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产业发展成绩，实现了从模仿、跟随式创新向竞争、自主创新的转变，从依靠“三来一补”加工贸易起家，成长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科技创新城市，形成了“加工—制造—创造”的持续发展路径。40年来，在国际产业分工背景下，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是产业发展、升级的直接动力，技术创新是重要推动力，市场和政府有机结合，合力促进了禀赋要素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要素供给、市场需求、技术创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等多重因素的共振、相互作用，实现了深圳产业发展和升级的持续性。
[摘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产业发展成绩，实现了从模仿、跟随式创新向竞争、自主创新的转变，从依靠“三来一补”加工贸易起家，成长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科技创新城市，形成了“加工—制造—创造”的持续发展路径。40年来，在国际产业分工背景下，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是产业发展、升级的直接动力，技术创新是重要推动力，市场和政府有机结合，合力促进了禀赋要素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要素供给、市场需求、技术创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等多重因素的共振、相互作用，实现了深圳产业发展和升级的持续性。
[关键词]产业发展后发地区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
一、引言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产业发展成绩，实现了从模仿、跟随式创新向竞争、自主创新的转变，从依靠“三来一补”加工贸易起家，成长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科技创新城市，形成了“加工—制造—创造”的持续发展路径。40年来，在国际产业分工背景下，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是产业发展、升级的直接动力，技术创新是重要推动力，市场和政府有机结合，合力促进了禀赋要素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要素供给、市场需求、技术创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等多重因素的同频共振、相互作用，实现了深圳产业发展和升级的持续性。
二、深圳产业发展的历史演进
从建立经济特区伊始，深圳产业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封闭落后到开放创新的发展过程，实现了从“三来一补”产业到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发展阶段，2019年第一产业的比重降至0.1%，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比重升至39%和60.9%（见图1），形成以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产业结构，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高度吻合。
（一）1980—1991年，“三来一补”产业起步阶段
（二）1992—2002年，“三来一补”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阶段
“三来一补”产业的发展，促进了深圳区域动态比较优势的演进，一方面劳动力仍具有低成本优势；另一方面具备较好的产业基础，积累了一定的原始资本，同时市场竞争日趋激烈。20世纪90年代后，抓住扩大开放的机会，凭借仍具有成本优势的人口红利以及形成的资本积累，深圳充分利用其外商投资电子产业的集聚优势和特区创建初期发展壮大的内地军工电子业“窗口”企业优势，以及跨国公司信息产业转移中的率先接纳优势，大力引入资本更密集、技术更高的电子信息产业，着力促进民营电子信息产业的迅速成长，电子信息产业迅速成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龙头产业。这时期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得益于深圳早于其他城市将近10年的前瞻布局，如早在1995年7月召开的深圳科技大会就提出贯彻全国科技大会精神，实施“科技兴市”战略，把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作为今后的中心工作，明确了信息产业、新材料、生物技术为三大支柱产业，10月份发布《关于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明确“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的战略思想；1998年出台《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1999年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三）2003—2012年，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高级发展阶段
（四）2013年至今，以高端生产要素为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随着经济发展层次的升级，深圳自身技术逐步接近前沿技术，获取前沿技术和经验的成本和难度不断加大，同时发达国家对核心技术和贸易保护实行壁垒政策，继续沿用“吸收—模仿”模式行不通，同时内部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关键核心技术缺失，使深圳由“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转型，构建新的动态比较优势。这一时期，深圳形成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产学研一体化的自主创新模式，[7]注重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新产业、新业态，带动产业趋向高端化。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制造业得到快速发展，新一代无线通信技术、基因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形成了居世界前列的创新能力。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10155.51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37.7%,高技术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66.6%和71.9%，[1]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同时高标准建设前海自贸试验区，率先推进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创新，建立多层次国际和区域科技合作机制，创新引领率先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入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科技创新法制化建设、科技管理体制改革，营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创新创业环境和机制，促进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作用。
