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杭州《城西古迹考》《柳营谣》解读
文/李桔松
一、引子
杭州旗营从顺治二年（1645）首设，至1912年结束戍守开始拆除，存在267年。有关杭州旗营的记述首推清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记载最为完备，但其关于杭州旗营太平天国起义前坊巷的记述多引自《城西古迹考》。由于城西旗营本是军事驻防，所以闲杂人等禁止涉足。“终清之世，驻防旗人居焉，锁匙壕堑，视同禁苑。”[①]咸丰初年，才由杭州旗营士人廷玉写成《城西古迹考》八卷，对旗营内河梁坊巷及文化遗迹进行了访查梳理。但此书当时并未刊刻出版，只以手稿形式存世。[②]现在书稿已佚。所幸光绪时期张大昌所撰《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丁丙编所《武林坊巷志》以及王廷鼎所纂《杭防营志》大量摘引了此书内容，可从中窥见此书的一鳞半爪。
创作于光绪十五年（1889）《柳营谣》则是采用“竹枝词”的体式，诗意的回忆并记述了旗营中的历史与风物。《柳营谣》现存光绪时期刻本，民国三十一年（1942）徐一士以《杭州旗营掌故》为名点校铅印此书，在当时流行一时。
二、旗营文化内涵的挖掘和塑造
杭州驻防旗营从顺治发展到咸丰，一直没有史志传世。文秀在《城西古迹考》序言中说：“我满营二百余年来，惜未有传志，即有家乘、遗编，大率随意抛弃，故流传者鲜。”[③]廷玉作为旗营内文化名宿，主动承担起搜访、保存旗营文化的重任。
廷玉《城西古迹考》写成时已届七十七岁高龄。在自序中，廷玉详细说明了此书编纂成书的过程：
予童年好闻父老谈古典，而不知何谓古也。后入塾读书，始知凡历千百年之事迹，谓之古也。意以城西一带，既驻为营，其中岂无古迹？如有之，其必晰载群书，寻绎甚考，故益穷究简篇而探赜索隐，远绍旁搜，随所见闻，综而纪之矣。弱冠娴习武备及暇于书不辍。嘉庆庚午有故友雪香许敬言、石桥施绍武寻觅营中古迹，拟汇一书。传因雪香久寓于兹，意相讨论耳。乃答云：吾友已询访迨遍，考载未备，久成数帙，只亏一篑之功。问者于是止焉。道光间蔡木龛与锁吟竹知予是集，谆谆寄言，可订成书，足传列朝之文献掌故。予以遗逸殊多，恐有所漏，且姑待证之。吴康甫尝，日月逝矣，岁不我与。而徐问蘧、吴秋畦犹劝勷付梓，予以未尽善也。咸丰癸丑镜泉罗君偕汪剑秋闻知相访，下顾寒庐，共相谈古事迹，娓娓不倦，予未敢出视其稿。继而纳庵上人同铁樵汪君亦为下顾，予揣管窥蠡测，何敢质诸大雅才家？如不以此稿为虚诞，俟汇成时候，请以就正补遗，则五十余年求益之怀可适。[④]
此书虽是由廷玉独自编纂完成，但在序言中他详细回顾了此书撰写过程中与杭州文士交流的情形，成为嘉道时期杭旗营文士和城内汉族文人交流的缩影。书中所提诸人皆是当时杭州城内名士：施绍武，初名绍培，字树之，号石樵，又号石桥，杭州钱塘人，嘉庆九年举人。性孝友，笃古义。[⑤]蔡木龛,名焜，钱塘人。居于武林门内之斜桥河下，身为鹾务司会计，而往来皆文士。[⑥]锁成，字彦韶，号吟竹，浙江钱塘人。诸生。有《吟竹山房诗》。少年时曾跟随舅父马履泰参加潜园诗社。其亦究心当地史志，嘉庆二十四年(1819)锁成借得《南宋古迹考》抄本，考订并重录净本。[⑦]之后又有徐问蘧、吴秋畦劝廷玉刊刻出版其书。徐问蘧，名橡，杭州钱塘人，收藏金石甚富。工篆刻，为浙中名手。[⑧]吴秋畦，即吴重光，字秋伊、秋畦。杭州钱塘人。善摹印，早年与同乡先辈陈鸿寿、陈豫钟等人游。[⑨]汪剑秋，为汪铽(1794—1855)，字式金，号剑秋。钱塘人。工词。著有《四书说略》、《五经说略》。[⑩]汪铁樵，即汪士骧（？—1861），字铁樵，钱塘人。袭世职，授杭州营千总。咸丰辛酉（1861）杭城陷全家殉难，《两浙忠义录》有传。他擅诗，工篆隶，晚年作小楷尤精，曾校《万卷堂艺文记》一卷。[11]
