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题记】《资本论》的真实名称为什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原有机构成也。“经济学”果真无差异么？非也，西方经济学即资产阶级学，政治经济学批判所针对的工作对象即阶级社会。“剩余外生价值，生产内生价格。原来资本家，竞争剥削公社。利润，利润，垄断瘦吾肥尔。”“劳动昔日熙攘，资本今朝密集。试问经济人，供求理性效率。边际，边际，曲线吾瘦尔肥。”然则此一《如梦令·瘦吾尔尔·资本工作者》，实非戏言，它道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者的“初心”与“真心”。（该文载于《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1第5期第5-31页）
关键词：社会主义；通史；道路；系统；有机构成；重建个人所有制；按劳分配
在共产主义道路系统上，这或者可以称为“两个消灭”。第一个消灭聚焦劳动者的身份奴化，列宁倾向于用公式“4小时工作+4小时（自我）管理”来刻画、消解它。
【注[1]79：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M].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2.】
如上指出，它从主体格的解放起步，必然是一持久的连续进程，并有不断的历史阶段上的“运动反复”；简言之，这一项历史任务既同国家的历史使命有关，也同国家职能的历史消亡进程有关。第二个消灭聚焦劳动者的劳动异化，众所周知，《资本论》用“4小时为工人自己劳动+4小时为资本家劳动”来刻画它。身份奴化或劳动异化的实质都是人的异己关系的发展，是生产关系属性的人的奴化－异化，根源于旧的劳动分工体系。
【注：②劳动即人的对象化分工。在拜物教体系下，它包括人的身份分工和人的物化分工两方面内容；前者如政治角色和社会身份地位的形成，后者如劳动专业岗位的固定化与社会职业化。】
这是劳动者遭受“双重拜物教”（身份拜物教和财产拜物教）经济意识形态统治的历史时空。组织是身份拜物教普遍存在的场域，或者说“组织拜物教”是其载体形式；起步形态为身份崇拜（个人迷信）、权威崇拜和“官僚型”拜物教，发展的顶峰形式是国家拜物教。市场拜物教是财产拜物教形式普遍存在的载体工具；起步形态为商品和货币拜物教（物格崇拜），发展的顶峰形式是资本拜物教，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物格崇拜。消灭的中介是历史矛盾成长，这同时就是阶级意识的道路形式成长，如阶级格不过是通过和借助主体阶级意识的成长，从为生活资料而直接争斗逐步发展到同样也为财产（生产资料）的控制和社会占有而斗争。
【注③：阶级意识是阶级主体性的集中反映，是系统总体的意识形式。一般来说，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必然是和统治阶级的意识相反相成的。有一种说法，中国古代社会有统治阶级之“阶级意识”，却没有劳动者规定（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意识”。这个说法是失当的。劳动者的主体意识在中国古代一直存有。不仅如此，中国古代劳动者——如小农——反抗身份统治的意识，即其阶级意识，只不过这个意识一直处于“道路成长状态”罢了。主体意识之未实现阶级关系的系统结构化，从而没有形成统一认识论，在于系统奴化的身份压迫和意识分解，极大阻碍其进一步向“社会主体意识”的转化。为生活资料而争斗是“阶级意识”的初立（身份的阶级关系分化意味着生活资料有质量无数量），为财产而斗争是“阶级意识”的深化（财产的阶级关系分化意味着生活资料有数量无质量），主体素质与生活资料质量是其中关键的斗争变量。因此可以认定，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基本前提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劳动者的社会主体意识确立，二是劳动者的社会平等地位确立；一言以蔽之，劳动者的社会主体的重新获得必须经历有机构成的自然历史过程。】
总体上看，消灭的第一个行动历史启动第二个行动，并由“第二个消灭”来历史接续和完结。然而，如欲将其从时空上完全割裂开来，也不啻是一种妄想：如奴化－异化－奴化链条在中国古代其实已很普遍，“在每个王朝兴衰周期的后半阶段，一般就会出现土地贵族（乡绅）与官僚集团融合的趋势。官僚们逐渐成为财产的所有者，先是占有货币和动产，继而是占有土地……随着官僚集团与乡绅的融合，剩余产品的集中也就被破坏了，国家权力被削弱，对农民的压榨趋于严重，农民收入减少，农业生产率下降。农村流民与农民的暴动、匪患和骚乱逐渐蔓延，王朝失去了‘天命’——即其合法性——并最终崩溃。于是产生一个新的、往往发源于农民的王朝来重建国家和官僚集团对于土地贵族的相对独立性。”
【注[1]37-38：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M].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2.】
故而，它们宁可被看成同一个历史道路的不同侧面，产生内部结合的道路的机理。为简便起见，笔者以图1对其进行原理总说，以期勾勒出通史道路的轨迹来。
图1“两个消灭”历史任务形成及至最终完成的工作原理
共同资料（Px和Pm）→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同一性关系的解除→人的奴化与异化问题→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是《资本论》重建工作命题指示的道路内涵；实践意义说到底是个人生活资料制度安排的历史重建，即重建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联系的“个人生活制度”。历史上的个人所有制包括两种基本内容：人的关系上的身份制、劳动能力的个人所有制。
【注④：和准共同的生活资料生产体制契合的是中华特殊集体生产形式。“小农”是这一语境中的身份关系规定。《商君书》记载：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此“小农社会”理想模式的一个谋划。然则，“共同体－小农－国家”的关系链条定格化中国封建社会集体生产的道路含义：宗法制集体生产形式（以宗法分封的井田制为代表）→封建制集体生产形式（以贵族分封的均田制为代表）→官僚制集体生产形式（以官僚统制的租佃制为代表）。社会主义集体生产从道路规定上扬弃了历史上的集体生产形式，表现为以计划统制替换官僚统制以及用市场配置资源取代自给自足生产。尽管如此，上述道路的集体化的劳动生产方式的历史特性表明：人的身份形式本身是经济形式，——“共同体的社会个人”乃是上述各种集体生产形态的共同主体特征，包括社会主义集体生产形态（“集体”的核心内容是身份关系，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例外）。也正因如此，我们已经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最先进的社会形态就是中国的集权官僚制，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就是集权官僚制下的小农经济。”（参见《劳动历史观》第272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出版）】
【注[2]48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共同资料占有制实际是原始共同体意义的“土地公有制”，它在东方社会一直存留，但改变着身份本位的“工作样态”；在欧洲各民族的道路上经过或短或长的中间发展阶段之后，则逐渐演变成各种财产本位形态的“土地私有制”，而“劳动者一旦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一旦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的剥夺，都要采取新的形式。”
【注[2]47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因此，按劳分配在理论实质上不是从财产本位退回生活资料“物本位”（生产力规定），而要进一步从它的身份本位退回“人本位”，接通人本位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规定性，是以理解它的总路径是“有机构成－人－生活资料－工资规定（工资范畴和工资形式）”。有机构成实则是理解一切分配的实践起点：生活资料的占有关系反映着“人的关系”，于是把握人的关系（人的社会关系）需要进一步深入人和它的条件的总联系，建立对关系的客观理解座架——人和物（对象），从而主体和客体进行有机联系的构成形式。