三、深圳产业发展的动因分析
从产业发展的历史演进看，为什么深圳能在改革开放后40年间爆发出强劲的增长动能，成功实现落后经济体向中高等收入经济体的快速演进？根据产业发展理论，一经济体在产业发展和结构变迁过程中，要根据自身比较优势的不断演化来调整发展战略，立足动态比较优势构建竞争优势，这不但取决于其产品成本的高低，也取决于其是否利用了由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更取决于如何发挥政府作用和利用市场机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一）要素投入及其禀赋结构是产业发展的前提条件
林毅夫（2012）[5]指出，产业变迁要受到要素禀赋结构的限制，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产业结构也将随之升级。深圳产业发展也遵循了这一基本原理，要素投入及其禀赋结构是深圳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基础和前提。如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内地人口流入为深圳经济高速发展和产业化提供了无限的劳动供给。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2001）指出，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是因为中国在改革之初人力资本的积累远高于同期印度的水平。[8]
1.人力资本积累与产业发展
各类创业者的“市场竞争”和“官员”政绩冲动，共同促成产业加速升级。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各类创业者成为深圳改革开放的先锋队。天时归结于改革开放初期给予的优惠政策，地利归于深圳毗邻香港以及海港城市的地缘优势，人和归于移民文化下的“解放思想”。在改革开放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内地很多人还在为市场经济姓“资”与姓“社”争论不休时，深圳的创业者已经越过了这些意识形态障碍，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敢于尝试探索新的制度，承担风险，从微观个体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向前发展。而在产权地方化和以经济绩效为官员晋升机制等制度背景下，[9]地方政府从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加速推进。[10]
2.资本积累与产业发展改革
开放初期的深圳，资本要素极度稀缺，产业发展落后，1980年深圳市GDP仅27012万元，国内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仅20284万元，固定资产总额仅1.38亿元，[3]面临“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的资本“双缺口”。资本的快速形成和积累，为深圳快速推进产业化提供了雄厚的“物质资本”。
招商引资形成的原始资本积累是深圳产业“增长奇迹”的基石。改革开放初期，在土地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低廉条件下，深圳利用其地缘优势和政策优势，通过引进“三来一补”“三资”企业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并引入了技术以及管理经验，提升了深圳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产品竞争力。从1980年到2019年，深圳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由0.28亿美元迅速增至78.09亿美元，年均增长18.81%，[4]深圳独特的外向型经济模式逐渐形成，塑造了深圳资本的主体特征：“外资犹占半边天、民营资本多而散、国有资本（比例）不显眼。”
多层次资本市场是深圳资本深化的重要因素。深圳拥有中国两大股票交易所之一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中国股市最活跃的创业板、中小板两大板块，有前海股权交易中心和高新区股权交易中心等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主要服务于深圳市内处于成长初期的小微企业。无论是挂牌上市企业数量或融资金额，深圳均居于全国前列。1979-2019年，金融业增加值从0.16亿元增至3667.63亿元，年均增长26.7%，占GDP的比重从8.1%增至13.6%。2019年金融业总资产超15万亿元，实现税收1522.4亿元，占全市总税收的24.7%，创造了全市超1/7的GDP和近1/4的税收，在2020年3月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中，深圳列第11位，国内仅次于上海、香港和北京。[6]
3.土地资本化促进产业发展
在改革开放初期，深圳资本积累基本为零，财政收入较低，使得政府在初期难以承担大规模的道路、市政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借鉴香港经验，率先实施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1987年11月26日，深圳市政府首次公开招标有偿出让土地使用权，深华工程开发公司经过竞拍取得一块46355平方米住宅用地为期50年的使用权。这次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奠定了中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基石，拉开了中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帷幕。正是这一次尝试性的土地使用权转让，促进了1988年宪法修正案对土地使用权转让的肯定。土地的有偿使用，为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筹集了资金，迎合了产业发展的土地要素需求。
（二）技术创新驱动成为深圳产业发展的重要“发动机”