与廷玉往来者，如前期的锁成，早年即参加潜园诗社，与众杭州耆旧相唱和。后期如汪铽，出身钱塘汪氏家族，同时是东轩吟社成员[12]，廷玉可以说是嘉道时期杭州城文士交游结社活动发展的见证人之一。他自己不仅亲身参与到文人交往活动中，同时在大家的砥砺下写出《城西古迹考》一书。在广泛和杭州士人交流的过程中，注定了这本描写杭州旗营文化地理的著作不可能脱离杭州城而独立存在。（这恰和杭州旗营“城中城”的地理布局相反）这一点首先体现在此书的命名上。
现在可见的史料中引用此书名为《城西古迹考》，但在三多编辑廷玉的人物小传中记载此书曾用名《武林城西古迹考》。此书不管是“武林城西”或者是简化为“城西”，都是想强调杭州旗营从地理空间角度本就是杭州城市当中的一部分。从书名上就可以看出廷玉撰写此书的宗旨就是强调杭州旗营对杭州历史在空间地理上的继承关系。
“武林城西”指杭州城西部一带，原本是杭州城内繁华富庶的地区，清初八旗官兵强行圈占了城西自钱塘门至涌金门的民宅作为营地。原有居民被迫扶老携幼，迁往城外，但是仍需为被占房屋输粮纳税二十年之久，造成了当地极大的社会矛盾。后旗营筑墙将自我同杭州城居民相隔离，但是旗民摩擦仍旧不时出现。[13]如乾隆十八年（1753），杭州就发生驻防兵丁七达儿等与民人翁岐周等互殴一案。乾隆皇帝竟亲自下召过问，且上谕中认为此乃风俗颓坏，需严惩以儆效尤。廷玉为书定名《城西古迹考》，即有意弥合杭旗营同杭州城已有的心理区隔，同时也同杭州城整体相呼应。这种呼应不仅是地理空间的包含关系，还有空间对应关系。清代浙西词派集大成的厉鹗曾有《东城杂记》传世，书中内容“为考里中旧闻遗事，舆记所不及者八十五条，厘为上下二卷。大抵略于古而详于今。”[14]廷玉著作不仅内容上与之相类，且地域上也与之相对。由此，廷玉的著作不但是对位于杭州城西旗营文化遗迹的稽考，更是杭州城史地文化的接续。
但这还不是廷玉撰写此书意义的全部，通过对旗营历史地理的追考，接续出的是当下旗营的发展。所以书中的笔墨更多地放在了清代中期旗营的布局和建设上。如记将军署西园：
在署内，奇石林立，树木古秀，皆南宋旧物。桥亭池榭皆足燕赏。登楼凭眺，则湖山晴雨，浓淡多宜，花竹蔚然，鱼鸟翔泳。乾隆五十年将军宝琳蓄鹤鹿其中，以为点缀。嘉庆六年，将军普福临池别构数楹，阶掩芰荷，背植丛筱，拟以夏月于此课士，及落成巳内擢。二十三年将军萨秉阿修复之，以演武校射。芟草藉苔，设立箭鹄。沿墙徧栽杨柳，睿池引泉，杂莳红白藕花。道光二十五年，将军特依顺重事修葺，造曲廊密室，补植花木，堆砌山石。幕中徐香舲撰记勒石。二十七年，将军奕湘辟畦莳菊。秋色满园，极一时觞咏之盛。[16]
先叙述园中的花木叠石多可追溯南宋，可见此园历史传承。重要的是，廷玉以诗意的笔法，按时代顺序，描述出西园变迁的历史。每一次的修葺，作者都用诗化的语言抓取西园的景物特色，引人入胜。西园成为驻防旗营将军衙署的后花园后，经过历代将军的营建，风光更加秀丽。不仅如此，廷玉在文后还附有与此有关的诗词二首，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古今一辙也。日月如转轮，俯今即古，古由今也。是集所述，收辑先朝之遗事，而与近代之人文可志者，附载篇章。……兹所载见闻及者，堪以媲美前徽，足征后世。如昔人之事迹不纪于书，则久之无传，故并述之耳。[18]
廷玉有“以书存人”之想，所以书中记载了诸多杭州旗营内的文人雅士和他们的诗文篇章。如记载廷揆居住大花园巷，好莳花草，尤种秋菊，每至秋日观花者络绎不绝，留题满壁。居颇家弄的赵惟德，喜好盆景，访其庭院蔚然如游深山。其人善画龙，工草书。又记“文元圃，名庆，居义方巷之北，幼读书入泮，后从武，至四品。好题咏，而深于国书。福尚衣使者、特依参赞相继延以教读。院有假山，花木方竹丛生，中葺一亭，以董蔗林所书‘得月亭’三字额之。”[19]虽对人物并非史传式的书写，但足以窥杭州旗营内文化发展之貌，补史之不足。
在廷玉的笔下，他用文化传承的模式重新叙述和构建了旗营的历史地理。旗营中从草木到建筑都留存着前代的影子，哪怕湮没荒草的残垣断壁，也有传说故事让这些遗迹具有了让人悼古的纪念性。原本是以武力震慑江南的军营，在廷玉的笔下则成为了可以让人流连感兴的文化场所。这部书在记述历史的同时，兼具文化地图导览的功用，廷玉自序中记：
