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仍在使用的历史最悠久的监狱——上海提篮桥监狱
7月11日，38摄氏度高温的上海。上海提篮桥监狱对面居民楼门口的鞋匠一边修鞋一边催促着前来问路的记者：“往右走几十米就是监狱的大门，快去照几张相，这可是文物呢。”说完他还不忘提醒，监狱左边的犹太纪念馆也应该去看看。
7月8日，新华社新媒体专电称，据外媒报道，英国人1903年修建、被称为“死亡之城”的上海提篮桥监狱，“在迎来首名囚犯的110年后，这个监狱将被关闭”。
关闭与保护以及它的功能转换，让这个位于上海繁华地带、有着一扇呈“八”字形大门的提篮桥监狱扭结在它百多年的历史和当下黄金般的地段上。
左手繁华右手肃静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上海地区流行着这样一句俗语“购物八仙桥，枪毙提篮桥”，其中的“提篮桥”说的就是如今位于上海市虹口区长阳路147号的提篮桥监狱。
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ADR与仲裁研究院副院长瞿琨小时候就在虹口区读书。那时候提篮桥是上海市的边缘地区，现在已经属于北外滩的繁华地了。
与相差仅仅几公里、人潮涌动的外滩和隔岸的金融中心陆家嘴相比，虹口区这个叫做北外滩的地方，多少显得有些落寞，唯有隔江相望的东方明珠塔标示着它地处市中心的身份。
就连上海市虹口区的政协委员也多次抱怨，是这座监狱阻碍了这里的发展。
提篮桥监狱与犹太难民曾经居住过的欧式建筑、舟山路菜场、昆明路和保定路的民居为邻，多年来少有变化。顺着舟山路进入一条五六米宽的小巷子，一大片瓦片顶、木窗棱的老房子透露出掩不住的破败，透过窄窄的木门，临时搭在过道里的厨房也大都已经使用了几十年。
杂乱的街道上，小餐馆、杂货铺、菜摊和各色店铺让这条小街又多了几分嘈杂。与监狱周围肃穆、安静的环境格格不入。餐厅晚上摆排档的桌椅随意地堆在监狱的高墙下，而炒菜的味道充满整个街道，直传到一墙之隔的监狱里。
监狱周围的居民多是居住了几十年的老上海人，早已习惯了左手繁华、右手肃静的生活，随便一个人都能说出这座老监狱的来龙去脉。“这个啊，有100多年了，当时英国人造的。”这是每个人的常规开头。
在《提篮桥监狱》的作者、中国监狱工作协会监狱史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徐家俊看来，提篮桥不仅是一座监狱，也是特殊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见证地，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价值。
作为一座有着百余年历史的老监狱，提篮桥监狱曾囚禁过不少中国近现代的著名人物。其中有一生曾7次被通缉、3次入狱的章太炎；谦称“马前卒”、写下《革命军》的邹容；中共早期马列主义理论家杨匏安；皖东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江上青；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任弼时等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这里是中国境内最早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所在地，先后有数百名日本战犯关押在狱中，其中还包括日本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香港总督田中久一中将等人，甚至还有20多名德国纳粹战犯。
解放前夕，监狱的地下党也曾成功保护了关押在狱中的50多名革命人士。
提篮桥监狱周边地区曾是解放前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最繁华地段，舟山路等地是当年上海人接纳“二战”期间犹太人的主要地区，被犹太人称为“诺亚方舟”。这些历史遗迹成为上海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一区域也成为上海一张含金量很高的“文化名片”。2008年，该地区被列为上海首批12个历史风貌保护区之一。
多年前这里也曾因为纺织厂、丝绸厂等产业的聚集而繁华一时，然而随着这些行业的没落和搬出，这一地区也日渐萧条。
在虹口区文化单位负责人看来，由于受到提篮桥监狱的特殊功能限制，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一直难以进行较大规模的开发挖掘，它所蕴藏的文化价值也难以充分体现。
50多岁的支佩琴现在住在监狱对门的犹太人住过的30多平方米的老房子里，原本两层的房子被加盖成了四层。而每三四户人家公用的厕所就在楼梯的拐角处。狭长的过道里，摆满了住户的杂物，稍不注意就会伤了谁家的家当。
