孙子兵法》有云：“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计谋只起辅佐作用，是次要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建立强大的军队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把握主动权。克劳塞维茨也认为，诡诈在战略上只起很小的作用。他说：“对统帅来说，正确而准确的眼力比诡诈更为必要，更为有用。”
也就是说，战略支配的兵力越少就越需要使用诡诈，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齐国和宋朝，打不过人家才发展军事理论来弥补自身的不足。
9.灵活机动是制胜的最高原则
东西方军事文化都认为用兵打仗的最高规则是没有规则。
孙子曰：“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岳飞说：“叫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这是说打仗是有规则的，但后面还有半句，“运用之妙，全乎一心”。如果说《司马法》讲的是战争的规则，那《孙子兵法》就是战争的艺术。前者有条框，后者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就像没有重复的艺术品一样，打仗也没有一定之规。我们知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孙子提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就是一种创造。
拿破仑认为，将服从上级命令和发挥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才能避免犯不必要的错误，要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因为君主和大臣远离战场，不了解战争局势，如果司令员明知道计划不好甚至有致命危险还要奉行所谓的一切行动听指挥，以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为借口执行计划，那就是犯罪。
10.并非兵多就能取胜
孙子曰：“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哪怕在兵多的情况下，也不能冒进，做到料敌取中，得到大家的拥护支持，才能取得胜利。如果自己没有计划，还轻视敌人，一定会被敌人打败。
古罗马军事著作家韦格蒂乌斯在《兵法简述》里提到，战争的胜利并不完全取决于人多势众，或者说作战凶猛；只有武艺精湛，熟谙兵法，训练有素，才能确保胜利。
11.置之死地而后生
孙子曰：“陷之死地然后生”。作战把军队布置在无法退却、只有战死的境地，兵士就会奋勇前进，杀敌取胜。凯撒大帝也有类似的军事观点，在排兵布阵时，他将老兵布置在外围，新兵放在中央，把马送到遥远的地方放生，以表示与敌人决一死战的决心。统帅也没有马，打了败仗就是大家一起死。为什么让新兵在中间？因为新兵胆子小，被老兵围在中间没办法逃跑，作战会更加英勇。
天下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在这里，我们没有强调东西方军事文化的差异性，而是从中找寻统一性。这种统一并非完全的等同，其在语言表达，体例、逻辑概念的梳理上会有很大差异，但在总体的军事思想上却是万变不离其宗的，都说明了军事学的基本核心问题，如用兵打仗要灵活多变、集中兵力于关键一点等。不管东方还是西方，这些军事理念都是几千年来一脉相承的，几无例外，理解东西方军事文化的互相贯通，能帮助今天的我们更全面、更好地认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们的国学才会真正富有活力、充满生机，更有利于国家进步和民族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