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节，都给了不太熟悉的熟人之间管窥平时视野之外生活的机会，出走大城市和留在小城市/县城的同龄人坐在同一张饭桌上暗中互相比较，是各类艺术或新闻创作经久不息的修罗场话题——虽然这些创作往往充满了一起包饺子的浅薄煽情，或者浸润着物质崇拜的恶臭优越。
今年，这种创作却迎来了一波版本更新，试图把往常羡慕和嫉妒的主客关系颠倒过来，制造新的营销热点。
倒反天罡是新闻营销的基本技巧，炫耀攀比是制造焦虑的看家功夫。钱钟书绝对想不到，将近80年后，“围城”竟然能在营销号的作为下丧失精妙的暗喻，成为字面意义上的“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
大城与小城的生活没有什么高贵与低劣之分，也没有什么上进与苟且之争，只有折射出的宏观经济现象，以及对于个人的合适选择，这些都远远比这一波“大城市伤痕文学”的酸味和怨艾有价值得多。在《北上广深的转移支付还远远不够》里，我们讨论了财政视角下的乡愁，今天我们就从成本和机遇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大城小城的围城故事。
红利大潮的退去，机会成本的凸显
我们先抛开媒体营销和部分中产的不良心态，严肃地分析一下大城“牛马”VS小城“豪门”背后蕴含的经济大势转折。
（本文中的大城小城按照经济发达程度划分，百强县这类发达富裕的县城虽然在人口、行政层级方面不如部分三四五线地级市，但其经济运作逻辑基本和大城市相似，所以算作大城）
机会成本的概念极大丰富了决策的考量层次，一些看似没有成本或者盈利的行为在加入机会成本后，会变成赔本的买卖。举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我把存款都取出来塞在床垫下，机会成本就是没有赚到的银行利息。人生的各种抉择远比算利息的乘法复杂，但做出任何决策的背后，都必然有着放弃另外一些选择的机会成本。
细细盘算下来，从小城到大城打拼的机会成本其实很多，包括放弃可能相对慢节奏的工作和生活，从商品到公共服务全方位高企的生活成本，父母一辈积累的人脉资源，继承房产或低居住成本对收入的解放等等。
只不过过去20多年里，中国的城镇化突飞猛进，进入大城不仅代表着逃脱下岗、破产等家乡衰败的命运，踏上产业升级的快车，也意味着乘上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增值大潮。和巨大的时代红利相比，放弃小城生活的机会成本似乎如此渺小，从社会观念再到个人决策，都没有正眼看待被抛在身后的小城生活。
黄金时代没有围城，大城所有人都想进来，小城所有人都想出去。以劳动力为载体，消费、储蓄、技术、财政收入等等一切要素向大城集聚，造就了一批既靠个人努力、也站在后进城人肩膀上的大城中产，这种“中产梦”反过来吸引了更多人涌向大城，给大城的繁荣添砖加瓦。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随着大城无序扩张产业步入回归均衡的周期，房产增值的发动机熄火，大城打工人失去了时代红利的“营业外收入”，账面上只剩下了工薪收入、工作强度和生活成本的三角权衡，在收支项目上与小城打工人拉平。几万一套房子的鹤岗从被嘲笑的对象，变成了向往的地方，一线城市漂泊的机会成本此消彼长，曾经被忽视的蚂蚁如今变成了房间中的大象，成为年轻人决策天平上的重要砝码。
被规训的中产，坐井式的观察
自媒体的煽风点火是一方面，点燃舆论的火焰还需要经济变化和大众情绪的薪柴，前者是机会成本，后者则是长期社会舆论规训出来的“中产梦”。
笔者也是小镇做题家出身，从记事起，“走出去才有出息”就是长辈对同龄人的一致要求。读书好的，顺理成章应该考到大城市的大学、完成小城大城的跃迁；学习天分稍弱的，也应该到大城市就业闯荡，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机会。一二线城市当然是最好的选择，地区中心城市次之，最差也得留在省城——没有人不想离开不断衰败的故乡，哪怕在当地颇有人脉或财产积累的家庭，也绝不会鼓励孩子足不出城、继承家业。
不仅家庭教育如此，整个社会也如此期待或者说规训。从官方媒体到文娱自媒，再到朋友间的口耳相传，“年薪百万走上人生巅峰”可能就发生在身边，“奋斗”“加班”尚且是绝对的褒义词，大城眼花缭乱的新消费也远没有令人厌倦。到大城市找一份薪水较高的工作，父母出首付小夫妻还房贷，趁着房价上行周期以房养房，最终当上有车有房的大城市民，这就是中产梦教育几代年轻人的“人的一生应当如何度过”。
