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国际战略合作与外交的理论和实践
萧绍良
(一)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的战略理论
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的战略理论是毛泽东国际战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我国国际合作和外交工作的两块磐石，也是我们理解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关国际战略理论的先导。
1、中间地带的理论
2、三个世界的理论
(二)七项原则的战略理论
1、国家利益原则的理论
众所周知，在国际社会中活动的主体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国家主权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因而源于国家主权的国家利益，包括领土安全、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等就自然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动因，成为国家对外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关系上，始终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准则，坚定不移地站在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的原则立场上。在国家交往中，既尊重别国的主权，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又坚定地维护自己国家的尊严，维护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决不允许别国干涉中国内政，决不拿国家利益作交易。“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毛泽东曾如是说。这从当年毛泽东果断制定抗美援朝决策、拒绝赫鲁晓夫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核攻击和军事威胁，实施“一条线”“一大片”战略可见一斑。
在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国际合作和斗争中，毛泽东始终既坚定国家利益至上，又旗帜鲜明地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倾向。
2、和平共处原则的理论
3、反对霸权原则的理论
4、对外开放原则的理论
深受辛亥革命影响并得到五四运动陶冶的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深感闭关锁国对中华民族的极大危害，因而力主对外开放。毛泽东在建构其国际战略和外交理论时，对外开放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构件。
5、反对和平演变原则的理论
6、一边倒原则的理论
7、国际统一战线原则的理论
(三)三大灵魂的战略理论
1、实事求是的理论
(二)独立自主的理论
3、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理论
在国际斗争中，毛泽东始终高瞻远瞩，不信邪，不怕压，敢于斗争，从不屈服于任何国际敌对势力的威胁与蛊惑，从不拿原则作交易，敢于从战略上藐视它们，保持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而在战术上高度重视它们，善于同它们作斗争，灵活运用各种策略，谨慎地处理各种外交问题，并在斗争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把谋长久与谋一时、谋全局与谋一域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国际战略理论的精华所在。例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奉行的和平共处原则，生动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在国家关系上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在国际事务中时时处处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尊严。而在某个事件上或特定场合中，为打破僵局，促使形势朝着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向发展，能够作出必要的让步和妥协。在万隆会议上讨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有些国家的代表并不反对它，只是不喜欢用“共处”这个词，由此使会议陷入僵局。有鉴于此，周恩来表示可以采用联合国宪章中用过的“和平相处”来代替“和平共处”，从而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四)一个支点的战略理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高瞻远瞩、洞察国际，很重视国际合作，根据世界形势、国际关系、国际合作潜力和运行情况等，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合作论述，并将其理论运用于国际合作实践，促进了我国国际合作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
(一)毛泽东国际合作理论的时代背景
世上任何社会事物都处在不断的运行和发展之中，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点。毛泽东的国际合作理论也不能不受到时代的影响。要正确认识和理解毛泽东的国际合作理论，首先就要对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有个基本的了解。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奠基人。新中国成立时,国际上两极格局已形成，美苏两霸严重对峙。在对待新中国的问题上，美国不仅自己不承认新中国，而且竭力阻挠别的国家承认新中国，反对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企图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新中国。在国内，由于脱胎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中国国内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可谓“一穷二白”、“一贫二弱”。新中国既面临着捍卫主权，维护国家利益的历史重任，又亟待实现我国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政治、经济、文化和人的现代化建设搞上去。因此，无论从政治形势，还是经济实力来说，要巩固和发展中国都需要大国的支持和帮助。在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上：毛泽东的着眼点主要集中在世界政治的格局上，着眼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支持和合作。后来出现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搞霸权主义，严重倒退的情况，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必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反修防修的斗争，并把国际合作的着重点放到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
二、毛泽东国际合作理论的创立和发展
(一)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政治经济理论和历史经验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合作理论的中国化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和发展着的。同样，毛泽东的国际合作理论也是在中国传统政治经济理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合作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离开了中国传统政治经济理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合作理论，毛泽东的国际合作理论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就其理论根源来说，毛泽东的国际合作理论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政治经济理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合作理论。
19世纪中叶前后.伴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世界市场不断扩大，国际间的经济活动日益发展起来。据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还指出：“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马克思因此认为：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都不能与世隔绝，彼此应相互合作。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国际合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列宁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该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还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在此理论指导下，苏联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合作，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合作。通过国际合作，苏联既缓和了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为国内经济建设争取了宝贵的和平环境，又使国内生产水平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从而使苏联在极其险恶的国际环境中顽强地生存并逐步发展强大起来了。