【注⑥：工资是阶级道路的产物形式，尤其是体现剥削内容的经济财产形式。它的消灭伴随了重建命题所指向的全部历史过程理解域。现象学工资研究局限于机制过程的理论，如个体经济组织的收入成长道路与劳动收入总量的关系研究。批判性的工资研究介入生活资料制度安排的本质规定。人的自主性和非自主性与否乃是系统道路发展性质的变量，最终决定于劳动过程的文明规划。至于“工资范畴消灭”，共产主义文明规划的艺术形式是“刑场上的婚礼”。然则这个发展的始源关系即有机构成，在于说明人和它的条件——生活条件和劳动生产条件，起初是完全一体的，无论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均是人的发展的条件，即人和人的关系的发展中介；后来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囿于阶级分化，逐渐分化为生活和生产相互对立的对象关系与手段形式。尽管如此，然不可否认，生产要素形成的前提条件是人的身份关系及其道路分化状况，只是在这个路径形式上，主体分解为劳动者和劳动力的发展规定：依赖关系的身份占有制和独立关系的劳动能力占有制。】
【注⑦：无论按“异化”抑或按“奴化”分配生活资料，均是按阶级关系的“人”分配，这是拜物教生活资料安排的历史实质内容。资本主义以“按资分配”统辖之，作为资本结构化系统再生产过程的一个有机条件。】
毋庸置疑，有机构成即是有机关系的构成，同样是有机联系的发展形态，因而预示对经济形态进行全体研究之可能性。
【注⑧：】此处的w1、w2显然是和t1、t2相对应的意义，有别于图1的字母含义。为区别起见，公式O=w0+w1+w2也可以直接写成O=ow0+ow1+ow2。
这是所谓“生产、分配一致性”的命题，其蕴含的矛盾论意义就在于突出人类生产及其分配方式的自然历史过程。其次，所谓劳人，是通过和土地的结合关系提供“生活资料”的人；地租最初也仅仅是对生活资料的分割，w0体现了“死人抓住活人”的关系，t0（过去的劳动积累即物化劳动）只不过是w0规定的进一步延伸。最后，所谓劳身产品，所指含义其实就是劳动者生产的全部身份产品——包括现在的创造和过去的创造。这样就提出了和W（L）对应的“O（L）”工作关系，把人类生产形式的本位确定为共同体生产和商品生产，它们相反相成、共生演进。
关系中的人是马克思的研究主题，一切都在关系中得到理解，由此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第四节的内在关系通史探究。有机构成（内在关系）和劳动过程有关，之后成为“思维的实体化”，即作为思者（阴阳）和维者（五行）的统一外化；对于商品生产道路而言，这其实是和劳动积累关系模式有关的主体矛盾对客体矛盾的历史转化。“在价值形式框架内，就在于言明劳动过程构成的转化史和运动史，即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地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要重点申明劳动过程构成……的内在联系，那就是商品生产沿着‘劳动资料主导的劳动过程（规定）’的前进性。”
【注[3]：许光伟.《资本论》与天人合一——关于劳动过程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1）：5-22.】
从这一角度看，蒲鲁东的构成价值为马克思的价值构成提供了反面的启发：“价值就是生产者之间通过分工与交换这两种方式自然地形成的社会里组成财富的各种产品的比例关系；我们所说的某种产品的价值，无非就是一种以货币符号来表示这种产品在总财富中所占比例的公式。”
【注[4]：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88.】
可见，试图给出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抽象关系公式不仅在认识上徒劳无功，而且压制对历史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形成。生产方式的有机构成体现“阶级格”，乃阶级比重的关系刻画，即阶级的“技术比重”和“社会比重”；如资本有机构成，其实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基本构成和价值增殖过程的构成形式的统一。
对于《资本论》来说，开篇是作为“通史”加以考察的。《资本论》的起点（商品有机体）其实包含双重的规定：商品生产（或商品劳动过程）起点和商品形式起点。商品指示“道路”，商品形式指示“系统”。
【注⑨：“商品是事的规定，商品形式即事的形式，这其实是研究对象的‘一’；意于一，背后规定是事和道，即历史和实践活动本身。于是简单商品生产形式→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形式，乃是固有矛盾发展的必然性结果。然商品构成实指商品形式而言，所谓事有两仪、物有构造，统称‘构成’。其全称是商品的经济形式。”（参见《<红楼梦>与<资本论>：历史过程定制范畴的机理剖解》，载于《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然则，“《资本论》具有深刻的唯物辩证法原理”，“经由谱系学考订，《资本论》作为唯物辩证法的活化石，具有完结形态上的意义。”
【注[5]：许光伟.《资本论》与唯物辩证法原理考略——东方社会“思维舞步”的方法论性质及政治经济学通史考[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4）：36-57.】
进一步，如果将《资本论》理论范畴的工作维度解析为“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所有制”，那么，通史道路的有机构成必定是对上述维度的统一，而所谓资本有机构成，即经由这种统一所得到的认识范畴。它的成长道路是“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仅是认识规定，也是历史道路规定。这样，劳动二重性是作为了唯物辩证法总的思考形式；工作样式或许在于通过突出把道路和系统结合起来的“母子体用”路径，最大限度地宣布把资本主义视作永恒生产方式的做法的“非法性”。为此，马克思必须系统考察各种关系，包括“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法的关系、家庭关系”。这些关系构成用以询问作为经济形式规定的交往关系（如道路I立足共同体交往活动的协作形式和道路II立足个体交往活动的价值形式）以及如何把握它们。对于资产阶级的现代社会，马克思展示这些关系比重的工具后来集中在了“资本的有机构成”，马克思说：“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这样一种辩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
【注[6]2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以上规定可说明有机构成具有统一的出发形式，同时又一定有不同的道路形式——道路发展形态或曰道路类型（典型的如A：Pm以及Pm：A的道路文明分岔）；同样，分进合击的“道路样态”委实写就生产规划全体的前史规定。理论思维的总出发仍然是劳动二重性，图2真实展现这个认识结果，“这个机理系统可以确定是母子体用、经纬合一的体式，包括历史机理、结构机理、矛盾机理及认识机理，它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对话’和‘无缝结合’。”
图2资本有机构成的历史形成机理
【注[7]15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资本有机构成作为系统特殊形式，并非像蒲鲁东想象的那样是“永恒的真理”或“理念的公式”，似乎可以包括分工、机器、竞争、垄断及资产阶级国家和赋税的一切“好的方面”规定，它作为促使异化性质的劳动方式上升为社会统治的生产方式完全在于提供“机器何以排斥人”的根据。
主体格的矛盾构成是“共同体+个人”；阶级格的矛盾构成是“劳动产品（生活资料）占有+生产条件（生产资料）占有”。这种“逻辑版的从本质到现象”和“历史版的从本质到现象”的批判性统一，立即展示“每个系统都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元素－结构方面和功能方面。功能方面的特征是系统在周围环境中的某种行为方式。”
【注[8]130：维亚凯列夫.唯物主义辩证法：客观辩证法（第1卷）[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
然则，图2同时展示了《资本论》理论道路的体系线索。其表明，站立一般看“个别”——历史个别和现实（矛盾）个别——进一步展示出二重的系统要素结构化序列：所谓个别生成一般、一般领导经济的个别规定。“实际上，它们的辩证作用关系是由历史‘主导’的”，它们同样是“同步历史进化”的过程，——“二重性的两个方面是历史共存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两位一体的性质恰恰体现自组织的发展特性。”“劳动发生学从而被社会地移转为‘价值发生学’。”