乙卯秋，镜泉假予所绘之图，相携周览凭吊于城西西北一带，慨叹于夕阳芳草间，其蕊宫梵院、名贤流寓之所，或颓垣败址，犹能指视。则此日之消残，不胜兴感也！越日，铁樵复假所述未竣之初稿携归，录一副墨，谓俾广见闻，何诸君嗜好相同如斯之极？
可见当时此书也确实成为了文人雅士的“旗营旅游指南”。杭州旗营在廷玉的笔下脱下了神秘的外衣，变得亲近而感性，它纳入到杭州的历史发展时空中，成为杭州城历史的一部分。这不仅仅是杭州旗营在杭州城中的地理归属，更是廷玉内心身份归属的外在投射。
三、旗营历史文化的接续和重塑
廷玉的《城西古迹考》完成后不久，杭州城遭太平军的重创，杭州旗营也成为焦土。同治三年（1864）杭州旗营重建，百废待兴。焚毁前的旗营状况对于杭州旗营士人已经非常陌生，其光辉的过去仅留存在残缺不全的文字中，而且随时可能成为空白，旗营历史掌故亟待后人记录传承。杭州旗营后学三多[20]在接受其师王廷鼎委托搜集有关杭旗营历史资料的过程中，本着存史的目的，于光绪十五年（1889）完成了《柳营谣》的创作。民国徐一士在复印此书时说：
己丑（光绪十五年）有《柳营谣》之作，用竹枝体，述杭营诸事，共诗一百首，附注以为说明。时犹髫年（约十四五龄），所造已斐然可观。既见诗才夙慧，尤足考有清一代杭州驻防旗营之史迹。[21]
肯定了此书对杭州八旗驻防旗营历史的补阙之功。
三多搜集旗营历史有着别人不能相比的优势。三多家族几代均为杭州驻防。三多的叔祖隆广平，讳隆铿，杭旗营协领，在杭州“辛酉难”时殉职，三多由是承袭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其父有连，字鋆溪，以功历官至记名副都统，掌右习官防协领，统带八旗步兵营最久。三多不仅是杭州旗营辛酉之难后少有的八旗子弟的遗存，且是勋贵之后。其祖父裕贵，同瑞常、贵成等都为姻亲关系。所以三多借由家族人脉，得以结识诸多旗营故旧，如与京城原杭州驻防瑞常后裔丛桂、承禧邮件往来[22]，对旗营旧事咨询考订。他自己在序中记叙写书缘起和过程：
吾营建自顺治五年，迄今二百四十余载，其坊巷、桥梁、古迹、寺院之废兴更改者，既为杭郡志乘所略，而其职官、衙署、科名、兵额一切规制，又无记载以传其盛。自经兵燹，陵谷变迁，老成凋谢，欲求故实，更无堪问。夫方隅片壤，尚有小志剩语，纪其文献，吾营八旗，实备蒙满大族，皇恩优渥，创制显荣，其问勋名志节，代不乏人，倘无一编半册，识其大略，隶斯营者非特无以述祖德，且何以答君恩乎？童于何知，生又恨晚，窃不忍其淹没无传，以迄于今，每为流留轶事，采访遗文，凡有关于风俗掌故者，辄笔之，积岁余方百事，即成七绝百首，名曰《柳营谣》。[23]
这本书写作目的就是“以诗存史”。与其它旗营文献相比，《柳营谣》最突出的特点是避开了传统的史笔手法，而是采用“竹枝词”的体式，诗意的回忆并记述了旗营中的历史与风物。“竹枝词”本取法民歌，宋代以来，开始逐渐成为咏风记俗的专用诗体。三多沿袭了这一传统，用诗性的语言为读者带来了生动感人的阅读体验。
竹枝词毕竟字数有限，为填补诗中不能尽道的历史故实，三多皆用自注的形式补写于诗后，与诗句前后参照。这就为《柳营谣》原有的浪漫主义色彩加入了现实主义的元素，两相对照，相得益彰，既填补了以诗记史的缺陷，又缓解了单纯历史叙事的干涩平淡。如：
真珠曲阜水安桥，红白莲花共五条。更有鳌山兼兔岭，至今何处问渔樵。(真珠桥在真珠河上，曲阜桥在军将施水二桥之间，西岸跨街，小永安、红莲花、白莲花三桥并在梅青院东，今俱废。鳌山头在清湖桥南新开弄，兔儿岭在坍牌楼，今罕有知者。)
《柳营谣》采用诗的方式来记录杭州旗营历史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历史资料的缺乏。诗不仅字数少，还可以很大程度上给人想象空间。自序中也提到，他并没有见到有关旗营的历史资料，甚至残本的《城西古迹考》也无缘得见。其诗有云：“竹牒可能重我授，并将古迹证城西。（太夫子廷沄岩先生为吾营耆儒，著作甚富，有《城西古迹考》诗文等书，乱后多所失。）”书中所写都是依靠自己重新搜集资料并且采访遗老而得。在其自注中就可以看到他参考了《宋史》、《癸辛杂识》、《夷坚志》、《雪庄渔唱》、《西湖百咏》、《随隐漫录》、《樊榭山房集》、《咸淳临安志》、《康熙仁和志》、《杨诚斋集》、《啸亭杂录》等文献。他将普通的衰草寒烟，废弃的颓墙老井重新从历史的尘埃挖掘出来，诗化的语言有效地填补史料不足所导致的模糊性，反而增加了杭州旗营经过战火后的沧桑巨变之感。