林毅夫（2014）[11]认为，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经济体中技术和产业不断创新的结果，从长期来看，产业升级路径的选择取决于技术创新和要素禀赋状况的改善，而技术进步对产业升级路径起着决定作用。深圳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一直循着模仿－跟随－赶超－局部创新的路径，使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实现了有效融合，技术创新成为产业升级的内在推动力。从深圳科技投入变动情况来看，深圳R&D经费支出总量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2009—2018年，深圳市R&D经费支出从279.71亿元上升到1163.54亿元，增长了3倍多，年均增长速度约17.23%，高于深圳市GDP增速（见表1和图3），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2009的3.4%升至2018年的4.8%，与国内其他主要城市相比，除了北京之外，深圳R&D投入强度均大于其他大城市，特别是与同为科技创新驱动型的杭州、上海比较，在R&D总量和增速上都表现得更优秀（见表2），而这一时期，正是深圳产业发展向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变阶段。
（三）“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双轮驱动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
林毅夫等人认为，二战以来那些实现成功转型的经济体共同“制胜之道”就是能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地区和前沿阵地，深圳坚持市场导向的改革，把计划经济体制坚决改革为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民营企业发展，坚持全面对外开放。这一点深圳比其他地方要早，态度要坚决得多，作用更为明显，日益增强的市场力量和对外开放对深圳产业发展功不可没。然而，所有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均是在政府主导下实现的，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Gerchenkron，1979）[12]所认为的，在经济起飞阶段，后发地区仅靠市场的自由调节，往往无法在短期内达到经济“起飞”的条件，在发挥市场作用时，应当运用政府干预促进经济起飞。
1.有效市场
2.有为政府
在遵循产业发展一般规律前提下，地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产业战略、规划、计划和政策等，充分发挥制度提供者、生产要素（尤其是公共产品）供给者、竞争秩序维护者、发展战略决策者的作用，使后发赶超和转型升级方面少走“弯路”，实现了深圳产业跨越式发展。
（四）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为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发展路径和市场机会
四、深圳产业发展演进的逻辑
（一）要素禀赋的升级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初，基础设施薄弱，从要素禀赋供给条件来看，“一无资金，二无科技，三无人才”，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禀赋就是低技术劳动力、低成本土地等，要开始就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而当时全球大量中低端的轻型制造业急需寻找要素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作为生产基地，以实现产业转移。因此，深圳从实际出发，实施“内联外引”战略，通过低成本要素组合优势，积极承接国外及港澳台制造业转移，吸引大批“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进驻，发展对资本、技术要求较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奠定了工业化发展基础。这种产业发展模式是符合经济学逻辑的，即经济体某一时点的禀赋结构特征是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产业结构。[14]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深圳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变化，产业发展质量得到了改善，区域动态比较优势进一步演进，由此深圳依托仍具有成本优势的人口红利以及形成的资本积累，抓住国际电子信息产业兴起及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工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机遇，大力引入资本、技术密集度更高的电子信息产业，在原有以消费类电子产品为主的低层次电子工业基础上，采取装配、产品委托生产方式发展起了以计算机和通讯设备为主的电子信息业，以电子信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深圳在20世纪80年代出口加工产业发展中所积累起来的熟练劳动力、管理经验、市场网络、技术开发和经营人才等资源，以及特区的体制环境和相对市场化的效率，都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和产品的升级换代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在模仿和学习基础上开始培养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建设公共研发平台、公共信息平台、公共创新服务平台等，促进产业持续向价值链上游攀升，向更高层次的技术密集型或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全要素生产率对深圳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超过资本、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比较优势的转换
随着经济发展以及产业优化升级，深圳比较优势开始从劳动力相对丰富向资本相对丰富动态演变，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初审时度势，深圳市开始转而依靠内资企业的科技、产业创新，走自主创新的道路，作出了科技创新发展战略，大力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通过建立技术标准，对技术、管理和营销等方面持续创新，创造更能符合客户需求的差异型产品，逐步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此后，深圳市政府一直坚持把创新发展，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升到城市发展战略的高度，高新技术产业成为第一经济增长点和第一支柱产业，成功实现了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向高端的攀升。
（三）创新方式的转型