由于财产统治的共构，商品生产的个别到一般推理链条目的是说明“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以致得出最终的结论，“起初仅仅是起点的东西，后来通过过程的单纯连续，即通过简单再生产，就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结果而不断重新生产出来，并且永久化了。
【注[10]67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归根结底，“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事实上的基础或起点。”
【注[10]65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这是把商品生产的“物本位”根基同它的财产形式的进化道路进行联系，表明“批判工具”（历史本位和逻辑本体）的机理。劳动的自身规定中包含着永恒延续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原则（如社会形态的有机构成），“劳动的两个方面的矛盾、劳动的内容和社会经济形式之间的矛盾，归根到底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种矛盾（包括它的基本矛盾）的基础。”
【注[11]241：阿法纳西耶夫.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劳动二重性学说的方法论作用[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其进而表明一定的价值结构有赖于和它的发展要求相适合的工艺学特征的逐渐养成——如A：Pm的自然结合关系以及Pm：A的社会结合关系，相应需要补入劳动过程从个别到总体（系统一般规定）的生产体制考察，“这样，劳动二重性的结构性就在动态规定中显示出来。”
一切归结于劳动二重性话语力量指向的实践意涵，《资本论》提升为大写状态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以第一卷为例，《资本论》对二重性规定的处理是从劳动过程的联系到劳动过程的社会发展：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德文第二版始增设的标题）到“资本构成不变，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积累的增长而增长”（同样是第二版始增设的标题），在叙述空间上是循着个别到一般的路径揭露“矛盾的历史”，换言之，是遵循了道路系统逐渐生成和不断历史变革——商品生产至资本主义的积累——的发生逻辑。作为物质实体和关系实体的统一规定，有机构成不过是“两因素”（从道路看）和“二重性”（从系统看）的广义概念类集。第二卷开始正面阐述Pm：A‖c：v的矛盾系统，系统有机构成于是从中引出。据此，“马克思用劳动二重性学说的观点，第一次成功地划分了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准确区别，而他以前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却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经常把这两种现象彼此混淆在一起。马克思第一次准确地确定了研究对象即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简单商品生产的不同特征。”
【注[11]78：阿法纳西耶夫.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劳动二重性学说的方法论作用[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物质联系自成系统，但它同样要变身为社会关系；在《资本论》第三卷，c：v在社会运行形式上具体为矛盾个别规定，作为“具象化的比重”因应分配生活的现实关系形式。这意味着价值构成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属性上将自身同技术构成严格地加以区分，乃是阶级比重的各种关系形式的系统自我显示。实际上，市民的物质工艺构成向资本的技术构成进行转化完全由生产目的革新这一行动所催化，意味着“货殖的系统价值构成”必须优先成长起来，——即对所谓“绝对剩余生产原则”的响应。劳动的实践模式（有机过程性）向“系统性”（合类性）的加快转化迫使人们认识到，“系统同它的元素的客观差别在一般情况下表现在，系统具有它的元素所没有的特点。”
【注[8]129：维亚凯列夫.唯物主义辩证法：客观辩证法（第1卷）[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
因价值是纯粹的总体规定，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个“纯粹的生产形式”；同时，“劳动转化为价值，也并不意味着自身的消失，而是成为更为‘具体’和更不‘抽象’的社会结构，即劳动－价值。”
正是这个以“劳动－价值”为客观内容的利润的价格形式运动，清晰地展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象特征：“资本收益率（r）恒大于资本主义体系经济增长率（g）”；这样，“β（资本收入比）是整个指标体系的理解枢纽”，从中并且可以看出，“r的历史下降趋势归根结底由p′趋向下降规律决定，但由β所中介，而β的工作含义中又内含了低速增长的命题思想。”由此，“才能整体说明r>g（所谓资本主义第三定律）是什么含义。取皮凯蒂和马克思的共同说法，积累的机制条件可概括为：（1）社会经济增长率大于0，这是一历史发生学支配过程；（2）资本的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这是一系统发生学支配过程；（3）刨掉可变资本的社会物质和金融资本的收益率，最终会大于经济增长率，这是一现象发生学支配过程。”
【注[12]33：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然则，A：Pm分明是道路I的有机构成（或曰有机构成I），Pm：A分明是道路II的有机构成（或曰有机构成II）；它们与其构成不同道路的人的发展，本身毋宁说是各自不同的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类型，即道路一般。
根据《资本论》的阐述，Pm：A在历史道路上彻底站稳脚跟，归因于它所代表的经济方式由流通转向生产，再由生产进一步向资本循环和流通形式的转化中，Pm：A完成了对c：v的转化。
对第一条历史道路即道路I而言，成长系列沿着A：Pm→A：Pm（w：c）→Px：Pm（w：c）；对第二条历史道路即道路II而言，成长系列沿着Pm：A（c：ow）→Pm：A（c：v）→Pm：Px（c：cw）。
【注：有机构成I对应的统治形态是o：w（o为A在生产中所依附的身份关系，w为Pm在生产中直接依附的身份即A本身），然则，“w：c”仅仅是其价值形态上的转化表现，或曰身份构成的价值关系式。形式逻辑虽然如此，w在内容上实则由身份工资结构（如古代典型之地租产品生产）历史演变为身份工资和财产工资的“共治”（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范围内之按“劳”分配）。】
根据这个线索，A：Pm（w：c）实则是“A：Pm（ow：c）”，其与Pm：A（c：ow）是直接历史关联的，实际上正是这一道路关联性，迫使A：Pm——本身作为原始构成规定的直接延续——要转变为具有系统构造的经济形式，或者说成为经济形态的“所有制系统”。这样，我们必须将w：c和c：w两种社会构成看作在经济规定性上既截然对立又相互内在拱卫的道路形式，如上文提及的食殖和货殖生产制度的关联。这导致其和道路II不同，道路I只能归结为身份主导的共同体生产，即和商品生产的W（L）形式相对的O（L）。“要知道，在劳动过程构成II中，独立者就单方面而言是不带来剩余产品的，联合者才是剩余产品的真正提供者。在劳动过程构成III中，‘联合者规定’开始并入机器体系，导致作为大多数规定的‘独立者’（局部劳动者即劳动力商品）成为剩余产品的绝对意义和相对意义的提供者。这样在资本主义协作框架内，要言明劳动过程的自我构成史，即说明劳动过程构成III何以成为‘一般形式’——它的根据和进一步自我巩固的形态。”
生产劳动在两条道路中展示了不同含义：一为身份所有制劳动，一为财产所有制劳动。由是如上指出，考察所有制需要不仅立足通史，分别界定以直接通过主体的产品占有关系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A依赖于Pm本身）的劳动占有关系，而且立足断代史，考察阶级所有制的两重关系：身份和财产。以中华道路系统为例，道路I显然是“生活资料主导型”生产体制（所谓自给性的生活资料生产系统）。比如中华地租产品的食殖生产（或曰封建－官僚制生产）的身份投入构成是c+ow1，产出构成则是c+ow1（必要产品）+ow2（地租产品）；显然这里的c是同时作为身份关系的经济实现，而不仅仅作为生产资料的不变财产形式（核心内容是土地财产）。
