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从大的方向来说，无非是两个方向：一个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逐步走向共产主义;另一个是倒退到资本主义去，像苏联那样。这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尽管这有点犯忌，有人不愿承认，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原标题：改革应该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围绕改革问题，学术界有许多争论。我们就此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
问：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但学术界对三中全会文件的解读很不一致。有人显然是用新自由主义来解读的，这种解读，一定程度上好像还占了上风。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我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三中全会决定公布以后，学术界立即展开了热烈讨论，讨论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是关于怎么理解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第二，是怎么理解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看法分歧很大，显然有两种解读。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另一种是新自由主义的解读。
说白了，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两种解读，仍然是上述两种改革观斗争的继续。这种斗争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恩格斯曾经预见到，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某种凝固不变的东西，而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既然是不断变化的社会，那么必然有一个朝哪儿变的问题，从大的方向来说，无非是两个方向：一个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逐步走向共产主义;另一个是倒退到资本主义去，像苏联那样。这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尽管这有点犯忌，有人不愿承认，然而事实就是如此。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贯穿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改革是朝前一种方向走的，即通过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逐步走向共产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则是后一种方向，即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退回到资本主义去。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所以，我们绝不能轻视对三中全会决定的两种解读。
问：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决定中提出的“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
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发展生产、调节经济可以运用两种方法、两种手段。一种是市场经济，即依靠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的自发作用，来有效地配置各种资源，促进生产的发展，调节经济的运行，另一种是依靠政府的职能(过去主要是通过计划，现在则是运用财政、金融、计划等综合手段)来解决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矛盾，调节经济的运行。这两种方法、手段各有自己的优缺点，各有自己的最佳适用范围，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⑥]按照这一精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强调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提出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把两者结合起来。习近平同志在对《决定》做的说明中，特地指出：“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也要发挥政府的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⑦]
应该指出，提出市场不能起“全部作用”、“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是由市场这种方法、手段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的特点决定的。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市场对企业这一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的。市场机制，第一，可以在价值规律支配下，促使企业不断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物资消耗，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第二，可以在供求规律的支配下，把有限的社会资源配置到社会所需要的部门中去，做到产销对路;第三，可以在竞争规律的支配下，促使资源流向经济效益高的企业中去，从而提高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益。市场配置资源的这些优点，已被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所证明。我国的改革一再证明：凡是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作用发挥得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就快，经济效益就好，经济实力就强，只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才能真正做到经济增长率高、经济效益好。
但是，我们在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市场本身也有其弱点和不足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市场调节具有短期性。市场通过价格的涨落所反映的社会需求是近期的社会需求，因而它不能进行长期的调节;第二，市场调节具有滞后性。只有某个部门出现了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的情况，才能促使企业退出或进入这个部门，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失衡现象，造成资源的浪费;第三，市场调节具有不确定性。市场只能通过价格的涨落为企业指明社会需求的方向，因而容易造成生产的盲目性;第四，市场调节缺乏全局性。市场调节是受企业的局部利益驱动的，难以协调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此外，在有些领域，市场调节是无效的，这就是西方经济学中所说的“市场失灵区”。例如，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市场是难以调节的。
正是由于市场调节具有上述种种缺陷，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必须由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正确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在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江泽民就明确指出：“市场也有其自身的明显弱点和局限性。例如，市场不可能自动地实现宏观经济总量的稳定和平衡;市场难以对相当一部分公共设施和消费进行调节;在某些社会效益重于经济效益的环节，市场调节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社会目标;在一些垄断行业和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市场调节也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他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发挥计划调节的优势，来弥补和抑制市场调节的这些不足和消极作用，把宏观经济的平衡搞好，以保证整个经济全面发展。”他还指出：“在那些市场调节所力不能及的若干环节中，也必须利用计划手段来配置资源。同时，还必须利用计划手段来加强社会保障和社会收入再分配的调节，防止两极分化。”[⑧]这一分析是符合实际的、科学的，至今对我们的实际工作仍有指导意义。
概括说来，企业微观层次的经济活动，应该由市场进行调节。历史经验证明，在这一层次由计划经济调节，效率是不高的。在宏观层次上，包括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产业结构的调整(即保证部门比例的平衡)、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等等，则应该由政府发挥调节职能。这一层次靠市场来调节，损失太大。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政府应起主导作用：市场活动的规则应由政府制定，市场活动的过程应由政府进行监管，市场作用应达到的目标也要由政府来确定，总之。市场应该在政府主导下发挥作用，不应该是完全自发起作用。
既看到市场经济的长处又看到它的不足之处，在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的同时要求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职能，这恰恰是我们同完全迷信市场的自发作用、主张市场经济万能论的新自由主义根本区别之一。
问：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任务。围绕混合所有制经济，存在着严重分歧。应该怎么理解这一决策
我们先来看看三中全会实行怎样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吧。习近平同志在三中全会上对《决定》做的《说明》指出，当前，“如何更好地体现和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全会决定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全会决定坚持和发展党的十五大以来有关的论述，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⑨]
我认为，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要把发展混合所有制看作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个论断，指明了我们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性质、目的和方向。
那么，混合所有制经济怎样才能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呢
