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汪精卫公馆旧址，当初汪锦元就在这里作为汪精卫的翻译兼秘书卧底了近两年
汪锦元的父亲汪钟卿早年留学日本，在明治大学法律系学习期间，结识了东京美术专门学校女学生大桥对子。两人结婚后，于1909年10月生下儿子汪锦元。1936年12月，汪锦元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此时汪锦元住在上海老闸路苏州河以北，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住在日军占领的虹口区。汪锦元几乎每天冒着生命危险来回递送情报，并负责对日本侨民进行调查。但他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领导属于潘汉年的情报系统。潘汉年当时手下的得力人员有王学文、吴成方、高原、徐强、钱铭、纪纲等人。而纪纲就是汪锦元的单线顶头上司。
2002年6月4日，笔者采访了钱铭这位情报战线的老前辈。当时，他已87岁高龄，但记忆力仍不错。他说：“汪锦元的直接联系人（上级）是纪纲。纪纲的上级是徐强。徐强调走后，把工作交给了吴成方。吴成方的上级就是潘汉年。当年地下工作很隐蔽，纪律很严，多是单线联系。汪锦元‘八一三’前后最忙了，他把西里龙夫得到的情报送交纪纲，有时直接交给徐强。汪锦元从来不认识我，但我知道他。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一家日文报馆的记者，后来进入了上海的汉奸政府———大道市政府。
汪锦元之所以能打入伪市政府，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其母亲的社会关系。伪上海大道市政府于1938年初成立，汪锦元的母亲中文、日文都很精通，又长期在上海当教师，于是当上了伪市政府教育局局长顾澄的翻译。党组织经过研究，指令汪锦元打入伪市政府秘书处，还先后担任过伪青年报经理、日本军部大上海广播电台报道部科员、南京伪国民政府教育部驻上海联络员、伪外交部专员等职务。这期间，汪锦元以“汉奸”身份出现，以各种伪职作掩护，把党的情报工作做得风生水起，任务完成得很出色。
汪精卫的得力日语翻译名叫周隆庠。他在上海时，接替大汉奸高宗武当上了伪国际问题经济研究所所长。汪锦元一度打入这个研究所任职，认识了周隆庠，并且受到周的青睐。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周隆庠当上了伪外交部政务次长兼亚洲司司长，因工作繁忙，遂提出另外物色一个人给汪精卫当日语翻译。周隆庠向汪精卫推荐了汪锦元。
1940年9月的一天，汪精卫、陈璧君夫妇对汪锦元进行了当面考察，看到这个三十岁刚出头的年轻人，中等身材，老成持重，不多言笑，彬彬有礼，和气谦恭，第一印象就不错。又经过一番了解，最后同意汪锦元住进汪公馆，职务是“汪主席”随从日语翻译兼秘书。于是，从1940年9月开始至1942年7月29曰上午7时半，潘汉年情报系统的汪锦元，在头号大汉奸汪精卫公馆里“卧底”近两年之久。
上级对汪锦元成功打入汪精卫公馆高度重视。为了加强对他的领导，及时传送他获得的重要情报，决定专门成立“南京情报组”，负责人是李德生（纪纲的化名），组员有陈一峰（陈汝周的化名）、张敏（纪纲的妻子）、汪锦元等，交通员是方知达。日籍中共秘密党员西里龙夫此时已打入在南京的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报道部，也是“南京情报组”的成员。李德生以“世传中医”的身份作掩护，在南京大行宫附近开了一家中药铺，既卖药又坐堂看病。汪锦元获得情报后交给李德生，李即派交通员急送上海，呈交党组织。
汪精卫将汪锦元视为心腹，带他和日本高层人士会谈，带他出访东京和伪满洲国。汪精卫与日本人的秘密几乎对他毫不隐瞒。这使汪锦元的情报工作如鱼得水。在当时极度严峻、危险的环境下，他获得的情报之多、质量之高，难以统汁。
日本为了鲸吞中国，汪精卫为了讨主子欢心，双方秘密签订了《日支关系调整纲要》，不仅把东北割给日本，还把察哈尔、绥远、华北、长江下游、华南岛屿也定为“日支强度结合带”，由日本长期占领。汪锦元利用特殊身份获得这份情报后，上级很快通过电台送报延安，受到周恩来的表扬。后来，中国共产党公开揭露了“日汪密约”，“日汪密约”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公愤，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巨大反响，使日本和汪伪卖国集团狼狈不堪，只得不了了之。
汪锦元和“南京情报组”在顺畅运转，可是东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佐尔格国际间谍案”，并很快波及南京，使汪锦元和整个“南京情报组”遭到了灭顶之灾。
佐尔格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的情报员，活跃于莫斯科、东京、上海等地，日本首相秘书以及打入侵华日军总部的西里龙夫，都是他手下的人。佐尔格在东京被捕后，日本警视厅特高课顺藤摸瓜，派人到南京，于1942年7月29日上午7时半将汪锦元逮捕。同一天被捕的有李德生、陈一峰等人。
10月1日，汪锦元、李德生、陈一峰等三人被戴上脚镣手铐，押往东京，关押在巢鸭监狱。不久后，汪锦元等三人都被判处死刑，等待执行。日本宪兵连个招呼都不打就闯进汪公馆，抓走了“主席”日语翻译兼秘书，并由日本政府宣判，这使汪伪政府大丢面子。尤其是汪精卫妻子陈璧君，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她多次向日本人要求把汪锦元等三人“引渡回国”，由所谓的“国民政府”审判。日本人为了“安抚”一下汪伪集团，遂于1943年4月1日将三人押回上海，改判无期徒刑；又经汪伪集团交涉，于7月间将三人押到南京，但仍关押于日本宪兵监狱。
进入1944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成定局，德国即将覆灭，日本也面临最后失败的命运。侵华日军总部并不甘心束手就擒，挖空心思寻找对策，竟异想天开，妄图向新四军寻求“局部和平”，以达到所谓“避免腹背受敌、两面作战”的目的。派谁去寻找新四军领导机关联系呢？日本人精心研究后，从狱中放出了李德生，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李德生先到上海，后辗转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时任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部长扬帆，奉命接见了李德生并对李德生进行了审查，而后将侵华日军总部的意图报告了华中局代书记、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饶漱石发电报向中共中央请示，中央同意与侵华日军总部接触，以了解敌人的真实意图，但不能做任何实质性表态。
扬帆奉命两次进入南京，会见了侵华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扬帆提出释放汪锦元和陈一峰，得到了肯定的答复。1945年5月30日，汪锦元和陈一峰回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7月，扬帆正式告知汪锦元：决定恢复他的组织关系，留在联络部工作，级别定为团级。
1945年9月，扬帆指令汪锦元前往国民党刚刚接管的上海做地下工作。临行前，华东局书记、新四军政委饶漱石特地接见了汪锦元、陈一峰等人，对他们在抗战期间的工作给予表彰，并要求做好日后的工作。这是华东地区最高领导人的接见，规格之高非同一般。新中国成立后，汪锦元先后在上海东方经济研究所等单位任职。1992年，汪锦元因病去世，上海市有关单位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