【注：同样以中国为例，“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和赋税徭役制度三位一体，构成了古代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体系。”（参见《中国户籍制度：历史与政治的分析》第50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出版）】
于是整个生产过程包括c的实现以及ow1的生产即“封”的关系形成，均由土地所有制关系加以调节，而ow2的生产成果进一步为土地所有者（集团）所获得即“建”的关系形成。这是O（L）领导W（L）的中华方式，盖因土地既是生产资料又是自主安排的生活资料，商品流通在这里的直接作用是促进w：c关系形成，所谓士农工商。
【注：道路I和道路II的文明规划模式固然互异，却并不排斥相互之间规定性的借用。关于商人主体的积极作用，中国案例是：“经由先秦所处的‘工商食官’的奴隶地位，到西汉时期的七科谪籍贱民地位，再到东汉时期的官商合流，商人的社会地位也经历了一个由贱到贵的演变过程。”（参见《中国户籍制度：历史与政治的分析》第66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出版）】
即设若地租和赋税越来越多采用货币的形式，生活资料就越来越容易地将自身分解为必要产品部分和地租产品部分，并同时促使ow2向cw转化，为国家剩余生产提供了可能。
共同的出发点规定即原始共同体构成，必须设定为A：（Px·Pm）的形式，图1指示之共同资料即为“Px·Pm”直接同一的形式（所谓共食制）；之后随着道路分野，才有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经济形式上的区分，并最终将结合关系定格于不同的历史生产方式道路类型——共同体生产和商品生产。“一种是食殖（物质产品或使用价值本身的工艺学意义的增殖），一种是货殖（价值或货币的增殖）；货殖是区别于食殖的特定存在……由于货殖，财富和财产的界限看来就不存在了……随着货币的发明，物物交换必然发展成为商品交易，而后者一反它的最初的宗旨，成了货殖，成了赚钱术。”
【注[12]356-357：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如上指出，最初的货殖的赚钱术仅来自于ow2的经济实现，这表明以使用价值为直接或间接目的的共同体生产方式包括共同体生产本身以及共同体生产和商品生产的混成。毋庸置疑，“所有经济形态都是围绕‘剩余’进行的”，但生活资料自主的剥削生产方式与生产资料自主的剥削生产方式毕竟不同，这个剩余仅仅指示ow2借助财产形式的经济实现，“从而在学理上，可以将‘社会身份关系的组织生产’和‘个人财产关系的组织生产’的规定汇融一体。总体而言，这是由‘共同体本位’不断地转向‘国家本位’，建立共同体‘国家一般’与‘个人一般’之间历史对话的经济学。”
由此，Px：Pm（w：c）在规定上必然内置Pm：Px（c：cw）的社会实现过程，而一旦w：c和c：w的形式对立问题得到根本解决，Px：Pm与Pm：Px也就作为社会等价的工作规定，变成同一的历史过程了。因此，真正的澄明显然不在于逻辑真理，并不座架于逻辑，而是历史。历史道路具有确定性的逻辑运动形式，但“逻辑”意志仅仅是“历史”意志的形式和“真理模型”自我意义彰显的可能的表现。
有机构成归根结底是建立总体联系的“客观道路范畴”，指示道路系统有机性和运动方向性，同时是“阶级关系的生成坐标”，这进一步提示了生产方式道路上的“姓资”“姓社”问题。有机构成凸显道路原理：道路的实践总公式和道路生产一般。从A：Pm、Pm：A之间直接的主体格对峙，经由经济必然性的历史克服过程，最终发展至Px：Pm（w：c）、Pm：Px（c：w）的经济形式合流，这是双重拜物教历史消解的全部空间；此外，从奴化－异化问题的历史获得解决看，必然凸显了“重建命题”所蕴含的主体论与辩证法意义。其撤除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系统对立，而这正是“主体辩证法”所指示的全部工作规定。须知w本原不是“财产”，由于奴化牵动了异化的发展，w越发变身为财产或拥有财产形式的规定！同样m本原也不是“身份”，从工商食官制度到官僚制生产，m越来越具有阶级身份规定，t2逐渐从中游离出来，成为系统独立变量。同时，w的越来越财产化所定格的“奴化”以及m相应越来越身份化所定格的“异化”——蕴含的“不同有机构成”道路特征，彻底击碎排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斯密教条”，并且克服了拒绝通史研究的“市场教条”。其理论意味显然包含着“革命的表现”。
从历史上的各种“以太”，到存在比重、关系比重，再到物质关系比重和社会关系比重，最后到阶级关系比重及其各种表现形式，然则，《资本论》有机构成指示“走向历史世界的伟大工具”意义（如图3所示）。其蕴含的实体关系的核心层首先是“内在关系”（如道路II历史世界的商品）；所谓内在关系（作为事物存在方式的内在矛盾关系），指示“历史→逻辑”（探究历史、整理逻辑、揭示规律）以及“本质→现象”（把握本质、揭露现象、形成认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即“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意义。作为社会形态本身或经济形态的生长方式，这是有机构成的“一”；《资本论》揭示的物质交往过程（劳动过程）和社会关系的繁殖过程（价值增殖过程或以资本交往领导市场交换的社会过程），确立了技术构成关系和社会构成关系，乃是有机构成的“二”；“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结构，描绘了有机构成的“三”；有机构成的“四”是以劳动过程为统一工作分母的如下“分子的发展关系”：商品→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生产方式，由此，它们的集合可以说是支持了《商品》的写作。
【注：其布局是：总公式（实践规定：由历史差异的有机构成来）——生产一般（理论架构形成）——总公式（回到实践规定）。为了有效说明“历史道路”，《资本论》首章必须交代“商品的历史生产一般”，由此形成“结果－发生－发生－结果”的理论形式布局，将对“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说明落实到对生产方式的历史、具体的阐述中，定格“阶级系统”。】
有机构成的“五”是其建立对象关系实践与理论理解的五种表现：对象之关系、物质之运动、内容之形式、结果之发生、质之量，于是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第四节以及法文版《资本论》商品章的标题提示。
外在关系乃内在关系的必然延伸，即“现象之和”（现象存在方式）。有机构成作为对内在关系的进一步表现、肯定和确证，必然是外在关系和内在关系之统一乃至是内在关系之于外在关系的批判性认识。有机构成不独是认识反映活动，必然也是实践活动本身，是对实践各方面关系和联系的最大简约，因而不能单纯用形式逻辑的语法去理解。
【注：在客观方面，这一层意义即是“革命的阴阳五行”；从总公式来看，则是“道路－系统”结合体。】
说到底，《资本论》也不是纯粹的财产经济学，身份或者说交往关系仍然是财产的运动中介。
图3有机构成的工具原理
对于人类统一的生产形态而言，图2实际是描绘了“循环过程－再生产系统－循环过程”的工作原理。它确认“财产批判”（客体批判）与“身份批判”（主体批判）并举，乃是理解《资本论》的总基调。作品性质必须沿着通史道路进行解读：（1）共产主义原理，（2）政治经济学批判，（3）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工具，（4）阶级斗争以及人的解放学说；“从各种围绕食殖的活动中，提炼出生产劳动的概念，又从各种历史劳动形式中总结出商品生产劳动的实体规定。这些也可以说成是马克思的‘历史学家的研究’。将分工首先看作自然规律的逐渐形成，尔后，从中引出劳动能力和交换的发展，把分工和交换的矛盾互动一般地看成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一个直接的外在表现。”
【注[12]636-637：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所有制系统经常被譬喻为替换物质结晶体的“社会有机体”，可以说这是彻底的历史进化论思想；虽则如此，如果没有阶级关系作导引，历史范畴如不变资本、可变资本的历史构造就无从谈起。可见，马克思主义者乃是历史进化论和阶级斗争学说的高度统一论者。
一条道路“阴”“阳”两面——劳动产品论的生产形式和劳动价值论的生产形式，这就是所有制进化的历史辩证法。道路I与道路II在规定上相反相成、相生相克，以至于通史道路同样必须视为有机体的统一。图1设定“联合资料”是为向“共同资料”进行历史回归的共产主义形式，取义于此。即一方面在必要产品的系统重建中，将家支“准系统”通过扬弃行动提升为彻底意义的、和社会化生产相适合的社会必需品安排之“生活资料有机系统”。