第一，发展混合所有制，应该有助于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私有制(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都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积极作用。我们应该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公有制经济、私有制经济都要发展，不是哪个要进、哪个要退。不要一提改革，就只想到如何发展私营经济，好像发展国有经济就不是改革似的。改革的一切措施(包括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既要有利于发展私营经济，更要为发展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创造条件。壮大和发展国有经济，是宪法赋予国家机关的神圣职责。这一职责往往被人们忽视、忘却了。
第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应该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公有制为主体，这是我国社会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保证。在所有制结构中，必须分清主体与补充，不能“不分老大老二”。不同所有制在整个所有制结构中的地位是客观存在的，哪种所有制占主体，决定着整个社会制度的性质。可以说，越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越要注意保持和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混合所有制中，不同所有制经济交叉持股，更要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如果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结果，削弱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那么这种改革就走上了邪路，犯了方向性错误。
第三，发展混合所有经济应该加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国有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柱，调控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有利于扩大国有资本的支配范围、保证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要使混合所有制成为发展国有经济的有效途径。同时要发挥国有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使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有经济引导下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为了实现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应该保持国有企业的控股地位。不能让混合所有制成为私营经济、外资经济控制和利用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形式。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改革犯了颠覆性错误。
第四，经济改革必须实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目的。必须全面理解对待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把鼓励、支持和引导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还要注意引导它们的发展。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的作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们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它们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而且它的主要部分(私营经济、外资经济)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还存在剥削，因而同社会主义的本质存在一定的矛盾。所以，我们在鼓励、支持它们发展的同时，还要注意引导它们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只讲鼓励、支持，不讲引导，那是片面的。在改革过程中，我们要在政治上通过党和政府的工作，经济上依靠国有经济的力量，来做到这一点。发展国有经济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
总之，我们一切改革措施，包括发挥市场的作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等，都是为了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我们不是为改革而改革。忘记了我们改革的目的，改革就会犯颠覆性错误，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是最大的危险。
问：谈到改革，还有一个问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的关系。经常有人把两者割裂开来，好像两者没有关系似的。你怎么看
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它们是统一的。
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立国之本，这是《党章》、《宪法》上明确规定了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之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1]这是我们党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得出的结论，也是每一个党员都必须遵守的。然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恰恰在这样一个基本原则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有人千方百计地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也有人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不鲜明，仿佛无关紧要似的。因此，有必要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作一点分析。
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来的。但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12]
1979年2月，针对理论务虚会上以及社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重申党一贯坚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把它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他说：“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15];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6]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本质特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他强调：“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17]党的十三大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并指出它是“我们立国之本”。[18]
我们为什么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什么要把它作为立国之本这是因为它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然而建立公有制、“剥夺剥夺者”，势必引起资产阶级的殊死反抗，因此，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必须组织成自己的政党——共产党，并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就有可能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在无产阶级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能做到。可见，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形象地说，是一个“成套设备”。[23]它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四项基本原则，如果撇开其具体表述形式，而就其基本内容来说，并不只是中国的特殊条件的产物，它表达了社会主义的共性。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有丝毫动摇。如果说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以及东欧、亚洲、拉丁美洲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从正面证明了这一点，那么，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的政局剧变、社会制度演变则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国家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无一不是从否定这四项基本原则开始的。是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质上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不能有丝毫动摇和含糊。
问：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是对立起来，改革开放最终必须放弃四项基本原则，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可能彻底进行改革，两个都“坚持”，那是“二元论”，无法实现的。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答：这种否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的统一性的看法是错误的。我们不来分析这种观点会导致什么样的政治后果，单从理论认识上说，这种观点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全面地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状态。
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哪些是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因而必须坚持，哪些是与生产力发展相矛盾，因而必须改革的呢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5]他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严格区分开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它是四项基本原则在制度上的体现)，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适应生产力社会性质的要求，必须坚持，不能动摇;改革的对象是经济体制，具体说来就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因为它尽管有其历史的由来、起过历史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已经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了。