从题目上看，三多诗意地将诗集起名为“柳营”，可谓一语双关。一方面三多借用历史上周亚夫的历史典故，以纪律严明、军容整齐的“细柳营”自比，以彰显杭州驻防旗营的性质，同时也隐含着对旗营军事素质的夸赞。另一方面，也是对旗营的如实记录。书中记光绪元年（1875）八旗官兵曾捐栽杨柳于河岸：“修筑东西两岸堤，争输鹤俸覆香泥。”“柳营”的名称不仅形象的描述的旗营的地理位置，且赋予了旗营一种诗意的美感。
《柳营谣》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部分，首先是记述杭州旗营的建制以及辉煌历史，描述了主要的督署官衙，后介绍了旗营内的文化遗迹，再是将营内文士一一历数，最后是旗营内的风俗民情。与《城西古迹考》想比，此书其实更加侧重于对当下旗营风物的书写，实质上是对前书的一种接续。如前举西园，三多写：
树石参差水环竹，倚园新作雅游还。御书楼上凭阑眺，西背湖平北面山。（军署向有西园，去年长乐初将军重葺，易名倚园，御书楼在园正东。）
三多以现实的角度记录了西园的变迁。由于他并没有亲见过旗营之前的旗营面貌，所以笔墨大多还是放在了今日旗营之情景。诗中仅能提及一些历史的过往，并在自注中留下一些历史的蛛丝马迹，供读者唏嘘凭吊。所以细看之下，《柳营谣》其实还是光绪时期旗营历史的记录，它跨时空地接续廷玉的思想轨迹，书写了旗营属于自己的历史。
三多之所以会萌发写《柳营谣》的动机，其序中并未直言。其师王廷鼎的序言中说的反而更加明了：
忆杭城自顺治五年始设满蒙八旗防营，迄今垂皕六十年。其中规模创制，文物声名，彪炳可风者殆不胜数，而记载阙如。中丁粤难一营熸焉。克复后合官与兵仅存四十余人，余悉调自荆、青、闽、蜀、乍浦诸营，以复旧规。非特文献荡尽，即其坊巷风情，大非昔比。六桥惜其典则云亡，深抱数典忘祖之虑，爰为广询老成，穷搜故实，一名一物，莫不笔以载之。[24]
杭旗营难后重建，规模制度已然大不如前。三多在《柳营谣》中也提到重建后的杭州旗营兵额分别从乍浦、福州、荆州、德州、青州、四川六处调补而来。杭州驻防旧人善能在诗中感叹“城郭依然耆旧亡，怆怀谁是鲁灵光”（《感旧》）[25]。俞樾也在序言中说：“入其城者，但见衙署之鼎新，廛舍之草创，欲问其故事而遗老尽矣。”[26]所以驻防旗营内除了旧有的规制需要恢复，更重要是的文化的重建，或者说是原有的杭州旗营文化的接续。三多的《柳营谣》所作的就是旗营内文化承续的工作。在结尾的诗作中，他写道：
这首诗不仅简要绘制了杭州旗营内文化发展的脉络，而且包含着三多作为旗营八旗子弟的骄傲。诗中直接宣称杭州旗营在将近二百年的发展中，现在才是旗营文化发展的高峰。三多所说并非虚言，经历过咸丰战火后的旗营文化凋敝，直到光绪时期才有所恢复。诗中历数的众旗营文士，到同光时期还在世者寥寥，其实这段话是旗营文化黄金时期的最好概括。三多此书的深层目的在这首诗中也显露无疑：通过对前代文化遗产的追溯，对当下旗营的描绘，三多打造了一个文武并重、既具有历史感又兼有文化气息的旗营形象。正如钟敬文先生说：“中国古代的民族文献有一个特点，就是从回忆的角度来记录民俗……从主观上讲它们表达了作者的文人情思；从客观上讲，它们又传达了在社会历史急剧变动的时期，人们对安定的民俗生活的回忆和眷恋，以及通过叙述民俗社会所抒发的对理想社会模式的想象。”[27]三多的《柳营谣》正是对旗营过去辉煌时光的挽歌，同时也是内心当中对旗营理想生活模式的想象和重造。三多想通过这些朗朗上口的小诗让人们重新认识杭州旗营，他的写作对象不仅是新的旗营子弟，更是面向广泛的杭州文士基层。
四、城市文化的叠合和身份认同
杭州驻防八旗士人与杭州士子交往的过程中，已经清晰的认识到旗、汉的不同。廷玉的《城西古迹考》到三多的《柳营谣》，其实是杭州旗营士人书写自我，建构自我，并希望通过撰写史志、重塑形象的方式融入杭州当地士林，获得肯定的努力。
