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城金藏》以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版汉文大藏经北宋《开宝大藏经》为底本，于公元1149年前后开雕而成，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全的大藏经。它不仅是中国佛教顶礼膜拜的稀世珍品，也是世界印刷史和版本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赵城金藏》依照千字文编帙，始“天”终“几”，共有682帙，由此推论，全藏当近7000卷。《赵城金藏》属“世界级历史文化遗产”，它比建筑旅游类物质遗产，内涵深邃广袤，更值得深入挖掘、研究、推广。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和拨款，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持，百里挑一后郑重决定，成立“中华大藏经编辑局”，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影印《赵城金藏》重编《中华大藏经》，先后160多人参与编辑，历时十五载发行。全藏共106册，约1.1亿字。有幸冠以“中华”之殊荣，足以彰显其重大学术与历史价值。
1942年春，在日寇觊觎和包围中，八路军太岳第二军分区成功抢运出珍贵文物《赵城金藏》，这是反法西斯二战中的一项丰功伟绩，一场与军事大捷相媲美的文化战线上伟大的胜利，谱写了文化抗战的辉煌篇章。
▼穆彬
▲史健
1942年2月中下旬，太岳区第二地委收到临汾情报站穆彬的情报：日本人企图要抢夺《赵城金藏》，但是还没有找到藏经口。穆彬原名马殿俊，是第二地委敌工部部长。受史健（时任太岳区第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派遣，化名马廷杰，潜伏打入临汾日寇69师团任情报班长。
太岳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天珩回忆：“在残酷‘反扫荡’的战斗间隙，本不起眼，也不是重点、热点，极易被忽视的一则‘抢经’消息，却引起史健的高度警觉。大家十分钦佩史健慧眼识宝、远见卓识的果断。在每天你死我活生死未卜的浴血奋战中，还能有文物保护的意识和长远眼光尤为难得。”
史健立即向区党委请示，区党委书记安子文等研究后，立即上报延安，得到党中央批准电报后，区党委责成二地委执行。
抢运经过惊心动魄
李溪林和赵城县大队长徐生芳（赵城有名的抗日英雄，被《太岳日报》誉为“霍山脚下的英雄”）到广胜寺，联系经藏转移事情。
当李溪林说明来意后，希望寺里支持，转移经藏，却被时任广胜寺主持力空拒绝。1937年日军进入山西后，国民党“中央军”14军李默庵军长和阎锡山83师冯钦哉师长曾先后想带走《赵城金藏》，被力空法师及众乡绅一致拒绝，此时八路军游击队也想转移经藏，力空拒绝，也在情理中。经过李溪林、徐生芳晓以利害的分析和解释，终于说服力空，同意将经卷交八路军转移。
当时，广胜寺西北30里赵城县驻日军一个中队，西北15里明姜据点驻日军一个小队，西侧同蒲沿线有敌人多个碉堡和据点，西南30里洪洞县城驻日军一个大队，正南15里的苏堡镇驻日军一个小队，南面日军已逼近广胜寺下的道觉村，道觉村离广胜寺2里路。除通往根据地的东北方向外，广胜寺三面都驻有敌人，形势危急。
李溪林说：“回到县委机关，我马上派通讯员去找刘式县长，以紧急运公粮为名，每运一担奖粮一斗，动员一些可靠群众配合。”
卫继瑞说：“下午集合民工时说要打金沟子，声东击西，没告诉装运经卷，毛驴背上架着篓驮装经卷不如‘架子’装得多，群众说要是事先早告诉我们，就选用‘架子’驮了。在广胜寺见到经卷时已来不及回去换‘架子’，只好错用篓驮了，剩余装不完的经卷就只好发动群众脱衣包上背了。”
为了严格保密，抢运行动动员了地委机关干部和军分区基干营一连入寺取经；赵城和洪洞两个县大队担任警戒埋伏在山路要道两侧；赵城二区组织干群和驴驮协助运输。晚上八九点钟入寺，驴驮在寺门接应。这5个单位在地委统一领导下密切协同虎口夺经。
太阳开始落山，老乡牵毛驴来了，驴背上左右都架着篓驮，天黑了，晚上七八点到达广胜寺。一个班监视道觉至洪洞公路方向的敌人，赵城县大队警戒明姜金沟子方向的敌人。
▲广胜寺飞虹塔
转移金藏的同时，警戒周围敌人据点的动向，成为当时非常重要的一环。
王万荣回忆：“日伪军200多人已经离开据点往寺院涌来，凶相毕露，发兵兴师问罪来了。仗着实力他们迅速抢占制高点，集中轻重机枪一齐向广胜寺猛烈开火。”张天珩回忆：“听部队汇报说，抢运经卷时被敌发觉，敌人曾向我们开过火，我们没有恋战。”
赵城县大队排长薛国范在1982年11月21日《解放军报》上回忆：“当晚刘教导员给部队作的动员……清晨4点多钟，日伪军出动一个多连的兵力，隐蔽在山梁上的战士和群众，让过敌人的前卫部队，集中火力兜尾打了一阵机枪。敌人拖着死伤人员狼狈逃回了据点。”
▲石门峪三官庙
经过一夜的抢运，全部经卷运到石门峪集结。史健警卫员王洪德与地委会计胡林都谈到，当晚史健亲自来到石门峪接迎经卷，靠前指挥，以确保“万无一失”。石门峪三官庙窑洞为赵城县大队的驻地，窑洞右侧是通往亢驿的进山小路，蜿蜒崎岖，有一夫当关万夫莫过之险，过此隘口意味着当晚广胜寺抢经圆满成功。