深圳特区成立之初，基础设施薄弱，产业发展的要素禀赋水平极其低下，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高水平的产业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几乎是不可想像的，因此只能是在“三来一补”产业发展过程中进行基本产业要素（劳动力、土地、资金）配置的“创新组合”。发展“三来一补”产业既符合深圳当时的要素禀赋条件，又实现了要素配置的“创新组合”，为深圳今后发展更高端的产业准备了物质基础。随着“三来一补”干中学的不断壮大和积累，出现了大量模仿“三资”企业的产品和技术等的OEM代工制造企业。OEM代工制造企业虽然属于低端产业，但它是从模仿创新的“干中学”，对引进的技术进行改造和部分创新，为今后自主创新积累了必要的禀赋条件，如在OEM代工制造阶段，包括华为、比亚迪等一批优秀制造企业在模仿和学习基础上，实现了电子信息制造领域“工艺性管理创新”的跨越。[15]深圳从低端产业起步，包括OEM代工制造产业，使深圳产业发展得以积累起资金、人才、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逐步实现了“模仿创新”。[15]
五、结论：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处理的几个关系
回顾深圳40年的产业发展变迁过程，必须深刻认识到其初始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一是从经济条件看，虽然改革开放伊始，深圳是一个人均收入很低的边陲小镇，但由于紧邻香港，具有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与海外市场具有天然联系，决定了改革开放后深圳产业发展具有先行一步的条件。二是从社会条件看，人口众多不仅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无限供给”的低成本劳动力，而且提供了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三是从制度条件看，“渐进式”改革战略提供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经济分权和晋升机制为政府发展地方经济和促进产业升级提供了激励机制；对外开放为获得国外先进生产要素（技术、资金、管理经验等），发挥后发优势提供了机会；建立市场经济改善了深圳产业发展环境。正是在这些背景下，深圳产业结构变迁和调整遵循了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从而成功实现了多次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
第一，正确处理要素禀赋结构优化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培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高级要素基础。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状况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比较优势是经济持续增长和产业发展的关键，深圳产业发展和变迁的主要动力源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升级以及形成的比较优势动态调整。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低成本劳动力和土地要素，以及政策驱动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资本投资驱动到知识、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驱动，逐渐摆脱“比较优势陷阱”，走上了创新发展之路，知识、技术和信息成为动态比较优势形成的核心和关键。先进的知识、技术和信息需要高素质的人力资本相匹配，因此构建新的动态比较优势，必须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尤其是要注重高技能劳动力的培养。
第二，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不断促进产业高端化。林毅夫[5]认为，经济发展和产业技术创新，需要“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的共同作用。深圳产业发展中坚持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基本遵循了“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做法。从宏观视角来看，坚定而持续的市场化改革和融入全球化的开放进程，对深圳产业发展功不可没。然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推动完成的。今后深圳应当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释放粤港澳大湾区和先行示范区的政策红利，营造法制化、市场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为新的动态比较优势的形成创造条件，激发产业创新活力，为产业持续升级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正确处理市场化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培育产业发展新动力[16]。深圳通过先行一步，在市场化改革制度创新方面，创造出一千多个“国内第一”，为深圳产业发展提供了全面的动力机制。主要表现在各种资源、要素、组织活力被激发出来，为满足市场多层次、多样化需求、提升供给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前内外压力凸显条件下，要塑造新的产业发展竞争优势，应当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市场的成熟与完善。
第四，正确处理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关系，不断促进产业合理化。发挥比较优势，选择适宜技术是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今后要从强调技术革新的“速度”和“高度”转向强调技术革新的“强度”。新的发展阶段，经济持续增长的瓶颈不在于高新技术的缺乏，而在于通过技术强化，增强技术的溢出效应，提高各个行业的技术层次，在此基础上实现内生的技术进步机制，保证技术创新的适应性。
第五，正确处理全球化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形成开放现代产业体系。深圳能够较早且顺利引入市场选择，与全球化发展、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发挥比较优势的结构性条件具有相当大的关联。今后深圳企业在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对国际前沿技术、品牌和管理经验的学习，发挥“干中学”效应，降低技术变迁的成本，加快高级生产要素的积累，形成自己的创新能力和产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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