这是一则典型的自我实现预言，为了兑现先来者的中产梦，就必须规训更多后来者用劳动充当资产增值的燃料，再以新一轮的资产增值作为后来者的激励。但看似无穷匮也的正面循环，现在撞上了潜在城镇化人口池见底的天花板。所以这个版本的“逃离北上广”不再是过去十多年的口嫌体正直，因为逃离的逻辑从成本更高（累和贵）变成了收益消失。
而“北漂输给县城同学”的受众，无疑是没上车、或者上车但没来得及兑现的青年打工人。他们（或者说我们）生于时代大潮涌起的岁月，从各个角度接受着“你应该……就会……”的规训，可等到他们按照规训进程入场时，这句规训只剩下了孤零零的前半句。
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在分析“大城羡慕小城”的理性基础，但理性、成本收益权衡显然不在营销号的词典里，他们要做的就是把理性的存在变成非理性的情绪。
“选择偏差”这个专业词语实在不足以形容这些带有主观恶意的扭曲行为，笔者更愿称之为“坐井式观察”：把你丢进一口信息枯井，只看到他们想让你看到的湛蓝天空。
且不论大多数小城远远没有花花世界渗透进来的橱窗，其中不断被电商和连锁品牌挤压的萧条商业，欠薪但又忙死的基层医公教，对一些年轻人来说难以适应的熟人经济，这些蓝天下的灰头土脸，他们永远不会展示给你看。
坐井式观察的媒体营销模式早已有之，隐藏成本、夸大收益，把一些人训练成了不相信、不接受成本存在的井底巨婴，润人殖人对外国月亮更圆的狂信来自于此，部分表面精致的大城中产亦然。现在，营销号反过来隐藏了小城生活的成本和难处、夸大了光鲜和惬意，这些被规训过度的大城中产便又被牵着鼻子，激发了可供收割的嫉妒或愤怒。
触底的小城经济，未知的均衡未来
现代工业大生产、全国大市场、电商经济，中国经济优势的背后同样也有成本，小城的产业高度单一化就是其中的重要体现。
新世纪以来，小城的制造业一直处于这样的衰落周期。00-08年，大下岗的余波仍在老国营体系冲击震荡。08年后，大城市的产业竞争压力加速输入，既有大规模基建带来的物流成本降低，过去千奇百怪的地方保护主义被逐步废除，最后是电商的崛起，全国视野下的经济效率大幅提升，给小城带来的是一轮又一轮的阵痛。现在营销号展示的小城岁月静好，与其说是安逸，不如说是长期衰落后的企稳。
当前小城经济大多围绕不可贸易（non-tradable）产业展开，正因不可贸易，才成了小城经济的最后落脚点。其中有一些特殊的不可贸易产业不是每座小城都配拥有，比如靠天吃饭的采矿业、旅游业，服从国家重大战略布局的大型国企等。
小城最普遍也最坚挺的不可贸易产业，当然是维持社会运转的“体制内”，政府、公共服务、政府采购或工程、基础金融服务等等，倒也无怪乎“体制内同学”在营销号的县城神话中频频出场。
而民营产业方面，“东北的支柱产业是烧烤和搓澡”，这句调侃的概括就十分精辟：餐饮、娱乐，只有需要当地就业提供面对面服务的产业，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免于大城产业的冲击。但这也意味着它们不能从外部为本地经济引入活水，其大部分收入本质上来自体制内人员的消费，围绕“不能倒”产业的“不可贸易”产业，仿佛被剥离所有行星的双恒星星系，做着稳定但孤独的往复运动。
这并不意味着小城对整体经济毫无贡献，在《北上广深的转移支付还远远不够》一文中，我们指出：小城在商品和服务生产方面不具优势，却为大城的经济引擎培育了大量质优价廉的要素。转移支付资金流入小城体制内再外溢到周边行业，正是对这些要素生产的行为奖励，遗憾的是，现在的转移支付规模并没有足额补偿小城培育各类要素的成本，出现了很多公共服务支出捉襟见肘的窘境，同时转移支付也没有在性质上强调定向用于补贴要素生产，并不完全契合小城要素生产者的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金支出的效率。
这才是真正的小城经济，既不低调奢华，也不苟且吸血，只是先于大城收束到了相对的稳态。按照经济学的理想逻辑，大城生活的机会成本不断上升，小城的相对优势逐渐显现，劳动力等要素将逐渐回流小城，让整体经济朝着均衡方向发展——
不过这个均衡的美好未来能否实现，还有着太多变数和阻力。除了能不能用更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稳住小城经济等硬性制度环境，观念上的转变同样重要：大城小城的生活既无高贵和低劣，也都并非完美无缺。成年人与巨婴的根本差别之一，在于成年人不会奢求无成本的收益、无责任的决策，为了得兼鱼和熊掌哭闹打滚。
根据自己的效用函数，权衡好大城小城各自的成本收益，只要计算清楚，此心安处是吾乡；倘若被营销号牵着鼻子走，那就只能在围城的内外不停摇摆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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