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海陆交通发达。使用药经验广泛交流，外来药物大量传入，尤其是唐代，政府重视药初学的发展，设置药园、促进了药物学的进步，无论在理论还是临床应用方面都很大的发展。
一、药物学的发展唐代药物学的重大成就，首先是《新修本草》的编撰和颁布。这一部被誉为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性质本草的问世，标志着本时期的药物学已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此以后唐代还有《本草拾遗》、《食疗本草》等重要本草著作出现，使本时期药物学的成就更锦上添花，在药物学的发展史上，许多医药学家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他们之中不仅有苏敬等《新修本草》的编撰者，孙思邈、孟诜、陈藏器等也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本时期药物学的进步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二)对药物认识的修正和补充隋唐医家根据长期实践经验，对前代本草文献中所记载的药物功效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进行了补充，并且纠正了前人对药物认识的许多错误。如甄权所著《药性论》，在叙述药物功效时，就有一些新的补充。如指出“藕节捣汁，主吐血不止，鼻并出血”；羌活可“治贼风失音不语，多痒，血癞，手足不遂，……”等。《新修本草》更纠正了《本草经集注》中的许多错误，如陶云：“铁落，是染皂铁浆”，《新修本草》纠正说：“铁落是锻家烧铁赤沸，砧上锻之，皮落者也”。
(三)药物分类方法的进步这一时期在药物分类方法上也较前代有了很大的进步。孙思邈在七品分类的基础上，还按照药物的功用分为治风、湿痹腰脊等65类，每类之下提出了若干主治药物，共1415种次(因同一种药物可以在不同类疾病中出现，)如“阴下湿痒第十八”下列举了木兰、五加皮、蛇床子等8种药物。“目赤肿痛第二十六”下，列举了空青、车前子、决明子等15种药物，每类药物对该项病症都具有一定的疗效。陈藏器《本草拾遗》载有“十剂”的内容，即宣可去壅：生姜、橘皮之属；通可去滞：木通、防己之属；(3)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4)泄可去闭：葶苈、大黄之属。(5)轻可去实：麻黄、葛根之属。(6)重可去怯：磁百、铁粉之属。(7)滑可去着：冬葵子、榆白皮之属。(8)涩可去脱：牡蛎、龙骨之属。(9)燥可去湿：桑白皮、赤小豆之属。（10)湿可去枯：白石英、紫石英之属。这项药物分类方法和现代药物学的分类方法颇为相似，（一说“十利”的分类方法是北齐徐之才所创)对临床上起了直接指导作用，故为后世医家所乐于采用。
(四)药物炮制制剂理论的发展甄权所著《药性论》中，补充了许多有关药物炮制制剂的内容。如连翘去心、瞻蜍取眉脂以朱砂、麝香为丸等。《新修本草》在其各药项下有不少炮制规定，孙思邈有《千金》两方中对炮制又作了详细的记述，并将其中同类的炮制品种作了归纳，在“合和篇”中作了专章讨论，指出：“诸经方用药，所用熬炼节度皆脚注之，今方则不然，于此篇具条之，更不烦方下别注。”较详细地记述了170多种炮制品，如乌头附子炮制，他强调“此物大毒，难循旧制……凡用乌头，皆去皮熬令黑，乃堪用，不然至毒人。特宜慎之。”又如地黄的炮制，《千金要方》是以熟地黄为名并记述采用蒸制法工艺最早的文献。地黄分为生熟，实自孙思邈始。
(六)道地药材的整理和研究由于土壤、气候、阳光、水分等自然条件各地不尽相同，药物产地对于疗效有着一定的关系，中药材强调道地是颇具科学性的。隋唐时期，国家统一，内外交通贸易畅通，学术交流繁荣，这就为医家进行道地药材方面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提供了可能。在这方面作出突出贡献者，应首推孙思邈。他明确指出：“按本草所出郡县，皆是古名、今之学者，卒寻而难晓。自圣唐开辟，四海无外，州县名目，事事惟新，所以须甄明即因土地名号，后之学者，容易即知，其出药土地。凡一百三十三州，合五百一十九种，其余州土，皆不堪进御，故不繁录耳。”于《千金翼方》中列节专论。孙氏此项工作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方剂学的成就隋唐时期，无论在临床实践还是方剂理论的总结方面都有了新的进步。尤其是《千金》两方及《外台秘要》等书的问世，极大的丰富了古代方剂学的内容。