张义龙回忆：“在石门峪吃饭休息时，史健等亲临看经，十分高兴。经卷送抵石门峪集结时，意味着当夜抢经任务已圆满完成，翻过大峪、窑头后送往安泽亢驿的地委机关，在地委存放了两个多月。”
转移之路跌宕起伏
当年主持八路军抢运《赵城金藏》的原太岳区第二地委书记史健（李维略）之子李万里，从30多年前就开始查阅各种档案资料，寻访过数十位参与过有关事件的老八路，对于这段历史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以下为他查证这段历史后的叙述：
1942年“五一大扫荡”，因没抢到经卷而恼羞成怒的日军，剑指《赵城金藏》，直奔亢驿，目标明确。过去是暗中角力，被我们抢得先机，现在则是明火执仗，在经卷危在旦夕的紧要关头，史健果断决定带经转移，决不能留下给敌以可乘之机，这是个艰巨任务，实施之难超乎预想。
反“扫荡”出发前史健宣布纪律，每个人都要背上几卷经卷，“人在经卷在，要与经卷共存亡，人在而经卷不在者，回来要受纪律处分。”
转移时，每人分配二十来卷经卷，相当于四十来斤，要始终背在身上。在泽泉、马岭、和川、白素、热留一带山区与日寇周旋，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也要保护好经卷。
日寇很狡猾，“扫荡”如筛子般细，每座山每条沟地搜，“梳篦式”反复梳了多遍。“夜行晓袭、辗转抉剔、铁壁合围”的铁滚“扫荡”，连当地人未走过的路他们都走了，敌人前进40里还倒退10里留下伏兵，误以为鬼子走了的回村者遭受大损失。铺天盖地到处都是鬼子，八路军战士曾经有过三天三夜没进过一粒米的经历，十分艰苦。负重转移中机动灵活性降低，增大了生死风险。在敌多路包围中，初期我们总是等距离躲各路之敌，如惊弓之鸟警视八方，自然成为合围的中心。后来史健总结出“安全险中求”，越贴近敌之一路反而越安全，“灯下黑”只监视这一路省心，找到间隙跳出包围圈也快捷，越来越有经验。是亢驿民兵、安泽军民在艰难反“扫荡”中护卫了经卷。
2017年我随国家图书馆重走《赵城金藏》路，调查寻找隐藏经卷的地方。终于在亢驿老支书黄才恒父亲黄居斌的回忆中找到答案，经卷当时藏在了距亢驿村约两里的小马岭娘娘庙三孔石窑内，当时曾作为重大发现向国家图书馆汇报。时任二区机要交通的黄居斌生前回忆：“我从县委和川地下交通站受领一封加急鸡毛信，信中要求民兵连夜向区公所转移经卷，组织30多位民兵在麻家山黑虎庙接应地委机关带来的经卷。存放于区公所的第二夜，与娘娘庙藏经汇合，沿神父岭、关道沟、中峪店运往沁源。途中不敢走大路，也不敢白天走，小心紧张而又神秘，前面部队开道，骡马挑担居中，民兵殿后护卫。”
曾远回忆：“古县白素村旁的涧河，成为当时阻拦行军的大障碍。前有大河阻拦，后有追兵，既没船也没桥，在河宽阔处先遣用树枝探出一条涉水之道，大家扶持鱼贯而行。经卷都顶在头上牢牢扶住，生怕弄湿而小心翼翼。不仅是出于责任心也出自本能，沾水后经卷会更沉重。”
▲1939年沁源中心县委机关东阳城村办公驻地
经卷移交太岳行署，运抵太岳根据地核心腹地沁源县。行署主任牛佩琮与秘书长刘济荪安排经卷藏在绵上县（现属沁源）水峪村西水峪沟内一废弃煤窑里，达4年之久。
抗战胜利后经卷移交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派专人守护，又转移到涉县温村天主教堂，最后移交北平图书馆，《赵城金藏》终于结束了跌宕起伏、命运多舛、颠沛流离的日子。
发扬我党传统，继承革命精神
经沁源多方积极排查，终于初步确定《赵城金藏》藏匿于聪子峪乡水峪村西水峪沟一废弃煤窑——“积厚窑”内，达4年之久，沁源已命名此沟为“金藏红谷”。
▲安泽杜村乡小李村“抢救赵城金藏”展览馆
安泽县委非常重视《赵城金藏》在安泽的转移历史，二地委曾在这里筹划组织领导了抢经全过程，离开广胜寺的《赵城金藏》也首先存放于亢驿，反“扫荡”背经转移中又是安泽军民护卫了《赵城金藏》。安泽县杜村乡小李村建立了国内首家常设的纪念“抢救赵城金藏”展览馆，普及和弘扬革命传统，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
日夜与敌浴血奋战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在枪林弹雨中就有文物保护的长远眼光。战火中抢占先机，主动抢救出《越城金藏》，甚至为之流血牺牲，其可歌可泣的精神令人叹服。恰恰救出的又是弥足珍贵的国宝，创下历史功勋难能可贵，更让人无比敬仰。
一个地委的独立行动，却经延安党中央批准，这在全国各根据地都罕见，大大提升了这次行动的历史高度和深远意义。它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一贯奉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八路军是中华文明和祖国文物的忠实保护者，是我们学习和效仿的榜样。八路军不但是战场上奋勇杀敌的抗日铁军，也是有文化素养，具高度学术敏感认知眼光的文明守护者。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保卫中华文化遗产立下的功绩，将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