在杭州文士，乃至江南士人的眼中，满族就是杭州文化的破坏者。陈寅恪先生曾引汪然明写给周靖公的尺牍：
人多以湖游怯见月，诮虎林人。其实不然。三十年前虎林王谢子弟多好夜游看花，选妓征歌，集于六桥。一树桃花一角灯，风来生动，如烛龙欲飞。较秦淮五日灯船，尤为旷丽。沧桑后，且变为饮马之池。昼游者尚多猬缩，欲不早归不得矣。
分析说“盖清兵入关，驻防杭州，西湖胜地亦变而为满军戎马之区，迄今三百年，犹存“旗下”之名。然明身值此际，举明末启祯与清初顺治两时代之湖舫嬉游相比论，其盛衰兴亡之感，自较他人为独深。吁！可哀也已。”[28]这种易代的感慨盘踞汉族士林心头，难以挥去。也由于这种原因，才诞生了如张岱《西湖梦寻》，尤侗《六桥泣柳记》等作品。
可对于廷玉而言，他知道自己的八旗身份并不具有文化上的优势。所以他对旗营进行考索和记录的过程，其实反映出的是廷玉试图沟通古今，寻找身份存在的心理状态。这种自我身份的确定和寻找，在三多撰写《柳营谣》的过程中也同样存在。
在廷玉的书中，不可避免涉及明清易代所带来的文化创痛。但廷玉以不带感情色彩的客观化描述来处理这种容易带来历史想象的片段，由此淡化今昔变异所带来的历史伤痛感，取而代之的是桑田之变引发的慨古幽情。旗营士人文秀为此书所写序言中说这部书读来让人有“遇天宝宫人，重谈轶事”的慨叹[30]，即是廷玉此书想达到的艺术效果。
是集所述，收辑先朝之遗事，而与近代之人文可志者，附载篇章。……兹所载见闻及者，堪以媲美前徽，足征后世。如昔人之事迹不纪于书，则久之无传，故并述之耳。[32]
在文化继承和发展的角度看，廷玉认为杭州驻防八旗士人足可以比肩前贤，由此，驻防士人的民族身份在文化面前得到充分消解。看似一本旅游指南的《城西古迹考》其实就是为杭州驻防旗营存在的合理性以及与杭州城的关系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平衡：既尊重了杭州旗营独立于杭州城的客观事实，又将旗营历史和杭州城发展变迁相同步。双成在此书序言中就指出：
岂仅以祠宇府弟，创建兴衰，河梁古井，开浚修治，以传其始末哉？既求志而负志，不行不达，则引古证今，寄托于毫端楮尾耳。[33]
看似廷玉以一个客观角度描写旗营中风物的历史变迁，实则是要将杭州旗营和杭州城西的历史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现存的文化遗迹仅是联通古今的媒介。他一方面保存旗营内的文化故实，同时把旗营内的文化发展同杭州城的历史相联缀，借梳理旗营内地理历史的机会，打通旗营与杭州城的文脉传承关系，将自己的民族身份自然融入杭州城发展的历史中。廷玉试图通过此书告诉杭州士人，虽有旗汉之别，但他们同样是杭州文化的继承者。这种心态，照应着清帝从各角度论证满清政权合法性的心理，目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异族身份被杭州文士所代表的主流文化群体所接纳和承认。
《柳营谣》不仅有上述《城西古迹考》所想完成的证明自我身份和存在的功能，更有在旗营内部形成杭州旗营文化传承和增强内部凝聚力的使命。
首先，光绪时杭州的满汉关系并非如杭旗营文人文集中所显现的一般团结和睦。旗民冲突问题在杭州与旗营之间一直存在。如在光绪三年（1877）十月，杭州驻防兵三人在杭州城内强买以致杀人的恶性事件。《柳营谣》就是要再一次建立旗营与杭州之间的联系，尤其是文化联系。所以三多在书中用四分之一的篇幅探寻了旗营历史文化遗迹如林和靖、范成大、朱淑真故宅，苏小小墓等，又用四分之一的篇幅记载了当时众多旗营中的文人雅士，三多用诗总结说“声名文物合推今，精绝诗书画与琴”。三多通过再一次挖掘旗营文化，希望可以重塑杭州旗营焚毁前的文化图景。书中所记录的景物、故事虽已是陈迹，经过太平天国的战火后更加难觅踪迹，但通过三多的叙述，这些残垣断壁都带有了符号意义，成为文化记忆中的一部分。俞樾在此书序言中说：