(一)大型方书的编撰隋唐时期，在经方的收集和编撰方面成就显著。《四海类聚方》计二千六百卷，于大业十年撰成。但因雕本未行，流传困难，后又从中提取单方，名为《四海关聚单方》三百卷。唐之后均佚，唐代尚有闻名于世的孙思邈《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各三十卷，王焘《外台秘要》四十卷。还有《理伤续断方》及其它多种方书。
(二)化裁古方，创新应用隋唐时期方剂学的成就中对古医方的化裁和创新应用是其重要的方面。如孙思邈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化裁和创新了许多经方，张仲景《金匮要略》的当归生姜羊肉汤是治疗寒疝腹痛的一个扶阳补血的良方。孙思邈在此基础上，灵活化裁，扩大了治疗范围，用羊肉汤治疗产后风寒证兼腹痛：羊肉当归汤治疗产后风往来寒热无力、不能食；羊肉杜仲汤治疗产后腰痛咳嗽；羊肉生地黄汤治产后三日腹痛等等。再如小建中汤主治“虚老里急”等病。孙思邈加入黄芪一味，成了“黄芪建中汤”，主治“虚老里急，诸不足”，加入当归一味，成了“内补当归建中汤”，主治“妇人产后虚羸不足”等病。孙思邈组方原则尊古而不泥，继承而又善于发展。因此，清代医家张璐曾说“不读金匮方无以知千金之法源，不谈千金方何以广金匮之变法。”
(三)结合临床，创制新方隋唐医家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创制了大量有效的新方，如孙思邈在其两《千金》方中，就记载了许多新方。如温脾汤，千金犀角汤，小续命汤，独活寄生汤，温胆汤，苇茎汤等等，这些方剂一直被广泛长期应用。并流传到日本、朝鲜等国。
三、食疗学的发展隋唐时期我国食疗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四、对偏食副作用动物实验等方法之观察对营养性疾病的认识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有趣的是为了进一步搞清脚气病的发病原因，唐代医家还作了一些有益的动物实验。如《食疗本草》载有：黍米“不得与小儿食之，今儿不能行，若与小描、犬食之，其脚变踒曲。行不正，缓人药骨，绝血脉。”陈藏器《本草拾遗》亦载有类似内容，如“懦米”条下载有：“糯米，性微寒……久食之，令人身软。黍米及糯，饲小猫犬，令脚曲不能行，缓人筋故也”。
三、壮医药的发展唐代，广西属岭南西道：设立桂、容、邕三管、壮族医药经过秦至隋代的积累时期，逐步形成具有独特民族风格，又渗透有汉医学的壮族医学。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反映出来：
(二)方剂学的萌芽壮药品种的增多和使用经验的积累，为壮医方剂学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唐宋时期的方书，除了收载大量的中医药方外，也收入一部分岭南的解毒、治瘴气药方，其中包括壮医方药，显示出壮医方剂学的萌芽，《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都收有不少岭南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柳宗元被贬为湖州刺史后，曾患过不少疾病，为治病防病，他虚心向当地人民学习，亲自种植中草药，自采、自种、自制药物。柳宗元博采当地的医药经验，结合自身的治疗经历，编纂了《柳州救三死方》，记述了疗疮、脚气及霍乱三案。
(三)医书分类出现了”岭南方”1161年郑樵氏在《通志》中进一步将医书细分为26类，其中岭南方类五部九卷，应包括壮族医药在内。分类中设岭南方一项，标志包括壮族医药在内的南方少数民族医药在祖国传统医学中的明确地位。据《岭南卫生方》前言，当时及随后的岭南方书有李喧的《岭南脚气论》、李继皋的《南行方》郑樵《通志》载的《治岭南众疾经效方》、《广南摄生方》等。
(四)涌现出一些比较有名气的壮医宋代，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名有姓的名医，在壮族地区有两体位。《苍梧县志》记载：“宋代，邑育针灸名医梁大用，世奉洞宾，遇异人，授以白石，剖之得三针，并得针灸书，人有病患，针之无不立愈”。虽然带有神话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壮医针灸技术之高超。《广西通志》(嘉靖十年)记载：“宋，俞仲昌，贵县东部人，少业儒，不求仕进，不趋俗好，乐施舍，精医术，治人多不责其报，乡人尊为老先生，名公硕士多为篇什以杨其美”。
(五)对解剖及生理病理的认识北宋庆历年间，广西宜山县曾发生了一次农民起义，统治阶段用蔓陀罗花酒诱捕了欧希范等起义首领犯人，全部杀害，并命宜州推官吴简及绘工宋景等，对尸体进行解剖，绘图成册，名曰《欧希范五脏图》。这是我国医史上第一张实绘的人体解剖图，它主要是关于人体内脏的图谱，对肝、肾、心、大网膜等解剖位置和形态的记载基本正确。