毛泽东正是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政治经济理论的精髓，即中华民族几千年国际经济交流和合作经验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合作理论，并将其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最终形成了毛泽东中国特点的国际合作理论。
2、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中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为世界文化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至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如果被赋予时代意义仍有较大价值。比如，“和合”、“和而不同”、“互通有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的是与人为善，与人合作，是利人利己，合作共赢。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珍视友谊和共同发展的民族，开拓了互利共赢、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成为中国人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哺育、滋养了他。他不仅重视学习、研究和谙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还特别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华民族特点的毛泽东思想及其国际合作理论。
3、始终坚持坚定而鲜明的国际合作原则
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国家主权受帝国主义侵犯达100多年。对于一生致力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毛泽东来说，没有什么比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更重要的了。因此，他决不容许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受到丝毫的损害。如在五十年代末，他宁愿与苏联关系恶化，也不能容忍主权遭到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与霸权主义侵犯，从而断然拒绝赫鲁晓夫关于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以及自私自利国际经济分工的无理要求，维护国家主权，坚持独立自主与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原则。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新中国外交的根本方针，也是中国进行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在建国初期，毛泽东认为中国实行“一边倒”战略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但同时强调与苏联结盟也“不能把自己的党和国家的独立性丢掉”。从这一立场出发，即使在中苏结盟时期，我国也没有放弃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批评和抵制。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和牺牲而得来的独立自主发展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中国不看别人的眼色行事，始终坚持把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世界经济繁荣作为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并依此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
4、及时宣告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强烈愿望
5、特别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
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不只一次说过：“我看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朋友就高兴。”因为“我们这些国家在世界上处于同样的地位。……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受帝国主义的欺负等方面都差不多。”同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相处感到一种平等友好的气氛，因为“我相信你们也是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西方国家就不同了，除了一部分进步人士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外，那边的人看不起我们。……他们不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轻视我们”。毛泽东认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应当相互尊重、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相互合作，而且这种尊重、帮助、支持、合作是坦诚的、真心实意的，“你们要监督我们，看到我们不好的地方要说，看到我们进步得慢也要说。你们要监督我们向前进步。”
在上述国际合作外交理论和方针的指引下，中国积极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和友好关系。1956年到1965年的10年间，我国先后同27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友好外交关系，发展与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与合作，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赢得了一个更加广泛的活动空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成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中国自己定位于发展中国家之列，即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另外，为了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单靠南北对话是不行的，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团结起来，加强合作。
6、抓住有利时机与美国改善和建立合作关系
(三)毛泽东国际合作理论和实践的特点
1、主张国际合作的方式特点
2、主张国际合作的对象特点
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主张的国际合作对象主要限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和一部分第三世界国家。195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与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代表团及布拉格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谈话时指出，“我们的外交政策原则：首先是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第二是和亚、非、拉丁美洲及北欧的一部分国家建立关系;第三是对西方主要国家，现在主要是和他们斗争，不忙于建交”。实际上，中国在外交上也是一直这么做的，合作对象主要限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搞修正主义，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中国主要的合作对象则集中于第三世界国家，也及时与美国改善关系，谋求共同利益和发展。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将对外贸易和引进技术的重点转向西方。“四三方案”是毛泽东“策划”的又一个杰作。所谓“四三方案”是指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向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荷兰、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计划。这是中国继20世纪50年代引进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毛泽东英明领导我国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基础上，两次大规模国际合作和引进，加速了国民经济发展。
3、主张国际合作的侧重特点
4、主张国际合作的领域、范围和发展特点