【注：必要产品本身尺度在个人与系统规定之间，必要价值同样如此，后者最初仅仅是前者的经济实现形式。家支、官支作为准系统的规定，是相对“身份依赖关系”而论的，即这是直接身份关系统治类型的结构化系统——共同体身份系统，与“货殖——货殖生产——剩余价值生产”的商品价值系统的道路系列相对。其道路系列可刻画为“食殖——食殖生产——封建食殖生产”，即在结构化道路系统的路径上，与剩余价值生产由工场手工业、包买商制生产越来越转向资本制的生产方式不同，“封建食殖生产”由封建制越来越转向官僚制的生产方式。与资本总公式直接对照的封建总公式（或曰“皇权总公式”）乃是“官－家…共同体生产…家支－官支”，然则，有机构成必然是总揽通史道路的规定性。换言之，“此‘身份系统+劳动过程’演化轨迹及发展转化路径是：由财产本位I走向市民关系和商人阶级的数字化管理，由财产本位II走向资本关系和资产阶级的雇佣制度；由身份本位I走向封建制和领主制，由身份本位II走向官僚制的国家组织系统。”（参见《<红楼梦>与<资本论>：历史过程定制范畴的机理剖解》，载于《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注：辩证法的和谐观是强调“必然性问题”（包括实践的必然性和认识的必然性两方面内容）得到很好的历史解决。这同时也是“矛盾哲学”的自我消解，但它决不意味着是走向了“和谐哲学”或“和合哲学”。然则“统一和谐”只能是自由矛盾生成的工作意蕴，最高典型的和合则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主体道路。显然，这是人的发展的道路新形态。】
马克思注重道路I为道路II提供经济形式的系统规定（为此令“流通=循环”），实际上，前者必然是后者的系统基础。
【注：从纯粹的土地赋税国家来看，“在这样的国家里，实际上已经没有属于个人的东西，也没有属于个人的人了，所有的东西和人都是国家亦即皇帝本人的，如果你拥有了什么东西和什么人的话，那也不是你自己挣的，而是皇帝给你的，如果不是皇帝给的，那就是非法的。”（参见《中国户籍制度：历史与政治的分析》第51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出版）】
【注[13]45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图4意在表明：系统总公式是将有机构成I和有机构成II从认识上统一起来，予以“结构化”的道路系统装置。由以上论述可知，对任何社会形态而言，统治形态的有机构成总是坐落在系统总公式中的规定。由此引出“系统有机构成”工作范畴：《资本论》中作为“结果之发生”，有机构成被描绘为“总循环过程的公式”认识工具，这是资本有机构成的系统概念；我们寓意于此，将系统有机构成本身作为进一步引出国家有机构成规定的母概念。据此可知，无论《资本论》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刻画的理论均由图4展示的工作机理转化而来。
【注：资产阶级无差异曲线以主观知识“消灭”有机构成的道路对立，乃是以各种线性函数关系仿真自己为“市场总公式”，以彻底更换资本总公式。商品－货币－资本的总公式关系是《资本论》刻画断代史的资本主义线索，目的是从“商道资本路、经济拜物人”有效引出“有机结构成、生产总行处”的唯物史观结论来，而有所谓的资本的生活系统。商品、货币与来自流通的资本生产（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转向生产与流通统一形态的循环运动（资本的流通过程）→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然则，后者不过是循环过程进一步转向资本主义的分配生活，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的矛盾在社会外表上的系统反映最终形成资本主义工艺学和资本统治类型的矛盾规定性的生活外观。】
尽管如此，如上指出，为执行通史道路的劳动过程文明规划任务，马克思决定在资本一般之前先行阐述价值一般问题。法文版《资本论》展示的商品标题“价值本身”即价值一般，包括价值实体和价值量。这是在求索道路一般；结局就是“价值－货币－资本”的工作线索最终被调整：“众所周知，马克思后来的调整方案是‘商品－货币－资本’，其重大的变动就是增加了‘社会客观批判’的维度。这种变动就是使范畴超越了语言工具的特征，同时成为历史行动过程本身。”
【注[14]：许光伟，等.文化版《资本论》研究刍议——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8，（1）：5-18.】
有机构成为经，系统有机构成为纬；以此视角观之，劳动的发展起点锁定于有机构成的联系规定，商品形式的批判起点锁定于商品生产关系的理论实践。结果是商品生产，发生是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实体＋价值量，于是产生最终的结果：商品＝社会使用价值＋价值；其表明：抽象历史向具体历史的转化是通过事落实于物的具象行动完成的。
图4通史道路循环过程的系统总公式
从历史坐落的方位看，所谓系统总公式既不是单纯的系统一般，也不是单纯的道路一般，而是由道路一般所规定的系统一般。由此推论，系统有机构成实乃依据“系统总公式”之通史认识工具，它锁定的说明对象是既定通史道路的“系统一般”，从而具体呈现有机构成I与有机构成II矛盾统一的发展关系。就马克思对资本有机构成所做定义的特别方式而论（由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价值构成），意义横跨《商品的两个因素》至《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叙述空间，连结流通的价值形式和生产的价值形式；其显然是关于资本积累过程的从系统有机构成方面做出的一个科学说明，是在其间内置了“生产关系一般”的通史规定。
是故可断定，“历史主义、运动、发展的原则，是与系统考察方法，此外，也与功能考察方法、结构考察方法和其他考察方法紧密联系着的。历史主义原则和系统考察方法的联系具有特殊的意义。这种联系便于可能看到社会诸系统发展中的动态、稳定性和变动性的要素。”
【注[15]：马拉霍夫.唯物主义辩证法：社会发展的辩证法（第4卷）[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93.】
【注[16]：许光伟.恩格斯与列宁：不同道路的思想共同体——通史原理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策略问题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7，（11）：4-17.】
显然，这是中国历史道路类型的系统有机构成“成型”；作为政治－经济国家之系统规定，其凸显土地规律的工作衍生形式——“皇权集中的规律”。简言之，从道路系统的路径形式看，土地身份构成形式本身在于完成共同体身份本位的按“人”分配向按“土地”分配的转化，——共同体直接过程渐渐为具有剥削职能的直接身份系统所置换。
【注(22)：亦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按人头和田亩征发赋役的制度。在封建社会的前期，以人户为标准的赋役量则远远大于以田亩（财产）为标准的赋役量。”（参见《中国户籍制度：历史与政治的分析》第323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出版）】
同时需要指出，封建的食殖生产直接源起于共同体工食制的“共食”，A：Pm本身和共同体原始构成相较，共同点都是无须货币资产形式的财产关系介入其间，即这种剥削方式体现在生产性质和身份构成上，劳动生产方式则与原始公社无大差异。
【注(23)：以中国为例，身份主导的剥削生产定格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的形成——所谓食邑制，剥削方式仍以工食为主，兼“食于奴、食于役”，并直接通过“人丁”进行。其可以分出三个层次的身份等级，“居于上端的贵族阶层、中间的编户齐民与居于最低层的贱民阶层……皇室贵族阶层、官户以及编户齐民中的上层是属于统治阶级，而编户齐民的下层与贱民阶层则是属于被统治阶级。其中的编户齐民阶层分化最为严重，不仅包括职业分化与阶层的分化，也包括了不同的阶级分化。”（参见《中国户籍制度：历史与政治的分析》第268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出版）】
是以强调有机构成为历史研究的道路指标的总统帅，以系统总公式统帅国家总公式和资本总公式、以系统有机构成统帅国家有机构成和资本有机构成。这有什么意义呢？马克思将资本有机构成径直称为“资本构成”，暗含意思是：对道路系统而论，技术构成总是一致的，——这是统治路径的由来（或曰“根据”），社会构成则是其经济形式上的确认，即系统特征形成。
广义的国家有机构成兼容身份和财产的所有制规定。
【注[17]：许光伟.国家、所有制与劳动合约形成——中国共产党分配理论、实践工作本位考[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1，（1）：5-26.】