从逻辑上讲，同一件事情，既要坚持又要改革，那是做不到的;但两个领域、两件事情，一个坚持，一个改革，那是完全可以做到统一的。对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即四项基本原则在制度上的体现)，我们坚持;对于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我们进行改革。这两者是不矛盾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是统一的，从理论上说，两者统一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完整分析;从实践上说，两者统一于解放、发展生产力。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不是任何改革都是正确的，都应该支持，只有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进行改革，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说，只有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这种性质的改革，才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抛弃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只能阻碍甚至破环生产力。
应该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有一股势力，想把我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存在着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尖锐斗争。这种斗争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可避免的。邓小平估计，直到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之前这种斗争都不会停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手法可以不断变化，可以宣传新自由主义，也可以宣传民主社会主义，也可以宣传“普世价值”，“宪政民主”，但万变不离其宗，其矛头都是指向四项基本原则，核心都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这种斗争的实质是中国应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化的原则问题。这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焦点。
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主张资本主义化的人，把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私有产权等等封为“普世价值”，然后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指责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然后要求按照资本主义的标准改造中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成资本主义。他们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政党轮流执政制度当作“普世”的、唯一的民主制度，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共同协商的制度，说这是“另搞一套”，要求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他们竭力歪曲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把它同民主对立起来，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鼓吹西方的甚至台湾的所谓的“宪政”制度;他们宣传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因而私有制是最合理的、永恒的，宣布私有产权是“普世”的，要求在经济上实行私有化;他们把资产阶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宣布为人类共同的核心价值，要求放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此等等，矛头所向，十分清楚：他们要求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拐到西方的“主流”社会即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不可否认，以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等种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在我国改革过程中曾得到相当程度的泛滥，有的地方甚至出现这种错误思潮成为舆论的主流，而马克思主义则被边缘化的现象。这是极不正常的。出现错误思潮是不可避免的，但为什么错误思潮会影响一大批群众，为什么群众会看不清这种错误思潮的实质呢这就不能不谈到我们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缺点了。在一次讨论“普世价值”问题的研讨会上，有的同志提到，只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就可以看到鼓吹“普世价值”的实质及其错误所在。但是近来多年不讲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甚至把它当作宣传思想教育工作的禁区，这就导致很多人看不清“普世价值”的阶级实质，陷入了抽象的价值观念的泥坑，分辩不了是非，引起了许多思想混乱，这是“普世价值”得以泛滥的一个认识方面的原因。我非常赞成这一看法。其实，不仅“普世价值”问题，而且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等，它们之所以能够泛滥，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此。
有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同以阶级斗争为纲混淆在一起，仿佛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就不能再讲阶级分析了。这是极大的误解。毫无疑问，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主义制度已经建立，大规模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的情况下，党的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然而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因此，我们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江泽民曾经指出：“我们纠正过去一度发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不等于阶级斗争已不存在了，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这种观点与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与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28]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分析意识形态领域的种种现象。在阶级分析方法面前，那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种种言论，就会剥下华丽的外衣，现出原形，暴露出他们的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资本主义化的本质。
回顾近年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到，四项基本原则的确是我们立国之本，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我们今后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保证。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④]《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61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64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⑦]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⑧]《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2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⑨]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见《人民日报》2013年11月6日。
[⑩]胡锦涛：《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求是》2008年第1期。
[11]《中国共产党章程》，第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3]《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14]《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5]从上下文看，这里指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即必须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8]《十三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上)，第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0]《列宁全集》，第31卷，第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2]《列宁选集》，第2卷，第4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6]胡锦涛：《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求是》2008年第1期。
[27]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202、2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8]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4页。
「支持红色网站！」
感谢您的支持与鼓励！您的打赏将用于红歌会网日常运行与维护。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传播正能量，促进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