由于当时国际环境和条件的限制，毛泽东认为国际合作的对象极为有限，认为新中国成立不久，“一穷二白”，“一贫二弱”，经济落后，又受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挑衅，国际动荡不安，交际还不广，可以合作的范围也仅仅局限在与外国做生意、接受贷款、引进成套设备、进行文化和技术交流等方面，但是，我们可以广交朋友，互通有无，努力扩大国际交流和合作，争取互利共赢，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根据毛泽东的国际合作理论，党和国家采取了积极的和平外交方针政策。
随着国际环境和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的国际朋友越来越多，与一百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朋友遍天下，国际交流和合作逐步扩大，也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使我们的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迅速富强起来。
(一)创建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
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毛泽东把运用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原则运用到新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从而奠定了当代中国毛泽东外交理论及其实践成就。
1、划清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界线
新中国成立前夕，全面地制定新中国的外交理论、方针和政策，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为了从根本上与旧中国半殖民地屈辱的外交划清界线，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控制权的方针。”他于1949年提出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主张。“另起炉灶”的涵义是：“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要在互相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涵义是：要在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及其影响之后，再让外国客人进来。
毛泽东提出的上述方针，从根本上回答了新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即怎样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新的对外关系，怎样有步骤地清除帝国主义的影响以及如何处理同他们的关系;因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新型的对外关系和实施新的外交方针政策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2、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不允许外国干涉我国内政
雅尔塔体系标志着世界进入了美苏两极格局的时代。毛泽东所确立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处理同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并得到充分的发展。
建国之初，由于美国政府推行与中国革命为敌的政策，毛泽东提出了“一边倒”的政策，坚定地站在“和平、民主、社会主义一边”。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再告诫中国同志：“要用自己的脑袋思考，要用自己的腿走路。”当时，中国与苏联结盟是战略上的联合，目的是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听命于苏联。事实上，中国在处理对苏关系中，仍然保持了新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地位，从未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做出过有损主权的让步。1958年，毛泽东断然拒绝了苏联提出的有损于中国主权的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中苏联合舰队的主张，同时还批评了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当苏联共产党把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并且企图逼迫中国就范的时候，毛泽东采取了坚决顶住，绝不让步的原则。在这之后的岁月里，毛泽东继续对来自苏联的霸权主义和军事威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捍卫了国家的安全与尊严，使中国逐步成为一支独立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的重要国际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曾经经历了长期的对抗。主要原因是：美国不承认中国新生的人民政权，还在西方国家中带头孤立、封锁新中国，并先后从朝鲜、台湾和印度支那三个战略方向对新中国实施军事围堵和威胁。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尊严、主权和领土完整，毛泽东同美国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进行了长期坚决的斗争，并从战略上为中国制定了相应的对策，使新中国顶住了扑面而来的惊涛骇浪。进入70年代，新中国已经迈上自立自强之路，朋友遍天下，美国政府再也不能无视新中国的存在了，于是便有了1972年尼克松登门访问中国。经过20多年的较量，美国在《上海公报》中第一次公开承认：“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美两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这是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二)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
在创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方针和路线时，毛泽东冷静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和世界主要矛盾的变化，把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为中国外交确定了正确的方向。
1、对战后世界主要矛盾的战略分析与判断
在这之后，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的观点。他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
毛泽东的上述论点，不仅表明了他对战后世界发展大趋势的深刻认识和敏锐的判断力，而且令人信服地提出了：经过斗争，世界大战可以推迟，甚至可以避免的重要观点。这对于在炮火硝烟中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确定自己的外交方向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意义;依据“中间地带”的战略观点制定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方针政策，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反对对中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威胁最大的美帝国主义，不仅要依靠和联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要积极争取和联合处于中间地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甚至对包括英、法等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应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以最大限度地达到利用矛盾，反对主要之敌。这就为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辟了道路。
2、争取和平为上策
(三)制定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49年中国新民族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夙愿。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独立和自由，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运用到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去，提出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奠定了当代中国外交的战略基础。
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与完善
毛泽东在这些场合多次提及的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基本内容。尤其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被列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要一条，成为不同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前提和基础。
2、五项原则成为我国长期的外交方针
毛泽东的论述非常清楚而科学地区分了革命与外交的界限，表明了中国政府愿意与各国和平相处，共同谋求发展，这样既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外交工作的开展，同时也有助于消除一些国家同我国打交道时的疑虑，从根本上保证了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各国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