所谓通史道路，基本命题有二：（1）劳动过程文明规划，（2）人的解放；内生“阶级斗争和阶级解放学说”，社会主义国家正处于这个学说的问题解决阶段。从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系统来说，全部的工作意义在于确立“社会主义共同体生产”的出发点规定。财产即身份，这似乎就是资本所追求的社会属性；于是社会主义国家本位之于资本财产本位的工作置换性即在于深度制止“财产国家”的二重作用机制，以保持继续沿着A：Pm自我扬弃道路前行，克服非公有制生产的资本利润动机，尤其杜绝以破坏性竞争包围“国有高地”之类做法，确保能够按照社会主义道路方向领导其经济行为。而欲如此，又必须首先明确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根据，即作为土地国家之直接扬弃形式的规定性，是完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的一步、道路的一步。简言之，这构成社会主义国家道路范畴的第一重内涵：以“扬弃的身份国家”的历史任务完成规定实现对“国家消亡”之历史指向。列宁指出，“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就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
【注[18]84：列宁.国家与革命[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而在此之前是完全不可能的，确切地说，国家消亡在道路条件上需要两个有机的步骤：一是身份国家的历史扬弃确已完成，二是资本的历史扬弃确已完成，因为后者意味着作为阶级关系生成规定的“财产一般”，即异化劳动一般（个别到一般的系统上升运动）已不复存在。这种道路条件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最终消亡”同样不可避免，并且和奴化的“身份一般”（阶级主体一般）的最终消亡一起。国家（土地身份国家）－瓦解的国家－扬弃的国家，然则，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本位是“瓦解的国家”规定，所正在瓦解的对象是主体关系的奴化；即社会主义国家完成了国家瓦解的第一步，它不是奴化身份的生成，而是主人身份的生成。扬弃的身份国家（或官僚生产）旨在“重建身份”，是以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内容的社会主义身份国家又以“瓦解了的身份国家”为实际的出发点；这意味着经由瓦解指向扬弃的道路是重回“以产品为生产目的的生活资料本位”，以促成A：Pm→Px：Pm道路转化系列的全面完结。
通过将生活资料本位降格为资本服务的消费资料，资本有机构成进一步凸显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绝对分裂状况的矛盾——社会矛盾和经济矛盾，突出了个人目的和生产方式目的的事实冲突性。
【注(26)：生活资料与消费资料毕竟不同：一者执行交往理性，一者执行交换理性。正是利用价值规律的交换理性，资产阶级领导的社会迫使工人（A）=一揽子消费资料的劳动力价值（v），从人身自由和卖身自由的衔接、从劳动力的买和卖的行为上实现了拜物教的经济形式理性。】
【注[19]256-257：刘永佶，等.劳动历史观[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我们回顾和鸟瞰个人与共同体的主体关系在历史矛盾类型上的内涵特征。个人得以从共同体从游离，成为瓦解的力量，首先在于突出“主体矛盾=身份矛盾”的发展规定性(27)。这一点毋庸讳言，但必须是从唯物史观这个角度来看待个人的地位、作用和发展问题。其次，在生产和再生产之间，有机联系的总合形式是分配，因为分配本身表现为“消费”（即共同体目的规定）和“交往或交换”（即共同体手段规定）的直接统一，这对于任何劳动或生产共同体均如此。此时分配一方面是生产或再生产“目的”，对共同体本身而言，乃是抽象规定的交往理性；另一方面，分配又是生产或再生产“手段”，是作为劳动条件和生产条件的配置运动的具体规定，从而酝酿着新的发生－结构模式。再次，商品生产个别到一般道路逻辑的“理性狡黠”在于说明“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不论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好像同最初的商品生产规律如何矛盾，但这种占有方式的产生决不是由于这些规律遭到违反，相反地，是由于这些规律得到应用”，更进一步，“只要略微回顾一下以资本主义积累为终点的各个依次发生的运动阶段，就可以再次弄清楚这一点。”
【注[13]67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注[20]48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就系统生产目的而言，道路I主食殖——这是奴化的总根据，道路II主货殖——这是异化的总根据，两者截然不同。尽管如此，可引入系统的个体单位——不同道路系统的经济主体组织的目的规定：一者围绕Y=w+（Y–w）、一者围绕Y=v+m组织生产和进行产品分配（w为生活资料，Y为系统的新产品）。这样，道路I遵循“生产交往（w的直接分配）－食殖（通过身份强制的生活资料占有）－系统交往（Y–w的再分配）”的运动路径，形成生产、分配以身份所有制为中介的直接统一性；道路II则遵循“市场交换（v的工厂内部形成）－货殖（通过强制劳动的财产占有）－系统交往（m的社会内部分割）”运动路径，是形成了生产、分配以财产所有制为中介的间接统一性。道路系统II的主体组织目的作为“货殖+积累运动”，道路系统I的主体组织规定应归纳为“食殖+积累运动”。从中，我们进一步引出积累的二重性：身份积累（运动）、财产积累（运动），其具有系统同步性，互为系统变量和过程变量。
尽管如此，主体组织的矛盾的主动轮仍然不同，为了说明各自道路特性，则必须突出矛盾及其发生关系的主从性。相对而言：在道路系统I中，身份积累或交往既是系统变量也是过程变量，财产积累则退居系统变量位置。这意味着系统的身份内卷（行动）。一方面是“土地劳动”（马克思称之为“劳动者把土地当作生产的自然条件的那种关系”），另一方面是“工具劳动”（马克思称之为“劳动者是工具所有者的那种关系）。”
【[20]490-491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但是，土地共同体始终压迫着工具所有者，这起初体现在“前提”中，“对劳动的自然条件的占有，即对土地这种最初的劳动工具、实验场和原料贮藏所的占有，不是通过劳动进行的，而是劳动的前提……这种把土地，把大地当作劳动的个人的财产来看待的关系——因此，个人从一开始就不表现为单纯劳动的个人，不表现在这种抽象形式中，而是拥有土地财产作为客观的存在方式，这种客观的存在方式是他的活动的前提。”以至于前提规定如果不被破坏，工具所有者就得不到发展：“要使公社本身照老样子继续存在下去，公社成员的再生产就必须在被作为前提的客观条件下进行。生产本身，人口的增长（这也属于生产），必然要逐渐扬弃这些条件，破坏这些条件，而不是加以再生产等等，这样，共同体就同作为基础的所有制关系一起瓦解了。”
【注[20]476-47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举例来说，和资本作为财产规定完全由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机理相类似，土地一般（土地身份一般即阶级财产）的财产实体乃是所谓的“绝对地租”。
【注(28)：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绝对地租仍然是“绝对的财产”规定。绝对地租和剩余价值生产的创造性结合，恰恰是以有机构成II关系为主统辖有机构成I的一个道路范例。】
这正是和身份系统变量相对应的财产系统变量，它的源泉是ow2，归根结底通过ow2向C的积累转化运动而来。同时，这也正是导致道路系统I典型主体组织积累对象在类型上整体表现为“奴化身份”的理由，其中，奴化性质与其说源于对生活财产的孜孜追求，毋宁说是拜“系统身份－系统财产”同一生成机制所赐。而道路系统II与之相反，矛盾主动轮是财产关系：财产积累或交往倒是系统变量和过程变量，身份积累（阶级身份关系）由交往系统本身导致，——所谓资本财产一般即阶级身份（资本一般）。
道路系统II的典型主体组织（作为“个别资本”的资本家企业），按其本性来说乃是异化财产积累之道路性质。
【注(30)：从这个角度看，剩余价值论其实是“异化劳动创造商品价值”的理论。】
其异化性质根源显然来自总资本对于自身所处社会系统阶级身份的定格。
【注(31)：奴化生出异化，异化必须再次衍生奴化的阶级规定。某种意义上，这也是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地租问题置于“总过程的各种形式”中加以考察，回归“五篇计划”的理由。】
以货币转化为资本的事实为例，背后的实质是“劳动力成为商品”规定（劳动者阶级化——沦落为一无所有的卖身自由者）。毕竟，单单靠钱袋子和剥削行为是不能确立工厂制的，必须依靠交换理性（利用市场交换安排劳动者的全部生活形式）使工人彻底成为和占有生产资料行为无关的一无所有者。马克思最后进行了总结：“简单再生产不断地再生产出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同样，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或积累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一极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