支佩琴说，这片老地方年轻人都不怎么愿意住。“这里的房子现在每平方米也有三四万元，以后如果拆迁重建可能每平米有10万元。”她这么期盼着。
百年前招标建造而成
110年前，建造提篮桥监狱时，上海公共租界使用了如今建造房屋最常规的方式——招标。
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开向各营造厂和建筑承包商招标，最后由英国驻新加坡工程处中标，最初仿照美国监狱样式建造，全部由青砖和打磨过的宁波石块修建。后来又经过扩建和改建，形成了英国式的硬木地板、钢筋水泥地坪和钢骨水泥门梁，使得这座监狱保存完好，从监狱的外墙望进去，丝毫没有破败的迹象。
而为了保障内部设施，建设者“术业有专攻”，水龙头、管道等分开承包，每个步骤都由更专业的人负责。“比如监房的铁门是上海制造的，门锁和钥匙由英国伦敦哈脱公司制造供应，直到现在，各种英国制造的锁具和钥匙仍在使用。”徐家俊介绍说。
“提篮桥监狱内的门锁，相当于一本杂志的合订本，厚厚地固定在铁门上，它有三道锁舌，钥匙有15厘米长。”徐家俊一边对法治周末记者说，一边在纸上画出了钥匙的形状。
出租车上，健谈的司机神秘地对记者说，里面的囚犯从来没有逃出来过。听了这一传闻，徐家俊笑着说：“解放前，也有极个别人逃出来的。”而有这一说法也是因为监狱囚室独特的设计方式。
不同于多数监狱两边牢房中间走廊的结构，提篮桥监狱成回字形，中间是“背对背”、“肩靠肩”排列的牢房，四周全是走廊。徐家俊在画着囚室结构的纸上，用笔模拟犯人可能的逃跑路线：“你看，挖地道、挖壁洞行不通嘛，不像有些监狱一面是门，一面是窗户，这个三面墙外面还是牢房，能上哪里去。”
此外，监狱在走廊中间的地坪上还另建了一排铁丝网，形成内、外两道走廊，看守在外走廊巡查可以同时看到上层、本层、下层三个楼层犯人的动向。
监狱内的平时管理也十分严苛，租界时期的提篮桥监狱，其上层管理人员主要是英国人，看守是印度人，俗称“红头阿三”。
住在提篮桥监狱西边的一位老人指着自己的房子说，这是“红头阿三”住过的地方，房子的墙壁有二三十厘米厚。这位说着纯正上海话的老人怕记者听不懂，手还在头上比划了一番，因为这些印度巡捕的头上都盘扎着宽厚的红布头。
1930年，由于印度看守不满上级提拔的人选而举行了罢工，强硬派的英国管理层，对罢工的印度看守一律开除，开始调用中国人担任看守。
那时候，看守长住宅有一间饭厅、两间卧室，还有浴室、厨房、佣人住房等，但监区内的条件却是非常苛刻的。监区里没有凳子，看守必须一直站着保持警戒状态；两道外走廊中间的墙上还装有一台仪器，俗称“更表”，看守每巡查一圈，须用钥匙在“更表”内开动一下，监狱总值班室有仪器作自动记录，可考核看守是否按时巡查。
“那时候就非常先进了。”徐家俊忍不住强调，“而且有两栋楼里已经装上了电梯。”
1943年8月起，提篮桥监狱由中国人担任典狱长。抗战胜利后，对看守的工作条件有所改善，添置了凳子。但是为了防止看守偷懒，就设计了一种三脚凳。这种凳子凳面狭小、分量轻、重心不稳，坐久了容易倾倒。所以，看守们戏称这种凳子叫“稍息凳”。
“大监狱、小囚室”
提起提篮桥监狱，很多人会说这样一段话，让一个10年刑期的犯人，每天换一间囚室，到出狱的时候还住不完。这句玩笑话道出了这所监狱的规模之大。
提篮桥监狱因为大于印度的孟买监狱和日本的巢鸭监狱，因而号称“远东第一监狱”。
提篮桥监狱最多时曾收押过8000多人，徐家俊说，20世纪30年代，提篮桥监狱也是当时世界上关押犯人人数最多的监狱。能关押数量如此之多的犯人，原因之一是这里的囚室面积很小。
提篮桥监狱的囚室大多是3.3平方米到3.6平方米的小房间，而且是3个人一间。以前犯人都是睡地铺。现在，每个监室有一个高低床，还有活动床，白天拉起来成为一个柜子，晚上放下来作为木床。因地制宜，关押条件比过去大大提高了。
为了分辨如此众多的犯人，租界时期的监狱就将囚服做成不同的样式标记。已决犯囚服的前胸、后背、膝盖等处都印有英文“Y”的字样，不同的刑期段，就有不同的式样，颜色，死刑犯穿的是一边白一边黑的阴阳衣(又称鸳鸯衣)，为方便戴脚镣，他们的囚裤下裆到裤脚全都是葡萄扣。看守一看到囚服马上就能识别出犯人的刑期。
提篮桥还有一种8平方米的牢房，设有固定的铁床、铁桌、铁凳和抽水马桶，那是当年英国人设计了用来关押外国人的，被人称为“西人监”。由于是十字形的，更多的被叫做十字楼。
后来这里被改造为上海监狱陈列馆，1999年12月29日正式开馆。抗日战争胜利后这里曾经先后关押过几百名日本战犯。解放后，这里一度改为女监，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也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10年。
另外，在上海监狱陈列馆的3楼，有一间18平方米大小的房间，地板中间有一个1.8平方米的方孔，方孔两侧有两块活动地板。扳动手闸，活动地板就“轰”地一声向两侧分开，露出一个方孔；二楼也有同样的装置。这个方孔可以直通一楼的停尸房，尸体通过它直接吊入楼下的停尸房。