(四)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关系
1、交朋友的重点放在亚非拉地区的三大洲
50年代中期，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亚非拉地区的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正在作为独树一帜的、不断发展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在经过缜密思考之后，毛泽东提出要把交朋友的重点放在亚非拉三大洲的新兴国家。1958年9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指出：“你认为我们做工作，我们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应该放在三大洲，即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大半个欧洲。”
根据毛泽东的上述观点，新中国积极主动地发展同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每当一个独立国家出现，中国政府马上予以承认，并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在建交方式上照顾对方的具体困难，采取灵活的态度，结果很快打开了建交的局面，形成了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二次建交高潮。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表决中，亚非拉国家大力支持，对中国取得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2、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帝、反霸、反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与此同时，毛泽东一直密切注视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1961年，当古巴人民面临着美国武装干涉的严重威胁时，毛泽东亲自出席古巴驻华大使为庆祝古巴革命胜利两周年而举办的招待会，对古巴大使说：“你们是会胜利的，中国人民决心从各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支持古巴人民的爱国主义斗争。”
新中国成立时，国际形势异常复杂。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对峙的冷战格局已经形成。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安全环境极其恶劣，新中国的生存面临严峻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战后新兴国家对新中国缺乏了解，尤其是周边的一些邻国，由于历史原因，对新中国存在重重担心和忧虑。如何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如何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不断探索和思考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执政的27年中，与周边邻国领导人先后会谈时，不断亲自阐述新中国的睦邻外交政策。毛泽东的外交理论正是在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一)毛泽东周边外交理论的基本内涵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捍卫新政权，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采取了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同时，也在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自身发展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毛泽东外交理论涵盖了相互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以平等的原则建立外交关系，以相互尊重的理念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与分歧，以互利合作促进与周边国家的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以包容的心态共同建设和平的国际环境。
1、以平等的原则建立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
2、以相互尊重的理念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3、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与分歧
4、以互利合作的形式与周边国家发展国家关系
5、以包容的态度与周边国家共同建设和平的国际环境
毛泽东丰富的外交理论体现在新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多个方面，50年代形成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毛泽东外交理论和外交智慧的集中体现，而这五项原则正是毛泽东在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实践中逐步探索总结出来的，对于新中国开创和平友好的周边安全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毛泽东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实践特点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从各个方面加大了对新中国的遏制和封锁，试图扶植蒋介石扼杀红色中国政权。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建立稳定的国内秩序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新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包围和遏制，新中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的同时，积极拓展与周边各国的联系，树立新中国的良好形象。毛泽东通过接待周边邻国领导人和友好代表团体，发出和平友好的愿望和诚意，尤其在与印度、缅甸等国领导人的具体交往中，他充分展示了新中国领导人与周边邻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愿望和诚意。毛泽东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外交实践是新中国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积极尝试，为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坚持求同存异，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
2、耐心释疑解惑，传递睦邻友好诚意
3、倡导和平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4、支持正义事业，捍卫邻国民族解放事业
5、提供无私援助，促进邻国共同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国际局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天下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未消失。在新的形势下，总结毛泽东外交理论的巨大成就，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在外交方面深邃的战略思考，掌握其分析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领会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策略理论，对于指导当代中国的外交工作，进一步发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国际战略合作外交理论的历史性巨大成就
在1949—1976年期间，新中国外交在毛泽东的国际战略理论指导下，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努力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经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终于打破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包围，顶住了美苏霸权主义的巨大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中牢牢站稳了脚跟，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巨大力量。这是一项了不起的伟大成就。
1949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之时，只有屈指可数的十几个国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毛泽东国际外交理论的指导下，经过二十几年的努力奋斗，当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世界上已有110个国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开展了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往来，并且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些成就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毛泽东周边外交理论的历史性卓越贡献