【注[13]70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注(32)：“重建‘劳动过程——生产方式’路径的所有制的社会形式，其实质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和‘建构形态’进行时代综合，谋求支持实现生产关系全方位革命的经济形式基础，最大程度发掘与新型劳动过程文明规划契合的经济形式社会类型。”（参见《劳动过程与商品拜物教批判——兼析恩格斯对<资本论>方法贡献的性质》，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4期）】
然则劳动的解放始终是人的解放的前提条件，其锁定重建个人所有制历史区间的方式是“自主劳动身份的劳动者重建”和“个人（交往）能力的劳动力重建”的道路合流，进而说明劳动过程文明规划乃是重建行动之内在根据：它的意蕴既是生产方式的“否定之否定”，同时也是生活资料安排的“道路扬弃”。这再次表明，以通史道路方法论植入这一理论命题，问题将获得解决。
上述认识成果集结为图5。唯物辩证法以“规律”为联系和发展的范畴，从中揭示认识机理，梳理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原理，定格认识工具。出发点是共同体被“市民关系的系统”取而代之，所谓“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的历史世界，被马克思称为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解体”。
【注[20]10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市民所有制（主体生成：“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资本所有制（主体否定：“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社会所有制（主体发展：“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可见，否定之否定和共同体的“解体经济学”有关(33)；尽管如此，“生成－否定－发展”同时是关于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历史关系变迁景象的道路形式概括。此外，我们还必须承认，马克思列举出这一道路系列意在揭示规律范畴的认识论，定格道路系统的认识工具。“规律是辩证法的认识论的形式”，从规律出发、以对规律的认识贯穿道路，“这样立足于唯物主义路径，即可得到‘辩证法道路’的全部形式——联系的总规定、质和量互系意义的发展、肯定和否定互系意义的发展、对立和统一互系意义的发展。”
【注[21]：许光伟.论《资本论》矛盾规定发展的辩证法——以唯物史观何以“唯物”何以“唯实践”为线索[J].经济纵横，2020，（8）：9-23.】
事物的存在－事物的状况－事物的道路－事物的灭亡，从中可了解到，其揭示规律认识论的一般原理。否定之否定的认识规律所揭示道路的路径形式是“道路系统→结构（化）系统→道路系统”，——于是在马克思看来，这是“市民社会”发展道路的否定之否定的形式，“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社会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制度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局限于言过其实的历史事件的历史观何等荒谬。”
【注[7]87-8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图5主体组织劳动类型及历史道路扬弃的各种形态
【注[13]1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这一切都依赖于有机构成的分析工具，重建个人所有制道路内涵与实践意义突出了有机构成“具象”历史的功能。
故而《资本论》第一卷以市民社会的“肯定和否定互系意义的发展”为认识工具总结历史道路的发展，明显具有通史道路的方法论考量特征，在于践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到政治经济学中寻求的看法，这种工作成果实现了对《法哲学原理》的彻底批判。这使宗教的历史认识问题得以最终解决。
【注[22]：郝敬之.回到整体马克思——《回到马克思》质疑[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262-263.】
列宁的说法是，“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社会主义者要求社会和国家对劳动标准和消费标准实行极严格的监督，不过这种监督应当从剥夺资本家和由工人监督资本家开始，并且不是由官吏的国家而是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来实行。”[18]86-87在某种意义上，列宁预告了之前的道路进程：重建个人所有制I→重建个人所有制II（图5显示了这个机理，道路过程分别为OL3－OL4与CL3－CL4历史区间），这是在历史主体辩证法的道路域中划定的工作范围和演进路线。
【注(35)：共产主义是“实现了的主体辩证法（规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指向这个目标的历史过程。而从历史主体辩证法（规律）最终实现的角度看，目的性由主体性所规定，本体论则由主体论所规定。】
一言以蔽之，马克思的市民不是欲求绝对独立之个人或抽象理性人等幻想，而是希图解放的“共同体的社会个人”，即不断走向历史自由道路的个人的力量。
身份与财产是重建命题所释放出来的阶级理论内涵和实践解放涵义。如果说道路II的矛盾源于“必然性规定的劳动能力和它的财产地位的矛盾”，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道路I的矛盾源于“劳动者素质机能与其社会地位的矛盾”，由此激发一种认识：关于身份与财产的所有制关系，单单用政治与经济或文化、伦理、拜物教等因素与物质生产的系统结构联系已不足以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和指导实践，是以“要明白苏联教科书的传统唯物史观中，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规定缺了什么？还是缺主体性。因此，这样规定的社会是没有主体的社会，也是没有生气的社会，只是一堆总体性概念堆砌起来的社会。说到它的基本矛盾，也只是概念之间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忽略了生产的主体。”然则实际的涵义是，“不是用劳动者素质机能和社会地位取代生产率和生产关系两个范畴，而是取代它们在历史观中的地位。”
【注[19]151-154：刘永佶，等.劳动历史观[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进一步，党的策略就在于沿着主体关系扬弃路线创造性理解唯物史观的基本矛盾，藉以结合解决道路I矛盾和道路II矛盾的社会策略问题，从而有了党在不同时期的辩证法工作策略以及对价值规律（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的创新性理解与创造性实践。
旨在彻底解决奴化和异化问题的系统生产是把计划作为主体联合自身的组织条件和政治条件来看待的，据此，毛泽东提出关于“两个消灭”作为共产主义过渡条件，斯大林提出“三个基本的先决条件”还不够，还必须有“政治条件和主体动员的条件”。这是理解“党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理论范畴的根据，计划必须从克服官僚属性及市场盲目性入手成为党的策略的主要手段；不可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确实存在“奴化－异化－奴化”的运动复归，如工人官僚具有两面性和矛盾性：工人官僚集团的统治“主要不是通过掌握货币财富，而是通过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这一点决定了它的非资本主义性质；另外，“它的非社会主义性质则体现于，它无法使自己摆脱货币和货币财富的影响。”
【注[1]8：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M].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2.】
