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孝感学院学报》2004年第02期作者:何德廷
汪精卫背叛国家、民族，认贼作父做汉奸，没有群众基础，响应者甚少。而要从事“和运”大业，要组织汉奸政权，没有一套人马又不行，因而汪精卫集团只能另辟蹊径，通过裙带关系等特殊方式扩大人员，繁殖势力，造成汉奸集团繁衍中裙带关系极为明显、浓厚。汪精卫汉奸集团繁衍中的裙带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家族亲缘关系
家族亲戚间的亲缘关系以陈璧君之陈家最为彰目。家族亲缘关系造成汪精卫汉奸集团中有夫妻汉奸、父子汉奸、兄弟汉奸、姐弟汉奸、叔侄汉奸、姑侄汉奸等亲缘关系。
2、同事业缘关系
先前的同事业缘关系，尤其是部属关系，是汪精卫汉奸集团繁衍、扩大的一个重要途径。如陈公博是应汪精卫之邀回国的，自廖仲恺被刺后，一直跟随汪精卫，为汪精卫所器重。陈公博做汉奸，汪陈既有的部属关系是起了作用的。汤登波，伪工商部部长，1932-1937年陈公博任实业部部长时，汤任实业部主任秘书，长期为陈之部下。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罗君强20世纪20年代就有同事关系，周佛海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时，陶希圣、梅思平都曾任武汉分校政治教官，罗君强任政治部科员，早就存在
部属关系。葛敬思，周佛海的旧同事，1928年以后，周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训处长时，葛任参长。1940年4月，周佛海约葛为浙江省主席。
同事业缘关系往往体现于下级长期得到上级的关照、信任和提拔，因而对上级有知遇之恩，紧紧追随，上级从事“和平”运动，下级也自然响应。
3、同乡地缘关系
因为是同乡，有一种较自然的亲近感，甚至相互依赖感。如罗君强，湖南湘乡人，伪安徽省长，他是第一个自后方专程投奔汪伪集团的汉奸。1927年初，罗在武汉军校政治部任上尉科员时，就与顶头上司、时任军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的周佛海攀上了同乡关系，并极力巴结。后来，周任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将处长兼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部主任时，调罗任政治训练部的主任秘书。至此，罗也紧紧依靠周，步步高任。后来，罗被人在蒋介石面前告生活糜烂状，于是逃到香港投奔周佛海。丁默？，湖南常德人，伪社会部长，与周佛海是同乡中的同乡:周佛海是沅江人，沅江原隶属于常德。他闻周佛海当了“和运”军师，喜不自胜，即派湖南人翦建午前往香港，向周密通款曲。周也认为这是一笔很好的政治资本，遂向汪进言，要好好利用这班人搞“和运”。荆嗣佑，周佛海的湖南老乡，被周称之为“湘西前辈”，周“嘱其为海州盐务局长”。裴复恒（原重庆商学院院长），因和周佛海是老乡，“表示拟参加和运”，周嘱其为中央储蓄会副理事长。梅思平，伪实业部长，与高宗武是温州同乡。
汪精卫汉奸集团在初期地域色彩十分浓厚，明显的由广东、湖南二地区组成。广东当然以汪精卫为首，包括陈璧君（陈璧君虽出身于马来西亚，但祖籍广东新会，故在地域上仍可视为广东）、陈公博、褚民谊、陈耀祖、曾仲鸣等人；湖南以周佛海为首，包括罗君强、丁默屯阝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