新中国遵照毛泽东和平外交理论和政策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打消了周边国家人民心中的疑虑，不仅打破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和遏制，而且也为新中国的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毛泽东外交理论是以国际战略为主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积极倡导和平外交，为发展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树立了典范。毛泽东在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上的外交实践，得到了周边许多邻国的理解、支持和赞扬，也为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1、树立与周边国家发展和平友好关系的理念，为新中国睦邻友好的和平周边外交进行了开创性探索
2、打破了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遏制和孤立，开创了中国国际和平外交新局面
新中国成立不久，不仅同瑞典、丹麦、瑞士、芬兰四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同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巴基斯坦等亚洲民族独立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通过与这些国家建交，新中国向周边国家传达了睦邻友好的信息，向世界昭示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迈出了打破美国对新中国实行遏制和孤立政策的重要一步。”毛泽东执政期间，中国政府通过正确的方式处理了周边国家的华侨问题，排除了周边国家领导人的担忧和恐惧，赢得了周边国家人民的尊重和信任，为新中国改善了国际生存环境。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缓和了与周边国家的矛盾，迅速打开了新中国的外交新局面，巩固和发展了与周边国家的团结友好。
3、明确新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为中国周边外交制定了明确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周边外交理论的宗旨就是建立和维护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毛泽东执政期间，除了接见印度、缅甸领导人之外，还会见了如巴基斯坦、尼泊尔、印度尼西亚、越南、朝鲜、柬埔寨等周边国家领导人和代表团，他明确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和发展方向。新中国的外交实践表明，新中国自成立时起就不断努力与周边邻国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促进周边邻国的发展与进步，进而建立和平的地区环境和国际环境。毛泽东执政期间，在外交工作中，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一切分歧或争端，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通过多边、双边协调合作逐步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和问题。这也为世界各国和平友好地处理国家间关系树立了典范。
4、确立新中国周边外交工作的基本方针，为中国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过程中，从探索处理与周边国家边界问题、华侨问题及其他历史遗留问题开始，逐步提出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应遵循的原则，确立了中国政府解决各国之间矛盾与分歧的原则和立场，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各国之间的争端，而不应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最后形成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印度和缅甸等国家领导人的欢迎和接受。新中国的外交方针为我国发展与周边邻国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实践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的一个长期的方针和准则，得到了包括第三世界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广泛支持和认可，它不仅仅是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原则，后来也成为中国处理与一切国家关系的准则。毛泽东的和平周边外交理论和政策，不仅巩固了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友好关系，也为亚洲地区乃至世界各国之间的和平相处做出积极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与邻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保持周边环境的和平稳定一直是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这是与中华民族睦邻友好传统一脉相承的，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奠定的周边外交原则。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周边外交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而且成为建国几十年来，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理论依据。毛泽东的周边外交理论，成为中国发展与周边国家友好关系的理论基础，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毛泽东国际战略合作外交理论的深远影响
1、独立自主的原则仍然是当代中国外交应继续坚持的立场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外交理论的主要特征，毛泽东外交战略所要实现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国际社会的惊涛骇浪中维护国家的主权、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在国际风云急剧变幻的今天，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还须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并以此为出发点来确定自己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正常关系。
2、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仍是中国外交长期艰巨的任务
毛泽东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划分三个世界战略时，曾经揭示出帝国主义及其霸权主义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在新时期，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导致世界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形势下，霸权主义正在呈现出某些新的特点。“武力干预”、“人权外交”、“经济制裁”等，成为霸权主义向别国施压和干涉别国内政的重要手段，甚至出现了以所谓的“人道主义”，甚至以随意捏造的谎言为借口，对一个主权国家实施军事打击。在这种局面下，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一项艰巨的任务。
3、继续加强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仍然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
毛泽东在50年代曾多次指出中国交朋友的重点应放在亚非拉三大洲;在70年代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中，又突出强调了第三世界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且表明了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基本立场。在毛泽东看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军。在新的历史时期，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是维护世界正义，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上世纪90年代以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连续挫败西方势力所谓人权问题的反华提案，亚非拉国家对中国的有力支持，是这一斗争取胜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巩固和加强与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仍然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
(摘自《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辑要》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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