“国家－商品拜物教”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选择市场经济道路形式的“阿喀琉斯之踵”，从而出路只能是在以系统的力量利用价值规律的同时，加强计划的科学性和民主性，防止主体重新跌入市场拜物教。
以主体辩证法谋划发展，核心要义在于围绕“人的主体性”设计经济组织类型，在于以恰当的社会机制落实和安排劳动者的社会主体资格与主人地位，立足现实地基促进社会向“发展人”的目标方向扎实前进。然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组织包括公有制的经济主体组织和非公有制的经济主体组织两种基本类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营企业是一种“新的关系”类型，决定其必须将自身安置于“新的系统”，以免重新被旧有的道路I或资本主义的道路II所啄食。只有肯定系统层面的自生力是起决定作用的历史道路力量，并成为自身的系统外生变量，才能够真正使自身定格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双内生变量”（具有道路系统I意义的双重的自生能力）成长规定：身份关系的自我成长、自我发展壮大乃至于财产关系的自我成长、自我发展壮大；而一旦丧失党的领导，其立时陷入无序生长状态，失去系统赋给的成长规定。这既是系统生长的一般原理，也深入涉及党领导资本的“机理问题”。须知在道路系统I，财产积累是不自生的，但不意味着财产关系不自生，实际上，它由系统本身所产生，乃是由公有制道路系统及其结构化所形成的系统自生力，——意味着它的成长道路最终只能归结为系统形式的成长。
【注(36)：任何系统一旦失去系统自生力就将趋于瓦解。道路自主而系统自生，这是对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进行问题解决的创造性描述。】
这突出了以国有企业为主导加强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组织”的经济协同的理论正确性和实践必要性。任何个体经济主体组织的成长都是受系统约束的行为。然则，国有企业部门必须扎牢主人身份成长，焊牢系统目的规定，以拱卫阶级身份和社会财产“双外生变量”的行动资格。
【注(37)：其暗喻劳动者阶级的系统生产关系成长类型和人本位的系统生产力发展类型两位一体的统一性。】
其在系统经济过程“实践现身”，是确保生产和分配同样为实践化的行动，在工作原则和策略上落实列宁的指示：“统计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正确地进行工作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的雇员……（因而）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工作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工作，并同等地领取报酬。”
【注[18]90：列宁.国家与革命[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于是必须特别注意分配是一种“实践化行动”规定，社会主义由分配实践启动，“说到底，分配域的资本仍旧是普遍异化的要素的社会伪装形式”，从而，“从分配也是一种实践活动——生产性实践活动和政治实践活动——的角度而言，超越资本的现实力量结点在于分配本身。”
【注[23]：许光伟.生产要素社会规定性：一个批判性建构分析[J].学海，2012，（2）：23-29.】
具体来说，是从全局上看到总规律从计划本位着眼，又落脚于分配的实践活动，这样即把“主人规定”事格化了。盖因共同体的劳动主体格同样经历“成员（主人）→非主人（非官者‖非资者）→主人（劳者‖官者‖资者）”的变动序列，即按“身权”分配→按“财权”分配→按“主人”分配的形态轨迹变迁（至少主导分配形态是如此）。
【注(38)：就劳动主体而论，通史的分配沿着“按身份分配和财产形式配置的结合→按阶级分配和按财产分配结合→按主人分配和财产形式配置结合”序列前进，——从经济统治形态看，分别是按“土地”分配（财产是身份的直接实现形式）、按“资本”分配（财产归根结底作为阶级身份的实现形式）、按“劳动”分配（“主人规定”决定和调节着财产的实现形式）。】
于是在通史道路自我扬弃发展的第一阶段，劳者作为“成员”，拥有一定程度的身权，但越来越弱，——在这个阶段上，宗法分封、贵族分封盛行（这决定不可能有普遍的资本形式）；第二阶段基本可视作“被雇”阶段，资本家以“主体财产权”的名义全部夺取了个体雇工的社会身份权，——在这个阶段上，由于市场配置的力量，官僚统制逐渐被系统所禁止；而只有在第三阶段，劳者、官者、资者重新作为“混成有机的形式”（所谓“挣主人”的时代），同时计划统制开始流行起来，劳者的社会自由度开始得到大幅提升，——相应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由的劳动计划才可能全部替换原来由分封生产、统制生产和市场配置占据的位置。
依据图3，阴阳五行是思维的具象，有机构成是历史的具象，这样可以将总公式和生产一般视为历史过程展开自身的两个维度。交换－交往－交换、流通－生产－流通：总公式只能作为“历史具体”（本身包括着抽象历史、具体历史、抽象认识、具体认识的具象环节）——实践具体和思维具体，生产一般只能作为连结实践具体和思维具体的“历史抽象”。所谓《资本论》中的“有机构成”，即劳动二重性的商品化合物→货币化合物→资本化合物；有机构成是历史道路生长秩序的具象，由此产生“抽象和具体”（范畴学）的展开维度。“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然则，“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
【注[6]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所谓历史化合物的发生学，即运动和构造的历史发生学、系统发生学、现象发生学、认识发生学，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指示的“科学”乃是历史科学。单纯“发生→结果”乃是现象学，只有“历史发生→历史结果”才蕴藏本质；“历史的发生”（实践具体）——历史生产的理论抽象式——“历史的结果”（思维具体）：这是确立思维学意义的“抽象第一性”和“具体第二性”的根据。然则，发生同样是结果，结果同样是发生，略古详今，过去历史的结果和现在历史的发生形成一种从简单到复杂的历史进程：如主体性→阶级性→主体性与阶级性的有机统一；据此可看到，主体性和阶级性这一对范畴当然决定着阶级性和科学性的工作关系。然则对道路I而言，乃从共同体本位的协作出发，以“协作形式”布置总线，却不是“价值形式”。
这就形成对阶级关系生长具象状态（自主和自生成长状况）的理论与实践询问。是以把握规律范畴必须引入“阶级关系的对象”，如对资本积累（本身是资本主义的总规律）的把握必须基于资本家阶级的自主关系和雇佣劳动阶级的非自主关系视角，进一步考察社会生产力从自生到不自生的发展状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超越“非自主”（生产关系的必然性发展）和“不自生”（阶级生产力的必然性状况）是生产方式变革的同一命题；尽管如此，当考察某一既定阶级生产方式的生产发展时，被统治阶级非自主生产关系的规定性往往被合并在统治阶级生产关系类型中加以考虑。这也导致劳动主体似乎可以借助主体关系的财富对象，和非劳动者一道成长（如中国古代社会的集体生产形式）。
【注(39)：虽则对被统治阶级的生产力的衡量依靠了“自主生长”，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它的特征状况归根结底由系统形态的整体状况来决定和说明。】
由此可看到，自主始源规定是劳动者的身份规定，源于“主体是劳动者”这个规定性。自主同时意味着占有对象上的“共主关系”，资产者正是利用这个规定使个人劳动能力作为“自己的财产”并入自主成长行列。同样，也正是由于我们把本身是主体格和阶级格概念合成的生产方式同作为“身份和财产”的所有制概念进行必要的工作嫁接，才最终觉察到阶级生产方式的特殊的占有关系类型。显而易见，道路I意味着主体交往系统“身份的自生”，道路II则意味着客体交换系统“财产的自生”。然则，前一道路特征反映为生活资料自主制度赋予的身份积累“自生性”（或自主成长）与财产非自主成长的二重规定统一；与之相反，后一道路特征反映为生产资料自主制度赋予的财产积累“自生性”（如资本有机构成的成长体式）及其阶级身份“不自生性”（资本有机构成一般水平的系统决定）的运动统一。于是在前一道路形式上，身份关系好似是“内生变量”，而财产形式是“外生变量”；在后一道路形式上，财产关系好似是“内生变量”，阶级身份则是“外生变量”。这是对立的道路共殊运动，决定其系统内相遇的情形是：要么是相互融合，要么是双方结成的矛盾关系向新的关系转化。
转自：政经中国公众号
【理论探索】许光伟：有机构成、人的发展与党的策略问题——通史道路的理解域
（作者鸣谢彭晶晶老师的支持与悉心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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