隋代继续实行西魏与北周的府兵制：唐代的兵制有三变：建国初实行府兵制；开元时(713～741)行募兵制，至末年，方镇之兵盛。自中唐、五代以来，募兵和征兵取代了府兵制。隋代兵器无所改变，唐代长兵(如戈、斧、戟)已沦为仪仗门卫之具，短刀则刀剑并用，射远器有弓矢。对防御武器非常讲究，铜铁并用。当时以吐蕃的铠甲最为精良，周身均有蔽护、懊留两目，对刀箭具有一定的防护作用。
二、士兵的选择唐代对军士的选择已经注意。据《通典》记载：《大唐卫公李靖兵法》中说：简取强兵，并令试练器杖，兵须胜举衣甲，器仗须扎陷坚，须取甲试令斫身，然后取中”(卷148兵一选择附）。开元十年(723年)，张说建议招募将士以补充宿卫。朝廷规定选募条件是：“身体强壮，身高五尺七寸(约台177.27厘米)（唐一尺约合今31.10厘米）以上者，均可应募”(《新唐书·兵志》)。
四、行军及宿营卫生的注意在行军中，除了防止敌人放毒外，往往还会遇到自然界的诸种毒害。首先是水源卫生；其次则为草木丛林中虫蛇的毒害；第三则为食物中毒。对这些问题已有某些防治措施，并以之施于敌方，谋取战争的胜利。战时最要注意的是行军的水草问题。为了使军营能置于易守难攻之地，且能得到饮水供应，古人曾作出很大的努力，其中最突出的是“渴乌”的利用。唐代杜佑《通典》记载了军队中用“渴乌隔山取水之法”，“以大竹筒雄雌相接，勿令漏泄，以麻漆封裹，推过山外就水。置筒入水五尺，即于筒尾取松桦乾草当筒放火，火气潜通水所，即应而上”(卷157)。以后又称“注子”、“偏提”、”过山龙”、“漏”等。渴乌至晚在唐代即已用于军队供水，而且经过改良能”隔山取水”，成为我国古代战争史上的一大成就。（袁庭栋、刘泽模：《中国古代战争》，109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
五、有关军队多发病及流行病的记载据史书记载，军中多发病及流行病以疾疫、瘴疠、瘴疫、痢、疳等为主。《太白阴经》卷七中，首先指出兵瘴的原因说：“夫稠人多厉疫，屯气、人气有郁蒸，……”，它还记载了军中疾病，计有传染性瘟病、传染性皮肤病、疫疾、霍乱、脚转筋、马咬伤、兵器及剑伤、附马伤等，并强调军队出征，必须将治疗上述伤病的药物准备好，并将若干验方发至全军（卷七治人药)，此外，还载有治马药。
隋唐时期，国富民强，百业兴旺，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交流，长安成了中外文化与经济交流的中心。医药学，在隋唐时期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更繁荣，而且由于当时中医学处于领先地位，对近邻如日本、朝鲜等国的影响更大。当然，中医药在中外医学交流中，也吸取了国外的用药经验、处方、药物，甚至医学理论。这些相互间的交流，对发展和丰富中国医药学，对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对促进世界医学发展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据《隋书》新、旧《唐书》等记载，其时与我国有过交住的地区和国家有九十余个。由于历史的变迁以及其他种种因素，疆域也不断发生变化，在此只能就当时国家之属于现代的国家或民族地区为依据来讨论中外医药交流的问题。
三、中越医药交流隋唐时期，中越之间的交往也更频繁，中国许多名士如沈佺期、刘禹锡、高骈、樊绰等人都曾去过越南，医药随之传入越南更多。《玉堂闲话》记载，当时有中国人申光逊者，曾治愈一越南人之脑痛症，唐代名医孙思邈在越南被当作医神塑于先医庙中供奉。在中越互相交住中，越南医药也通过贸易通商相互赠礼品，不断传入中国。如位于今越南中部之林邑国(至十五世纪时为越南黎王朝所并)，曾多次遣使来中国。带入沉番、琥珀、犀角等等药物。在唐代的一些本草著作如《新修本草》、《本草拾遗》等书中，收有不少越南药物，如白花藤、丁香、庵摩勒、毗黎勒、詹粮香、诃黎勒、苏方木、白茅芋香、榈木等。此外，越南的成药也有传入。如《太平广记》引《宣室志》称：“安南有玉龙膏，能化银液，唐韩约携以入中国”。因此，在中越医药交流中，是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
隋唐时期国家的统一，经济文化的繁荣，为医学的总结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祖国医学在医学理论、药物学、方剂学以及临床各科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总结编纂整理的趋势。历史上空前巨大的综合性医经方书相集大成的医方著作多出现在这一时期，文献整理编著、药物学著作及临床各科的总结性专著均有很大进步，对后世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