上纪乾隆中高庙南巡之盛，下逮咸丰间瑞忠壮、杰果毅两公死事之烈，而凡杜仙之坟，凤氏、凰氏之井，句曲外史之庐，临水夫人之庙，以至九月演炮，春分松鞍，云鬟月髻，湘公府之闺装，留月宾花，荣部郎之吟馆，事无巨细，一经点染，皆诗料也，即皆故事也，可以传矣。……余春秋佳日，必至西湖，由钱塘门入城。必取道满营，如得此一编，于舆中读之，望将军之大树，观故家之乔木，其可慨然而赋乎。[34]
所以汪利平认为此书通过保存地方历史而表现出明确的杭州地方身份认同[35]。这当然是三多此书所想达到的目的之一。
但全书还有二分之一的篇幅他留给了当下旗营的规制和风俗，这是他特意在旗营焚毁后对之前旗营文化的接续。细读之下，三多这部分内容多是对其生活时代旗营规制和文化的留存，如农历五月十三日庆贺关帝爷生辰；年节时营内“荆州圆子福州饺”的混搭；立春之时互赠红绿豆和粉蒸糕之礼俗；春分前后为马放血，名曰“桃花血”之惯例；秋日斗蟋蟀之热烈；冬日出猎的豪壮等等。三多通过对旗营内文化传统的描述，表达了对自我民族身份认同。这些四处调来的八旗驻防官兵在读《柳营谣》的过程中，不仅可以了解旗营发展变化的历史，更重要的是通过此书可以建立杭州旗营内的身份认同。
虽然廷玉《城西古迹考》的佚失确为可惜，但正如其自言：“遥遥文武，犹望輶轩，聊备采风者之去取焉。”[36]丁丙对《城西古迹考》的引用，张大昌、王廷鼎对旗营历史的撰写，都让廷玉的著作改变形态流传下来，这说明他的记述得到广大汉族文士的认同和认可，这是廷玉最大的成功。更不用说清末三多《柳营谣》的广泛传播对杭州旗营产生的文化影响。三多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被任命为杭州知府，俞樾得知后即作诗《六桥太守三多本杭州驻防也奉檄权知杭州府事，杭人守杭事亦罕见，书来乞诗为赋一律》云：“顿使俞楼增色泽，门生门下有龚黄”。[37]俞樾在诗中也感叹作为杭州人的三多竟然成为杭州知府，历史少有。在俞樾的眼中，此时的杭旗营和杭州城，其界限则更加模糊和淡化了，杭州旗营人已经成为了杭州人的一部分。廷玉和三多在文字上的努力都说明：作为陌生城市的新居民，对所居住空间的历史和环境的认同，是融合入新的社区的关键。而且人都有被接纳的渴望，无论表现在口头文字亦或是思想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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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蒋幸庵：《杭州驻防旗营考》跋，《两浙史事丛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25页。
[②]廷玉，生卒年不详，字蕴之，号澐岩，巴尔达氏，满洲镶黄旗人。因居石湖桥，故晚年自称石湖翁。廪贡生。廷玉嗜书好古，湖山佳处，登涉殆遍。兼绘事，寸缣尺幅人皆宝之。有《沧雪斋诗稿》、《湖山补遗录》二卷、《城西古迹考》八卷，均佚。
[③]文秀：《城西古迹考序》，见马协弟主编：《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绥远旗志京口八旗志福州驻防志（附琴江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页。
[④]廷玉：《城西古迹考序》，同上书，第263页。
[⑤]施绍武生平参见浙江省通志馆编，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重修浙江通志稿》第5册《著述考》，方志出版社2010年版，第3312页。
[⑥]梁绍壬著，庄葳点校：《两般秋雨盦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92页。
[⑦]锁成生平参见钱钟联主编：《清诗纪事嘉庆朝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102页。
[⑧]臧励和等编：《中国人名大辞典》，上海书店出版社1980年版，第792页。