1946年4月22日上午，被判死刑的日本战犯镝木正隆、藤井勉、增进庄造、松井耕一和白井舆三郎在这里被执行绞刑。
监狱的室外刑场
提篮桥监狱的北面，昆明路280号，门框上写着“新岸礼堂”4个金色的大字，这里曾经是与室内刑场相对应的室外刑场。
当记者走访的时候，礼堂的大门外放着几把椅子，炎热的中午主人不见了踪影，只有这几把椅子。旁边的小门上则写着“家属会见”，门外几米长的铁栏杆是囚犯家属排队的地方。
已经在这里住了70年的陈洪文老先生唏嘘，现在是见亲人的地方，以前是杀头的地方。
汪伪汉奸梁鸿志、常玉清、苏成德、傅式说以及黑泽次男、浅野俊隆、芝原平三郎等十多名日本战犯先后在此枪决；共产党员、革命先烈王孝和也在此就义。
解放初期，监狱内关押了不少犯人，其中有些犯人被上海市军管会军法处或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后，就直接押解到这里执行死刑。
室外刑场原来与提篮桥监狱只有一墙之隔，用竹栅栏围起的刑场外常常站满了附近的居民，包括当时附近的很多小孩子。
室外刑场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停止使用，1956年，在原址周围修建了如今的大礼堂和接见室。
提篮桥的未来
瞿琨教授说，正式提出提篮桥监狱功能转换应该是在2012年上海市的“两会”上，虹口区的几位委员提交了关于提篮桥监狱功能转换的提案。今年的“两会”上，他们继续提交了提案。
其实，早在2009年上海市虹口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批准的《北外滩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就将提篮桥监狱明确纳入城市更新和功能置换，所在地块将置换为商业、文化和商办综合用地。
今年5月，虹口区政府提出，根据提篮桥监狱的文化特点，重点保护部分适宜规划成以抗战文化、犹太文化、红色文化等经典文化元素为主题的博物馆和以监狱文化为主题的法制教育基地。
同时，提篮桥监狱特有的建筑风格以及所在区域的犹太人脉资源，使监狱的局部改造存在多种可能性。虹口区政府提出，利用监舍的私密性特点，将监狱局部改造成钻石等高端文化产品的设计、检测、展示场所；还可参照英国牛津堡监狱改造等成功案例，局部改造成以文化交流和体验为主题的概念酒店，吸引青年旅客入住。
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在接受采访时透露，提篮桥监狱已经有部分建筑腾挪了出来，将关闭并得到完整保护是事实，以后可能以博物馆等形式出现。他还透露，提篮桥监狱建筑坚固、安全性高，目前还在使用中的许多建筑物以后将会作些必要的调整，还有周围一些不协调的建筑将会拆除，目前都在整体规划中。
然而监狱搬迁是实现提篮桥监狱功能置换的前提，目前监狱搬迁问题主要集中在监狱新址的用地规模和资金需求上。根据上海市规土局今年5月的提案答复，关于搬迁工作，上海市监狱管理局提出了“新建两所中型监狱，占地300亩至500亩、总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的初步需求，但针对这一需求，各有关方面在是否符合上海市情实际、选址等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共识。
徐家俊认为，提篮桥监狱是上海地区历史最长、关押犯人最多规模最大的监狱，监狱的搬迁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如果提篮桥监狱要搬迁，至少要遵循两部法律，一是监狱法，二是文物法。
监狱法第11条的规定：监狱的设置、撤销、迁移，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批准。提篮桥监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法第23条规定，全国重点文保单位除可以建立博物馆、保管所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外，作其他用途的，应当由省(区、市)人民政府报国务院批准。
“现在有些媒体的报道不够严肃，有的仅仅是没经报批的设想，还有的纯属道听途说。有违监狱法和文物法的规定。”徐家俊指出，作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的提篮桥监狱，如果搬迁改变其用途的，应该由上海市政府报送国务院批准。提篮桥监狱有3800多间囚室，其中大多数是3.3至3.6平方米、三面是钢骨水泥的墙壁、一面是比手指还粗的铁栏，这些特殊的建筑物究竟如何使用？有待我们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