[⑨]上海书画出版社编：《简明篆刻辞典》，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页。
[⑩]南京图书馆编：《中国近现代人物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90页。
[11]其生平见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中国古代地方人物传记汇编》71《浙江忠义录》，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编：《二十五史》卷15《清史稿（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30页。
[12]徐雁平教授在《花萼与芸香：钱塘汪氏振绮堂诗人群》中对杭州汪氏家族的文学发展有详细论述，见《清代世家与文学传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14]永瑢、纪昀主编，周仁等整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
[15]廷玉：《城西古迹考》，转引自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见马协弟主编：《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绥远旗志京口八旗志福州驻防志（附琴江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277、179页。
[16]同上书，第176页。
[17]廷玉：《城西古迹考序》，见前注。
[18]同上书。
[19]丁丙：《武林坊巷志》第8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7页。
[21]徐一士：《一士类稿》，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页。
[22]丛桂，字古香，号兆丹，蒙古镶红旗人。瑞常孙。荣浚，字心川，蒙古镶蓝旗人。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发湖北，补天门县知县。操行不苟。后为荆州驻防，辛亥革命后，以死自誓，革命党来攻，被杀。
[23]三多：《柳营谣》,清光绪刻本。后文所引皆出自此书，不再另注。
[24]王廷鼎：《柳营谣》序，清光绪刻本。
[25]丁申、丁丙：《国朝杭郡诗三辑》，清光绪十九年（1893）刻本。
[26]俞樾：《柳营谣》序，清光绪刻本。
[27]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6页。
[28]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85页。
[29]梅尔清著，朱修春译：《清初扬州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30]文秀：《城西古迹考》序，见前注。
[31]廷玉：《城西古迹考》自序。
[32]同上。
[33]双成：《城西古迹考》序，同上。
[34]俞樾：《柳营谣》序，清光绪刻本。
[35]汪利平：《杭州旗人和他们的邻居：一个清代城市中民族关系的个案》，《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36]廷玉：《城西古迹考序》，转引自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20。
[37]俞樾：《春在堂诗编》丙编，清光绪十五年（1890）刻春在堂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